《北京晚报》为例

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群体角色的再现——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为例

张灵敏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的存在，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形成了农民工群体。借用中国社科院陆学艺的定义，“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佣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¹⁾农民工的户口在农村，而主要的活动场所却在城市，这反映了极为矛盾的现实：他们的活动是在城市中进行的，他们服务的对象也是城市；但是，他们却不被他们所服务的城市所接纳，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²⁾这使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主流群体之间产生了认知的隔阂，导致社会中种种不和谐因素的产生。目前这个边缘群体的数量已经超过2亿，⁽³⁾数目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城市社会的关系等都会极大地影响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时，他们又是城市、农村之间的一种联系纽带，因此将这个群体纳入研究视野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按照功能主义理论，在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和同化问题上，大众媒介无疑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目前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学方面，即对农民工的流动特征以及他们的未来发展的探讨，而新闻传播学维度的研究相对被忽视。所以，本文将引入这样一种视角，研究大众媒介如何参与到农民工群体角色的构建过程中来，在向城市社会传递有关农民工群体信息的过程中，媒介如何充当“把关者”、“神话构建者”的角色，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这一群体的看法。

二、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内容分析法和新闻叙事分析法。

以北京为考察地点，选择北京两家综合类报纸《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晚报》作为研究对象。《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占据了北京报业市场的1/4，是北京影响力最广的两家报纸；另外，两家报纸的受众定位相互补充，可以更好地覆盖不同的受众层次，提高研究对象对整个北京报业市场的代表性。

分别以两家报纸2006年的全部报纸为总体，从每个月的报纸中分别随机抽取3份，一共抽取出72份报纸，搜集与农民工相关的报道，总共有45篇，其中《北京青年报》23篇，《北京晚报》22篇。

三、研究发现

（一）内容分析：农民工群体在媒介内容中的角色再现

本文对45篇农民工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报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叙事类型，再现农民工群体在媒介内容中所扮演的角色。

1．农民工在媒介内容中的类型化角色

中山大学李艳红将有关农民工报道的叙事类型分为五种：受难叙事、负面行为叙事、正面/英雄行为叙事、受爱护叙事和中立叙事。⁽⁴⁾

本文从内容分析得出，农民工群体在媒介内容中的角色突出表现为受难者和负面行为者两种。从单一叙事的角度来看，在45篇相关报道中，表现农民工“受难者”角色的有16篇，占35.6%；9篇新闻报道突出了农民工的负面行为，占20.0%；而农民工以正面形象出现的报道仅有1篇。也就是说，农民工在媒介内容中扮演的角色突出表现为受难者和负面行为者。

其中，“受难者”角色集中表现为农民工因公受伤或者死亡，如《塔吊断臂砸中三人》等报道；另外出现较多的是农民工在生活中遭受的苦难，如报道《九旬老翁抡斧砸伤保姆头》等。这类受难者角色的展现，可以让人们了解农民工的生活现状，激发社会对他们的同情，但另一方面，将此形象类型化会加深他们的弱势地位，不利于他们的言语表达。

负面行为者的角色体现在两类报道中。一是农民工犯罪报道，如《小保姆因琐事杀人被判死刑》等新闻报道；二是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的负面行为，多是道德层面上的，如“民工争买肮脏廉价衣”等有损城市形象，不符合城市文明规范的行为。

这两种角色在媒介内容中的高频率出现，体现了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角色定位。媒介框架理论认为，新闻媒介倾向于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构造议题，媒介框架就是进行选择的原则——强调、揭示与表述的符码。⁽⁵⁾构造的框架可以被定义为“新闻内容的一种核心组成思想，它能够提供一个背景，并通过选择、强调、排除和阐述方式来提供议题是什么”⁽⁶⁾。大众媒介通过信息的选择与剪裁进行类型化叙事，给农民工群体贴上“受难者”和“负面行为者”的标签，受众长时间阅读这些类型化的叙事，接触这些类型化的角色形象，会对农民工群体产生与大众媒介相同的角色认识，对此群体做出相应的角色评价，从而影响这一群体的自我角色确定。

农民工作为正面行为者出现在媒介内容中的频率只有6.7%，可以说是被大众媒介忽略掉的一种角色。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主要劳动力，他们活跃在建筑业、机械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几乎做了所有城市人不愿做而又必须做的工作，为城市社会的建设和人们的生活付出了汗水和心血，这就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扮演的正面角色，但是媒介在这方面的报道寥寥无几。

受爱护者角色是媒介内容中表现较多的一种农民工角色，占所有报道的17%。这类报道虽然是以农民工为议题，但是报道的中心却不在他们身上，在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成为一种陪衬，突出了国家政府部门、城市相关组织的光辉形象。这类报道有《市建委明确时限 劳务费56天支付》等国家政府相关部门采取的一系列惠及农民工的措施。这种叙事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立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而与农民工的主体经验表达存在着距离。

（二）单一维度形象与农民工社会身份的建构

通过内容分析不难发现，农民工群体在媒介内容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单面化的。

受难者、负面行为者和受爱护者角色的突出，同时正面行为者角色的缺失，致使这两者力量不均衡，人们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和评价就会猛地向力量强大的一方倾斜。埃里（Eli Avraham）博士在阐述报道次数、报道角度对形象塑造的影响时，提到了“单一维度形象”和“富形象”⁽⁷⁾。要想了解某个群体，就必须立体地看他，形象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但媒介却集中于对农民工的受难者角色、负面行为者角色和受爱护者角色等促使农民工群体更加弱势化的形象塑造，而提升他们社会地位的正面行为者角色几乎缺失，因而媒介内容所构建的农民工角色就是单一维度形象。

有学者认为，受难叙事和受难形象有助于农民工群体自身主体经验的表达，并促进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理解和认同⁽⁸⁾，但是得到同情与获得认可与尊重似乎还是有差别的。“同情”是一种居高临下，而认可与尊重更多强调平等。农民工群体的经济地位低于社会主流群体，两个群体之间本来就存在不平等，而大众媒介的“受难叙事”更是把这一群体的地位置于更低处。农民工群体得到了社会的同情，但却很难获得社会主流群体的认可与尊重。

同样，负面行为者形象的塑造给农民工群体贴上了“社会威胁”、“麻烦”的标签。这样的叙事方式让受众形成一种观念：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对我们有危害的群体。因此，出于自我保护动机，城市主流群体很难尊重这一群体。

大众媒介内容传递着这样的先入之见，而这种刻板印象以一种自动激活扩散的机制运作。它能在知觉者无意识或无控制的状态下进行操作，换句话说，媒介内容中对农民工群体单一维度形象的塑造最终可以导致种种歧视、偏见的产生，这是一个自动的、长期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过程，并且将对人们的认识和行为产生长远的影响。

（二）新闻叙事分析：新闻话语的神话构建

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构建不仅仅表现在叙事类型的选择上，而且还体现在报道的新闻话语中。新闻话语从微观层面解析了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神话构建，这体现在词语、句型和叙事视角的选择上。

1．新闻话语的神话构建

通过新闻叙事分析我们发现，新闻话语同样构建了这样一个神话——农民工群体是社会的“威胁”和“负担”，是社会中的弱者。

（1）新闻标题中的词语选择

动词是句子的中心，支配着其他的句子成分。受动词支配的名词词组和

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第2页。副词词组被称为动词的配价。名词性配价是动词的“行动元”，副词性配价则为动词的“状态元”。动词的所有配价，是否同时出现以及哪一个出现、哪一个隐藏，其含义的重点都会有所不同。新闻记者往往借助这种方法和手段来实现自己对事实的理解，并隐含自己的主观倾向。新闻标题是新闻作品的眼睛，因此我们通过对新闻标题的配价分析，来揭示大众媒介隐含的主观态度。

农民工受难者角色报道中，本该存在责任方和受害方，很明显农民工是受害一方，可是责任方却在报道中通过词语的选择被神秘“后台化”。看《北京青年报》2006年7月2日A7版的报道标题《房山一小煤窑矿工被砸伤》，这个标题采用了被动句式，状态元——“房山一小煤窑”交代了事件发生的地点，而动作的施事者缺失，即“行动元”不完整，使得“矿工出事故”的责任不明，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把责任方“后台化”，隐藏起来。同类的标题还有《18层楼忽降钢筋　两工人被砸伤》、《塔吊断臂砸伤两工人》等。

而在受爱护者角色的报道中，行动元和状态元缺失或不完整的情况却几乎没有。因为这类报道的重心是体现国家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的关爱，因此政府部门是主角，是行动元中的施事者。这类报道同时也强调了农民工的受施地位。如《北京青年报》2006年1月14日A2版的《铁道部不涨价临客惠及3000万农民工》，这个标题是标准的行动型再现，它凸显“施事者”的功能。句子的中心是动词“惠及”，行动元的焦点是“施事者”铁道部，非焦点是“承受者”，是3000万农民工，“不涨价临客”实际上是铁道部惠及农民工所通过的途径，实际上是句子的状态元。类似的报道标题还有《“一号提案”为来京务工者维权——北京开通农民工工资专项支付通道》、《100件大衣100条棉被100个热水袋节前温暖农民工》。

在负面行为者报道中这类现象更为明显。《北京晚报》2006年11月30日第8版的《劫犯闯进家具厂杀死母子二人连仅一岁的男孩都不放过》，这个标题的用词成功地表现了农民工负面行为的凶残，煽起了人们对这一行为实施者的愤恨。这个句子的配价是齐全的，句子的中心动词“闯进”突出了负面行为者的野蛮，两个状态元“连”、“仅”的一起使用将负面行为者的凶狠、残忍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见，大众媒介通过一种受众不易察觉的词语选择方式来传递某一种信息，加深某一种印象，这种方式在表现农民工角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新闻报道中的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本身就包含着叙事判断、明显或者隐蔽的情感倾向。⁽⁹⁾相对于多元视角来说，单一视角的叙述必然会带来某些方面信息的丢失。在农民工负面行为叙事中，单一叙事视角的运用比较普遍。《北京晚报》2006年1月21日的报道《山西长治市原人大副主任夫妇被害案昨日宣判　小保姆因琐事故意杀人被判死刑》，采用的就是单一叙事视角，并且是第三人称叙事者视角。从这篇报道我们获得的信息是：小保姆小气，报复心强，且十分凶狠。整篇报道没有见证人的视角，没有当事人的视角，没有执法人员的视角，事情究竟是不是这样，或者说是不是完全是这样，根本无从得知。这样的单一视角叙事并没有给受众提供足够的信息，如果仅看这则报道，这个小保姆就是罪有应得。然而，《东南快报》对同样事件的报道则采取了多元视角的叙事方式，它涉及了警察的视角、检察院的视角、当事人小保姆的视角，显然这则报道告诉了我们更多信息。暂且不讨论小保姆是不是罪有应得，仅从叙事视角来说，第二则报道让我们知道了被告人的想法和遭遇，在我们对此做出判断时，就会在认为她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对她还抱有一丝同情。

单一叙事视角在农民工负面行为报道中的使用加深了媒介对这种负面行为者角色的塑造。另外，农民工视角在报道中也是普遍缺失的，其自我表达也是缺乏的。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众媒介在农民工群体的报道中存在偏向，影响了这个群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讨论这种偏向。

宏观偏向是指大众媒介在选材时存在的一种不平衡。它过多地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受难形象和负面行为者形象，而忽略对其正面形象的塑造；题材选择上的偏向，使受众不能形成对这一群体的正确认识，造成了新闻报道的失衡。

微观偏向则指具体报道中存在很多有意无意的偏向，例如标题制作、导语结构以及叙事视角的选择。受爱护叙事中，报道的标题往往是将农民工置于被动地位；而在犯罪报道中，农民工绝对出现在主语位置。言语表达意义、不同的表达方式背后都隐藏着大众媒介的主观倾向性，前者突出农民工群体弱势的形象，烘托国家政府爱护弱势群体的光辉形象；而后者强调犯罪行为的施事者——农民工，引起人们对农民工的厌恶和愤怒。

农民工报道中缺少农民工自己的话语和视角，农民工在报道中的失语导致了一种“多元无知”的产生，⁽¹⁰⁾它加深了人们对媒介所塑造的单一维度形象的认同，加剧了人们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

这两种偏向都是媒介作为主流群体代言人的体现。媒介是为主流群体服务的，会更多地为了迎合这个族群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去制造议题、制造选题、制造新闻、制造新闻视点、制造新闻人物……在这种种“制造”中，弱势群体势必作为受难者、负面行为者和受爱护者角色出现，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主流群体的精英地位。

农民工群体在大众传播中的弱势地位不仅仅体现在上述这些方面，他们在受众市场的缺失和传播权利的丧失都加剧了他们社会地位边缘化的进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群体日益庞大，他们在大众媒介中处于被表达、被弱化的地位，这样的局面将导致很多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产生。因此，农民工群体边缘化的问题是不容人们忽视和回避的，需要国家、社会和大众媒介去共同解决。

首先，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的报道应该采取多维度的报道方式，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正面报道、人性化报道，加强农民工在媒介内容中的自我表达，长期构建一种“农民工是朋友，而非威胁、麻烦”的信息环境。

其次，大众媒介应考虑农民工群体的需要，制作符合他们的兴趣、为他们服务的媒介产品，如招聘信息手册、技术培训刊物等。这样不仅有利于他们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还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仍被社会关爱。

再次，国家应从政策法规层面保证农民工群体的受众权利，占有一定媒介资源的权利。加快信息化网络进程，尽量缩小主导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知识沟”。另外，应该加大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

最后，增强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群体的沟通与交流，大力宣传农民工对于城市建设的贡献，消除人们对这一群体的恐惧和警惕，从和谐社区宣传建设的角度来推动主导群体与边缘弱势群体之间的和睦共进。

【注释】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2)李培林：《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9页。

(4)李艳红：《一个“差异群体”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第2页。

(5)段鹏：《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6)〔美〕Werner J. Severin, James W. Tankard, Jr著，郭镇之主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7)根源、季靖：《地区媒介形象：传统、权威与刻板印象》，《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4期，第61页。

(8)李艳红：《一个“差异群体”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

(9)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10)“多元无知”是认知心理学里的概念，它指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个群体中，只要反对意见不以明确、强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成员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