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近代报刊和新闻评论的起步

第一节　我国的近代报刊和新闻评论的起步

一、外文报纸和新闻评论

中国早期近代报刊及其评论是由外国殖民主义者直接控制，这种现象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对外国殖民主义者来说，则是一种有意的主动的选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写给英国驻沪领事白利兰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表白：“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他认为只要控制了中国“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²⁾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华不惜金钱和时间，创办了大量的近代报刊。

这些外文报纸主旨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宣传活动，其意不在报业经营。他们的评论意识（或者说控制和运用舆论的意识）、报纸的经营手法都远远领先于同期的中国报纸。首先是重视评论，并且增设评论专栏，评论的现实针对性较强，内容上极力鼓吹中国应学习他国所长，并粉饰西方人来华的意图，为帝国主义张目和辩护。即使是以赢利作为首要目标的《申报》（此报为美国商人美查所发起和创办），也非常重视言论，每天均有一篇论说，且置于头版，并一再以有益于国计民生相标榜。这一现象可以说明，言论不仅是帝国主义宣传所需要的重要工具，也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中国读者。

外国列强在华的报刊活动总体上是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进行舆论准备和文化征服，提供信息和宣传服务。这是早期外国人在华办报的主要意图。因此我国的新闻评论从一开始问世就担负起反对外来文化侵略的使命，担负着争夺舆论导向的任务。

二、我国近代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及经济新闻评论

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经济学才像其他“新兴”学科一样真正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1905年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上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传统经书的羁绊，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出国留学、兴办实业蔚然成风，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早在1867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讲授英国经济学家亨利·福西特（H.Fawcett）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本》（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1880年以《富国策》为译名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188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翻译的英国人W.S.Jevons所著的《富国养民策》（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及1889年英国人傅兰雅口述、徐家宝笔述的《保富述要》。

从19世纪80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40年中，中国出版了40部左右的经济学著作。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十六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学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这反映了1905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调查户口章程释义》（陶保霖著）、1911年出版的《中国国债史》（梁启超著）、1911年出版的《比较预算制度论》（吴琼编著）。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³⁾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传播使中国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得以发端，并达到了高潮，对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也为报刊经济评论的兴盛提供了理论储备和人才准备。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处于被动挨打贫困落后的困境。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吓坏了清朝的皇帝和昏庸的官吏，但人民群众却前仆后继地奋起反抗，一些有识之士在炮声中惊醒起来，向内也向外寻找救国方案，不断探索改变中国落后贫困的道路。历史急剧变化，中国除原有的封建经济外，又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与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⁴⁾伴随着“新经济”的出现，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产生的近代经济新闻，充满了忧患与抗争。如1897年10月13日诞生于上海的小报《演义白话报》一面世即就当时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不平等抨击帝国主义：“如今东西洋各国，两面进来，夺我的属地，占我的码头，他要通商就通商，他要立约就立约。同是做生意，外国人运货进来，中国关税极轻。中国货到了外国，进口就要收人身税，还有许多规矩。近来美国竟把我华工赶出……我们中国人种种吃亏，不止一处。讲到这里，便要气死。”再如八国联军侵华后第二年在联军“都统衙门”占领着的天津创办的《大公报》，更是在经济新闻中大声疾呼民族危急，宣传救亡图存。1905年春，美国迫使清政府续订限禁华工新约。《大公报》在“时事要闻”栏，以《外部连续要电》为题，报道了上海、广东、美国等地的中国商民千余人，接连致电清廷外务部，指出“华工禁约一事所关者大，万不可轻易画押”。又全文登载上海民众抵制美货的传单，刊出《上海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内称“古今中国，均无此等禁约”，“彼来受我保护，我往乃受彼苛禁虐待，天下不平等，孰有逾此？”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一个特点，是从商品输出迅速过渡为资本输出，通过投资，直接在我国经营厂矿企业，或用有息贷款间接控制我国的路权、矿权。所以，这个时期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在收回利权问题上，掠夺和反掠夺的斗争非常尖锐。而收回利权运动，又以收回路权斗争最为激烈，它最早发生在粤汉铁路。《大公报》从1904年11月9日起，连续5天刊载了《详志粤汉铁路废约始末》。后来，又一再发表粤、湘、鄂等省绅商和留日学生的公启、函件，坚决要求清政府把路权从美国人手中赎回。此外，《大公报》还经常发表时评、消息，支持江、浙、鲁、晋、滇、川等省人民收回苏杭甬、同蒲、滇蜀等路权的斗争。

中国资本主义近现代新闻事业一产生，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了反抗压迫，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当时的报纸曾大力倡导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宣传现代意识，并产生了一批经济时评，成为当时经济新闻中很有影响的文体。如1872年4月30日创刊的《申报》，就连续发表了《建议铁路引》、《炮局议》、《建议设吸水公司》、《江堤说》、《开矿论》、《治河说》、《轮船论》、《论西人电信保险拍卖诸事》等，提倡兴办铁路、开发矿藏、制造轮船、开设邮政和银行、鼓励商办实业，以跟上时代，把国家引导到近现代工业化道路上，自强自富。这些“建言”一方面说给当局听，一方面又着眼于开启闭塞的民风。如在1874年4月20日刊出的《试行开矿论》中说：“上年李相（指李鸿章）曾有在金陵试行开矿之议，是役也，众商人闻之，无不称善，皆以为法良意美，在所必行。不意迁延至今，已有载，此举尚属未行。据说，因该地居民，认为将使风水受损，请求停止开发，故暂寝此意。如此举措，不知天下利国便民之举及强兵富国之图，莫大于开矿之一事也。”虽然这些“建言”不能像今天报上那些合理化建议和善意批评那样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和群众的响应，但它们发展近代中国工业企业和富国强兵的主张，在当时却是很有眼光，确实颇有见地，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那时的经济新闻，不像今天如此“专业”，如此“成熟”，除了商情、物价、船期等消息外，多半与政论、时评结合在一起，这是亡国亡种的焦虑使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色，这正好说明经济新闻与社会的发展，总是紧密地联系着的。⁽⁵⁾

由于外报对我国古代报纸的冲击和示范作用，我国自己创办和主持的中文报纸也注意到了评论的重要性，但是统治阶级的禁锢，言论陷入一种尴尬而无所作为的境地，不仅如此，我国第一批近代报刊的兴办，也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境地。新兴的资产阶级创办的报纸则可能少受传统势力的影响，在困难中勇敢探索。19世纪60年代以后，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迫使我国封建统治集团发起洋务运动，由此出现一批资本主义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批近代报刊的社会基础。这些报刊都表现出明确的反侵略爱国立场，将自己和外报区别开来。例如，中法战争期间，《述报》发表了大量专电、消息、通讯和评论，报道和评述了战争的全过程，欢呼中越军民的每一次胜利，对《字林西报》、《申报》等外报宣扬的“输金议和”等谬论，也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但是，这些报刊的处境十分艰难，动辄得咎，经常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政府的两面夹击。中国的封建政府，当时实际上实行的是听任外人办报而禁止中国人办报的政策，“于己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岭南日报》只因稿件中称外国人为“夷”，便被租界当局驱逐；而《广报》只因转载了一份令总督恼火的奏折，就被查封。⁽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