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评论员李希光：中国媒体的危机报道

第一节　危机报道——中国媒体的挑战与机遇

一、危机报道对中国媒体的挑战

媒体的危机报道，对于中国媒体来说首先是一个挑战。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媒体缺少危机报道的意识，缺少危机报道的社会生态环境，缺少危机报道的具体经验，这些从宏观和整体上对于媒体的危机报道形成了限制。

1.危机报道意识的缺乏

从危机报道的传统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媒体在改革中不断获得突破，但是在危机报道中依然遵循“一元化”的新闻观。所谓“一元化”新闻观的特点是，以政党报纸话语代替新闻学学术话语，把政党报纸的特殊规律当作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不可否认，这种从延安时期传下来的新闻观念，蕴含着一个思想资源，即“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这种“一元化”的新闻观所追寻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的舆论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人们拥有“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道德信条时，才会把思维的触角伸向新闻规律问题，而一当人们被政治斗争牵扯，新闻规律问题就会被冷落或抛弃⁽¹⁾，危机报道被排斥也便在情理之中。

因为缺乏危机报道意识，相关的报道经验也必然缺乏，因此中国媒体的危机报道具有很强的摸石头过河的特点，需要在不断的突破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相对完备的策划、操作体系和理论体系。“公共安全与危机处理报道的诸多特点要求我们必须有一整套报道的应对预案，有能够随时启动的快速反应机制。把被动地报道突发性灾害，变为有准备地主动应对；在完成好‘授权发布’等规定性动作的同时，积极开拓深度和多角度报道；在灾害报道中弘扬民族精神，突出以人为本、人文关怀。这些是新华社从事公共安全与危机处理的基本经验。”⁽²⁾

2.社会生态环境的限制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媒体的危机报道还受到各种权力和利益集团的限制（尤其是涉及地方利益、黑恶势力以及腐败官吏），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往往难以正常实施。媒体的危机报道常常会触及一些当权者的利益，影响他们的政绩和仕途，因此他们会动用手中的各种权力、资源和社会关系来阻止媒体的报道。

《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这其中一个原因是舆论监督的环境在变化，虽然舆论监督的力量在加大，但干扰也在增强。现在，舆论监督类的节目几乎无一不遭遇说情，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出面发展为组织出面，制片人、台长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应付说情，有的节目就在这种环境下夭折了。2003年8月28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了《如此拆房，为谁谋利》的批评报道，披露江西定南县有关部门违法行政，强拆城市私有房屋的情况。当地政府却采取了非常措施———扣压全县该日的《人民日报》，在群众的强烈呼吁和追问下才于两天后送出，但是有批评报道的第5～8版整张报纸还是被扣压了。此外，从事危机报道的媒体和记者有时还受到威胁，有的甚至遭到暴力侵害，本身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³⁾。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掌握社会的经济资源，因此也可能实现对媒体的影响。李希光认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新闻报道被迫遵循所谓的“新闻经济学原理”，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1）当报道或揭露的问题涉及有钱有势有广告的大公司、商业品牌或人物的时候，媒体必须谨小慎微。2）媒体不设专门的版面和栏目为国有企业在岗或下岗工人服务，更不设专门的栏目为城市中的流动农村人口服务，因为这些弱势群体不具有广告价值。3）当媒体采访报道的事件或问题涉及该媒体的老板、媒体背后的上市母公司、报社杂志社社长或电视台台长的利益或他们所代表或来自的那个圈子的经济或政治利益的时候，记者、编辑要特别小心。4）当采访报道的新闻事件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或金钱的时候，媒体要想方设法少花钱多办事，因此无法在许多重大新闻事件中代表民众的立场。5）编辑、记者们梦想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独立，但是更梦想成为名记者、名主持人，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为了成为有钱人，他们就会和权贵和富人打成一片并且成为他们的一员，从而丧失立场。6）按照媒体营销原理，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媒体就要让舒服的人越舒服，让穷人更穷。为了满足广告商的要求，媒体有时就尽量报喜不报忧⁽⁴⁾。

3.媒体在探索中的经验

尽管面对重重困难，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依然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不断开拓危机报道的领域和内容，《中国青年报》和新华社在这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尝试，也积累了危机报道的一些经验。

《中国青年报》在多年的公共安全与危机处理报道中，形成了一套常规参考模式，也形成了自己相对成熟的做法和独特的报道视点。通常报道重点有几个集中:1）事件过程中重点报道关键环节，报道对全局有影响的重大情况变化，关键性措施的实施。如抗灾中的泄洪炸坝、人工降雨、轰炸冰凌。相对压缩其他媒体已报道过的工作式报道，避免重复。文章形式以消息、特写为主，篇幅不大。一般性进展消息少报或不报。2）回答社会关注问题。如国家重点工程受影响程度和恢复情况、灾难特点（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的特殊影响）、善后救援等工作进展。3）关注人。人在灾难中的心理活动、情感活动、行为方式，人在灾难中的处境与命运，人在灾难中的利益关系变化及社会关系新的组合与调整等。4）报道事件成因。在自然因素方面:重点关注天气、地质变化过程等；在无特定责任者的社会原因方面:重点关注人口、经济发展、整体管理水平、民族文化科学素质、环境状况、政策法规背景等；人为因素:关注是否有官僚主义作风、行政失误或渎职、人员素质状况、管理和操作规章、是否有人为破坏等⁽⁵⁾。

在防洪报道中，新华社经过不断的探索，从1998年形成并不断完善了防汛抗洪报道责任制，主要内容是:1）时效性。建立和适时启动防汛抗洪报道小组，明确各岗位责任。由部领导担任防汛抗洪报道小组组长，有关采访室负责人担任副组长，负责做好防汛抗洪报道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工作；指定记者负责与国家防总、中国气象局、民政部、卫生部等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确保不漏报、不迟报重要新闻，并尽可能抢发独家新闻、首发新闻；相关编辑室负责及时准确处理总社和分社有关防汛抗洪的稿件，加强策划并随时与相关分社联系；还要及时掌握情况，及时刊发相关内部报道。2）权威性。做到事实准确，正确把关和送审，按照既定的发稿权限处理稿件，防止因主观原因造成的漏发迟发；同时要注意国家机关公布信息的权限，如，灾害损失情况按规定由民政部统一发布，各分社在报道时，可报已知的死亡人数，不报道地方上统计的洪涝灾害造成财产、农作物损失等的数字，这类数字由民政部统一发布。3）宏观性。为确保有序准确发稿，对局部性灾害，可使用综合的报道方法，不必一时一地零碎报道。对于全国各地的局部性灾情，可由“今日新闻”编辑编发大综合，对于一天内全国的灾情，也可在每天12时前作一次总体描述。4）典型性和新闻性。在采写动态新闻时，要注意提炼主题，突出新闻。同时，要注重对典型人物、典型事例的生动报道。注意汛期发稿特殊用词以及专业用语，注意增加制作配合报道的新闻背景。全面增强稿件的新闻性、可读性。5）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要求各沿江沿河分社启动防汛抗洪报道机制，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安排记者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和抗洪救灾防疫的情况，按发稿规程采写稿件，及时向内部渠道或总社传送。6）注重“双通道”作用。各分社要密切了解险情信息，把掌握险情信息当作内部报道的重点，及时上报，充分发挥“双通道”作用。要密切关注新闻热线所收集的新闻线索，从中发现情况。在报道中要统一调动采编资源，综合考虑内部报道和公开报道、传统报道和新形式报道。7）强化“热策划机制”。对于重大汛情、灾情，除了播发动态消息外，要及时进行报道策划，对汛情、灾情的发展态势及其影响，防汛抢险计划及过程、灾民安置及生产自救、防疫等作出总体报道安排。8）开拓气象报道资源。对一省范围甚至数省范围的大暴雨情和风灾，各相关分社都有报道责任；对影响城市生产生活的大雨暴雨，分社也要注意掌握天气预报，要有预案、责任到记者。9）做好保障工作。可为记者配备必要的便携药箱、数码相机、救生衣、长筒雨靴、手电或头灯、求生哨、压缩干粮等物资，提供交通、手机上网等便利。

二、危机报道的机遇

尽管当前媒体危机报道面临重重困难，但是对于中国的媒体和记者这个崭新的报道领域同样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21世纪前10年，中国新闻媒介有五大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制度构架，将从人治走向法治；媒体格局，将从相对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从国内有限竞争走向世界的全面竞争；媒体运作，将从传者为中心走向受者为中心；受者兴趣，将从雅俗共赏走向雅俗分赏；新闻理念，将从新闻学走向大众传播学”⁽⁶⁾。从发展趋势上看，媒体的危机报道将会受到更多的法律保障，危机报道将会成为媒体创立品牌、树立权威、提高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法宝，将会是媒体吸引更多高端受众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随着网络媒体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尤其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媒体对于各种危机事件报道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危机报道已经成为新一轮媒体竞争的热点。

媒体的危机报道同时也为新闻从业人员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能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为他们树立崇高的新闻理想、改善自己的形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财经时报》总编杨大明认为，做一个受尊敬的记者就必须要有长远的打算，有一个相对长期发展的心态。而作为财经记者又需要具有两个特点:第一要保守一点，做事情要稍微谨慎一点，包括新闻采访的习惯和日常行为方式，言谈举止，个人的风格，包括服装、待人接物等等；第二，财经记者的业务成长不是一朝一夕、举重若轻就能达到的，不是靠简单的临场发挥或者单靠想象力完成的，它要求你做得更严谨，要遵循的规则也更多。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下，中国媒体进行危机报道时就必须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媒体的危机报道，既不同于中国新闻史上的黑幕新闻，也不同于国外的“扒粪运动”，它是以维护社会的持久稳定，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和促进社会公平为己任的。媒体的危机报道往往涉及社会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巨大，因此要求媒体从业人员既要具有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又要具有严谨的作风和高度负责的态度。首先，媒体应该加强自律，杜绝有偿新闻，严禁为了商业目的和个人攻击而陷入“扒粪”的误区。“曾经，我们对官方主流媒体中的少数记者‘黑吃黑’，深恶痛绝；而今，我们发现一些以市场化媒体自居的传媒，也开始奉行绿林好汉的逻辑。不久前，一家媒体在质疑一位富豪的时候，曾经数次将写好的稿子，交给被质疑的大亨，希望换取100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我不知道，这样的行径与繁峙矿难中收取金元宝的新华社记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⁷⁾其次，媒体在危机报道中应该摒弃煽情主义的做法，以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处理相关报道，避免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去“扒粪”。“还有一种扒粪是为了争夺眼球。在眼球决定成败的今天，一些媒体试图闯入‘禁区’的冲动，异常强烈。能不能在有‘粪’的禁区内打好擦边球，有时候被视为眼球争夺战中的核心竞争力。为了闯入有粪的禁区并全身而退，铤而走险者开始在‘政治正确’上下工夫。”⁽⁸⁾最后，媒体的危机报道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在报道的深度上下工夫，确保自己的报道既有充分的证据，也有独到的见解。《财经》有关“银广厦陷阱”的报道，显示了调查的力量、证据的力量，该篇报道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股市的发展。

就媒体的实践情况而言，近几年相关的典型案例也比比皆是，成为中国媒体报道中引人注目的风景。《人民日报》对于南丹煤矿的报道，新华社对于龙胆泻肝丸的报道，《财经》杂志对于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以及SARS的报道，《南方都市报》对于孙志刚案件的报道，《南方周末》关于人工制造的“盲童”的报道（因早产儿过度吸氧所致），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和《京华时报》等为代表的北京媒体对于海城豆奶中毒事件的报道，《新民周刊》对于浙江慈溪“黑心桶”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对于重庆火锅底料的报道等等，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为相关的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赢得了巨大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