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化的特殊形式

一、全球化：空间化的特殊形式

“全球化”的轨迹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由于航海技术克服了海洋障碍，人类的洲际交通成为可能，加上后来以机械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使西方生产力领先的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成为可能。它们对世界市场的拓展和向亚非国家的殖民活动，则是全球化过程开始阶段的根本特征。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但直到1961年，世界权威的韦氏词典(Webster)才正式收录这一词汇。在这一时期，形形色色的跨国公司纷纷把自己的资本“触须”从本土伸向其他国家，全球化的概念也作为各种全球问题研究的基础，开始引起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等各个学科领域频繁的关注和应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演变成一个描述世界未来发展趋势及其特征的基本概念，学者们也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一种比较全面的认识是：社会结构正在跨国化，经济全球化建构了其物质基础，跨国组织和政治运作及“全球文化”不再是从单一国家的外部与一个更广大的体系联系在一起，而是从内部与一个单一的全球社会联系在一起。德国学者博克斯贝格(Gerald Boxberger)等从经济维度提供的一种解释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商品、服务、资本的交易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跨国公司诸如麦当劳、丰田或者西门子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它们的产品。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国界的作用越来越小，我们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期。……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到任何产品。在任何企业之间，每一种工业产品和每一种服务产品都处于面对面的竞争之中。”^[6]

我们采用的“全球化”概念，是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在2000年提出的“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的多方位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联系”，是“本地产品的全球生产和全球产品的本地化”，是“时空和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7]根据这一概念，“全球化”表达的是一种按照企业管理逻辑组织全球性生产和流通的控制论观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是一种规模最大的“空间化”过程，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全球化最重要的表现是一个经济过程——“经济活动的组织与经济力量的集中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8]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其实质就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是将西方主导确立的国际经济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推向全球的努力。阿芒・马特拉就指出，全球化首先是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出现的，主要表现为各个国家金融资本的流动都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到资本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因为全球资本流动控制全球市场的灵活性就来源于相互之间的网络的高效运行。因此，全球化的一个基础概念就是金融资本的自由市场”^[9]；其二，全球化自然而然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即全球政治的民主化；其三，全球化还表现为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文化整合的过程。^[10]

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说，全球化也可以理解为世界上各种社会、文化、机构以及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快速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包括某种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即对跨越这些客观存在所用的时间加以压缩。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也在“扩展”各种社会关系，把制约我们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从本土范围扩展到全世界。^[11]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把全球化概括地理解为决定和支配我们生活秩序的“远距离行为”——指各种场所被与本地完全不同的社会影响全盘渗透与改造的程度，就像一张网，能捕捉和缠绕任何的东西，这样一来，各种远距离影响便可以方便地以文化支配者的面目出现了：

从麦当劳快餐业取代当地咖啡馆，到多路传输的影院被“立体综合”改制成好莱坞影片的分销网点而因此几乎专映美国片子。如果你碰巧生活在第三世界，这种远距离影响的感觉似乎到处都是：从最具社会性标志的西方品牌，到跨国公司拥有你就职的工厂……^[12]

总之，全球化是传播空间化过程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实物、符号和人员”跨越地区和跨越洲际的空间运动，其中有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也有文化全球化的内容。它以跨国公司与国家为主导，转换了资源与商品的流动空间。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各种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涌现出来并一直在不断增长的世界商品，这些商品的整体或部分在世界各地培育、加工、制作，最终常常被在遥远地方的人们所购买或分享，所以，“只要喝一杯咖啡或茶，你便立马与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了”。与文化的商品化相联，文化全球化也展示了空间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资本、信息和文化产品的国际化流动，突破了传统观念中的线性的“时间”和地缘的“空间”概念，变得不连贯和复杂起来。^[13]根据西方学者的预测，21世纪世界发展的趋势是，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将得到促进，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进一步加强。综而言之，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并驾齐驱”，可能是21世纪的必然趋势，并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文化全球化。

英国学者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一书的卷首就提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14]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则认为，“最直接感受到和经历的全球化形式是文化全球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国家区域以及全球在内的各个层次的文化交流继续增加，“与早期时代相比，当代的更集中的图像和实践正在更大范围内和以更快的速度流动。无论是在国家层次还是国际层次上，经济和文化信息正变得越来越集中”。在他看来，“尽管3000年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复杂，但是，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是20世纪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独有特征”。^[15]

无论如何，全球化已经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所有的生产和消费已经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共享。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已经把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生活关系转移到了全球场景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全球共同的“文化经验”，使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有意义的互动，为人们提供了观念和认识的透镜，也赋予了行为动机、价值尺度、交流方式和认同的基础。譬如，通过电视机构与卫星传播，人们能够“尽可能地体验到几乎同时来自不同地方的大量图像，把世界空间分解成了电视屏幕上的一个个图像”。^[16]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全球化也在“迫使所有生活在它的统治下的人们都不惜一切代价遵循它的命令”。^[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