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语言审美思维的特殊互动

二、“听即说”：有声语言审美思维的特殊互动

在有声语言传播过程中，我们很难将“听”和“说”的活动割裂开来分析。语言学家洪堡特也曾说过，在言语活动中，“说”和“听”具有同时性，“说”乃是顺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所以，“说”首先就是一种“听”。我认为，在“相识不见面”的广播传播中，“说”不仅首先是一种“听”，而且“说”同时也是“听”，“听”同时也有反馈的行为。所以，我们在研究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创新这个“说”的行为时，不能不关注表达主体的“听”和听众的“听”。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有声语言理应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但思想的外化经常不尽如表达主体的意。语言符号的强制的传承性特征，在人们现实生活交往的层面之外（自由的精神层面）表现出它与生俱来的负面制约性。表达出来的言语总是不如想要表达的含意丰富，这是有声语言的属性，但同时与表达者的能力有关。“语言只有外在的形式是不变的；它的内在意义，它的心灵价值或者强度，随着注意或者心灵选择的方向而自由变化，不消说还随着心灵的一般发展而自由变化。从语言的观点来看，思维的定义可以是：言语的最高级的潜在的（或者可能的）内容，要达到这内容，联串的言语中的各个成分必须具有最完满的概念价值。由此可知语言和思维不是严格的同义的。语言最多也只有在符号表现的最高、最概括的水平上才能作为思维的外表。……语言并不像一般的但是肤浅的想法那样，是贴在完成了的思维上的标签。”^[8]有声语言是否能够实现表达主体把自己头脑中的思维内容在听众头脑中建立一份附件的愿望？答案是完全不自信的，因为存在于成熟的语言符号系统之外的人们的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依然非常广阔。听众所感的语言内容与表达主体表达的语言目的呈非对称性，表达主体的表达形式和思维内容也是不完全等同的。因此，表达主体关注的重点应是语言表达在听众头脑中的印象是什么，对传播效果有什么影响，而这些效果又取决于表达主体能够从“听”中得到多少暗示。所以，表达主体的“说”必然是提前意义上的“听”。广播传播活动将表达主体和听众共享的民族文化共识、语言审美趣味、言语表达观念等有机地组合在一个“听说阈”中，在大众传播属性、民族文化心理、汉语审美评价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一种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中特殊的互动思维。

（一）听觉感知和思维的关系及其启示

心理学研究表明，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等理解性活动，被动思维占优势，而写作、制订计划等创造性活动，则以主动思维为主。在一个完整的言语活动循环中，主体的“听”和“说”的思维很难区分主动和被动，而且都是具有创造性特征的。被语言所携带的大量信息激活的思维活动，是整个思维能动系统中的主要部分，同时言语本身也能衍生为一组庞大的“不可言说”的整体思维系统。表达主体在言语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体现在牵动和促动听众进行主动思维。

主动思维有目的性思维和自由联想、想象两种。目的性思维是对特定言语内容的思维，所以会有起始状态（思维素）、终结状态（目的性思维素）。两个思维素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思维的活性和张力。高活性和强张力的思维素不断地整合、扩张、延伸，思维也就开始了新的活动。表达主体在言语听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就是控制、驾驭听众思维的起始状态和终结状态的活跃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驾驭的难度非常大，但同时也为表达主体提供了无限的创新可能性。表达主体驾驭的成败首先取决于对象感和交流感的切实获得。在有声语言表达过程中，对象感稍有偏移或者模糊，就会导致听众目的性思维的断续，继而发生思维散乱或漂移。我们会发现，表达主体的语言变成了空洞的声波，不再能够进入听众的主动思维系统，当然表达也就不能触及听众的情感，而只能是“只闻其声，不解其意”。

自由联想、想象具有随机性激发的特点，往往由前一个思维素激活下一个有联系的思维素。当这个思维段兴奋性较弱，不足以激活下一个思维素时，就被新的思维内容所占据。新思维内容可以由新的刺激激发，也可以自发产生，它一旦被激活，对其他思维素就具有抑制作用。当表达者的言语不能激活思维素活动链的下一个目标时，来自于言语本身之外的因素就会干扰听众收听，直接地影响表达者的言语传达效果。言语之外的因素可能来自于收听环境，也可能存在于听众的心理活动中。掌握了自由联想和想象的特点，表达主体就要设法在排除来自环境和听众内心活动干扰的同时，保证听众新的思维内容是被预期的目标控制的，而不是任由听众随机地联想和想象。

在“—听—说—”思维活动的过程中，听感觉和听思维有时会分离。这种情况我们平时经常会遇到，譬如，有时想听某一时间的消息，打开收音机后在等待消息时，思维活动转换到其他方面，结果这条消息的播放并没有进入思维活动。尽管收音机已经播完这条消息，我们也感受到收音机的播音，可自己却毫无印象。在广播有声语言活动中，听感觉和听思维分离的现象很常见，一方面给表达主体提出了如何减少听众听感觉和听思维分离的课题，另一方面对有声语言表达有积极的启示作用。譬如，某些内容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成为具有强烈兴奋性的思维素，但声音映象和相应的感觉仍然保持对听众的刺激。声音的感觉体现言语整体风格或基调，给听众的感知和取舍提供了印象性的引导，使听众在心理结构的深层有潜意识的反应，这种反应积累到一定的强度可以召唤他的注意力和思维活动，回归到节目本身。

对听觉感知和思维的研究给语言传播者两点启示：第一，真实的听感觉和随机性联想、想象之间关系松散而且呈非完全对应状态，对表达主体来说不是消极因素，而是为有声语言表达提供了驾驭和创造的空间，令听众“思接千载”的想象补充语言意义有限的、实在的空间，丰富听众的审美感受和精神世界。第二，针对听感觉和听思维存在分离的现象，我们可以深入开发广播伴随性的多重功能和表现。伴随性和意象性是广播有声语言的基本属性，强调了这两点，也就突出了广播有声语言的特色，找到了广播的生存发展思路。特别是某些专业化频率，比如音乐频率、曲艺频率、文艺频率等，都可以通过有声语言的统一风格制造“专业化”个性的声音印象，在听众的听觉感知过程中树立鲜明的标志性频率形象，迂回绕过观念性内容传播的劣势，充分调动想象和情感的功能，使听众在广播的伴随过程中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的满足。

索绪尔强调，言语活动中存在着一个联合和配置的机能，因为任何言语活动都须由语言组合和聚合的双重结构共同作用体现出来。在微观操作层面上，言语活动在心理范畴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部分，但在言语活动实践中，联合和配置的功能把说者的思维和听者的思维同构在一个言语场内，并无泾渭分明的主动和被动区别。说者表达的主动和听者接收的主动，决定了他们在一个言语活动中可以相互理解和交流。不止于此，语言符号形式和符号内容是不具有排他性的一一对应，二者的关系是非对称性的。因此，为了追求视阈融合的传播效果，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借助言语的意义和形式构筑了一个由联想和想象创造的意象流动的世界。在这个看似不在场的意象世界里，通感的灵性将人类属于空间和非空间的感受沟通，进一步强化语言的审美价值和创造功能，激活言语活动双方或多方的参与。

（二）“—听—说—”思维在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中的艺术特征

在心理学家看来，在言语活动中，思维、情感、意志、感觉、直觉始终活跃地发挥着作用。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认为，语言表达的声音呈现之前，有无声的语言思维存在，从本质上说，这种无声思维并不是指压抑着没有说出来的话，或者无法听清楚的嘟嘟哝哝，亦非喉部无声的运动，而是“使用一种复杂的文化结构”。本书认为，在“—听—说—”过程中，感受、情感、直觉同思维一起身处并且使用一种复杂的文化结构，同时在这个复杂的文化结构中进行融合、生成，共同作用于“前语言”阶段并影响听说活动的发展状态和进程。感受、情感和直觉在“前语言”阶段的初始表象要远远超过逻辑思维所起的作用。“前语言”阶段的思维不一定是语言性的。毕竟，思维不是机械设定的程序，思维的品质直接受到情感、意志、感受和直觉的左右，特别是具有即时性、“在场性”特征的广播语言传播过程中，在动机、感受、情感、直觉等综合作用下的表达状态对“前语言”阶段的成熟起到促动作用。由于一直以来受困于大脑黑箱理论，我们只能通过言语、行为和符号推测、反向推理所谓的“无声思维”活动。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无声思维是一种受制于“复杂文化结构”的思维、情感、意志、感觉和直觉综合作用的心理活动。无声思维将表达主体和听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言语活动中产生理解和同情，可以说，无声思维就是广播有声语言得以实现预期效果的特殊的“—听—说—”思维。

阐述广播有声语言“—听—说—”思维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回溯前辈的研究成果，在言语活动中，语言有三种形式的发展阶段：内部语言、自我中心语言、外部语言。内部语言是无声思维作用下的一种体现“特殊的深层结构”的代码，这意味着使用一种复杂的文化结构。这个阶段语言性思维可能不在场。换句话说，内部语言不是我们所听到的语言，而是带有复杂心理活动的文化关系模式。自我中心语言虽然也是无声的，但语言思维系统开始在这里起作用。外部语言是对内部语言中同质的、稳定的特殊代码的部分外化。其余的部分是否就此被丢失或者内部消解取决于有声语言的表达功力。有声语言为外部语言的一种类型，不仅具有规约性秩序而且具有诉诸声音的文化结构。在声音印象里，（或明显或模糊地）活跃着内部语言的“特殊的深层结构”；自我中心语言的符号组合和聚合关系；自我中心语言对内部语言的异化；外化程序对内部语言和自我中心语言的异化；表达主体心理活动的外显，等等。因此有声语言交流超越了词与词发生关系而产生的意义，回归到具体经验世界的特性。有声语言的这种超越性往往不是通过语言性思维完成的，而是依赖于表达出来的情感、感觉和直觉。表达主体和听众共享有声语言的情感、感觉和直觉是在联想和想象的世界达成的，这就体现了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优越性。电视画面的具体实在性束缚了观众想象，因此，电视“声画和谐”的超越性远远不如广播有声语言。同时，语言的超越性造就了精神自由和符号对象化的两难困境。有声语言的魅力和语言对表达主体的挑战天然地存在了。其魅力体现在“复杂的文化结构”被有声语言萃取、凸显出来，并追加赋予声音的意蕴，使听众超越具体实在的现实进入精神自由的世界；语言的挑战表现在表达主体是否具有表现丰富声音意象和语言蕴含的功力。

广播有声语言使听众找寻到在日常生活中难以邂逅的文化归属感和审美认同感的共鸣。很难说有声语言的这种魅力单纯来自于语言性思维，它常常是超越了理性和逻辑，在情感、感觉和直觉的心理活动层面上对“不可言传”的“意会”进行综合观照。因此，“—听—说—”思维不是普通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而是艺术层面的有声语言思维。它的主要特征是：1.概念性思维的本质特征和映象性的艺术感知觉和谐共处。始于逻辑经过非逻辑归于逻辑，但此逻辑已经非彼逻辑，是“艺术逻辑”。2.声音的丰富性和艺术感知觉的能动性对思维的确定性进行合理“活化”，创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特殊意味的、蒙太奇式的新型思维结构式样。正所谓“一声一世界”。3.想象力以有声语言为介质，综合、统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动觉，使它们扩充为思维材料，加强思维的广度和深度。4.努力拉近概念世界和映象世界的距离，赋予自然界以人化了的、对象化了的形象。正如中国的水墨丹青之于尺素之间的大千世界，广播有声语言表达能够通过声音把一个有限的、刻板的、凝固的概念世界幻化成无限的、立体的、流动的对象化世界。5.思维活跃的程度和联想、想象的丰简被听觉的选择性制约。听众的理解力取决于他的知识经验和对有声语言的注意，联想和想象是对他所选择的声音信息的再造。听众很难对没有选择的声音信息进行深入的关注。6.无声思维随时因听觉感知的作用而自动调检。有声语言的表达与无声思维因表达主体的语言功力而形成可逆性关系。无声思维支配表达，反过来表达促使无声思维不断完善。概言之，听不一定是为了说，但在说之前一定先以听的方式感知世界。对听的结果产生准确有效的心理反应，是说与不说、说什么、怎么说的基本前提。广播有声语言“—听—说—”的思维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梳理和沟通表达主体、听众的观念性经验，又表现并超越客观世界的具体映象，在精神领域里，结合有声语言本身形成了抽象普遍性和具体形象的整体性统一。

（三）“—听—说—”思维是感性和理性的高度统一

广播有声语言不是内部语言、自我中心语言思维成果的“有声版”。有声语言表达经历了一个独特的、从无声到有声的言语创造过程。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中说，言语表达来源于欲望，有多少欲望就有多少话。欲望中包含理性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语言表达的欲望就是言语动机。言语动机是非语言性思维的心理活动，言语动机的调控不是单纯依赖理性思维，而是必须依靠重复实践下积累的心理驾驭能力。言语动机在萌芽和酝酿阶段一般是稚嫩的、平缓的、犹疑的，甚至受到干扰会半途而废。言语动机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使言语在一定语境的规约下呈现不同的语体和风格。广播电视传播语境中的言语动机被我们称之为“表达愿望”。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言语动机是艺术强化处理下的表达愿望，是艺术语言表达的原始驱动力。这个原始驱动力要组织的材料不是词汇概念，而是一种语言性和非语言性、个人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的关系和力量，譬如，一种感觉、一类情感、一组意象，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广播有声语言的表达愿望不是日常生活语言表达所能承载的，体现为生命的活力，但不是自我表现、随心所欲，必须遵从多重性语境的规约。

在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中，从表达愿望的喷薄而出到表达形式的万千姿态，都深受民族文化心理和语言文化结构的影响。汉民族共同语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精华传承的结晶，具有庄重美、含蓄美、融通美、质朴美的审美价值和品格。汉民族共同语的特色与民族文化心理中高尚、博大、积极、通达的一面相互交融，在主体的表达愿望和言语创作中积淀下来，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审美观和创作观。简单地说，在汉语表达审美观和创作观指导下，内部语言有效转换为外部语言一般表现为以下特点：表达愿望与语言思维的互逆性转换迅速、自然、适度；语言秩序组织井然有序、色彩丰富、灵活精妙；语言的扩展和深化紧扣主题、控纵自如，同时完成查漏补缺、调检修饰的工作。外部语言的“有声”具有艺术表达特殊性，“声”中有语音的圆润丰满，有气息的运动自然，有语气的贴切丰富，有基调的准确灵动。简言之，声中有情有理、有韵有致。有声语言传播的感性和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性表述就是“言为心声”。然而现实常常令人们迷失于“言为心声”的对立面——“言不由衷”。“言不由衷”的来源中有两个方面需要得到重视：1.被迫主动地选择言不由衷。此“衷”即生命全面体悟的真实存在。这种情况往往是为人际关系、语境等外界因素所迫，主动放弃内心的体验，进入一种庸俗的话语体系，换一套为语境所容的表达方式。这不是本章节探讨的重点，在此不赘述。2.被动的、不可控的言不由衷。此“衷”即自我中心语言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易受暗示和易转移的不稳定心理状态；一是表达主体语言功力薄弱。第一种“言不由衷”是人性的劣根性，其恶劣性、危害性范围极大，需要依靠生命不息、搏斗不止的人类精神的全面反抗和代代相传的教化才能荡涤。其表达形式和内部语言的貌合神离势必导致无气无神，缺乏质感的色厉内荏。“花言巧语”、“巧言令色”、“口蜜腹剑”等语汇实际上是对这类主体的轻蔑和嘲笑。第二种“言不由衷”可以通过主观内省和实践磨炼得到改善。“言为心声”在语言表达层面对表达主体提出以下要求：1.语感悟性高。2.思维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均衡发展，并且对思维的核心对象不悖不离。3.心理状态开放、稳定、灵活。良好的心理状态源于自信的品质，自信是精神独立的直接体现。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观点笃定、立意高远、逻辑严谨、趣味盎然。4.语言功力深厚。语言功力不仅指语言的技巧，它是由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素质和功底共建而成的，体现为观察力、理解力、思辨力、感受力、反应力、表现力、感染力、调检力。在这八种能力中，最即时、最显著、最有决定性的能力是观察力、反应力和调检力。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观察力是指平素观察语言现象、语言生活的能力，在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中强调对语言的听觉感受、认知能力和辨别能力。语言功力最大的功能在于增强有声语言的魅力，激发听众有秩序的联想和想象，营造一个随类赋形、意象丰富、趣味悠长、意犹未尽的审美空间和精神家园。摆脱“言不由衷”的羁绊，落脚点在于锤炼语言功力，出发点在于“文化启动”，“志存高远”。

语言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文化捆绑在一起，是某种内部结构特别紧密的文化现象聚合体，语言与文化相伴相生，难舍难分，并且谁都不是对方的“婢女”。文化的表征和结构、民族精神力量一一体现在语言中。譬如，汉语中没有关系从句，相应的逻辑关系是由一种思想关系、秩序体系支配的。这个关系是中华民族长时间形成的各种行为和深层心理的象征意义，体现在语言中，同时也被语言体现着。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决定了相同的意义和蕴含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在广播中，听众只能以表达主体的排他性表述方式来捕捉表达主体内心创造的意味，他只能听到“这一个”表达形式。而表达主体对特定内容的观念和内心经验的表达是遵从某种灵感的召唤创造性地生成的一种形式。生成过程实际上是表达主体凭借想象对现实材料和传播目的加以条分缕析，进一步洗练和铸造的艺术创造“程序”。这个形式在生成过程中同时对表达主体的内心实施“修改”，目的是为了使内心经验和表达方式尽可能的和谐、高效（事实上，外在形式在表现内容时的感性圆满是极难达到的）。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交流中，面对面的语言表达使“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在体态语言和实在语境的提示中得到部分的解决，而在流动性虚境的广播语境中，必须依靠语言表达方式和情感、想象、感觉、直觉等的作用与反作用所产生的力量，将复杂的文化结构表现出来。表达主体的作用就是通过“我的”语言方式潜移默化地实施文化传播功能，使听众在“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中得到观念的改造、情操的升华和精神的全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