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和报刊有什么区别

第三节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

就在清朝的统治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近代的新闻传播在外力的推动下开始出现了。

1840年以前,清代执行的是对内封建专制、对外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一政策在19世纪初已经开始动摇了,随着西方国家殖民主义扩张的加快,中国东南沿海的中外商业交往活动开始增多。以美国为例,1784年刚刚独立的美国就派了“中国皇后号”到中国做生意,在对华贸易的巨额利润中产生了美国第一代的百万富翁。1791年到1841年的50年间,美国对华贸易增加了6倍。⁽⁸⁾其他除了较早到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外,法国、德国,特别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成了打开对华贸易大门的另一主力军。西方殖民者在带来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刚刚发展起来的新闻出版事业。与许多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业也是由外国传教士、商人率先创办的。

1815年,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个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报刊。该刊每月一期,内容以宗教宣传为主,也有一些介绍西方文化、科技知识的文章和少量的新闻与评论,其最高发行量达到了2000份。1822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创办了葡文的《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这是在中国境内最早的外文报纸,该报是周刊,仅仅存在了一年多。1824年,第二份葡文报纸《澳门报》(Gazeta de Ma-cao)又问世了。随后,1827年,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记录报》(Canton Register)在广州创刊,该报由英国商人马地臣(Mathe-son)出资,美国商人伍德(Wood)为编辑。1835年,另一个美国传教士毕治文(Bridgman)创办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Chine-ses Repository)在广州出版。30年代,外文报纸纷纷出现,截止到1839年,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各种外文报纸有17种左右。⁽⁹⁾1833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这就是在广州问世、由德国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创办并担任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该报为木刻印刷,每期8—12页,书册状,封面为孔子语录。该报主要是介绍一些宗教和科技文化知识,但是也专门设立新闻栏,刊登国际新闻、从《京报》摘抄的国内新闻和广州、澳门的地方新闻,同时设言论栏和文学作品栏。1838年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广州创办的《各国消息》,是第二份汉语报刊,以传播各国的新闻、历史、文化为主,还有一些经济信息,不过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宗教内容。鸦片战争前,西方人在南洋及中国境内一共办了20多种中外文报刊。郭士立在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时宣称:“这个月刊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的利益而开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些高傲和排外观念。”⁽¹⁰⁾可以说,这也是这些外国人所办报刊的基本出发点。尽管清朝对国内的新闻传播活动采取诸多限制,但因为官员的腐败,也因为这些报刊尚不足以危及清朝的统治,它对于外国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办的一些报纸,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和限制。这些为改变中国人观念、为外国商人服务的外人报刊,在以后的发展中宗教色彩不断淡化,政治经济色彩日益浓厚,新闻的表征趋于突出,为中国近代新闻传播的出现,产生了推动作用。

鸦片战争之后到19世纪末,是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传播的多元化,在政府传统的官报系统依然存在、民间的“京报”日趋繁荣的同时,出现了西方人在华办报和国人创办近代报纸的热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西方人开始了在中国的办报高潮。从1842年到19世纪末,外国人先后在我国办了170多种报刊,其中比较有名的如《万国公报》、《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等。

《万国公报》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一家中文报纸,是传教士所办报纸中影响较大的一家。原名为《中国教会新报》,在出版了300期之后,到1874年改为《万国公报》。该报是以时事政治为主的周报,其主要内容分为:政事(主要摘录《京报》上的内容)、教事(宗教消息)、中外新闻、杂事、格致(科学知识)五类。1876年,每期的发行量达到了1800份。该报参与了19世纪下半期的中国思想变革,在思想启蒙、甲午战争、维新运动中比较活跃。康有为就在1883年自费订阅过该报,“是其长期而热心的读者”。1896年该报发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新政策》一文,试图引导清政府的改良,其中建议重要的“应办之事”就是设“国家日报”。马克思的中文名字也是1899年首先出现在该报的一篇文章中,称其为“百工领袖”,其资本论及学说为“安民新学”。1907年林乐知突然病逝,《万国公报》停办,40年间共出版了1000期。林乐知本人曾受清廷“钦赐四品”的虚衔,1906年还受到了罗斯福的接见。如果说《万国公报》是政论报纸的代表,那么《申报》则是商业化报纸成功的代表。《申报》也是外商所办报纸中存在时间较长的报纸(前后存在77年),在旧中国被称为“中国的泰晤士报”,其影响之大以至于旧上海中许多人把所有报纸都称为“申报纸”。《申报》是由英国商人安纳斯特·美查(Eynest Majer)1872年在上海所创办,为日报,主编一直是中国文人。《申报》将新闻报道放在第一位,其新闻内容极为丰富,报道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如1874年日本侵台,1883年中法战争)和大量的社会新闻,同时《申报》每天刊登一篇或多篇言论,首开报纸政论之先河。它于1874年首先采用了电讯消息,1875年,第一次使用了新闻插图。《申报》实行企业化经营,1876年日销售量2000份,一年后达到一万份。美查也成了在中国因办报起家的第一个资本家。他1899年衣锦还乡,1908年病逝。1912年,《申报》被卖给了中国报人史量才。《新闻报》创办较晚,属于中外合资的报纸。1893年由英国商人丹福士与华商张叔和等创办,1899年丹福士把股份转给了美国商人福开森。《新闻报》从一开始就与《申报》展开了激烈竞争,特别是到了福开森手里之后,开始采取新式新闻的办报方法,使发行量逐步从1900年的1200份上升到1919年的45782份,成了与《申报》齐名的报纸。《字林西报》是1850年在上海创刊的一份英文报纸,到1951年被取缔,出版了101年,是在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家外文报纸。这一时期外报的出现尽管带有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性质,但客观上还是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民族报业的发展。⁽¹¹⁾

在外国人办报活动的强烈刺激下,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报刊也开始出现。实际上,在鸦片战争前后,就有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了解西方文化并提出了一些近代的新闻观念。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早期有林则徐、魏源、洪仁玕等。林则徐1838年到广州禁烟,为“探夷情”曾经成立翻译馆,开始翻译和印刷不向社会发行、仅供官方参考的《澳门新闻纸》,为官报中“讲求外国情况者之始”。魏源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认识到“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而欲“知夷情必(先)知夷形”,1843年编写成当时的世界史地巨著《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洪仁玕是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1859年在其进呈给洪秀全的《资政新编》中高度评价了报纸的作用,提出报纸可以维系中央政权,实现民主政治,教育群众,监督政府。⁽¹²⁾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实行洋务运动,试图以渐进式的改革实现自救。王韬、郑观应又成为这一时期接受西方文化,全面阐述近代新闻理念的代表。王韬曾经游历欧洲和日本,是我国最早的办报人,他的办报思想十分丰富,包括“办报立言”的新闻理念,对报纸达上下、通内外功能的认识,宣传新闻自由的思想,主张“直抒胸臆”的文风和对编辑人员“通才”、“公正”的要求等。郑观应在1880年曾出版了表达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1894年又出版了著名的《盛世危言》一书,全面论述了“富强救国”的维新体系。洋务派主将张之洞曾点评说:“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盛世危言》一书中有“日报”一文,其中提出,报纸是“通民隐,达民情”的有力工具,是西方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枢纽,也是中国变法自强的重要手段,因此应该允许并支持国人办报,并制定法律保护出版自由。

就在上述先进的中国人宣传近代新闻理念的同时,国人的办报高潮开始初步显现。自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国人所办的近代报纸有二三十种,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循环日报》、《昭文新报》、《述报》、《汇报》、《广报》等。

《中外新报》是国人创办的最早的近代化报纸,其前身是1857年创刊的《香港船头货价纸》,1865年改名为《中外新报》。一般认为是伍庭芳所创办(1842—1922,广东新会人,清与民国政府的著名外交家)。⁽¹³⁾该报最初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刊登广告,新闻报道多来自外报和《京报》,19世纪80年代开辟有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栏目。该报首先从书本形式分离而采用西方报纸形式进行编排,民国初年,该报销售数万,1919年停刊。1872年由原香港英文报纸的译员,被称为西学巨擘的陈蔼亭创办的《华字日报》,是国人自办的第二张中文报纸,主要刊登新闻与广告,逐渐成为香港的重要报纸,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办。《循环日报》是著名近代思想家王韬1874年在香港所办,也是其新闻思想的体现。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办报宗旨,取名“循环”意为强弱并非一成不变。该报分三栏,首栏选录京报,次栏羊城新闻,三栏中外新闻。该报极力鼓吹变法自强,第一个在报纸上提出君主立宪,抨击清政府的黑暗吏制和取士制度,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王韬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通过报纸“立言”开创了报刊政论文体,是维新运动的启蒙报刊。在中国内地,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近代报纸,例如1873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 1874年在上海出版的《汇报》,1876年出版的《新报》,1884年和1886年在广州出版的《述报》和《广报》等等。这些报纸有的偏重政治,有的偏重经济,有的偏重社会,但都在清政府和殖民者政治控制的压制、传统政府报刊和外人报刊夹缝中艰难地进行着近代新闻的实践,这些报刊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近代新闻的产生。

这一时期中国报业的特点是:1.就宏观面来讲,在传统的政府官报和民间“京报”外,出现了一些显示新特征的中外近代报刊,其中外国人所办报纸占绝大多数,报纸的出版发行地集中在香港、澳门、上海、广州、汉口等沿海通商地区。2.在微观层面,这些报纸也有了近代报纸的雏形,例如报纸的印刷开始采用新技术,由手摇印刷机过渡到煤气印刷机。报刊编辑上也有了栏目、报头、大字标题。报纸的内容大大地扩展了,除了传统的政治内容,国际新闻、社会新闻、商业新闻开始成为报道的对象,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开始成为报道的重点,新闻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开始得到重视,有了新闻采访、电讯稿、通讯、新闻画、文艺娱乐版、副刊等等近代报刊要素。3.在经营方面,这些报纸开始了企业化运作,正如《申报》1875年10月11日头版社论所言,“开馆卖报,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¹⁴⁾商业广告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4.就报纸的社会作用来说,因为这时报纸的规模和发行量还不大,读者基本上是官、商、在华外国人等特定社会等级,所以这些报刊只是发挥了思想启蒙和探路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