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采写决策性内参

第三节　怎样采写决策性内参

中央级传媒机构驻地方记者的重要职责之一，是采写供中央领导决策时参考的内参稿件。笔者先后有20多篇内参获中央领导批示或批转有关部门，其中有12篇内参被评为广电部和中央台优秀内参一、二、三等奖。总结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只要把握好下列三项基本方法，就能采写出高质量的决策性内参稿件。

一、对现行政策不完善之处加以研究探索

记者是社会动态的纪录员，一名成熟的记者不仅应是社会学者，也应是融多学科于一身的杂家。因此，记者在日常的工作中，既要为广大受众收集、提供各类新闻和信息，又要刻意开掘那些能够预示社会进步的新观念、新思路、新事物，以内参形式提供给各级领导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实践证明，一个记者能否及时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新观念、新思路、新事物，准确地给其定义、定性并赋予一定的理论色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的政策水平高低、知识层次高低和对国情、社情、民情懂得多少等等。作为党和政府的新闻机构的记者，最重要的是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好党的基本路线，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社会，分析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练就了这种能力，就可以在充分掌握和了解国情、社情、民情的基础上，在对某个或某些微观社会现象、经济现象、生活现象的分析研究中，理出带有一定政策超前的新观念、新思路，从而撰写成具有启迪力和制定政策有参考价值的内参稿件。

例如，1984年4月初，笔者在天津砖瓦行业采访获悉，从3月1日起，经河北省煤炭厅批准，开滦煤矿把销售给外省市的煤矸石，从每吨8至15元上涨到24至26元（比普通煤价还高），这样就使长期大量利用煤矸石做能源的天津砖瓦工业受到亏损破产的严重威胁。

经过深入天津十大砖瓦厂采访，记者获得许多重要的背景材料：过去，天津砖瓦生产和全国同行业一样，都是以上等好煤为能源。1963年，天津市建材局听说开滦煤矿采煤排出的废渣——煤矸石已堆积成山，占去大片农田，每年要交纳大笔罚款的消息以后，积极组织科技人员进行实验，研究成功在机砖生产上采用掺烧煤矸石的新工艺。1964年起，天津的十大砖瓦厂把全部砖窑改造成烧煤矸石的炉子。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天津砖瓦工业企业一共烧了500多万吨煤矸石，不仅为国家节约120多万吨好煤，而且帮助开滦煤矿解决了煤矸石无处排放、阻碍生产的难题，使煤矿节省大量占地罚款，有力地支持了开滦煤矿的生产。

因天津帮助煤矿消化了生产废弃物，从1964年起，开滦煤矿不找天津砖厂要煤矸石钱，只要出每吨7元左右的运费就行了。1982年7月，开滦煤矿把煤矸石当作“低热煤”出售，每吨2元钱，到1993年底，几次调价，把煤矸石价格上涨到每吨8至15元，比该矿出产的煤炭价格还高。

掌握了上述第一手材料，笔者认为，这件具体的微观经济活动现象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问题，这是个涉及全国经济政策的重要问题。于是笔者撰写了内参《开滦煤矸石涨价，天津砖瓦工业受到威胁》，此稿刊发在1984年4月17日的国家广电部供领导同志参阅的《情况》127期上。此文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副总理姚依林批示“请劲夫同志阅处”，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阅后批示：“吕东、宝华，建议，请经委调研室和综合利用局及物价、煤炭等有关单位同志实地去调研，提出改革措施，对综合利用一定要研究提出鼓励性政策措施。”不久，国家经委成立了一个综合利用调研组。他们还派天津市建材工业局的同志找到记者本人，通报领导的批示，并征求对制定综合利用政策的看法。经过国家经委同志的努力，1985年年底，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对开展综合利用实行优惠的政策性文件。

可以说，笔者向国务院领导提供的这篇决策参考型的内参，不仅挽救了天津砖瓦工业，也为全国靠搞综合利用进行生产经营的许多行业的成千上万个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又如，1996年4月9日中央台《内参》（第52期）刊发的《天津市和平区摸索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新经验》（获1996年中央电台《内参》一等奖），是笔者执笔与同事合采的一篇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稿件。

1996年初，党中央确定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后，笔者立即加大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报道力度。3月底，笔者和另两位同志合作采写了《人民的好公仆》3集系列录音报道，稿件在中央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后，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收到大量听众来信，受到高度评价。之后，笔者又执笔撰写了内参《天津市和平区摸索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新经验》。这篇内参由中央台总编室刊发并发送给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由于稿件观点鲜明、内容生动、定位准确，具有较高的决策参考价值，5月份起根据丁关根同志的指示，中宣部四次派人到天津和平区调研。六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宣部决定把总结宣传和平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作为中宣部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当年10月10日至18日，中宣部组织13家中央新闻单位的50多位记者，对天津和平区进行了集中采访和报道，把天津和平区这朵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奇葩推向全国。对此，天津市和平区的党政领导均认为，这与中央电台同志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多年来，笔者撰写的内参《天津探索搞活“二全民”工业企业的新路子》、《天津市制订出控制公费医疗超前消费的好办法》、《国营企业无偿占有新兴集体企业资财影响第三产业发展》、《天津市制订出遏止外商“打白条”规定》、《天津推出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措施》等都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价值，产生过较好的作用。

附例稿（160）

内参：开滦煤矸石涨价，天津砖瓦工业受到威胁

中央台驻天津记者站金树华

记者获悉，经河北省煤炭厅同意，从3月1日起，开滦煤矿将销售给外省市的煤矸石，从每吨8至15元上涨到24至26元（注：河北省内仍是8至15元1吨）。这样，使长期大量利用煤矸石做能源的天津砖瓦工业受到了亏损破产的严重威胁。

天津砖瓦行业共有企业10个，年产砖瓦5亿多块，是天津市基本建设的主要建筑材料来源之一。过去，天津砖瓦生产完全以好煤为能源。1963年，市建材局听说开滦煤矿采煤排出的废渣——煤矸石堆积成山，占去大片农田，每年交纳大批罚款的消息以后，积极组织科技人员进行实验，摸索出在机砖生产上采用掺烧煤矸石的新工艺。1964年起将全部砖窑改造成烧煤矸石的炉子。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天津砖瓦工业企业一共烧了500万吨煤矸石，不仅给国家节约120万吨好煤，而且帮助开滦煤矿解决了煤矸石的无处排放、阻碍生产的困难，有力地支持了开滦煤矿的生产。

1964年至1982年上半年，开滦煤矿不要钱，随便拉，天津砖瓦企业只出公路和铁路运费，每吨7元左右。1982年7月，开滦煤矿把煤矸石进行了初加工，以“低热煤”出售，每吨2元钱。到去年年底，一年多时间里几次调价，上涨到每吨8至15元。近年来，煤矸石不断涨价，使天津砖瓦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去年，砖瓦公司所属企业努力加强管理，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消耗，仅盈利300多万元。今年，由于煤矸石涨价1倍以上，运到天津高达33元1吨，仅此1项，全公司就要多支出676万元，亏损376万元。所有企业都要由盈利企业变成亏损户。

天津砖瓦工业公司副经理孟镭告诉记者，今年头两个月各砖瓦厂共进煤矸石30 860吨，3月份报计划进2.6万吨，开滦矿只批准给7 000吨，实际上只发来2 000吨。目前，各厂库存基本吃光，能源面临断炊，东风砖厂已告急。如果改烧好煤，企业可以做到不赔不赚，维持生产，保证基建施工需要，但没有能源指标，可望不可及。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将影响天津市住宅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基建施工，希望引起有关部门注意。

（本文1984年4月17日国家广播电视部总编室《情况》第127期刊出）

本文刊出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同志批示：“请劲夫同志，阅处。”时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同志批示：“吕东、宝华，建议请经委调研室和综合局及物价、煤炭等有关单位同志实地去调研，提出改革措施，对综合利用一定要研究提出鼓励性政策措施。”

天津市政府顾问郝田役也批示：“请建委到北京跑并要求解决。开滦煤矸石涨价是没有道理的，第一，矸石含煤量约15%左右；第二，矸石出厂价又高于煤的出厂价，这不是鼓励人们用矸石，而是限制用矸石，鼓励多烧煤。可找国家经委、物价总局。”

3个多月后，国家经委综合利用调研组一行到天津，请记者对他们起草的将下发全国工交系统的国家经委关于“鼓励开展综合利用，增产节约”的文件，提出修改意见或建议。两个月后，天津市经委能源处的领导电话告诉记者，国家经委的文件已下发，对能源处开展工作很有好处。

附例稿（161）

内参：天津市和平区摸索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新经验

△中央台记者金树华、郑凯：

天津市和平区委、区政府经过8年探讨和实践，摸索出一套以弘扬公仆精神为载体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路子，为大中城市提供了操作性强的新经验。

目前，天津市和平区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稳定向上、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的良好局势。1995年，区属企业完成国内生产总值、经营收入、财政收入各列市内6个区之首。刑事案件发案率为全市最低地区之一；全区中小学入学率、毕业合格率、高考录取率等综合考核指标连续17年保持了全市第一的好成绩；先后获得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区、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区、全国文化模范区、全国少儿工作先进区等称号。

一、强化公仆意识，塑造公仆形象

10多年前，这个区发生了一起影响较大的事件，个体户经营的“吃吃看”餐馆因抵挡不住各种官面人物的白吃、白拿而宣告破产，参与“白吃、白拿”的公安、工商、税务、市容监察、卫生防疫等部门的21名干部受到了严肃处理。现实给区委、区政府领导提出了个重大课题：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首先要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制度约束，不断创造良好的社会小环境。于是他们提出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塑造公仆形象。

和平区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全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强调全区副处级以上干部要主动到自己的联系点，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同时还统筹安排机关干部每周四到居民区联系群众，听取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难题。

和平区要求所有党员和干部将“廉洁、公道、团结、高效”的八字政风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倡导八字政风，首先从区领导做起，区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上下班骑自行车，坚持过紧日子，把有限的财力尽可能多地用在老百姓身上，这些年全区为群众盖了170万平方米的住宅，可党政机关的许多干部住房依旧十分困难，28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中有70人仍住一间房。他们说：“如果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精神都没有，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廉洁的作风既要靠教育培养，也要靠规章制度保证。8年来这个区先后实践了四个方面的制度：

一是建立廉政制度。为便于考察和掌握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廉政情况，建立了干部廉政档案和副处级以上干部公布工资外收入的制度。廉政制度的建立，有力地增强了廉洁从政的意识。

二是党员、干部在家门口报到制度。要求区级机关的党员在自己居住的居委会报到。在自己家门口为群众办好事，干实事，用实际行动树立党的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几千名党员的家成了群众情绪的反映点和为民服务站。

三是公开办事、办公制度。区、街党政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有关规定，凡是能公开的全部对群众公开，让主人行使主人的权利，让公仆竭尽公仆之责。1990年在公布区领导办公电话、建立领导干部接待日等基础上，又建立了副处级以上干部联系点制度，在全区12个街道办事处建立了区长信箱特批急办制度，群众生活中有困难可直接给区长写信，凡列为急办件的3天内予以解决。

四是制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要求党和机关各部门根据自己工作的特点制定职业道德规范，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干部队伍中的少数人，由于环境和自身的种种原因，在腐蚀反腐蚀的斗争中走上了犯罪道路，这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和消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平区委、区政府扩大和强化了四个方面的监督：

一是强化了党的监督。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秉公办事，自觉接受党组织监督，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

二是强调法律监督，使各方面工作都尽可能地纳入法制轨道，列入目标管理，定期进行考核，进而形成依法决策、依法从业、依法管理、依法育人、依法监督的良好局面。

三是强化群众监督，积极推行群众评议党政机关和干部的制度。在全区建立起一支区、街两级群众监督网络，由近千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群众代表组成的政务工作监督组，代表全区人民对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监督。

四是强化舆论监督。注重借助新闻舆论工具监督党和政府工作，树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形象和声誉，有力地促进了廉洁、高效作风的形成。

二、和平区培育出一支亲民近民、尽心竭力为民的干部队伍

为人民不开“空头支票”。这些年每年都集中群众意见，把群众最关心、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确定为每年给群众办的12件实事，到现在已经坚持干了12年。这些实事中既有足以振奋人心的一些大项目，如年年要为改善群众生活居住条件，兴建一批住宅，又有群众倍感亲切的小事，如以民办公助的形式为所有住宅楼都安装了楼道节能灯，花钱不多，居民叫好。同时还把办实事推向基层，做到层层为群众办实事，并且把实事列入政务目标层层分解，使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肩负目标，定期考核落实情况，确保实事条条兑现。

为人民不畏困难。和平区有不少地方地势低洼、旧房多，每逢大雨、暴雨，党员干部们就顶雨趟水赶到居民区一户一户地察看险情，一间一间地落实抢修措施。公道自在人心中，党员、干部冒雨赶到漏房居民家中表示歉意时，居民们满怀深情地说：“你们来了，证明心里惦记着我们，房子晚修几天也没关系。”区分管城建的一位副区长一次在雨季连续3天3夜没休息，走访百姓，只靠吃饭时打个盹儿休息片刻又继续工作。老百姓说：“他不是钢打铁铸的，而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就是我们的公仆！”

为人民不推不拖。和平区政府年年把组织冬季人民生活当作“系统工程”来抓，让利于民，解民之忧，靠高效率为群众办实事。全区14万户、50万人中，多少户人家缺菜，多少户人家没煤，基本做到心中有数。在供应高峰的日子里，有关干部几乎天天“连轴转”，深夜守候值班电话，清晨又出现在门市部卖菜卖煤的岗位。

群众满意了，自愿要求表彰干部。区政务工作监督组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提出奖励干部，评选“十佳公仆”。他们说：“最佳公仆必须是由人民群众认定和认可的，必须发动广大群众进行评选。”群众确定的评选条件既简单又实在：不分党内党外，不分男女，不分职务高低，只看一条，比谁为群众流汗多、出力大，比谁为群众贡献大。人民公仆人民评选，评选中最大限度地听取群众意见，从候选人推出到正式确定，要经过三上三下，才能推出“十佳公仆”名单。

区委、区政府领导认为，群众自发地表彰“十佳公仆”，是发动人民群众监督党政干部，落实党的密切联系群众路线的极好形式。

多年来，公仆精神的弘扬和持续8年的“十佳公仆”评选活动，在天津和平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振奋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精神，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本文1996年4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内参》第52期刊出，获1996年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内参》好稿一等奖）

二、为专家建议提供载体，当科技变生产力的催化剂

记者最大的优势是接触社会，对上了解政策，对下了解民情，记者是名副其实的信息传播枢纽。多年的新闻工作使笔者接触和认识了各条战线上许多有学识、有见解、有功底的各类专门人才，而与这些专家、学者打交道，可以获得大量信息。如果笔者把专家学者们的具有驱动性的科学见解归纳概括，撰写成内参，经过中央领导的批示，转发即可促使其广泛推广，将对国家某一行业、某项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此，反映专家学者呼声的内参是决策参考型内参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笔者撰写了一批反映专家学者意见、建议的内参稿件，不少被中央办公厅选登在《每日汇报》上，被外国专家局选登在《专家建议》上供中央领导参阅。其中，引起有关领导重视的有《张春圃建议建立闲置设备市场，挖掘沉淀资金潜力》、《塘沽地面下沉严重，有关专家提出四项建议》、《天津一些厂长工程师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保护扶持替代进口产品》、《水利专家建议在津兴建隔膜防碱省水船闸》、《经济专家建议在京津冀规划建立“三廊一带”区域联合开发系统》、《天津港希望中央把“以港养港”变成长期稳定的港口投资政策》、《天津纺织系统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点与对策》等。

以内参《经济专家建议在京津冀规划建立“三廊一带”区域联合开发系统》为例，此文是1987年采写的，观点、内容都是采访天津市从事软科学研究的专家而获得的。当时笔者是就2000年以后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进行采访的。被采访的专家一致建议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两市一省立即着手规划建立“三廊一带”区域联合开发系统。笔者综合了专家们的意见、见解，撰写了内参。其中，建立京津“高技术走廊”；“津唐资金、技术引进走廊”；“津唐重工业走廊”这三项建议90年代已变成了现实。目前，以京津塘高速公路为依托的高新技术走廊已经初步形成，中国的硅谷将在京津之间的条形地带产生。坐落在天津武清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河北省廊坊开发区和北京开发区等三大新技术园区已沿着高速公路展开，几乎连成一体。而天津与河北省唐山市之间，随着天津开发区的兴建和发展，伴随着天津工业战略东移，两个城市之间已形成资金、技术引进的走廊和重工业走廊。

这篇内参的另一重要建议是“津冀联合开发带”。文中写道：“解放以来，由于没有注意到京、津、冀两市一省的整体布局，各搞各的工业体系，农业生产布局也没有考虑到为京津服务，因此造成河北省的各项经济指标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20%左右。要想使这一地区尽快繁荣起来，必须进行区域系统规划，建立津冀联合开发带，利用本地区的资源和技术，发展与北京以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经济联系，使沿海的技术与产品分阶段向内地转移。”上述观点、思路和建议，已被北京、天津、河北两市一省的主要领导所接受，一个建立京津冀经济圈的计划已开始实施。近几年来，天津与河北省的经济合作项目达五千多项，河北省从天津吸纳资金十八亿多元。河北省已把环京津开放作为河北经济发展两大主体战略之一加以实施。1996年以来，北京、天津、河北两市一省已多次协商加快京津冀联合开发问题。10年前，天津软科学专家的建议已逐步变成现实。

又如内参《天津港希望中央把“以港养港”变成长期稳定的港口投资政策》，是1988年笔者在采访了天津港务局总工程师王海平、副总工程师唐本政，收集了大量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撰写的。内参详尽地列举了天津港希望中央考虑把“以港养港”变成我国港口建设的长期稳定的投资政策的三条依据，并明确指出，“我国目前在港口实行的‘以港养港’政策，实际上是作为经济实体的港务局采取自收自付的办法承担建设资金。如果把这种办法比较长期地稳定下来，是大有益处的。反之，如果只想从港口获取税利不仅会限制港口功能的发展，而且会影响整个辐射地区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篇内参被中办选刊在《每日汇报》上，由于内参及时把专家的好建议反映到中央领导层，经过有关部门的协调，天津“以港养港”的办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在全国各大港口推广，“以港养港”已成为我国长期稳定的港口投资政策。天津专家的建议为中国港口建设和水运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

附例稿（162）

内参：经济专家建议在京津冀规划建立“三廊一带”

区域联合开发系统

中央台驻天津记者站金树华

最近，记者就2000年以后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采访天津市从事软科学研究的专家时，这些专家一致建议两市一省着手规划建立“三廊一带”区域联合开发系统。

所谓“三廊一带”，概括专家们的意见，是指：

京津高技术走廊沿京津公路与铁路之间，划出一条4~5公里宽的走廊，作为发展高技术产业和进行农业结构改革的基地，建立若干个高技术产业中心，同时建设高质量的生活和农副产品基地。高技术产业包括半导体工业、微电子工业、光纤工业、航天工业、轻型材料工业、遗传工程和发酵工业等，生产具有国际通用化、标准化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

津唐资金、技术引进走廊天津是我国吸引外资和技术环境较好的开放城市之一，近年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情况也较好，外汇收支略有结余，建议结合天津工业东移的改造计划，广泛利用外资，使产品更新换代。条件是开放一部分国内市场，其“警界线”是外汇收支平衡。天津是首都的门户，外国人对在天津投资是比较放心的。另外，天津有“九国租界”的历史，这虽是中国人民遭受外侮的历史见证，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我们政策对头、措施得当，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成效。

津唐重工业走廊沿天津汉沽区到唐山建立一个5~6公里宽的重工业走廊，以钢铁、有色冶金、海洋化工、高分子材料、电力、陶瓷等工业为主体，建立一个环渤海湾重工业区。这个区域有能源、材料等最优越的条件和最适合工业用的土地资源。目前天津市是以轻加工型工业为主，方向是对的，但从远景看，这样大的工业城市，没有一定数量和较高水平的重工业作为支持体系是不行的。这一重工业走廊的建立，还可以带动最有前景的海洋工业和提取食物工业。

津冀联合开发带这个联合开发带的第一步是修一条天津至保定的铁路，第二步是沿津保铁路和公路辟出一条5～6公里宽的内资工业开发带。解放以来，由于没有注意到京、津、冀两市一省的整体布局，各搞各的工业体系，农业生产布局也没有考虑到为京津服务，因此造成河北省的各项经济指标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20%左右。要想使这一地区尽快繁荣起来，必须进行区域系统规划，建立津冀联合开发带，利用本地区的资源和技术，发展与北京以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经济联系，使沿海的技术与产品分阶段向内地转移。

据专家们说，在两个大城市之间建立开发带或走廊，比城市无限向外扩大或建卫星城要优越，其好处是：

（1）建设工业带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交通条件和沿途城镇设施，比建卫星城投资要省；

（2）建立工业带或走廊，有利于两城市之间的联合和互利，同时带动沿途的农业结构改革；

（3）开发带或走廊实际上是两个大城市之间的一系列专业化生产的小城市，用方便的交通把它们联系起来了，因而能把大城市的一部分载体功能分散到一小时以内路程的某些交通点上，这样便于同行的技术、信息交流和组织考核、评比，也便于按特殊要求进行功能配套建设。

（本文1987年10月23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总编室《情况》204期刊出，获广播电影电视部1987年度内参优秀稿一等奖）

附例稿（163）

内参：天津港希望中央把“以港养港”变成长期稳定的

港口投资政策

中央台驻天津记者站金树华

最近，天津港务局总工程师王海平、副总工程师唐本政向记者表示，希望中央考虑把“以港养港”变成长期稳定的港口投资政策。

天津港是1984年6月1日第一个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体制的港口。4年来，天津港平均每年投入2亿多元建设资金，个别年头投资达3亿元以上，年平均投资额比1973至1983年10年间大建港时期增加1.2亿元。目前，天津港口规模比1983年时扩大1倍以上，拥有34个货运泊位（其中包括全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现代化的粮食专用码头和国内最大的出口盐码头）和5个客运泊位。港口的吞吐能力在2 000万吨以上，与15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通了航。

天津港这几年发展这样快，是和体制改革、推行“以港养港”政策分不开的。可是，“以港养港”按照合同规定，只能实行到1990年。天津港希望中央考虑把“以港养港”变成我国港口建设的长期稳定的投资政策。天津港的这项建议是基于以下考虑：

1.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要求港口技术进步、多功能，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现代化港口应具备交通、工业、市场、仓储、通讯、金融、文化生活和旅游等多种功能，而我国现有大中型港口一般仅仅具有传统的水陆交通枢纽的功能，离发展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要求差得很远，必须下大力量为港口增加功能。

2.建设高效运输网络需要港口增加投资，发挥协调海陆空运输的中心作用。

1984年中央领导曾经指出：“交通运输结构在我国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重要问题。过去以条条为主，各自强调成网，只分别考虑铁路网、水运网、空运网，没有从整体出发来建立综合运输网。‘七五’期间和以后的长远规划中要分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港口是水陆联运的枢纽，我们只有以港口为中心，协调海陆空三方面的运输，这样才能处理好客货运关系，形成一个高效的交通运输网络。以天津港为例，它的辐射区域包括天津、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河南等19个省市自治区，而目前天津港的码头及机械能力远不能满足这么个大地域的工农业和外贸进出口业发展的要求，还必须继续进行大规模的码头扩建，而这是不能在短期内完成的。

3.港口建设的自然规律要求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政策。

港口具有公用事业性质。港口建成之后，不仅货主、船方得利，整个社会都受益。港口建设投资大，资金回收期长，不宜采取权宜之计，应该制定长期稳定的投资政策。国外是把港口设施的投资分成两份，凡码头陆面以下的设施，即码头泊位的建造、航道和港池的疏浚以及防波堤等均由政府负责投资；码头陆面上的设施，即库场和装卸机械的配备，均由经营者负责。我国目前在港口实行的“以港养港”政策，实际上是作为经济实体的港务局采取自收自付的办法承担建设资金。如果能把这种办法比较长期地稳定下来，是大有益处的。反之，如果只想从港口获取税利，不仅会限制港口功能的发展，而且会影响整个辐射地区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本文1998年6月24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总编室《情况》第102期刊出）

三、及时反映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思路、新进展、新经验

当前，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全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有许多观念、思想和做法需要改变和完善，各行各业的改革开放也需要大量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的新经验、新思路、新做法。现实中，全国各地、各系统的干部群众也在不断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经验。作为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及时、准确地把蕴藏在群众中的聪明才智挖掘出来，展示给领导层或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

改革开放以来，笔者除了采写大量公开播发的新闻类稿件外，十分重视深入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追踪、收集并及时反映天津市社会全面进步和经济建设发展中的新思路、新进展、新成就、新风貌，撰写了一批参考价值高的内参稿件。产生较大影响的内参稿件有《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谈改革要处理好四个关系，抓好十个环节》、《天津市制订化纤及其制品科研、生产“一条龙”规划》、《天津提出发展外向型经济新思路》、《天津市采取措施改革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张世伦在天津海河塑料厂推行群体经营法》、《天津市对政府职能部门办事效率等进行问卷调查》、《天津市纪检委研究成功“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等等。

1984年3月笔者采写内参《天津市采取措施改革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一文，在1984年第142期《情况》上刊登后，被中央领导批转到轻工业部，该部加了按语后，把这篇稿子当成文件转发全国轻工系统的机关和企业以推动企业改革的进行。此稿获广电部《情况》好稿二等奖。

1995年，笔者和同事针对反腐败斗争中，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廉政状况的评价缺乏科学手段，只能用“取得阶段性成果”之类的述语表达反腐败成果的现象，撰写了内参《天津市纪检委研究成功“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反映了天津市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和进展。这篇内参刊发后，受到中纪委领导的高度评价，全国二十几个省市领导看到内参后，有的给天津市委主要领导打电话表示赞扬，有的派纪委书记率团来津学习取经。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袁方认为：“《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开创性地将社会指标体系运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对于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使廉政建设的评价科学化、数量化和精确化，而且有助于廉政建设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内参的采访写作虽不像公开报道的各类新闻稿件那样讲究技巧和表现方法，但笔者认为内参稿件从选题到选材、写作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记者的深思熟虑，尤其离不开对党的政策的了解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内参稿件的写作，对记者的要求更高、更严。总之，内参的采访写作是集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及现代科学于一体的综合性业务工作。笔者希望年轻记者不断学习，努力提高内参稿件的采访写作水平，做一个合格的党的新闻工作者。

附例稿（164）

内参：天津市纪检委推出《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

△中央台记者金树华、郑凯：

在我国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廉政状况长期以来缺乏定量分析，没有一种全面、准确地分析廉政建设状况的评价标准。

天津市纪检委近几年在反腐倡廉、抓党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按照中纪委领导的指示，从1994年4月开始，结合党的纪检工作特点和工作实践，会同南开大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共同开始了建立《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的研究工作。课题研究历经一年多时间，运用系统方法学、社会指标方法及计算机技术等科学方法经过了理论研究、经验咨询、实践验证、专家鉴定4个阶段，于今年5月完成了该课题；并正式推出了《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

《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的测评方法：

首先，确定测评对象。考察一地区廉政状况，并不需要将这一地区所有党和政府部门及公职人员都考察一遍，因此，课题规定、测量一地区廉政状况，以测评一县为例，只需抽取部分党政部门作为考察对象，但所取部门（单位）样本应不少于10个。其中公安、税务、工商三部门为必抽样本，其余随机抽样。由这些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填写《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表》，申报领导干部住房情况和子女任职等情况，按1/4比例向这些部门和单位的一般工作人员发放《党政机关民意问卷》，重点了解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通过这10个单位考察“国家机关政务公开程度”、“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健全程度”、“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状况”和“公职人员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四项指标情况，获取有关数据。

其次，向纪检监察部门、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组织部、人事局、房管局、财政局、统计局等党政部门获取有关公职人员违法违纪、公职人员录用回避情况、匿名举报率、政府办公设施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等6个指标客观性数据。

第三，向社会公众发放《社会公众民意调查问卷》，重点了解公众对党和政府廉政情况的看法，对行业不正之风的感受和评价等情况。

第四，将获取的有关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统计，按《测量评分标准》进行评分。最后，对一地区政府廉政状况的评价由“廉政综合指数”概念表示。“廉政综合指数”得分越高，表明一地区廉政状况越好，反之则越差。

这套评价系统具有4个作用和功能：

1.评价功能。《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中设计的各项指标，实际上是进行廉政建设所必须做好的各项要素，哪项指标得分高，说明一个地区在廉政建设的这个要素方面做得比较好。这样能够比较准确地看出一个地区廉政状况综合情况，以及与其他地区比较存在的差距。

2.监测功能。能比较灵敏地发现和揭露问题，为有关领导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3.导向功能。《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中各项指标的确立，为全面考察廉政建设起到导向作用。如果能够坚持定期测量，其导向作用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4.预警功能。《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中“群众对廉政建设的满意程度”指标，是反映公众情绪和忍受程度的一个尺度。运用这套评价系统进行广泛多次的测定后，就可以将这个指标与其他指标综合考虑，在“廉政综合指数”上确定一个表明政府腐败程度的危险分值（警戒），也就是群众的最低忍受线，从而起到某种预警作用。

有关方面对《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的评价和反映：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袁方认为《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开创性地将社会指标体系运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对于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评价系统既有向党政有关部门获取的客观性数据，也有通过民意测验、实地调查获取的主观性评估数据，获取的数据比较全面，能够科学地、系统地反映廉政建设各个方面的情况，不仅有助于使廉政建设的评价科学化、数量化和精确化，而且有助于廉政建设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行政法学会总干事长、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应松年，天津社科院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王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经济学家谷书堂都充分肯定该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可信性、可操作性。

天津市曾运用《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对18个区县廉政状况进行了测评，同时于今年2月和4月在中纪委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对江苏省常熟市、山西省寿阳县和甘肃省的武山县分别运用《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进行了廉政建设测评，均收到预期效果，并获得被测评单位的认可。

在今年北京召开的“国际反贪大会”上，《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引起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

中纪委和监察部有关负责同志到天津听取了关于《廉政建设评价系统》汇报，他们认为天津市纪委的这项研究具有开拓性，潜在价值很大。

（本文1995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内参第202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