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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通讯的采写

时间:2022-04-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人物通讯的采写在我国媒体的各类通讯中,人物通讯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人物通讯是用来展示新闻人物事迹与形象的一种新闻体裁。关于反面人物的通讯报道,揭露其罪行能起到警戒世人的作用。采写人物通讯就是为了通过人的思想、人的精神面貌去教育人、感染人。人物通讯有两个方面,可以称为“两条线”,一条是“过程线”,一条是“思想线”。

一、人物通讯的采写

在我国媒体的各类通讯中,人物通讯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人物通讯是用来展示新闻人物事迹与形象的一种新闻体裁。所谓新闻人物,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人物,他可以是先进的个人和集体,可以是名人,可以是普通人,也可以是转变中的人物或有争议的人物,还可以是反面人物。关于先进人物的通讯报道,如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其形象往往能在人民心中树起丰碑,感染和鼓舞几代人;关于普通人、转变中的或有争议人物的通讯报道,如下岗工人、山村教师、贫苦的农民、无助的流浪儿、重病求医的患者、捡垃圾的城市边缘人等,也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兴趣,或传播一种观念,或引起广泛的讨论,同样能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关于反面人物的通讯报道,揭露其罪行能起到警戒世人的作用。

人物通讯要能显示出对社会广泛的影响力和亲和力,就必须在采写过程中做到以下几点:

(一)写出人物的时代感

新华社记者穆青说过:“一篇好的人物通讯,往往会起到人物的某一段传记、时代的某种记录的作用。”他认为:“能否高瞻远瞩地提炼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主题,并且从这个高度来表现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和思想风貌,就成为决定人物通讯成败、优劣的关键。”[1]提炼和确定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报道主题,一方面要体现同当前生活关系最密切、群众最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问题,使人物通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要考察人物本身具有哪些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精神,一定要把时代的需要与新闻人物本身所具有的特点结合起来。

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也在不断变化,如果还是一味地报道那些“高、大、全”的先进人物,很难引起当前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共鸣。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那些积极进取的人生状态,善于把握时机的人生抉择,勇于维护公共权益、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人更符合时代的需要,更贴近社会生活的实际,更能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影响。因此,在报道人物尤其是报道先进人物或名人时,他们的生活理念也必须符合时代要求,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比如,1996年获得第7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的两组人物通讯,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一组是报道上海水电修理工徐虎,一组是报道北京售票员李素丽。两组报道都是以普通的服务岗位上的普通的人为报道对象,但是他们看似平凡无奇的举动和言行却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和品质。这两组通讯作品的成功就在于,记者没有给报道对象过多的赞美之词,而是通过深入采访写出了生活中活跃在人们身边的朴素无华的典型细节,以此来表现人物更能打动人心。徐虎背着几个小小的修理箱,每天早出晚归走街串巷上门服务,干着平凡琐碎又脏又累的工作;李素丽在车厢里,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相识或是陌生的乘客,永远保持微笑,伴随着优美的语言、提供周到的服务。细节的描写,能够做到情景交融,绘声绘色,使人物显得可亲、可信并且可敬。再如第17届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一等奖作品《闪耀在手术刀上的道德光芒——记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军医、北京军区原外一科主任华益慰》,通过对华益慰高尚医德和高超医术的报道,与当下医疗腐败现象滋长、医患关系紧张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鲜明而深刻地体现和弘扬了我们时代的主流价值。

(二)写出人物的精神境界

人物通讯应该写出人物的思想和精神面貌。采写人物通讯就是为了通过人的思想、人的精神面貌去教育人、感染人。强调写思想就是反对单纯的叙事。光写事迹,不写思想,人物是平面的;写了思想,人才有了灵魂、生命,才能有感染他人的力量。人物通讯有两个方面,可以称为“两条线”,一条是“过程线”,一条是“思想线”。“过程线”是人物生活的经历或事件发展的过程,它是事物的表面现象;“思想线”则是作者根据人物事迹所提炼出的主题——中心思想,它贯穿于人物的典型事迹中,反映着事物的本质意义。著名记者郭梅尼在中国青年报的一次讲座中说到,中国有句古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报道先进人物,借用这句话来说:事例不在多,有“神”则灵。这里说的“神”是指先进人物的精神面貌、先进思想。先进思想是先进人物报道的灵魂,先进思想刻画得好,先进人物的报道才能在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而由她采写的人物通讯《烧不毁的美》,通过对残疾青年徐效钢的深入观察,不仅将徐效钢内心世界不断升华的过程展现了出来,也将一个人外表的缺陷和内心的美丽展现出来。

人物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其实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描述人物的思想和精神面貌,而是要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展示,通讯不能像文学作品那样塑造人物形象,而更多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精神境界。《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中有这样一段叙述:“雪花在凛冽的寒风中狂飞乱舞。一会儿工夫,大家都变成了雪人。人们穿着大衣,还是感到阵阵发冷。脸、手和脚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孔繁森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把外衣脱给了在风雪中哀嚎的小羊羔,自己却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手捂着脸,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猛地转回到越野车上脱下自己的一套毛衣裤,递给了那位老阿妈。老阿妈伸出已经冻僵的双手,接过那还带着体温的毛衣,嘴唇颤抖着久久说不出一句话。”这是孔繁森考察灾区的一幕情景。一连串的动作写出了孔繁森此时此刻的心情,也写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显得真实可信。《本色牛玉儒》中写牛玉儒对工作的态度也是通过他的行动来体现的,例如:

牛玉儒似乎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即便病重,也不例外。

工作人员计算过:他在呼市工作493天,除去住院治病3个月,竟200多天出差在外。

工作日志这样记载:2004年3月20日上午,从呼市转机北京至成都,午饭后与有关部门负责人洽谈;

21日上午飞深圳,再驱车珠海,下午考察企业,晚饭后返深圳;

22日上午,在深圳考察两家企业,午饭后转机北京到银川,晚10点考察银川亮化工程;

23日上午考察银川城建,与市领导座谈;午饭后赴乌海市考察,连夜坐火车返呼市;

24日上午,向市委汇报出行收获。

5天5座城,南北两万里。牛玉儒从此多了一个绰号“空中飞人”。

这些行动的描写比起记者直接发表议论或抒情而言,更能自然而然地表现人物的精神境界,也更具有说服力。

(三)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成功的人物通讯中,焦裕禄、陈景润、孔繁森、徐虎、李素丽等人物各具特点,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与记者根据人物特点确定主题,精心选材很有关系。著名记者田流曾说过这方面的体会。他说:“譬如,报道一个劳动模范,他做了很多事情,特别是那些老劳模,事迹更多,我们总不能把他的事迹都写进去,我们应该研究这位劳模和别的劳模有什么不同,一定要找出这个‘不同’来。有了这个‘不同’,那些最能表现这个劳模本质的材料、事迹就站到前列来了,那些别的劳模都会做、都要做的事迹、材料——对我们要报道的这个劳模说来是次要的事迹、材料,就容易区别开来,就容易被淘汰了。这样,我们虽然只写他一两件事,反而更能表现出这个劳模的特点,使这个劳模更生动形象地站立在读者面前。”比如通讯作品《农民企业家张家谱》中在表现常青乡决定卖地前一晚张家谱的行为时的描写:

夜幕已经降临了,张家谱依然在田埂上徘徊,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陷入了沉思,他忽地抓起地里的一把土,放在鼻子前吸了一吸,然后,抬起头仰望着满天星光。他就这样在田野里走着,一直到夜深人静。

这里的细节描写突显了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使人物显得更加丰满,更加感人。这些描写之所以能够突破人物的脸谱化,与记者的深入采访是分不开的,记者正是通过深入采访获知了张家谱的身世背景:张家谱当过长工,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恋情,因此,同样是农民企业家,在为建设而卖地的问题上,他有着比别人更复杂而微妙的感情。在通讯《总书记的问候》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看到一个女孩子额头上有“吉祥痣”,江泽民对她的母亲说,我的家乡也有这个风俗,小时候我也点过痣……读者从这个细节中可以感受到江泽民同志的开朗的性格、风趣的语言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但是这样精彩的细节描写同样也是记者深入采访和思考的结果。

别林斯基说:“必须使人物一方面成为一个特殊世界的人们的代表,同时还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2]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人物通讯写的是生活中的具体的真人,缺乏个性光彩,就不可能使人对他留下难忘的印象。个性总是通过具体、生动、独特的细节来展现的。采写人物通讯的记者就要善于去发现、捕捉这些东西。当然展示个性为的是表现共性,表现人物的精神境界。陈景润的个性是非常独特的,正因为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他的坎坷命运和独特个性,《哥德巴赫猜想》才如此感人。但在他独特个性背后,闪现的是他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为中华民族争光,为全人类作贡献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精神。没有这根红线去贯穿,就会把陈景润写成呆子和怪物。但他的这种精神境界如果不同他的独特个性血肉相连,共性的东西如果不是通过“这一个”来表现,那么这个人物形象就可能是用空洞口号的标签贴起来的空架子。

(四)注意报道对象的语言

古人云:言为心声。老舍也说过:“话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因此,要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都离不开收集和引用报道对象的语言。有些人物通讯中先进人物的话已成为传颂一时的名言乃至口号,如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以及“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等等,直到现在仍然不减其光芒。

另外,语言可以使通讯活起来,正如平时所讲的“闻其声,如见其人”。在《韧性的战斗——访著名科学家高士其》中,高士其在说到自己的名字时有这样的话:“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高士其原名“高仕img7”)两句话反映了一位科学家的性格和追求。通讯《李润虎的几幕人生》中李润虎回答:“人家说雷锋都出国了,你还傻?精神都滑坡了,你还攀?我习惯我该做的事,我心甘情愿”,这是李润虎的军人性格。当然,人物的语言必须确实是出自本人之口,即使稍加整理也应该符合原意和人物的性格与身份。千万不可为了拔高人物形象,自己杜撰出一些豪言壮语硬往人物嘴里塞。

《平民书记——党的好干部牛玉儒亲民爱民故事》写牛玉儒的语言也非常有特色,一天,退休工人蔡桂兰到自家附近的东瓦窑菜市场买菜。无意中看到一个人戴着墨镜在市场里转,很像牛书记,不由得叫出了声:“牛书记!”牛玉儒一下看见她,赶紧示意她小声点。牛玉儒说:“别叫我牛书记,大家听见了围上来不好。我就是随便看看,你就叫我牛老弟,我叫你蔡大姐,好不好?”一位书记自称牛老弟,与百姓能够如近邻般交谈,足以表现书记亲民的形象。他经常对下面的干部们说:“老百姓是最不容易的!”这种个性化的语言真正体现了书记对百姓的关心,能够从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再如2003年“非典”期间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的通讯作品《侯大夫逸事》,侯医生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内科医生,但在非典医院他自愿坚持了一个多月,连续值了两次班,对此,他是这么说的:“医护人员最易感染的时候,就是一开始不熟悉情况手忙脚乱的时候,像我们熟练了,回来接着干,至少不用让没进去过的人再冒险了。”在那种生死攸关的特殊情况下,这样的平常话语可信度很高,反映了他的职业精神和个人品质,读者更容易被他的行为所感动。

(五)恰如其分地表现人物

要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特定的人物,除了准确把握特定的历史环境外,还要注意处理好报道对象与周围群众的关系,不要抬高一人,贬低一片。对人的评价,尤其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青年人发表两篇小诗就誉为“文学界的新秀”,企业家稍有点成绩就称其为“商界的一匹黑马”……在有偿新闻尚未完全杜绝的今天,这种溢美之词,只能被视为肉麻的吹捧。

在宣传张海迪事迹程中,很多记者在采访中都得知她曾自杀过,但除了郭梅尼在《生命的支柱》中大胆写入外,几乎没人提及,唯一的理由便是怕给典型脸上抹黑,结果正是这篇不回避“不光彩经历”的文章成为宣传张海迪最有影响的力作。其实,真实地表现人物的成长过程,不仅不会给典型抹黑,相反,还会收到似抑实扬、似贬实褒的效果。《勋章背面的未了情》一文,全篇充溢着水利工程师徐乃民对妻子深切的怀念和绵长的未了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乏柔情的先进人物形象。这种带有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写法在以往的人物通讯中是很难看到的。同时,先进人物也不再是一出场就高大无比,如1998年对抗洪英雄李向群的报道,就提到了他刚到部队时的落后表现,这些细节的描写并未损害李向群的英雄形象,反而提高了可信度。《南方周末》2004年6月3日题为《任长霞传奇》的长篇报道,就以平民的视角及贴近人性的方式全面展现了任长霞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情感世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人民日报》记者高海浩采写的《一人沉浮千人评说——步鑫生被免职后的种种议论》就提出了人物通讯采写的这个重要问题,其中引用了群众的一些话来评论记者对步鑫生前后判若两人的报道,如一位工人说:“步鑫生没你们吹得那么好,也没有你们批得这么坏!”人们常说“人无完人”。优秀人物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他们不可避免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局限。因此,记者必须恰当地表现人物。1984年5月11日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对待先进人物要实事求是》中指出:“往往有这种情形:发现某个人是先进人物,就得把他说得完美无缺,谁要说这个先进人物一句坏话就反感;发现这个人物有较严重的缺点错误了,又说他一无是处,谁要为这个人物讲一句好话就不高兴。这种态度不利于先进人物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有害无益的。过去就有些先进人物,开始时被捧到天上,后来又被摔到地下,不能健康成长,继续保持先进。他们之所以摔倒,有的本来就算不上先进人物;有的开始时先进,后来骄傲自大,自己摔下来了;有的则是被吹捧坏了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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