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蜂起的“政党报刊”

第一节　民初蜂起的“政党报刊”

作为报业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政党报纸”特指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政党为了竞选的需要而创办起来的报纸，又可以称之为“议会党报”。据法国政治学者杜瓦杰的定义，这种政党以“俱乐部”为基层组织，以赢得各级议会、地方政府行政首脑职位之选举为目的的政党，其组织松散，平常没有规律的组织生活，干部以志愿工作者为主，主要工作是从事选举募款与政纲宣传。如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中国的民国初年，一度试图效法西方，实行议会政治，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就涌现了几百个“党”。为了竞选，有些“党”创办了自己的“党报”，形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政党报纸”时期。

一、民初“政党报纸”的蜂起

民初，政党林立，据统计，自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至1913年之间，全国各地号称为“党”的组织有300多个，其中具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及一定规模的有30余个。^[1]它们虽然名义上“咸与共和”，但是暗中对立，各自立党营私，相互明争暗斗。为了争权夺利的需要，这些政党大都创办了自己的“党报”。这些“党报”，为本党能在政府和议会中多一点利益常常争吵不休、互相攻讦，影响极坏。

蜂起的政党报纸，绝大部分属于当时国会中的两大党——同盟会(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1912年8月11日，同盟会与其他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作为国内第一大党，国民党系统的报纸遍布各大城市。在革命党人势力较大的上海，国民党拥有辛亥革命前后创办的《民立报》、《天铎报》、《大陆报》和新创办的《太平洋报》、《民国西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其中《民立报》影响最大，实际上成为国民党的总机关报。该报日出对开三张半，14版，以刊登社论、选论、译论、时评为主，承担着宣传国民党纲领、路线、方针的任务。创办于1912年7月25日的《民国新闻》，以“保障共和政体、宣扬民生主义”为宗旨，与《中华民报》及自由党主办的《民权报》同时以言论激烈著称，报名中又均有“民”字，被合称为“横三民”。此外，在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地，除原有报刊外，国民党又积极创办了一批政党刊物。这些报纸拥护共和，反对专制，对袁世凯、黎元洪进行过抵制和斗争，表现了一定的民主精神。后来，由于内外矛盾交错，上述报纸革命的调子越来越低。

1913年5月，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组建进步党。进步党的成员大多是立宪党人、旧官僚、同盟会中的分裂分子；他们合并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国民党相抗衡。主要领导人有梁启超、章太炎、张謇等。进步党在政治上支持袁世凯，并得到袁世凯的扶持，所以进步党人创办的报纸就成了袁世凯的拥护者。老牌的私营报纸《申报》、《新闻报》等在言论大多标榜“促进共和政治”、“保证民权”、“为民请命”，但实际上也倾向于这一派，敌视孙中山和国民党，反对共和，一味袒袁、拥袁，为袁世凯篡权和实行强权统治效力。1912年2月中下旬，《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爱国报》、《民报》、《民声日报》等大肆鼓吹“建都北京”，以便早日实现“安宁”和“秩序”，为袁世凯留在北京大造舆论。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月刊，以尊孔教为国教、复辟清室、实行君主立宪为宗旨，攻击革命与民主共和是中国的根本祸患，污蔑民主革命使民生“多艰”、国土“沦丧”、纪纲“亡绝”、人心“堕落”、教化“陵夷”、国粹“丧失”。^[2]

国民党和进步党在国会内外的一切方面都针锋相对，因而它们的机关报也势不两立。《民立报》和《大共和日报》两大党报代表两党大唱高调，极力标榜自己如何拥护民主共和，如何为民请命、关心民瘼，如何“平心允当”、“不偏不倚”，但本质上都是在积极地为“本党”造声势，目的就是希望在议会和政府机关的权力之争中谋求更多的利益。正如亲眼目睹了这场斗争的著名记者黄远生当时评论的那样：“今以大借款为例，甲党之报今赞成而前反对，乙党之报则今反对而前实赞成。甚至同在一时，赞成唐绍仪之借款者而不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者，而不赞成唐绍仪之借款。又试以对于政府之态度而论，于其未入国民党之先，则甲党赞成，而乙党思推倒之；于其既入国民党之后，则乙党赞成，而甲党思推倒之。同此一人，而前后有尧桀之别，同此一事而出入有霄壤之分。大略竖尽古今，横尽万国，所谓政治家者，未有如吾国今日之政客之无节操之无主张，惟是一以便宜及感情用事。推其原因所由来，不外所争在两派势力之消长，绝无与于国事之张弛而已。”^[3]

二、政党报刊的纷争与堕落

两派报纸除了论争之外，还互讦阴私，互骂为“贼党”，“贼报”。人身攻击之不足，又发展为殴人毁报的武斗。国民党派的《长沙日报》和共和党派的《湖南会报》因相互敌视，酿成武斗，以致两报记者出入时，均带手枪一支。北京也发生过两派党报人员武斗的事件。1912年7月5日晚，共和党在北京的机关报《国民日报》因攻击南京临时政府为“南京假政府”，同盟会所属报纸《国光新闻》的总经理田桐就率领同盟会系统的《民主报》、《国光报》、《民意报》、《女学报》、《亚东新报》等7报工作人员20余人，前往国民日报报馆问罪，并将报馆经理徐佛苏、主笔蓝公武殴至“口鼻流血，面青气喘，两足跟筋露血出”，“内外受伤，咯血不支”；承印该报的群化印书馆也被全部捣毁，损失达3600余元，连带该馆承印的数家报纸也被迫停刊。

不仅两党报纸之间因争权夺利而辩论不休，就是同一党内的报刊之间，也经常因意见分歧而发生笔战。比如，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报纸，虽然发展很快，遍布全国，在数量上始终占有较大的优势，但在宣传上却一盘散沙，互不通气，各自为政。甚至同一张报纸，因内部分歧也会刊登前后矛盾的言论。

这场势同水火的政党报纸之间的斗争，实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争夺权力的工具，是为本党在议会和政府中获得更多的席位和更多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没有原则、不讲艺术地相互攻讦，使得政党报纸威信扫地。共和党(进步党)报纸处处吹捧袁世凯、黎元洪，贬抑孙中山、黄兴，并不时发表文章反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诋毁共和，被视为立宪余孽的喉舌，遭到人们的唾弃。国民党报纸，由于妥协色彩越来越浓，致力于议会党派之间的权力意气之争，置国民革命事业于脑后，沉湎于无谓的纷争，亦为人们所不齿。

政党报纸的混乱局面也给一些低级庸俗、以牟利为唯一目的的报纸以可乘之机。这些报纸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言无定见，见利忘义，更为人们所不屑。他们要么把主要的精力用来刊登低级趣味的文字，“以营业为前提”；要么就是钻各政党、派别之间纷争不断的空子，换取办报津贴以敛财。业务上，全是抄袭其他报刊上的新闻，编辑全仗“剪刀、糨糊、红水笔”。即便是京中报馆，也往往极为简陋，“内中多数报纸，既无机器以印刷，又无访员之报告。斗室一间，即该报之全部机关；编辑、仆役各一人，即该报之全体职员。印刷者托之印字局……由此观之，凡具数百元资本，即可创设报馆，无怪报纸日出日多也”。^[4]更有甚者，上海还出现了“马路小报”，北京也出现了“鬼报”。所谓“马路小报”，就是连“一间斗室”都没有，往往在出版前夕，在旅馆开一房间作为临时主笔房，靠剪报等方式胡乱对付一些文字，不负责任地随便拉登广告，交付印厂，“以报费收入，即充印刷、纸张之需，印多印少包与印刷者，广告费作为执笔者润笔，发行所则在四马路拐角报贩摊上”。^[5]所谓“鬼报”，就是由一批报界中人办的“滑头报纸”，这种报纸每天只印30到50张，一半贴在指定的贴报处，四分之一送给可能送干薪的大人先生，藉此向津贴办报的军阀、官僚交差要钱，身边留下几份证明自己确是新闻从业人员；因这种报纸在大街上买不到，所以有人叫它“鬼报”。“办份‘鬼报’，只需制作一块某某报社的牌子挂在门口，买一令白报纸，然后参加‘联合版’组织，便可开张。”^[6]“联合版”组织内部报纸的内容都是一样的，由各报纸的负责人轮流编辑新闻，再冠以不同的报刊名称即可出版。报业之乱，报人素质之低，新闻道德之沦丧，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