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

第二节　由宗教性向综合性的过渡：《万国公报》

一、《万国公报》简介

在教会报刊中，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最高发行量是1903年的5.4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它是一份由宗教报刊向非宗教化报刊过渡的刊物。

《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刊，终刊于1907年，期间因主办人林乐知事务繁忙而停刊五年。其发展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中国教会新报》周刊时期：1868年9月至1874年8月，计300期；

《万国公报》周刊时期：1874年9月至1883年8月，计450期；

《万国公报》月刊时期：1889年2月至1907年1月，计216期。

二、《万国公报》转轨

《中国教会新报》创刊时是一份宗教性刊物，以宣传教义、联系教友为主要目的。传教士们曾极力寻找儒学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共同点。林乐知于1869年12月4日至1870年1月8日曾发表《消变明教论》，连刊5期，开始儒学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的尝试，将儒学的五伦、五常、三戒等与基督教教义相对应，证明基督教与儒家学说“有相通，无相背”，两者是“万国一本，中西同源”，以达到传教目的。

1874年，林乐知将《中国教会新报》改名改制，刊登内容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在它每期的扉页上附印一行字：“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从宽广的意义上来理解他们的传教，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让中国人觉醒，介绍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也是他们传教的重要内容。因此，宗教篇幅锐减，用大量篇幅报道中外新闻、介绍“西国制造及其军械电线天文地理格致算学”等西方文明，以满足甲午战后，国难日亟、民情激愤情势下中国知识界日益迫切的“西学”需求，并增设“论说”栏目，对中外时政进行评论，鼓吹政治革新与变法思想。《万国公报》在1889年复刊后，“专以开通风气，输入文明为宗旨”，着眼于启迪心智，将中心完全转移到论学论政上来，不再是一份宗教杂志，它也不再以教徒和教友为目标群体，而是瞄准“中国的‘为政者’、‘为师者’和‘为民者’(主要指那些掌握‘经营制造之端’的‘农工商贾’，即地主资产阶级)，重点是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级当权人物”。^[8]由此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几于四海风行”。戊戌变法时，销数由原来的数千份直追四万份。

《万国公报》非常重视卷首的“论说”，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刊登过林乐知、李提摩太、韦廉臣、慕维廉、李佳白等介绍西学、鼓吹变法的多篇文章，提出各种新政建议和具体的措施，同中国的维新派一同发出了“不变法不能救中国”的呼声，以迎合当时中国知识界急于雪耻、力图振作的求变心理。除此之外，《万国公报》还提倡教育、改良社会风气、呼吁中国与西方交往，发表了大量有关国计民生的文章，翻译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西方学说，在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中间流传，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万国公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它回应了中国遭遇西方之后的重大主题：中国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现代化，即如何改造儒家传统秩序以建立适应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对这个“中国问题”的回答迎合了当时求索救国道路的中国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兴趣。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学识渊博，且长期在华，与中国上层交往颇深，熟悉中国事务，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试图通过传播更多的西学和西艺来影响和干预当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而把中国纳入到西方的秩序中来，这是它比以往的教会报刊在“中国化”方面做得更好的地方。同时，《万国公报》的言论主导倾向，对形成中国近代报纸政论影响深刻。中国近代报纸的产生，并非源自经济发展对新闻的需求，而是处于“大变局”中的知识分子需要一种大众媒介，以实现其“立言救国”的人生追求。正是看到了报刊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和思想引导功能，才萌发了国人自办报刊的诉求，政论成为报刊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