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要区域文化

我们已基本了解到，文化所涉及的要素可以说包罗万象，因而造成文化差异的因素也是极其丰富多样的，也就是说，文化的差异可能是无限可分的，中国南方方言所谓的“十里不同音”，便是此例。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细分，在世界文化圈主要关注国度和国际地区的同时，国内区域文化的划分则把目光投向了更微观、更详细的层面。在区域层面上，不同的文化也同样展示了不同的思想根源，并随之带来不同的传播特点。

中国的区域文化由于长期大一统的社会格局，使其具有自然的、和人为综合构成的独特性：既有以空间地域而定的“东西”、“南北”和以文化品位而定的“华夷”、“中外”这样高一级的文化划分，又有由中原区域、南方区域、北方区域、青藏区域四大文化拼块构成的次一级文化区域。在中国区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又经历了只有考古和文献意义的、有较强自然属性和较少人为因素的萌芽阶段；以封国独立为主要形式的、区域文化成型的方国时代和以地方行政区划为类征的、区城文化发展的史志阶段。而其“核心边缘”结构的游移、变化则最终形成了我国区域文化的全面缀连。

所谓区域文化（Area Culture），是按照地域界定而出现的文化类型（Cultural Type），是某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民族发展所呈现出的文化形貌（Cultural Configuration）。区域文化的产生和成型，既脱离不了环境和历史这两大要素，也脱离不了“时间空间”的一体化结构。在时—空范畴中，侧重于时间的表现为文化史，侧重于空间的则表现为文化地理。然而，对于区域文化而言，“时间形式是事件之间最原始而基本的关系”，即使侧重于空间的文化地理也必须经过不断的发展才能成为区域文化，这个过程使时间成为过客而将历史上产生的文化沉淀在某一区域中，从而使区域文化更加成型稳定。

中国的区域文化，也完全符合这些文化学的一般概念。但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大一统的社会局面，使中国区域文化带有某些方面的独特性。大一统的社会局面使中华主体文化与区域文化相辅相成，呈现出我国整体文化的二重构造模式，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的组合、渗透和区别的交互状态，是形成文化实体的自然与人为的综合现象。所以，认识和研究我国区域文化的行程、发展和个体特征，对于研究我国整体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区域文化的划分是实体和概念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实体的客观具有认知的导向性。认识客体往往需要定义的概括，虽然定义本身不可能将定义对象的内容全部包含无遗，但却能展示其基本特性和大致轮廓。而我们所述的东西、南北和华夷、中外，则是一级地域文化定义和划分。

“东西”是空间方位，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是经济生活。按照经济文化形态，从地区上可以把我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的瑷珲到云南的腾冲。东部是向大海倾斜的平原丘陵，也有一些低度高原和山地，季风气候使这里四季分明、干湿得宜，自古是我国发达的农业区。西半壁以草原沙漠、崇山峻岭和高寒高原为主，属大陆性气候，自古是我国主要的游牧区。正是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别，以及与这种差别相适应的不同生产方式——农耕和游牧，导致生存于其中的民族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地域的划分是整体性的，同时也不排除相对中的个别差异。在农业区，也有如东北与西南山区从事狩猎和游牧的民族，而在西半壁的河套平原及沙漠绿洲中，也有从事农业的居民。

“南北”也是空间方位，除了地域性的纬度、寒暑等差别外，作为文化地域的划分，它更多地表现在观念意识上而不是严格的界线划分上。历史的变幻使这种划分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大约从东汉后期开始，北方的战祸导致了向南方的大移民浪潮，原先不受重视的南方逐渐上升到与北方并列的地位。人口迁徙和文化流动促进南方全方位的开发。南北朝几百年的南北对峙，其最大功绩就是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和将经济中心转移到了黄淮以南。这个动态的历史渐进过程凝练了人们对于南北文化分界的心理认可，它是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整体扩散而又重新组合的过程。这个客观事实反映在古人认识中还要早。如王夫之言道：“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祖起于丰沛，固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郡县封建易于人。而南北移于天。天人命符之几也。”此论牵动因素颇多，但南北的文化廓分却相当明显而深远。它包含了极其广泛的内容，在文化心理、风俗民情、地理形貌、学术流派、语言时尚以及人的外表仪态、行为方式等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文化分野大量出现在政治、经济、思想、人文、艺术、学术、天文、宗教等部类中。例如许多朝代以南、北划分；经济状态以南、北相异；乐舞有所谓“以雅以南”、“胃鼓南”、“北里之舞”、“南曲北曲”等；东晋时即有“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的南北学之分；禅宗有“南能北秀”的南北宗；书法绘画“晋宋而下，分而南北”，“画之南北二宗，唐时分也”，星座有“南箕北斗”。人分南北，自孔子始，子曰：“南人有言曰”，等等。这是最深切、最常见的以人文色彩而奠定的文化地域界分，它大量地、经常地涌现在文化类别和文化认可中。就像至今人们常讲“南方”、“北方”、“南方人”、“北方人”那样，它的文化观所达到的深度是难以替代的。

“华夷”或“中外”是从文化品位上对中国地域文化的又一种一级划分。“华”是“华夏”的简称，意指“中国之人”。“夷”原指居于东方之地的先民，后来又分为华夏文化圈外的“四方之夷”，这四夷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号也”，它们与居于平原地区的“华夏”或“中国”相对应，这种划分既源于地域，又源于民族。是中原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与周边文化比较和鉴别的产物。虽然在历史上多有对四夷的贬毁之辞，但从文化实体上，这种区分无疑是理性主义的而非种族主义的，是对居于不同地域上而又具有绝对文化差异的民族的文化认识。从民族性的“华夷之辨”，自然也就形成了“中国”与“四方”对应的地域性的“中外”观念。

但是，无论是华夷也好、中外也好，它们的地域范围都是在逐渐变化的。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高品位的中原文化向外扩散辐射和民族大融合，同时也是“中国”与“四方”观念的扩展。“中国”最早指“京师也”，又指中原、九州。而“四方”的概念也在向外推进。“中国”与“四方”始终处于一个对立统一体中，即所谓：惠此中国，以馁四方，三代时的对外征伐，汉代时的拓宽疆域以及历代的经营，一直到明清，以汉族为中心的文化融合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付出了难以计算的辛劳和牺牲，融汇了数不清的部落方国，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出现了以此为主体的中国。原来“四方”的地域逐渐完全被扩展到“中国”之内。而四夷则变为真正对外国的指谓。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最早与“天朝”碰撞的英、法、德等国，被统称为“夷人”。这是真正正规化的“中外”观念，是农业文明的参照系由草原文化转为海洋文化的一次质变，是中国内部文化地域转为世界性文化地域的质变。在这个过程完成之时，“华夷中外”所具有的国内文化地域的含义也就消失了。

文化拼块立足于空间地域，它是较之东西、南北，华夷、中外的次一级文化区域划分。而较为准确的文化区域的定型，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

宏观地看，从次一级文化区域划分上，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文化区域，它们像四个板块拼接成了中国的版图：一是以渭水和潼关以下黄河为轴线的中原区域；二是以滇北长江以下为轴线的南方区域；三是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北方草原文化区域；四是青藏高原区域。这些区域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和文化形貌的差异而划分的。

中原区域东濒大海，西至泾渭上游的陇山山脉，北接蒙古草原，南界秦岭，汉水上游及淮河一线。这个区域像一把扇形从西向东展开。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有着适宜分明的农耕的土地和临靠大河的丰富水源，是良好的农业区和人类滋生地。闻名于世的“北京人”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其他如蓝田人、大荔人、丁村人等也在这里起源。可以说，在当今使我国成为人类起源研究中心的重大发现中，论文化数量之众多、材料之完整、内涵之丰富与时代之系统均集中于中原区域。至于新石器文化遗址，更是繁如星海，举世瞩目，成为我国文明的起源地和文化摇篮。

南方区域也是东临大海，它西包巴蜀、北接中原、南至南海。这个区域海岸线长、纬度低、气温高、无霜期长、雨量充沛，也有较好的发展农业的条件，但由于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所以发展缓慢。这里也出现了许多古人类遗址，如元谋人、长阳人、马坝人、资阳人等。新石器时代则有颇有名气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良渚、屈家岭等文化。证明了这里也是中华民族古老发祥地之一。但由于多种原因，该区在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的信息量上远不如中原区域丰富多彩而系统清晰。

北方草原文化区域幅员广阔，东部临海几可延伸到白令海峡，西至阿尔泰山，北起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南部，南至辽河流域山海关一线及长城北部的高原气压中心，气候寒冷干燥，雨水资源不足，经济以畜牧业为主。这是一个大地理范围的文化地带，我国境内的北方文化区拥有着本地域的所有特征，在我国北方辽阔的草原上，也发现了旧石器晚期的河套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密集带，出现在长城北侧和天山北侧，主要有红山文化，张家口地区的三关、筛子绫罗、准格尔旗全子梁、托克托县海生不浪东、阿拉善旗句音浩特、宁夏陶乐高仁旗等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反映着它们既有农业因素又有游猎畜牧因素的双重文化内涵。

最后是“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区，这里耸立着世界上最年青、海拔最高的群山峻岭，大陆板块运动使它突兀而起，成为东部人们向外发展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挺拔的高山阻挡住了印度洋大气的北袭，使这里严寒缺氧，不利于远古文化的发展，古文化遗址少而单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十分少见。新石器遗址大多属晚期，如卡诺、马家奋、齐家、辛店诸文化。这些遗址集中于青海东部，青藏高原的东边缘黄河上游地区，这一带也恰恰是中原、蒙古、青藏的交汇地带。

四大文化区域是地理环境、经济方式和考古文化综合而成的“文化板块”。表面看来，它与一级文化地域的划分存在着界线上的差异。但实际上，是出于同一目的——科学划分文化地域——的深入化结果。它们还为民族的滋生和活动提供了定型场景，从而成为真正地域文化所依托的空间和氛围。

区域文化的正式形成就是依托在这种基础之上的，然而，地域文化的成型还有赖于本地域上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一般来讲，根据文献和考古，东周时已经形成了7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北方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但这绝非整体历史发展中的区域文化的全部，而这些区域文化的划分更多的表现在人文上而不是经济区域上。不过，这毕竟是较之“四大板块”的又一级区域文化的划分。由于这些区域文化有着浓重的人文色彩和经历了长期的锤炼和发展，一般来说更容易被人接受，而区域文化的划分也往往表现为实体和观念认识的结合。可以说，这种对于区域文化的划分形成了划分我国所有区域文化的标准，从构造层次上，是地理经济状况与社会制度结构的复合；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则是区域文化定型时的方国时代。

文化是一种流动的历史现象，区域文化就是在某一区域中的文化过程。既然是过程，就必然会有萌生、成型、发展这样几个阶段。而每个阶段也会有所侧重，各有特征。因此，我国的区域文化可以划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区域文化的萌芽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化区域尚不明确稳定，文化水准还不高。它只是在考古文化部类中和文献记载中，显示某一地区文化的端倪。例如齐鲁文化，在它的萌芽阶段，从考古学的研究中，可以称之为海岱文化；从文献记载，可以显示为东夷文化。再如吴越文化，从考古学中可以表现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特性，而文献记述中则为百越文化。这个阶段文化状况的了解，是通过考古文化和土著文化的结合来展现的。考古学为我们提供物质文化的原形，文献记载为我们提供文化生活和民俗、宗教和文化发轫的诸种特征。由于该阶段历史久远而持续时间长，它们所展现的文化具有较强的自然属性而较少人为因素。

第二个时期是区域文化的方国时代，这是区域文化成型的标志。它不管时间的迟早，几乎是每个区域文化所必经的一个过程。尽管各地区的方国并不见得完全被地域限制或占有全部地区，但它却一定是在这个特定时期的文化中心。《汉书·地理志》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这里把“随君上之情欲”也即王侯引导作为地域文化形成的必备条件，显然指的是统治机构和社会组织，具体到我国的地域文化，就是方国时代。区域文化又称地域文化，只有当某一区域的文化达到成就上的一致性，在此地域上出现整体性的文化系统和文化结构时，真正的区域文化才算形成。周代是区域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时代。“封邦建国”的实施，给地域罩上了方国制度和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同时凝练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深层意识。邦国林立的状态促使着各国君主去迎合历史的潮流和时代的呼唤，去发挥国家的职能，增强国力、开发资源、发展生产，去进行一系列的文化建设。封国独立的社会组织使地域文化开始真正独立，成为定型和稳固的地域文化实体单位。封国行使着自己的职能，建设着自我的文化，从各部类、各层次使原有的文化走向稳定，它以外交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显示了文化实体的功效。同时，它也顺应着地区环境和民族习性，把主观的文化发展意识同客观的地域文化特点结合起来，从而出现了风格不同的地域文化风貌。

但是，经济方式和地理环境毕竟是形成区域文化的重要前提，即使是方国的建立，也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因素。以方国时代作为区域文化的成型，并不是要脱离“四大板块”状的文化地域的划分，而是归之于这四大文化区域之下的、依人类自身活动而形成的文化集结而划分的区域文化。由于它是经济方式、地理环境、制度文化、人文功能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将此称为区域文化的成型时代。按照这样的理论标准和尺度，中原文化区域可分为关中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中原文化，细分的中原文化指狭义的中原；南方文化区域可分为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滇黔文化、岭南文化和闽台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区域分为西域文化、蒙古草原文化和松辽文化；青藏文化区域分为西藏文化和西藏亚文化。亚文化是文化“由此及彼”的中和地带，由于这里没有经过典型方国时代，但地域又实在过于宽广，它又是中原大文化传入西藏的延伸地带，所以将其单独分列。另一方面，这些区域文化又以自身的人文色彩打破了文化区域的一体性。如同属中原文化区域的燕赵和齐鲁，前者地处垄塞，有英风豪侠和慷慨悲歌之气；而齐鲁则是“沫洒上，弦歌地”，传诗诵书的礼仪之邦。同属南方区域的荆楚和吴越，论刚烈雄健，浑厚博达，荆楚胜过吴越；论灵秀缠绵，委婉哀怨，吴越则胜过荆楚。

方国时代的区域文化大致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中原王朝所封建的方国，由于它是成批出现，包揽范围广大，相互之间具有比较性和竞争力，所以最有方国文化的典型意义；一种是以地域命名而包揽着方国事实的类型，如西域曾经历过方国林立的时代，西藏也经历了吐蕃和汗国阶段；第三种是本地土著自然进化和发展到方国时代，如古代的巴、蜀方国，滇黔的南诏方国等。方国通过社会结构的运作，组合、稳定、改造和发展了本土文化。方国从政治上奠定了地域上的制度文化，各地域的文化土壤，又展现了本土特色的各类文化成就。这种以方国制度凝结了的区域文化，传承了前代积累的民风遗俗，以方国的依托圈定了风格相异的区域文化氛围，从而稳定了本地域的文化心态。即所谓“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这种传续下来的文化心理又造成了后世对文化区域划分的认同，尽管各时代、各学派对我国区域文化划分稍有歧异，但大体上脱离不了这个格局。

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文化的史志阶段。所谓史志阶段，是指方国消亡，社会已进展到大一统天下时期，出现了以地方行政区划为表征的区域文化。这个时期区域文化的组合形成有着较大的调整和改观，一部分原属区域文化中的精华上升到整体文化的高度，区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往往通过人文心理、风俗民俗、生活方式等文化来展现。在某一区域中，由于这些文化的影响，所出现的文化成就也往往具有地域性的因素，但当这些文化成就达到相应的高度时，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上层部类一统天下，这种局面促使着文化的流动交汇，从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域内，整体文化往往是从地域文化抽取、浓缩出来的。我们从中华总体文化是由部类文化和地区文化构成的这一事实出发，认识到文化成就的本身离不开创造者主体，而创造者也不能脱离开他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土壤，从而成为这个时期文化的总体特征。

无疑，一统天下的社会局面促进了中国整体文化的发展。统一的全部历史价值就在于巩固了亚洲东部最广大而又最重要的中国文化大区域的进步成果，并使之发扬光大。统一的政治局面使地域文化产生裂变，原来属于地域文化的某些部类上升到总体文化的高度。而作为民风民俗、文化心理等深层文化部类，则更加牢固地附着在文化地域之上，显示出地方特色。在历史的无数次变动中，各地域文化水平发展的高低快慢，也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态势。明清时王夫之即称：“吴楚浙闽，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隋唐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推钝驻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

在现今一些关于区域文化的论著中，往往只叙述到方国解体的阶段，那只是将其视为国别史中的部类文化。然而区域文化是否真的不存在了呢？显然不是。实际上，这只是区域文化的形式转化而已，即由林立的方国时代进入到一统天下的史志时代。消解与沉淀，转换与创新，永远是文化发展中永不停顿的事实与现象。而由方国文化转化为史志文化，也只是文化转换中的阶段性体现而已。

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它的文化是由地域性限定了的文化。而所谓的地域，也是由文化特色所笼罩下的地域。文化的模糊性往往使“区域”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尤其在边缘和交汇地带更是如此。这些交汇地带在早期，由于地形的制约和人口稀少的原因，还可以文化苍白区限定各个区域的固定范围，但当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地带便不可避免地蒙上文化色彩。这样的文化往往是中和性的文化，它夹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区域文化之间，在历史的岁月中，它的属性、它的地界摇摆不定，表现出“亦此亦彼”的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境内的区域文化并不是全部紧紧相依，连成一片的，它始终存在着“核心边缘”的二重结构，也只是靠着这些“亦此亦彼”的边缘地带，才成为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的总体文化缔结，才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的文化之网。这些中和地区又往往成为文化冲突、文化汇融的场所，这些文化活动犹如坚韧的筋络，把各区域文化连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华之躯。而区域文化的碰撞又造成本身的扩展或紧缩，“亦此亦彼”的地带越来越狭小，文化地界的游移，最终形成了我国区域文化的全面性缀连。

然而，制度文化的功能是强大的，时间使地域文化产生着层次性的分化。统一局面下的地方行政设置，又使文化的空间地域从游移而转向固定（尽管这种固定是相对的，它本身也存在于整体游移之中），地方行政设置使区域文化越来越依附于这种功能性的地区划分。原来不清晰的文化边缘开始清晰，原来模糊的文化地界开始能在地图上被圈出来。尤其是行省的划分和界符的明朗，往往使毗邻的村落被划进了不同地域文化的范围。地域文化被行政区划所替代，同时，文化汇集使地域文化有了更明确的指谓。如岭南专指广东、荆楚专指湖北、燕赵专指河北、齐鲁仅限山东。原来曾属这些区域文化的地带，又分化出诸如桂文化、湘文化、京津文化等纯粹行政划分的新文化地域。时代越进步，地域文化的研究和划分就越来越具体、越细微。直至今日，如山东出现胶东各文化区和鲁西南文化区；河南出现洛阳豫西文化区、开封豫东文化区、安阳豫北文化区和信阳南阳豫南文化区；广东出现珠江三角洲的广府文化区、粤东潮汕文化区和粤西北的客家文化区等等。

文化的发展水平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每解决了一种文化问题，人类社会无疑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的社会局面将使地域文化的研究越来越细化和深入，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出现新文化区域的各种差异。这是时代的要求，是时间对空间地域的撞击，也是历史发展和文化研究中的可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