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调适理论

早期的文化调适研究多是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进行的，一般都在集体层次上进行研究，通常探讨较原始的群体通过与发达群体的接触从而改变其习俗、传统、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现象。之后，心理学家对这一领域的贡献逐渐加大，他们通常更加关注个体层次，强调文化适应对多种心理过程的影响。

近几年来，该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金荣渊（Young Yun Kim）一直致力于发展他的交际与文化调适理论。她最早对韩国移民在芝加哥地区文化适应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形成了其早期理论。之后她逐步在理论中增加了“压力—调适—成长”（Stress-Adaptation-Growth）过程，并逐渐将注意力转化到移民的“跨文化”转变上来。

金荣渊现阶段的理论包含了以开放系统为基础的若干假设，以及其他若干规律与命题。其中规律一共有十条，前五条为跨文化适应理论的广义原则：（1）吸收及适应主流文化与反吸收及适应主流文化都是跨文化适应过程；（2）“压力—调适—成长”的动态过程是适应过程的内在动力；（3）跨文化转变是“压力—调适—成长”动态过程的功能；（4）随着“陌生人”逐渐完成跨文化转变，“压力—调适—成长”动态过程的难度不断降低；（5）跨文化转变给“陌生人”带来身体上的强健和心理上的健康。

后五条规律论述了跨文化转变和一些概念的相互关系，这些概念包括居住地人们的交际能力、交际活动、种族文化下的交际活动、环境情况和“陌生人”的个人素质。

金荣渊在阐述跨文化调试过程时提到，没有人天生就知道该怎样在这个世界应付各种各样的事情，而是慢慢地学会了将我们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各种信息、各种可操作的语言和非语言习惯给了我们一个抑制的、连贯和清晰的生活方式。这种熟悉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家乡世界，它同我们的家庭或重要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担负着组织、整合、保持一个人的家乡世界的任务，尤其是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在同周围文化环境方方面面的不断接触中，我们内在的体系经历着一系列改变，逐渐接受着各种观点、态度和行为。我们慢慢习惯同我们具有相似观念、态度和行为的人，并习惯于生活在他们身边。

可以说，进入一种新文化的过程也就是重新开始认识自己文化的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接受各种差异。我们要开始意识到并努力去思考原来那些不假思索的事情，因为一般只有当熟悉的事物发生变化时，人的神经才能产生意识。这样，作为陌生人的人便会发现他们对新文化的交际系统缺乏必要的了解，他们有必要学习和认知新的符号和行为方式。他们或许会被迫延缓，甚至放弃能证明他们是谁的文化身份；内在的冲突迫使陌生人去学习新的文化体系，这成为文化适应的前提。理论上讲，调适改变的最终方向是文化同化。对于大多数移民者来讲，同化是一个终身的目标，通常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每一次调整、适应、变化的经历都会伴随着个人心理上的压力，这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冲突：一方面，想保持原有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又需要与新的环境保持和谐状态。不适应的状况和压力感会促使个体克服困境并采取调适的行为来养成新的习惯。当人们开始向前看，迎接挑战并对新的环境作出回应时，调适的行为即变为了可能。在压力和调适逐渐达到平衡后，就将出现不易察觉的成长。“压力—调适—成长”并不是顺利、平稳、线性发展的，而是按照辩证的、循环的、迂回的方式发展。只要存在新的环境，“压力—调适—成长”这一过程就将继续存在，并整体上向更加适应和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

在适应新文化的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巨大的、突然的变化是很有可能出现的。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后，这种压力和适应的波动将变得缓和，直到最后，与人们内在的状态相融。

在阐述文化结构的时候，金荣渊首次强调了交际的重要性。她认为，只有当“陌生人”的个人交际模式同当地人发生交叠时才算成功地实现了调适。“陌生人”在新的社会文化中的交际经历受其交际能力的限制。与此同时，每一次与新社会文化的交际都将为“陌生人”提供学习文化的机会。新文化的人际交流尤其可以帮助“陌生人”，让他们对当地人的言行举止更具洞察力，获得更多的信息。大多数进入新环境的“陌生人”都需要与他人建立新的关系，否则他们将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支持系统，并产生不确定感和压力。参与到新的交际活动中是源于人类需要从属于某一团体的本能欲望。

关于“陌生人”的个人素质，金荣渊提到，跨文化调试是受每个“陌生人”的个人状况影响的。“陌生人”进入新环境的准备程度各不相同，它包括面对新环境时心理上的、情绪上的和动机上的准备，包括对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影响陌生人准备程度的因素，是他们到达新文化之前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活动，包括学校的教育和培训、媒体接触、语言文化知识、他们此前同新文化中的成员的直接或间接交流以及他们此前有过的其他文化调适经历。每个进入新文化的人也都带着自己的个性特征。当他们遇到新环境的挑战时，个性特征就成了他们能否将新的经历体验内化的关键因素。金荣渊主要将个性特征归纳为三点：坦率性、力量和积极性。

第一，坦率性可以帮助“陌生人”减少抗拒感，增加加入新环境的意愿，并使得他们可以以一种不僵硬、不偏激的态度来理解和对待新文化中出现的不同状况。

第二，力量可以让个体在面对挑战时保持一种宽容、兴奋且自信的状态。

第三，积极性则反映了“陌生人”基本的人生观，同样也可以反映出在面对困难局面的自信状况。它有助于“陌生人”吸收新的文化知识，并使得他们能更好地同本地人在思维上、情感上和行为上获得兼容。

坦率性、力量和积极性有助于“陌生人”在文化调适过程中的发展。在“陌生人”发生内在改变的过程中，他们原本习惯性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反应也都将改变。一些“旧的”文化习惯将被新的文化习惯所取代。“陌生人”将在实现自身社会需求时变得更加熟练和应付自如。

1．跨文化调试理论的四个前提假设

第一，调适是一种自然而普遍的现象。调适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它帮助人们在对抗性环境中保持一种平衡状态。跨文化调适是“环境适应过程中的普遍过程”。跨文化调适理论是以一种“泛人类”的视角来加以解读的：人类具有在面对环境威胁时进行内部斗争来获得对生命控制的特征。跨文化调适并不是需要具体分析的变量，而是一个人在面对新的陌生环境时整体进化的过程。

第二，跨文化调适必须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加以理解。

第三，跨文化调适是在交际活动中发生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交际是一种必要载体，没有交际也就没有所谓的调适，跨文化调适只有在个体同新的环境发生互动的时候才会存在。唯一不会发生文化调适现象的情况即为个体与新环境处于绝对隔绝的情况。

第四，调适是一种对于所有生命体系来讲都自然而普遍的现象，交际是适应的方式。基于这样的前提，作者考虑得更多的不是在进入新的不熟悉的环境中是否可以调适，而是他们怎样和为何进行调适。

金荣渊指出，人不断与文化环境，尤其是社会文化环境交换信息，从而构成综合的、相互影响的、动态的、开放的交际系统。在与社会文化环境交换信息的过程中，人总是试图保持自身内在意义结构的稳定性。一旦他们内部的结构秩序被打破，不平衡或压力就会随之而来。作为能动的生物，人会努力恢复这种内部结构的平衡性、稳定性。正是通过这种“压力—调适—成长”的动态变化过程，人才会渐渐适应环境。在人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文化和个人内在的条件相结合，形成个人的文化个性。

身处异乡，人们本土文化所形成的内在文化模式会跟通过参加旅居国交际活动而获得的新的文化模式发生冲突。结果是他们内在的、原有的文化模式会发生变化，进而引发文化个性的改变。随着旅居人士适应行为的增加，他们在旅居国的交际能力，即掌握旅居国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能力、认识辨别与趋和能力、情感趋同能力，会进一步增强。但人们适应活动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旅居社会及个人背景的影响。旅居社会对人们适应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他们的接受力及迫使他们遵循该文化及其交际的压力两方面。这种接受力和压力或促进、或阻碍人们参加旅居国的交际活动。人们个人背景对适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或种族背景、个性及准备程度等方面。人们综合的跨文化调适能力主要表现在他们在适应活动中的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功能适应性、心理健康程度及跨文化个性。

金荣渊关于人们适应新环境的理论在实践中引发了众多思考。

首先，它在外语教学方面给人们以新的启示。学习外语的目的是利用外语进行社交，然而传统的语言教学方法强调的只是语言层次，而并非语言与文化并重，结果使得外语学习者在与来自该文化的人进行交流时，并不能真的传达全部意义。金荣渊的理论引发了人们思考一种跨文化导向的外语教学方法。它的目的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学生有能力处理有关外语和外国文化的任务。

自20世纪初期以来，关于跨文化调适的研究不断发展，成果层出不穷。一方面，这些学术见解或观点给跨文化适应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却又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不便。

跨文化调适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群体研究法和个体研究法。群体研究方法把移民群体或种族群体作为研究中心，这种方法主要描述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频繁接触后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以及由于社会资源、权力、威望等的不平等分配而产生的社会等级。相反的，个人研究方法通过对个人在旅居国的适应活动探索个人的心理表现与旅居国社会的融合程度。两者在研究上难免出现矛盾和冲突；同时，由于受到特定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两种方法都表现出许多不足之处。

在总结前人理论、经验的基础上，金荣渊提出了一套新的跨文化调适理论，把已存的各类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和归纳，总结成一套系统、全面、综合的理论。

好的理论要求思维逻辑体系与事实经验相一致。在上述跨文化调适理论中，事实即为世界各地都存在着人群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家乡，开始全新生活并经历着各种改变的状况。毫无疑问，跨文化调适现象是事实存在的。一旦跨文化调适现象的客观性被加以理解，我们下一步的选择就是我们将做何种程度的改变。通过不断努力培养在新文化中的交际能力，我们将提高我们的适应性，反之，我们将减弱这种适应性。如果我们始终不放弃进行成功调适的目标，我们就将慢慢发生这一转变，这是一种微妙的下意识改变。这种改变和成长会加速我们知觉上和情感上的成熟，并对人们的生活状况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随着心智和身体的适应，压力和调适将加深跨文化身份感。在此过程中，关于“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但我们旧的文化身份永远不会被新的所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旧并存的身份，使得我们对于人们的差异性更具包容性和接受性，使得我们更能理解“双方”的审美和感情。我们将不会再刻意地坚持过去和现在的差异，而是肯定自己去改变的能力，并敞开胸襟去面对我们日后有可能变成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