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交际学

3.1　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交际学

3.1.1　交　际

交际无所不在，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交际，且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会有交际发生。例如，婴儿一降生就开始啼哭，开始与外界进行交际，可能要告诉别人“我饿了”或“我渴了”;汽车驾驶员看到交通指示红灯立即停车，也是一种交际;即使人们独处的时候，也可能在交际。因此，可以说交际是使用符号和语言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把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交际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

在英语中，“communication”一词有“交流”、“交际”、“通信”、“传播”、“传通”、“传达”、“传报”、“联络”等多种意思与汉语译名。所谓交际/传播是指通过语言、信号、文字方式进行的思想、信息交流。但我们这里要谈的交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即人际交往。“交际”这一词汇来源于拉丁语“commonis”(相当于英语中的“common”)一词，与“共同”(commonness)密切相关，即“共同”或“共享”是交际的前提;而且只有同一文化的人们在很多方面具有共享，才能进行有效的交际。可见，“共同”的内涵与“交际”和“文化”的内涵是一致的，交际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一系列人们要学习和共享的代码，学习和共享文化的过程需要交际。每一种文化对交际都有不同的理解，对交际的不同定义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西方文化把交际看做是传递信息的过程，强调交际的工具性功能，认为达到个人的目的就是有效的交际。而东方文化则认为除了发送和接收信息外，交际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保持人际关系，并且认为保持人际关系有时比交换信息更重要。

要给交际下一个具体的定义，并非易事。尽管学者们给交际下了很多不同的定义，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定义。可见，交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般包括信源、编码、信息、信道、干扰、信息接受者、解码、信息接受者的反应、反馈以及语境等十个要素。交际具有动态性、不可逆转性、符号性、系统性、自身性、交互性和语境性等七个方面的特征。

3.1.2　文化对交际的影响

语言是人们用来进行交际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人们常常认为掌握了对方的语言就能够进行成功的交际。事实并非如此，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交际内容和方式。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交际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会话模式和交际风格两方面。

第一，文化对会话模式的影响。

文化对言语交际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会话模式的影响上，具体影响着交谈的时间与地点的选择、话题的选择和话轮的转换等。例如，英国人一般不与陌生人交谈，如遇陌生人主动问问题，他们一般会尽量作简短回答。而在有些文化中，人们却愿意与陌生人闲聊，如遇到那些来自不愿与陌生人交谈的文化中的人时，他们就会认为对方高傲、缺乏合作，对方则会认为他们说话太多，不可信任。就话题的选择而言，中国人习惯谈论家庭背景、教育情况、工作收入、婚姻等涉及个人信息的话题;而英语国家人士往往认为谈论此类话题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在与不熟悉的人谈话时，会被认为是侵犯隐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谈话时话轮转换的习惯也不同，如美国人谈话中的话轮转换往往在两人间来回往复，并且常用副语言、眼神交流及姿势来暗示话轮转换。而日本人则习惯在谈话中等待说话时机，谈话中经常出现停顿和沉默，因为他们惯于保持沉默和自我思考。可见，交谈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人们的会话模式会因为各自文化不同而呈现出差异。

第二，文化对交际风格的影响。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风格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首先，体现为直接交际风格与间接交际风格。所谓直接交际风格，指交际中人们把自己的愿望或意图直接地表达出来。交际中，人们更多地依赖语言符号来传递信息。一般说来，西方国家或低语境文化的国家多采用间接交际的风格。而间接交际风格，则指在交际中人们会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意图，或者通过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图。间接交际风格的特点是使用含蓄的、含糊不清的语言。交际中，人们更多地依赖非语言符号来传达信息，较少依赖“言传”而更多地依赖“意会”，对意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语境。一般说来，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亚洲国家或高语境文化的国家倾向于采用间接交际的风格。其次，文化对交际风格的影响的另一体现是个人交际风格与语境交际风格。所谓个人交际风格指在交际中人们强调交际者个人的身份。个人交际风格的语言特点通常表现为在句子中第一人称代词的频繁使用，如美国人在交流中最常用的代词是“you”和“I”。而语境交际风格则指在交际中人们强调角色和地位，社会语境决定了词汇的选择尤其是代词的选择，如日本人在交流中经常根据自己和对方的地位关系选择使用敬语。

3.1.3　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的英文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偶尔还见有“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说法。应当指出的是，“intercultural”强调“文化比较”，而“cross－cultural”只是指“交往”(interaction)，也就是说，前者相当于“跨文化交际研究”，而后者相当于“跨文化交际活动”。它有一种定义是指本族语言使用者与非本族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人们普遍认为，所谓跨文化交际/传播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语言、信号、文字方式进行的思想、信息交流。它一般指的是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民族成员相互间进行的交往活动，也指说同一语言的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交际，还有人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泛指一切在语言文化背景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简言之，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从事的交际过程就是跨文化交际。

由于不同的人在文化和社会背景、生活方式、受教育状况、宗教信仰、性别、年龄、政治信念、经济状况，以及爱好、交友条件、性格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所以在交际时，说话人和受话人对信息的理解难以达到百分之百的一致。不同的民族所处的生态、物质、社会及宗教等环境的不同，因而各自的语言环境也产生了不同的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等诸语境因素。因此，不同文化背景造成人们说话方式或语言习惯不尽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人际之间的交际都是跨文化交际，差异仅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的。在跨文化交际中，双方的文化背景，可能大致相似，也可能相去甚远。这种文化距离可能大到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也可能小到同一主流文化内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爱好或兴趣的人们之间的不同。

3.1.4　跨文化交际学科的源起

跨文化交际是普遍、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自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的社会实践，它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跨文化交际研究起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美国作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发源地，对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的贡献有其历史和社会的因素。北美大陆自哥伦布1492年登陆以来，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因宗教原因、政治背景、经济意图等来到了这块“新大陆”，开始了殖民时代。美国自建国之始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除了土著印第安人之外，其他人都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等。在长期的交往磨合中，他们各自的民族文化不但没有被同化，反而更增强了民族意识，强调维护各自的文化传统，于是就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美国社会格局。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如何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往就成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后，随着美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每年都有大量移民不断涌入美国国土，各种人员交流更加频繁，他们如何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处理好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的问题就成为各学科学者的研究热点。所以说，美国的跨文化交际学是在整个社会的推动下全面发展的，它不但贯穿整个美国历史，而且涉及美国社会的各行各业。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发动本国人民和联合世界盟友协同作战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跨文化交际经验。美国不论是帮助中国人民抗战，还是与日、德作战，都离不开跨文化交际专家，即当时的文化人类学家的参与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政治参与、军事合作和文化交流活动。同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了美国的加工厂，美国成为世界产品的发明和设计的大车间。美国的产品小到剃须刀，大到航空母舰，遍布全球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众多跨国公司更是把市场和业务几乎扩大到了世界各个角落。无论是作为维和部队，还是作为富布赖特学者，美国人的足迹遍布各大洲。这一切也都离不开跨文化交际的作用。

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高科技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处于不同文化背景、居住不同地域的人们交往日益频繁，从而增加了相互了解、规避了误解，并承担起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村的公民责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论是“热战”还是“冷战”都不是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跨文化冲突只有运用跨文化手段才可以化解，从而实现文化理解和融合。世界规模的战争和全球规模的建设引发了更多学者对跨文化交际问题的研究，跨文化交际学应运而生。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科技的进步带动并促进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对文化与交流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和理论上的研究。不同学科的交互作用也催生了跨文化交际学。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发现外派的外交官员不仅外语基础差，而且对所在国家的文化也知之甚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作成效。于是，美国国会在1946年通过了外国事务法案(Foreign Service Act)，成立了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定期为外交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提供岗前和在岗培训。他们聘请了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化学家来实施培训，其中就有当时比较有名气的语言学家乔治·特拉格(George L.Trager)和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前者对语言培训方法以及对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独到的认识和观点，论述精辟。后者有多年为美国政府选拔和培训外交和商务工作人员的经验。他们发现，美国人由于对跨文化交际知识的异常缺乏而导致了他们与他国人民相处时频繁发生误解，困难重重。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淡漠和知识的缺乏，足以使美国在相应的国家所实施的宏伟计划和作出的巨大努力毁于一旦。尽管作为美国政府重要机构的美国新闻总署极为重视对外宣传和公共关系，但有时会对于因跨文化知识的匮乏和对对象国文化信息的误读而产生影响美国形象和商业利益的事件，致使其爱莫能助。对此，爱德华·霍尔认为其中的一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掌握跨文化交际的知识来解决。

一般认为，霍尔在1959出版的经典之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被看做是跨文化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标志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开始。在这本经典著作中作者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际”一词，开启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先河。从这个角度来讲，该书被广泛认为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霍尔也被奉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者。因为该书综合了理解文化与交际的一些关键问题和基本问题，指出了不同文化对人际距离、对时间感知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异文化的误解，所以，该书推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开展。

3.1.5　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快速推进和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引起了越来越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外语教师的关注。美国跨文化交际学家Leeds-Hurwirtz(1998)认为Gudykunst于1983年出版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 Perspectives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从此，跨文化交际学成为了一门热门科学，进入全面深入的研究阶段。(姚春雨，2008)不仅出现了像William B.Gudykunst、JudithN.Martin、Young Yun Kim、Milton J.Bennett、Michael H.Bond、Michael Paige、Stella Ting－Toomey、Richard L.Wiseman、Ge Gao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论研究者，而且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术机构:如美国的跨文化教育、培训和应用研究协会(SIETAR－USA)，跨文化交际学院(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stitute)，跨文化国际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全国传播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日本的SIETAR－Japan，中国的跨文化交际协会(CAFIC)等。著名的学术杂志有美国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和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近二十年来，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专著、论文如雨后春笋，这充分说明了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勃勃生机及其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本质特点。

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大多是对现有交际理论的检验和扩展，探讨的重点主要是抽象层面的文化和交际理论。如，Gudykunst(1988)关于减弱“不确定感”(uncertainty reduction)和Kim(1997，1998)关于“跨文化调适”(intercultural adaptation)的研究即是当时的成果。这些研究虽然为跨文化交际理论框架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缺乏对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以及各个亚文化群体的实证研究，这些理论仿佛空中楼阁，而且可靠性也令人怀疑。(姚春雨，2008)到了20世纪90年代，具体、客观、描述性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Hall的微观文化研究方法，如Cultural－specific研究受到青睐，由此关于不同文化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也层出不穷，除美洲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文化之外，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欠发达国家的文化也都有论述。这些研究为跨文化交际实践和理论建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而丰富了整个学科内涵，增强了跨文化交际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提高了该学科的学术地位。

1995年哈尔滨举行的第一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中国跨文化交际协会(CAFIC)的成立，迄今为止该协会已经成功举行了9次全国性和国际性研讨会，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和国际交流的发展。与其他很多国家不同，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主要是由外语教师发起的，参加研讨会的也大多数是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教师和研究生。虽然近几年来，来自传播、经济、国际关系等学科的学者也纷纷开展跨文化交际研究，但研究成果还是以关于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居多，如词汇、语法、篇章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使用的作用等。因此，相对于美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来说，我国的研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近年来我国也有很多学者著书立说，例如:贾玉新(1997)、关世杰(1995)、胡文仲(1999)、胡超(2005)、林大津(1996，2005)、陈国明(2009)以及王宏印(1996)等。他们主要介绍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探讨其作用。但是，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介绍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阶段，而具有我们自己研究成果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还相当匮乏。究其原因，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学科发展和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基本上附属于其他学科，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和结构。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人们对它的研究性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等，在理论上仍处在不断探索之中。概括说来，专门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科就是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跨文化交际学侧重于研究交际文化，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以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主旨，以提高语言教学质量和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为目的。美国是世界各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因此，在美国跨文化交际既指使用同一种语言，但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传统有别、居住区域差异的个人间和团体间的交际，也指与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团体间和个人间的交际。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迁移，区域间文化“休克”和文化冲突呈激化趋势，跨文化交际研究也开始引起了专注于研究国内问题学者的极大关注，并尝试使用跨文化交际来建立理解、化解矛盾和创建和谐。跨文化交际学这一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同语言教学和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往有着直接的联系。总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积极开展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3.1.6　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领域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边缘学科。从兴起到现在的50多年里，它经历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与其相邻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包括语言学、交际学、语用学、语言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哲学等。这些学科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构建，研究的范围、内容等提供了建设性的帮助，为跨文化交际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打下了理论基础。不过，跨文化交际学应该研究什么，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定论。

跨文化交际学来源于传播学，所以一些学者倾向于把传播学的理论应用到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跨文化交际是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这个过程受到社会文化、心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金惠康，2003:292)目前，在我国不同高校的外语院系，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员讲授的内容不尽相同。胡文仲教授在他的著作《跨文化交际学概论》(1999)一书中将跨文化交际教学内容按重要程度进行了排列:1)文化差异及其对于交际的影响;2)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3)跨文化接触及场合;4)语言及文化、双语教学及翻译问题;5)特殊的文化模式及其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影响;6)非语言交际;7)内圈和外圈的形成以及民族中心主义;8)文化“休克”和文化适应;9)民族、种族和亚文化;10)主观文化理论;11)对不同种族、民族和国家的成见;12)融合理论。(胡文仲，1999:11～12)英国心理学家Michael Argyle(1988)将跨文化交际中的主要问题或难点归纳为六个方面:1)语言，包括礼貌用语;2)非语言交际;3)社会行为准则，包括赠送礼物等;4)家庭和同事的关系;5)做事的动力和动机;6)思想观念，包括受政治影响产生的观念。

人们普遍认可理查德·波特(Richard Porter)的观点，他认为跨文化交际学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1)态度(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民族中心主义、偏见、成见等);2)社会组织;3)思维模式;4)角色规定;5)语言;6)空间的组织和利用;7)时间观念;8)非语言表达。(Porter，1972)后来，波特和萨莫瓦(Samovar)在另一篇文章中把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即观点(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和社会组织)、语言过程(包括语言及思维模式)和非语言过程(包括非语言行为、时间观念和对空间的使用)。换言之，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第一，有关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研究;第二，言语行为的文化特性方面的研究;第三，非言语交际方面的研究。

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待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包括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等诸多哲学方面的概念。仅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即可看出，东西方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西方文化认为，“物我相分”，人应该主宰自然，自然是人的征服对象，人类可以利用水平不断提高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战胜自然，人是万物之中心。与此对应，东方文化则认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一种紧密、协调的关系，人类不是要改造自然，而是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条件为人类服务。

所谓价值观，就是判断好坏、是非的标准，它将人的行为引至某个方向。因此，价值观就构成了文化的核心与社会结构的基干。隶属于某种文化的人们的行为受其价值观的支配。价值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很难把握住它，但是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窥视出某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回避不了隐藏在文化深层里的价值观，人们恰恰是通过了解价值观的不同，来加深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这是因为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障碍或问题，往往是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发生对立所致。

关于言语行为的文化特性方面的研究，这是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的又一重要课题。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文化差异反映到语言上，就成为语言上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语言的使用一定要遵循文化的规则。也就是说，文化决定思维、决定语言的表达方式。如英语国家文化要求对别人的称赞或夸奖表示接受性的感谢，以表示对对方的肯定与尊重;而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别人的称赞或夸奖常常不好意思地红着脸、低着头，甚至用“自贬”或“否认”的语言表示拒绝，以示礼貌与尊重。

与语言行为一样，非言语行为往往因文化的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文化对非言语行为的不同解释，往往会产生误解。非言语交际以往多被看做是体态语的代名词，其实它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单纯的体态语。从人的身体特征到身上穿戴的服饰品，从搽的香水的味道到身体内散发出的体气，从声音的高低到房间的摆设、光线、色彩，从时间概念到空间概念，这些都是非言语交际的因素。许多学者都指出过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Birdwhistell(1970)通过实验结果估计，交际中非言语信息约占65%，这说明，在人的交际中非言语的因素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中国人的寒暄、欧美人的拥抱接吻、拉美人的脱帽致意等都是各自的文化特征的体现。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点也在发生转移和变化。跨文化交际研究注重社会发展、文化变革，关注的重点和主题也“与时俱进”，同时研究视角又往往带有一定的本土性。全球化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文化全球化拓宽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思维空间，促使人们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共同的文化建构。然而，由于文化背景和研究角度等因素的限制，研究者容易受到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保守心态及文化定型(cultural stereotype)的影响，未能正确审视跨文化交际中他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从心理上拒绝其他文化的渗入，难以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致使不少结论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局限性;研究对象易于局限在某两个或几个地区之间，注重局部的考查而普遍性不足;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研究手段相对落后，为跨文化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中，人们能够以全球的眼光看待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现象;随着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异质文化现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全球化的理论概念不断地循环往复于研究对象之中，用自身的理论概念重新建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