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最后一公里”

2011年，由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联合发起的全国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一个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实际上别有深意的媒介政治行动。新闻工作是一门实践色彩浓厚的工作，走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应该成为其工作的常态，成为日常的职业伦理。新闻来自于实践，新闻报道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无缝对接的基础上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走转改”不应作为新闻工作的上限标准，而应作为新闻实践的底线要求。

为什么这种作为新闻职业的底线要求在今天要被特别提出来呢？为什么“老问题”要作为“新问题”被特意点题呢？这里需要从当下中国社会与媒介关系的新变化中加以解读。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芝晓教授曾在《“走转改”要“走到底”》一文中提出的：要求记者走基层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新问题，而是个老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屡屡被提出来，而且每次都被作为“新问题”提出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认为，这几年记者“走基层”一直如此，“走”成了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记者应有的常态，“走”一段时间就不“走”了，倒退了，然后又作为“新问题”提出来，成为一个常提常“新”、常“新”常提且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黄教授的疑问切中要害。既然老问题会不断成为新问题，这一则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否则不需要一直强调它；二是说明这个问题是一种顽症，一直解决不好，解决的难度甚大。

有研究者认为，世界上发生的事件自己不会魔术般地变成新闻。在新闻中，核准各种事实，既是一种政治造诣，又是一种专业成就。这意味着，做新闻不是在真空中作业，它要与社会连接起来，离不开政治和专业两大力量的合作或博弈，新闻在权力场域和媒介场域中接受淬炼，完成被建构的过程。这次高调开展的“走转改”活动，正是新的社会与媒介环境下中国新闻政治的反映，意味着当前的新闻工作遭遇新的挑战，其中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当今的新闻工作不能与鲜活的实践对接，这种与实践一线的“疏离”造成了对政治和媒介的双重限制。与历史上的多次新闻“活动”相似的是，这次“走转改”活动仍然是由政治发动，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的方式，将媒介纳入执政党媒介政治的行动框架，从宏观发动逐步落实到媒体组织的微观行动，以期解决媒体与实践的疏离问题。走转改能不能走到底？关键看政治与媒体二者在对这一活动的共识、合力共建上走到何种程度。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看媒体在实践“走转改”上如何真正到位？即是说，政治上的宏观预期最终需要通过媒体的微观实践效果来体现。

前文说到，“走转改”所反映的问题，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作为老问题，“走转改”所反映的就是：媒体与基层、与群众的衔接问题。这个问题从来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媒体不能与基层、与群众亲密接触，其后果是双重的：一是表现为政治上，在中国媒介政治语境下，媒体从来都是作为执政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机制，媒体不能与基层、与群众紧密联系，意味着执政党群众路线的制度安排出了问题，至少说，执政党通过媒体机制联系群众和基层的制度安排出了一些问题。二是表现在媒体方面，媒体不能真正落地，不接地气，造成媒体作为社会观测者角色的功能弱化，削弱了媒体的社会亲和力。

“走转改”作为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方面的新变化新挑战。当代中国社会的崛起，对中国政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力量的崛起，直接挑战执政者的规制思维，迫使管理者改变社会管理方式，以善意和亲社会的方式，与社会和谐相处。这次“走转改”活动，应视为执政党探索社会管理创新，谋求社会管理新格局的一大尝试。与西方媒体制度不同的是，在中国，媒体从来都是执政党不可或缺的执政资源，经常会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力量。这次“走转改”正是执政党按照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作出的媒体动员，这就要求媒体将社会一线的新问题、新情况采集起来，为执政者的决策提供媒介资源。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对的复杂性超乎想象，积压社会矛盾也是空前紧张，而社会问题多集中在“最后一公里”，聚集在基层环节。这个环节不处理好，政治的亲社会性得不到实现。表现在城市里，近三十年来城市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颠覆了原有城市的“单位”机构模式，社区政治的静悄悄革命不断积蓄能量，淤积矛盾，但城市的社区管理很难做到与变化了的城市社区“无缝对接”，致使在城市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是短路的。

二是在媒体方面，主要表现为媒体不能“走到底”，不能真正沉到社会的基层或底层。中国媒体虽然发达，具有空前的监测能力，但是，中国传媒的辐射结构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媒体报道的主导面是在城市，而且是在大中型城市，更为关键的是，媒体报道重心即便在城市，也是集中在表层，没有深入到城市的基层。致使媒体报道表面上似乎非常繁荣，但报道结构比较单一，重视那些热闹的宏大叙事，对社会基层最鲜活的问题视而不见。实际上，在基层一线，存在大量鲜活的新闻素材，但由于媒体的“选择性失明”，造成对基层一线问题的漠视，从而限制了媒体对社会环境变化的及时、准确的观测。因此，媒体也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将社会底端最新状态反映出来，将那些有价值的讯息汲取、反映到社会公众以及管理者面前，这才是当下媒体亟须解决的问题。

走转改究竟如何走？是运动式的走过场，认认真真地走一个过场？还是真正扎根到社会底部，充分反映现实中尖锐存在的问题？这里的关键要看“走转改”行为主体的专业实践。其中，媒体新闻从业者的表现最为关键。如今，媒体存在强烈的功利主义偏好。媒体从业者尤其是一线新闻工作者喜欢盯住那些宏大叙事，谋求以小成本大回报，强调立竿见影的效果，追求眼球效应。在这种功利主义氛围下，走基层，深入民间把握民生疾苦，对于现实中的媒体从业者而言往往会出力不讨好，成本大，回报低，在媒体功利主义的评价体系中，缺乏“走基层”激励。媒体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走转改”自觉，他们走不走基层，能不能深入到社会底部，要凭新闻从业者个人的职业良知和专业努力。

不过，也有一些媒体并没有从社会的最前端、最底端缺席。比如《新民晚报》，一直强调“飞入寻常百姓家”，一直注重微观问题的发现，具有浓厚的“草根”情怀。在这次的“走转改”活动中，《新民晚报》的表现如何？从这次《新民晚报》和新民网的“走转改”代表作中，我们还是收获了不少惊喜。这些作品集中呈现了两个当下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社区管理和垃圾处理。

在《“独立账本”解维修金尴尬》、《民管服务社·旧里来“当家”》、《天平社区试解管理难题：建立医院周边综合服务管理站》、《盯住善款去向尊重捐者意愿》、《十年三换物业，三湘世纪花城走出物业管理业主自治之路》等作品中，媒体记者把新闻触角伸向大都市社区的犄角旮旯，发现基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在进行社区管理方面的经验智慧，打捞城市底层的草根智慧，发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问题。记者所发现的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个微观问题，但这些问题颇具典型性，在当今城市社区管理中较为普遍。比如，城市小区维修金管理问题就很突出。《“独立账本”解维修金尴尬》通过对“新福康里”样本的揭示，把这种城市小区普遍存在的维修金问题以建设性的方式反映出来。上海市商品住宅小区过万，相当一部分进入12—15年大修期，深受维修资金不足困扰。“新福康里”探索出来的“独立账本”模式，颇有样本价值，值得借鉴。《十年三换物业，三湘世纪花城走出物业管理业主自治之路》反映的问题是当今城市物业管理的顽症。三湘世纪花城的经验模式，破解了城市物业管理的棘手难题。三湘世纪花城强化业主委员会的功能，两次公开招标连换三个物业，开设物业业主委员会共管的专用银行账户，将小区公共收益账目每季度“阳光下”公示，率先探索物业管理从包干制向酬金制过渡等“大手笔”，从而走出了一条物业管理中业主自治之路。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三湘世纪花城业主自治模式可能被埋没于民间，不能进入公共视野，也不大可能进入政策议程。再如，《盯住善款去向尊重捐者意愿——长寿街道探索以第三方力量促社区慈善帮困有序规范》这篇报道，也是值得关注的。该报道揭示的是慈善管理的难点问题。如何让善款真正让受捐者受益？“最后一公里”甚为关键。长寿街道探索以第三方力量促社区慈善帮困规范化，即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样本，该样本富有制度创新意义，为城市社区慈善管理乃至中国慈善管理制度创新打开一个新的空间。

垃圾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可承受之重。在城市化大跃进中，城市垃圾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大型城市的垃圾处理已经到了特别危急的时刻，超速的城市扩张与低速的垃圾消化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新民网将“走转改”的重心放在上海的垃圾处理上，无疑抓住了上海城市发展的要害问题。报道从小区垃圾分类、星级公园垃圾分类，以及老港填埋场几个环节，纵深反映了当前上海城市垃圾处理所面临的紧迫问题。

从《新民晚报》、新民网的“走转改”新闻实践可以看出，在社会底层以及实践第一线，是一座新闻的富矿。这里聚集了极为丰富的新闻“食材”，原汁原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平时，它们远在媒体和政治的视野之外，那些鲜活的草根智慧鲜受关注，自生自灭。因为在政治、媒体二者与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没有贯通，沉淀在社会底层的丰富智慧得不到发掘，淤积在社会底部的诉求和矛盾得不到疏解，也导致来自上层的政策也难以在微观社会里得到落实。通过政治和媒体的力量，联手打通“最后一公里”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从《新民晚报》、新民网的“走转改”实践中，不难得到证明。

“走转改”能不能“走到底”？很多人存在这种担心，有此顾虑实属正常。运动式的媒体动员，会产出潮汐效应，其兴也忽，其落可忽。运动式的媒体动员如果缺少长效机制，没有长期的激励，就容易衰退，变成一个常态化的“老问题”。但是，这次的“走转改”活动客观上存在不同寻常的背景，无论从政治维度还是从媒体维度看，二者都存在较强烈的“亲社会”触动。打通“最后一公里”，畅通与社会底层的亲和关系，把媒体作为连接上下社会区间的亲水平台，这已成为政治和媒体的共同意愿。政治诉求与媒介诉求形成一个强劲的“共意”基础，彼此既各取所需，又存在愿景“交集”——二者都不能忽视社会基层不断升级的诉求和问题。

如今，政治上高调重视，媒体也有较强的“走转改”冲动，政治与媒体合力共谋，自然会将“走转改”推得更远一些。但笔者认为，政治归政治，传媒归传媒，联动是需要的，但二者的行为逻辑毕竟是不同的。要让“走转改”走到底，仅仅依靠政治与媒体的运动式联姻是不够的，仅靠媒体短期的专业激情也是不够的。我们认为，最为结实的保障应该是：尊重政治和媒体自身规律，建立科学、有效的稳定机制，用理性的制度安排，确保“走转改”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