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突发环境事件报道的观念变革
赵士林 周仲洋(1)
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绿色GDP、低碳经济等一系列观念的出现，人们对环境问题有了新的认识。2000年以来，我国重大突发性环境事件日渐增多，包括沱江水污染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圆明园防渗膜事件、太湖蓝藻暴发、厦门PX事件等，媒体对于这些事件的报道也持续升温，并且在不同时期的报道观念存在明显的变化。
程少华在《环境新闻的发展历程》中对环境新闻进行了定义:“所谓环境新闻，就是环境的内容与新闻的形式的结合，或是以新闻的形式反映变动着的环境事实。”(2)本文所指的突发环境事件是指那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或者影响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突发性环境事件。突发环境新闻报道则指媒体对于这类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事件的报道。
我国突发环境新闻报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报道理念和报道中心，媒体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本文具体探讨我国突发环境新闻报道观念的变革，并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视角，对中国媒体突发环境事件报道的主题、消息来源、报道对象、报道框架及理念进行了分析。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在媒体的选择上，本文选取了《人民日报》和《中国环境报》两份报纸进行研究。之所以选取《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发行面广，影响力大。能够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都是一些影响重大的环境新闻事件，符合了本文对于重大突发性环境新闻事件的选择要求。而另一份报纸《中国环境报》是环境保护部主管，中国环境报社主办，面向环保战线广大职工、社会各阶层读者，宣传环境保护的专业报，是目前全球唯一的一张国家级的环境保护报纸，在中国环境保护媒体中地位显著，弥补了《人民日报》在专业性上的不足。此外，这两家报纸在慧科数字报业系统中都有完整的电子版文章数据库，保证了本文对报道样本选取的完整性。
本文主要选取媒体对突发性环境事件的报道进行研究，这些环境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冲突性，并且是影响巨大的环境事件，特别是一些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事件。以这类事件为研究对象更能反映媒体报道的中心、立场、价值观，从而考察环境报道观念的变化。
在新闻事件的选取上，本文选取了这十年之中影响力最大，报道规模最大的三次事件，分别是2004年的沱江水污染事件，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及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在报刊数据库中分别以“沱江”、“松花江”、“厦门PX”为关键词的进行搜索，共找到237篇报道。
二、环境新闻发展的三个阶段
吉梦?的《论我国环境新闻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文中(3)，根据报道数量、报道类型、报道内容的不同把我国环境报道分成三个阶段:1984～1991年为我国环境报道的初级起步阶段;1992～1999年划分我国环境报道走向繁荣的阶段;2000年至今为我国环境报道逐步完善的阶段。王积龙在《美国环境新闻的滥觞与诞生期研究》中将西方环境新闻的产生过程分为了滥觞和诞生两个时期。根据对环境新闻报道研究的文献综述整理分析，可以将2000年以来的环境事件报道划分为三个阶段。
1.政治维稳时期(2000～2004)
这一时期的媒体报道其实是一种事后补救的态度，核心理念在于“维稳”。虽然国家已经开始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一些媒体也开始对某些环境事件加以关注，揭露污染情况，宣传环保，但是在“发展是硬道理”、“先污染后治理”等一些传统观念和严格的媒介控制制度影响下，媒体依然是将经济发展和政府的决策看作是第一位。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媒体报道的重点是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对于环境突发事件的补救活动。例如，“2000年9月29日陕西省丹凤县发生的特大污染事故，2001年河南洛宁县氰化钠泄漏事故，2002年华北地区发生的特强沙尘暴，2004年的沱江水污染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媒体更多是报道政府制定的相应政策，采取的相关措施，仅仅起到了政府新闻宣传的职能，忽视了这些事件与社会其他部分的联动影响，报道中也少有公众的声音”(4)。
总的来讲，这一时期报道的核心理念就是维稳，报道更多地充当了政府部门的传声筒。“全社会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是我们实施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批评报道的目的是进一步改进工作，特别是环保方面的报道更应该在表扬中批评，以保护他们的积极性”(5)。在这种政治性的引导下，在环境事件发生后，媒体的报道思想是如何将事件对社会和国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如何保证社会的稳定，而不会将报道重点放在反思事件背后存在的问题。对于一些突发性的环境事件，媒体的报道就像是消防车，目的在于“救火”，出了事情就报道政府部门如何采取措施补救。在这种报道理念下，很难将与事件有关的多方面信息向社会发布，事件隐藏的深层次问题也难以得到反映和解决。
2.作为环境的监测者(2005～2007)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一时期媒体对环境事件报道的核心理念是全面而快速的传递信息，因此强调时效性、多元化的报道成了这一时期媒体报道的主要特征，媒体对环境事件的报道扮演着环境信息监测者的重要角色。“丰富的报道形式既体现了媒体环境素养的提高，又体现了政府、公众对环境事件了解需求的增强，这不仅有利于对不良环保现象的揭露，也有利于政府、公众更加深入、透彻地了解环境事件，从而加强了自身的环境意识”(6)。
这一时期的报道开始更加关注时效性，强调信息的第一时间发布。形成了一系列快速跟踪联动报道机制，媒体开始自主开掘消息渠道。“过去，主流媒体由于过分依赖权威部门和主渠道，不仅报道时效性得不到保证，而且往往使报道枯燥、呆板。特别是当权威部门和主渠道试图掩盖事实真相的时候，其报道只能成为传声筒，无法证伪”(7)。2003年的“非典”打破了以往的制度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媒体报道的环境监测和舆论监督功能才得到了保障，使得这一时期媒体能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
2005年发生的一场“环评风暴”，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环境评价法》的威力，30多个大型项目被叫停，其中不乏国有大中型企业(8)，这次事件让媒体深刻体会到了国家已经改变了以往那种“发展是硬道理”、“环保部门为大型国有企业让路”的旧观念，媒体在之后的环境事件报道中开始更多地关注法律、关注经济、关注社会(9)。
3.“深绿色”的公众讨论平台(2007年至今)
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了党章，科学发展观要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观念，统筹各方面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中国的环境问题再也不是单纯的技术或政策问题，而是演变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2007年被称为环境报道的“公众参与元年”(10)，一种自下而上的报道模式逐渐兴起，公众不再是单向的接受媒体报道的信息，而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环境事件中来，媒体的报道成为公众讨论和呈现民意的平台。
这一时期报道开始出现深刻性、整合性等特征。环境事件发生后，媒体不再满足于简单呈现事件的表面信息，而是展开深入的分析，往往会从狭隘的事件本身联系到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全局，上升到体制与机制等深层次来反思问题，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公众对事件的关注、讨论和参与。无论是在主题的选择上还是报道的内容上，都存在不断深化的趋势。此外，这一时期的报道开始体现出综合性和整合性的特征，一些报道往往会将几件同类的环境事件，或者是有共同话题的环境事件联系起来进行报道，通过综合分析提出更高层次的问题。有学者将这种变化称为向“表意功能”的转变。“表意功能”，就是以统一图式将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赋予新的意义(11)。
三、突发环境新闻报道观念的变革
1.报道中心由公权力机构向公众转变
媒体在报道时站在谁的立场说话，以谁为中心进行报道体现着媒体报道的观念。在三次事件中，从消息来源的属性、报道对象、报道主题等项目上，可以看出媒体报道的中心正在从公权力机构向公众转变。
首先在沱江水污染事件中，报道信息的来源有80.8%来自国家机关或政府官员，除去未涉及信息来源性质的报道，从企业、公众和媒体中获得的信息加起来仅有15.3%。从报道主题来看，关于“国家机关或领导人对事件的审议和指示”这一主题的报道占了最多的26.9%，其次是对“事件造成的影响和反思”(23.1%)，“对违规部门的处罚”(19.2%)，“对事件的处理应对”(11.5%)等主题的报道。
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来源来自官方的报道已经下降到了43.8%。报道主题最多的是“对事件的处理应对”(26%)，关于“国家机关或领导人对事件的审议和指示”的报道降为14.6%，与沱江水污染事件不同的是，这次报道中“对事件的处理应对”不仅包括了政府的措施，也报道了普通群众如何应对停水，以及消防、医疗、供水等社会机构采取的应对措施。
到了厦门PX事件时，情况发生了更加明显的转变，首先信息来源性质的种类就有所增加。厦门PX事件中首次出现“环保NGO组织”，信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报道采用最多的信源是“普通群众和一般公众”，其次是“其他媒体”(13.6%)和“有关专家”(13.6%)，来自国家机关或政府官员的官方信源只占9.1%，和之前的报道呈现出相反的态势。在报道主题中，对“国家机关或领导人对事件的审议和指示”的报道也仅有4.5%，其余多是对“公众参与”(27.3%)和“事件造成的影响和反思”(22.7%)的报道。
在对报道对象的统计上，更能体现出这种变化趋势。按照三次事件的时间顺序，以国家机关和政府官员为报道对象的报道在逐渐减少，分别是沱江水污染事件中的76.9%，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的25%，厦门PX事件中的13.6%。与此相对应的是以公众为报道对象的报道在逐渐增加，从沱江水污染事件中没有报道，到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有了6.3%的报道，再到厦门PX事件中36.4%的报道。
2.报道中更加注重对公众知情权的满足
在环境事件特别是突发性环境事件发生时，如何公开信息是媒介报道的重要一环，直接影响到受众对环境事件的知情权。本文从信息公开的时间、信息公开的全面性和信息公开的程度三个方面考察了在三次环境事件中，媒体在信息公开发布机制上发生的变化，发现报道在满足公众知情权上做出了很大的改进。
在信息公开的时间上，三次环境事件报道是在向更加快速及时，具有时效性的方向发展。从统计分析中来看，沱江水污染事件时有57.7%的报道是在事件发生一周后的报道。而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时，有47.2%的报道是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这里定为一周内)就进行了报道，并且还有34%的报道在事件未发生时就做出了预警报道。在厦门PX事件中，第一时间的报道和一周之后的报道基本持平，都在20%左右。
信息公开的全面性从报道框架的逐渐多元化就能体现出来，笔者在分析过程中采用了裴沙沙在《我国环境新闻生产影响因素的个案分析》中对内容框架的分类，即政治框架、经济框架、社会文化框架、科技框架和法制框架(12)。在沱江水污染事件中政治框架的报道，有30篇，占了61.5%，其他框架的报道仅有14篇;到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时，政治框架的报道和社会文化框架的报道基本持平，分别是24%和27%，同时还出现了法律框架的报道;而在厦门PX事件中，政治框架的报道仅有4篇，社会文化框架的报道为24篇，占了54.5%，并且这次事件中经济框架、法制框架、科技框架的报道都有所增加，分别为17.8%、20.1%和10.3%。沱江水污染事件报道基本是在政治框架下进行，因此报道中的多数信息是政治性的信息，经过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厦门PX事件，报道框架已经向经济框架、社会文化框架、科技框架、法制框架等多元化框架综合报道的方向发展变化。在同一篇报道中开始出现涉及经济、科技、法律等多方面的信息。
在信息公开的程度方面，三次环境事件公开的信息是在逐渐丰富的，程度越来越深，越来越全面地公开了事件的相关信息。在沱江水污染事件中有41.7%的多数报道仅公布了事件造成的后果，公布事件原因和处理过程的报道分别为20.8%和16.7%;到松花江水污染报道时，77.4%的绝大多数报道都在涉及了事件的后果同时，还公开了事件的处理过程，并且有17%的报道公开了事件的后果、原因、处理过程等全部信息;厦门PX事件中，有11.1%和22.2%的报道分别公开了事件的原因和处理过程，更是有38.9%的报道都公开了事件相关的全部信息。
3.从浅绿色观念向深绿色观念转变
“浅绿色的环境观念就环境论环境，较少探究工业化运动以来的人类发展方式是否存在问题，其结果是对旧的工业文明方式的调整或补充;而深绿色的环境观念，洞察到环境问题的病因藏匿于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之中，要求从发展的机制上防止、堵截环境问题的发生，因此深绿色环境报道更具有深刻性”(13)。环境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波特假说”论断，它的核心思想是:加强环境治理、提高环境标准，不但不会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相反还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他们的盈利水平，从而间接地促进社会进步(14)。
深绿色环境报道不仅仅报道了环境事件本身的信息内容，还是综合涉及了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和环境事件有关的内容;深绿色环境报道不仅仅从具体的技术措施层面解决环境问题，而且从体制层面解决环境问题;深绿色环境报道不以对立的视角看待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以统一的视角来看待。在这种标准下对三次事件的报道统计，沱江水污染事件中有13.1%的报道是深绿色报道，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时有26.4%的报道是深绿色报道，而到厦门PX事件时已经有61.1%的报道是深绿色报道。
此外，报道从策略框架向议题框架的转变也体现着深绿色观念的加强，“言说者(包括新闻从业者)在叙述或讨论某一现象或议题时，对不同相面或内容的强调程度不同。根据这种强调相面的区别，研究者可确定不同框架的使用。这种方法被称为侧重架构法。”(15)比如在环境报道中侧重点可能是环境保护的具体策略措施，也可能是环境事件中所关注的议题、理念和政策构想。前者被称为“策略框架”，后者被称为“议题框架”，后者更能够促进公共讨论，帮助公民吸收社会上一些环境保护的原则和理念，从而形成自身的环境保护思想态度。这种框架的报道恰恰是深绿色报道所要吸纳的报道观念。可以说沱江水污染事件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报道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框架下的报道，报道中经常会出现“检查调查”、“分析”、“制定”、“下达指令”、“严肃处理”、“做好工作”等具体的行为动词对具体的行动措施进行报道。而对于厦门PX事件的报道则更多是在议题框架下的报道，经常会出现一些类似“理念”、“原则”、“建议”、“构想”等词汇，为受众提供一种讨论的议题。
4.报道从表注功能向表意功能的转变
对于媒体在重大环境事件报道中的功能，有学者将其分为三个层面来考察:“标注功能，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归因功能，找到问题的罪魁祸首;表意功能，以统一图式将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赋予新的意义。”(16)沱江水污染事件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报道更多体现出来的是标注功能和归因功能，极少能够上升到表意功能的层面。
在标注功能上，报道往往会将环境事件定义为和大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以此强调事件的严重性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媒体不会仅仅满足于对事件严重性的呈现，而是试图确认“谁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归因功能。可以说标注功能和归因功能主要还停留在单个事件的层面，即媒介能够对相关事件进行监测，观察环境的变动，给予及时的报道，力求尽快做出分析和判断，扮演了一种守望者的角色。而在厦门PX事件中开始出现带有表意功能的报道，这种报道能够在更高层面起到动员社会成员参与到事件过程中来。例如媒介致力于将PX事件与同期发生的山西窑奴事件联系在一起，以“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为统一标注进行整合，建构了反对PX项目超越于环保的重大社会意义。这样的表意功能有多重效果:易于更多公众的关注、理解;具有特别强烈的鼓动性;在更高层次提升公民环境意识;从整体上、制度上推动环保运动。对于促进其他社会运动有启发意义。《中国环境报》2007年6月5日的报道《环境事件冲击环境安全》中将太湖蓝藻暴发与厦门PX事件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环境安全——作为影响民生问题解决的最短的那几块木板之一，在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着的结构性缺陷，使它难以抵挡自然力与利益驱动的协同冲击。”
此外，媒体报道向表意功能的转变还可以体现在报道框架从片段式框架向主题式框架的转变。美国政治学家阿岩伽(Iyengar)根据新闻报道的文本组织手段，将报道分为主题式框架与片段式框架。主题式框架指的是以一个命题为核心，对某一类新闻现象运用系统的资料和全面的概括予以报道;片段式框架体现为以讲述一个或数个具体人或事件的故事而报道该类新闻现象(17)。从统计分析上来看，沱江水污染事件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基本上是按照片段式的框架进行报道的，分别有84.6%和86.8%的报道是从微观角度描述了单个事件或人物，而且分别有65.4%和62.3%的报道除了报道环境事件之外，并没有涉及其他更加系统全面的资料进行报道。但是在厦门PX事件中，有72.2%的报道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不仅报道环境事件，还在报道中综合了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主题式框架报道的增多体现了我国环境报道在综合性和整合性上的加强，报道更加善于综合各类新闻事件提出更高层面的议题，而不仅仅呈现单一的新闻事件。
四、结语:环境报道应建构公众讨论平台
从沱江水污染事件到厦门PX事件，环境报道的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报道中公众的声音开始逐渐增强，报道开始越来越多的注意还权与民，让公众得到话语权，促使他们参与到事件的讨论中来;报道中对于环境事件信息，特别是一些敏感信息也能够越来越快的发布出来，而且也不再单一的通过政府渠道获取信息，满足了公众在知情权上的要求;报道中开始探讨一些深绿色的话题，将议题上升到体制机制层面，在报道功能上也开始出现一些具有表意功能的报道。为公众知情搭建公共信息平台，通过报道引发公众的讨论，使其参与到环境事件中来，将是未来环境新闻发展的方向。本文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在报道中建构公众讨论的平台。
首先保证报道的时效性，第一时间发布事件信息，这是促成公众讨论的基础。及时地披露环境污染的信息一方面可以使公众根据最新公开的环境信息采取自我措施，另一方面也使得公众可以基于突发性环境事件的最新变化情况配合政府的应急处理措施，积极参与事件的解决。事实证明在第一时间发布事件相关信息并不会破坏社会稳定，相反，如果公众第一时间无法获知信息，就会造成谣言的传播，反而危害社会稳定。
其次应当注重报道的多元化，提升报道的全面性。随着信息化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已经成为各行各业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一起简单的环境事件往往关系到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和其他学科包括环境生态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经济学、环境哲学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环境报道在内容上必须做到多元化，单一的以政治内容为主导，报道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采取的措施，制定的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突发环境事件涉及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应当综合报道与之相关的法律、经济、文化、民生、科技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分析事件造成的影响，引发事件的原因，跟踪报道之后的处理过程，总之应当使受众对事件有一个全景式的把握。
此外还要深化报道内容，加强综合性和整合性的报道。深绿色环境思想告诉我们，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逐步提升，就事论事的报道已经无法引发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和讨论。突发性环境新闻再也不能局限于对事件情况的简单介绍，应该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对事件的思考，将对事件的讨论上升到社会体制机制层面。只有将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通过公众的参与讨论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
【注释】
(1)赵士林，周仲洋，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
(2)程少华.环境新闻的发展历程［J］，新闻大学(夏)，2004.
(3)吉梦?.论我国环境新闻发展的三个阶段［D］.苏州:苏州大学，2007.
(4)李洁.环境突发事件报道研究［D］.北京:中国传媒大学，2008.
(5)葛莉，葛欣.充分发挥新闻舆论作用推动环保工作深入开展［J］.环境教育，2000(3).
(6)吉梦?.论我国环境新闻发展的三个阶段［D］.苏州:苏州大学，2007.
(7)孙玮.转型中国环境报道的功能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1).
(8)严肃环保法律法规，强化环境影响评价——30个大型项目停建的背后［N］.人民日报，2005-01-27.
(9)梁从诫，杨东平.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机与突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0)杨东平.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1)［美］戴维·A·斯诺，罗伯特·D·本福特.主框架和抗议周期［G］∥社会运动理论前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6.
(12)裴沙沙.我国环境新闻生产影响因素的个案分析［D］.厦门:厦门大学，2009.
(13)诸大建.超越增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总序.
(14)胡建兵.经济发展呼唤环保报道向纵深开拓［J］.新闻战线，2002(5).
(15)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1):29.
(16)［美］戴维·A·斯诺，岁伯特·D·本福特.主框架和抗议周期［G］∥社会运动理论前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6—157.
(17)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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