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传播·赋权·公共意识:农转非社区锣鼓队的实证研究(1)
贺建平 王永芬 陈元书 许 琳 何露露(2)
一、序 言
在城市化和统筹城乡过程中被集体安置于农转非社区中的农转非居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由于职业身份转换带来种种社会不适应，普遍存有无能感和无权感，自我认知和评价较低。改变农转非居民境况的赋权方式有二:一是通过政策倾向、物质条件和技术培训等外部助力;二是引导个人、家庭、社群采取积极的态度和通过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而后者更重要。可以经由这种“他助”，逐步达致从无权到有权，从“弱能”到“强能”的发展目标。同时，由地缘、血缘维系的村民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交往互动密度小，有自然随意的相同生活方式而无公共意识。城市生活对市民有高于对农民的公共秩序和规范的行为要求，社区公共事务也需要积极参与。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中，这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共同认同和团结感的人所组成的集合体”(3)，不仅能充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和桥梁，还是满足个人需求的手段、个人信息来源和社会安全感的提供者，以及个人表现与自我实现的场所。群体传播是成员间通过信息沟通，将共同目标和协作意愿加以连接和实现的过程(4)。群体传播对于群体中成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建立起群体意识，进而影响其行为。
赋权理论在社会学中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中的无权(powerlessness)失能(disable)群体。赋权是指“增强个人、人际或集体的政治力量，使个人、团体或社区有权力和能力采取行动、以改进现况的过程”(5)。赋权不仅是让弱势者获得及强化权力和能力，也强调从个人到团体采取行动的主动性，意在改变公共生活现况。而公民一定要自己先采取行动，才能获得赋权(6)，因此，赋权并不只是“赋予”权力，而是通过发展人的效能而获得(7)。赋权即“赋能”，是一种自我效能感(self-efficiency)的获得。赋权作为一个互动的社会过程，离不开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在《赋权与传播:来自社会变革的组织经验》一文中，将赋权视为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的一种传播过程，认为交流使赋权得以实现，当交流的过程是一种“对话”时，赋权的效果更为显著(8)。强调了群体内的个体通过与同伴沟通而获得信念，可以产生群体认同感和掌握自己的生活、促成社会变革的力量感。与群体传播理论中群体思维具有的“黏合性”(cohesiveness)、群体行为的“互动性”(interacts)是群体传播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9)的解释相同。群体思维黏合性和行为互动性提升了群体对话和交流的强度，有利于增强赋权效果。
公共意识“是指以公共场所为空间特征的城市公共生活中，所产生的观念和规则意识”(10)。公共意识具有自觉性、群体性、公共性特征(11)，正符合了赋权在个人、组织和社区三个层次的要求。自觉性体现在个人主动积极改变弱势状态，了解政治环境和提出权益要求等;群体性体现在群体资源和群体利益的维护;公共性体现在公共空间的爱护和公共事务的参与。
如上所述，赋权通过群体沟通与对话形成，公共意识的形成过程也是赋权过程意识化的体现。对于缺乏公共意识的农转非居民来说，观念和意识层面的市民化是关键。群体传播、公共意识到赋权的论述初期讨论各有其论点，但近年有逐渐向“社区”研究交会的趋势。在社区框架内，我们关注社区内的农转非居民是否通过群体传播增加个人自我效能，提升公共意识，进而透过自觉反思，促进社区改变。
为此，我们假设:对于农转非居民由于自我认知和评价低而产生的自我贬值感、自我无能感，提升其自我效能的有效路径之一是赋权，群体传播与沟通可以推动;公共意识的培养路径之一是社区群体传播。
本研究整合了赋权理论与群体传播理论，构成了群体传播、赋权与公共意识内在联系的解释框架。赋权在此主要指个体和群体的自我增权赋能，即在群体传播中个体层面上所获得的自我效能感，群体层面上提升社区公共意识的权能感。本文拟针对以下问题作探讨:
(1)社区锣鼓队群体传播的基本模式和功能是什么?
(2)群体传播是否以及如何使农转非居民增权或获得权能?
(3)群体传播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农转非居民的公共意识?
从结构层面考察社区内趣缘群体的社会网络;从功能层面考察群体交往与沟通样态，观察与分析群体传播的功用;探析这些传播样态和功能和增权、与公共意识相关性及影响和作用。
本研究以重庆四个农转非社区为样本，即渝北鸳鸯街道的丹鹤社区、大竹林街道的水竹苑社区、沙坪坝区曾家街道的龙荫社区、陈家桥街道的桥东社区。研究对象是原来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劳务群体逐渐松散转而为趣缘群体的锣鼓/腰鼓队。丹鹤社区锣鼓队有队员42人，平均年龄52岁;龙荫社区腰鼓队有36人，平均年龄50岁;水竹苑社区有规模最大的100人的锣鼓队;桥东社区30人的腰鼓队由平均年龄为53岁的女性组成。
2010年10月至2011年4月，本文作者多次到样本社区对锣鼓队进行自然观察和参与式观察，对队员和社区其他居民进行深度访谈，获得了鲜活的第一手经验材料。
二、群体组织结构与传播模式
1.腰鼓/锣鼓队的组建与成型
样本社区锣鼓队的组建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一方面是出于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居民满足自身兴趣和丰富业余生活的需要。
从行政区到街道层层下达的各种任务和工作中，组织辖区内居民开展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是居委会的日常职能之一，也是纳入其工作目标和成绩考核的重要事项。因此，居委会会在社区居民中挖掘、发现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来组建各种团队，丰富社区文化生活。
而另一方面，参加社区锣鼓队也是社区居民自主选择、自愿参加的结果。在对队员心理需求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一部分人加入这个群体是出于自身兴趣和爱好的需要，而一部分人则是为了寻找“玩伴”或者“群体归属感”。“伙伴”意味着人要在一个关系的集体里面，共同活动，相互勾连(12)。不少人过去隶属的群体伴随着城市化过程打散或消失，新的归属群体短期内又尚未建立起来，因此，一段时期内，他们处在群体隶属真空的状态，亟须建立新的较为稳定的人际交往网络，以寻求心理慰藉，锣鼓队的组建正符合这样的心理欲求。而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但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或者“最开始觉得很不好意思，在那里打不好看，自己年纪不小了，有点丢人”，但经过鼓励进入腰鼓队后，慢慢地喜欢上了，学习练习都很刻苦。“现在腰鼓队活动不仅是兴趣，而且是精神支柱，哪天不去就想”。随着活动的开展、队员们交往的频繁，群体内成员对所属群体的归属度、认同感都很高，掺杂着各种原因组建而成的锣鼓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趣缘群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长期稳定的交往网络关系。
通过模仿、习得或传承，几个社区腰鼓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群体结构:队长、副队长、小组长。有一定的行为和活动规范，每星期活动四到五天(练习或表演)。有锣鼓腰鼓等公共设备，由街道和居委会提供资金支持，如鸳鸯街道资助8万元为丹鹤社区锣鼓队购买了四台大鼓和二十个小鼓等。有发展目标，争取在代表社区外出参加行政区域和重庆市的表演和比赛时取得好成绩，而且尽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有报酬的商业表演活动机会。有畅通的群体内传播渠道，为了方便联系与沟通，每个队员都有手机，而且24小时开机，队长一呼百应。
2.“意见领袖”的辐射作用
在对群体人际交流的观察中，我们发现，每支锣鼓队中都有几个队员认可的“骨干”，他们具有如下共性:在锣鼓技艺方面，往往是“师者”或“领奏”身份;大多年轻时从事过相关文娱工作或有此类兴趣;此前大多有在外工作的经历，相较于群体内的其他成员，见多识广，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较高。
丹鹤社区锣鼓队队长李先生虽然年近70岁，但精神矍铄，思维活跃，在部队服役期间经常参加文娱表演。他认为:“没有一定的能力，没有一定的组织(基础)，不会来当队长。”正是由于他之前当兵组织活动的经验，使得该队伍组织性强，结构也较为完整，队长、副队长、分组组长、会计各司其职。龙荫社区腰鼓队的任女士曾经当过中学老师，她的“教师的工作经验，可以起有效组织活动”。教师的职业习惯和师表意识对其他队员有榜样作用。55岁的肖女士曾经在四川美术学院做物业管理工作十年，从她的谈吐举止可以看出那种职业妇女干练、开朗的素养，高校工作和与高文化素养群体的密切接触、严格的工作制度和强服务理念，使她已经完全市民化。丹鹤社区53岁的周女士，经常穿着干净利落的运动衫，戴运动帽，其精神面貌和言谈举止堪比城市新潮女性。
这些群体传播的“意见领袖”是观念创新的践行者和引领者、制定群体规则和公共议题的引导者，对腰鼓队其他成员能产生较大影响，在群体传播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的言表往往具有示范效应，致使队员们表示“要向队伍中高素质的人看齐”，其辐射作用还借由群体向外扩散。经过一段时间，锣鼓队队员往往会成为社区居民中比较受尊重的人，他们的素质优于一般居民，成为后者效仿的对象。而队员们也对这样的社区角色有所自觉，对自身行为更为注重，“要对左邻右舍的农转非居民起到一定带动作用”。
3.集体意识和行为认同
社区锣鼓/腰鼓队都有统一的服装、口号等符号性标志。队员们在排练时常常以高喊口号开始，以激励和凝聚群体意志，这样的仪式不仅增强成员间的认同，也容易形成对集体活动的清晰记忆。当丹鹤社区锣鼓队长向我们讲述锣鼓队参加的各种演出时，队员们能准确地记起共同拍摄的某张集体照片的时间、地点，以及演出的典型事件，这种共同的回忆能增加群体黏合性，从而构建共同情感。
群体传播是成员间通过信息沟通，将共同目标和协作意愿加以连接和实现的过程。社区锣鼓队成员之间主要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参与活动，包括正式的会议和非正式的闲谈。队员们通常是在队长组织的“会议”中，讨论活动内容、日程安排、节目形式及技巧等，交换各自的意见和看法，体现了群体传播特有的平等性和互动式参与。丹鹤社区锣鼓队每月在“会议室(锣鼓器具陈列室)”组织队员开会总结，表彰先进队员，以小奖品(洗脸巾牙刷等家庭用品)作为鼓励，表现不好的则由群体成员提出意见。正式会议一般是商量队伍发展情况，进行月总结和讨论等。非正式场合是任何群体成员聚集在一起的闲散时间，比如练习或表演的间隙或聚餐等情况。讨论的内容主要是群体内事件，如服装更换、活动安排等情况，也会通过群体讨论将话题延伸至社区事件及社会事件。观察发现，腰鼓队员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活动和互动交往后，语言、语气、态度、行为等都会互相影响，逐渐趋向一致，形成特有的群体意识和群体精神面貌。
三、群体传播与赋权
赋权是一种自我效能感(self-efficiency)的获得。自我效能感指个人拥有的一种“生发性能力，依靠这种能力，个体可将自我的认识、社会和技能有效整合，并运用各种行为以实现不同的目的”(13)。根据罗杰斯的观点，交流与互动使赋权得以实现，那么，农转非社区锣鼓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则是增权产生的重要变量。
1.掌握技能，获得权能
农转非居民大多学历较低，劳动技能单一，在城市生活环境下难以有效置换和获得承认，这使得他们普遍存在一种“被剥夺”感。锣鼓技艺，强调节奏、协调、审美感受，在他们看来，这是“城里人才玩的东西”。一些受访的未参加腰鼓队活动的农转非居民，就认为自己笨，学不会而却步。一些队员刚开始学习打鼓时，也因掌握不好节奏而灰心。在队长和队员们的相互鼓励和经验交流中，在一次次的学习和一点一滴的进步中，队员们对这项新技能从生疏到熟练再到烂熟，击鼓技艺的日趋精湛使他们品尝到一种久违的“获得感”，远离失落而重塑自信。因此，即便是起初的被动接受者，也越来越从中获得被承认的快乐，而主动为之。他们已经不满足已有的花样，“我们还在学习小鼓，要找老师来教新动作”。我们在丹鹤社区锣鼓队的设备陈列室里，看到队员们热烈地讨论如何学习新的鼓点和节奏，“当时学的时候我们请山西的师傅来教的，应该再请他们来教新的”。在有表演机会时，队员们都积极争取，没有被选上的人，还会不乐意。这是一种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也是自信和自强的表现。此外，群体本身获得外界承认的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群体成员的自我评价。锣鼓队从最初单纯的娱乐到对外表演，再到商业演出，从自娱自乐到渐渐地有一些劳务报酬，群体所得到的社会承认对群体中的个体而言，也是一种有效增进权能的来源。
2.平等表达，获得权能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转非居民普遍有感于话语权利的丧失和话语能力的弱化。比如，刚加入锣鼓队时，不少队员就由于人生地不熟的陌生感和农村人的安分，有不同程度的低能感和自卑心理，对锣鼓队活动规则的讨论与制定，往往缺乏主动参与发表意见的勇气。而经过群体活动，特别是平等交往、人人参与的沟通氛围，他们表达意见的能动性大为提高。
观察发现，锣鼓队的议事具有民主特征，决定的作出通常要经过充分的群体内讨论和表决，每一个人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并且，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可能对团队的发展产生影响。在这样一种鼓励表达、崇尚平等的沟通氛围下，个体的能量会被放大，个体的表达意愿会普遍得到强化。龙荫社区任女士认为，“锣鼓队是大家共同创建的，规则要靠大家制定，共同遵守，没有谁管谁之分，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责任共同维护”。正是在群体责任意识的建立中，队员们作为具有社会实践能力的主体性和掌握自己的行为的力量感得以提升。由消极被动地听从到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从感叹自己什么都不懂，到对腰鼓的技术花样、服装打扮、业务发展都发表意见，甚至利用自己的亲友关系主动与外界联系业务。队员们在日常的群体经验中，充分体验到个体对集体的价值。2011年4月14日，在我们参与观察中，丹鹤社区锣鼓队员们就周末参加某公司开业表演的具体活动展开讨论，并就更换服装和经费问题，如何向居委会提出合理要求，以获得国家下拨的文娱开支进行了充分讨论，同时商量一年一次去礼嘉养老院慰问演出等事宜。
3.扩充社交网络，获得权能
一方面，锣鼓/腰鼓队的组建在社区中建构了一个新的社交网络，拓展了农转非居民闭塞的社交圈，使其获得了新的社交体验和人脉资源;另一方面，锣鼓/腰鼓队除了逢年过节在社区内表演外，常常代表社区参加区里市里的汇报演出和比赛，同时也会接到企业的开业剪彩和展销会的表演邀请。据丹鹤社区李队长介绍，锣鼓队会不定期收到企业的邀请，参加开业剪彩等活动，受访的四月份，就已经有8次活动了。这使得锣鼓队的社交网格进一步突破所在社区、辖区，与社会中那些往往属于强势的群体交集。随着商业性活动的频繁，锣鼓队获得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群体内成员的社交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这无论是对队员个体还是锣鼓队群体以及所代表的社区而言，都是赠权赋能的体现。
四、群体传播与公共意识
公共意识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公共领域内的准则、规范的主观认可和客观遵守，是孕育于公共领域之中一种关心公共事物，改善公共生活，建构公共秩序，塑造以民众利益和社会需求为依归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的深层意识，体现的是人们对社会公共领域的认识和行为的自觉性(14)。群体传播对于公共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影响。
1.群体活动培植公共意识
锣鼓队活动强调和突出“共同性”，动作、鼓点要求协调一致，就像交响乐对个人演奏的公共性要求，参与锣鼓队群体活动要遵守一定的“公共规则”。丹鹤社区锣鼓队副队长罗德华十分强调“一致性”，要求队员共同按照鼓点节奏配合完成，队员之间要配合默契，动作一致，“鼓点不能打错了”;对“守时”也有很高的要求，“说是八点开始，就八点开始。我们肯定要提前去，不能迟到的嘛”。通过群体活动，队员们逐渐褪去农村生活养成的自由散漫，习得城市生活所必需的规范秩序意识。在丹鹤社区锣鼓队陈列室，我们惊喜地看到，大大小小的锣鼓器具、头饰等摆放有序，这些器具已有七八年了，但依然完好如初。队员们对公共物资的爱惜和维护可见一斑。公共意识发端之时，往往带有或多或少的强制或规训色彩，一旦被广泛遵守，经过一段时间，便会内化为个体自觉的行为规范。
2.公共意识的延伸
群体活动是队员们公共意识的培养器。由于群体活动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参与群体活动就是公共意识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获得自信的提升和能力的认可，反过来强化了自我认知，又推及至关注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因此，一段时间之后，队员们的公共意识就渐渐溢出所属的小群体，延伸、扩散至更大的社会范畴。
在调查访谈的几个锣鼓/腰鼓队中，我们发现队员们普遍比较关心社区环境、关注社区利益和社区发展。这些队员中，很多人同时任居民代表、居民组长，在大大小小的社区事务中广泛发言。水竹苑社区内开展的“公共绿地”领养活动，居民可以到社区居委会登记领养市政规划出来的绿地，居委会免费提供树苗和肥料方便居民种植花草树木，并以赋予荣誉的方式激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进行“护绿天使”评比。腰鼓队员们是首批领养者。陈家桥社区腰鼓队员们组织击鼓传花，将社区文明行为“门前三包——包绿化、包秩序、包卫生”用在游戏当中，不仅使得居民对文明行为规范的学习变得轻松主动，而且将成为社区公共意识萌发的基础。龙荫社区肖女士曾在自家阳台观察究竟是何人在践踏草坪，以便下去制止这种行为。丹鹤社区居民由于维护社区利益而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开发商将小区内原用于修建“绿色广场”的土地建设商品房，社区锣鼓队员们是这一公共事件的积极参与者。“有人找关系把小区规划图弄出来我们才晓得原来这块地是拿来修‘绿化广场’的，我们当然就不依叫(不同意)了撒，就联名先告到街道，后来告到金开区去，最后还打官司，我们赢了”。
此外，是否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也是考量社会成员公共意识的重要指标。在我们所调查的社区中，农转非居民对公益活动表示支持，但“不感兴趣、不会参加”的意见占绝大多数。锣鼓队员则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丹鹤社区锣鼓队每年组织看望孤寡老人，“年年都去敬老院，每个人都拿点钱，买点东西”。“别的公益活动也是，有人提出来，就响应”。不仅如此，锣鼓队还组织进行地震捐款、照顾留守儿童等公益活动，培育了群体成员的公德意识。
五、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群体传播对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一，社区锣鼓队成为农转非居民新的归属群体和互信团体，修复着城市化过程中“新市民”因身份突然断裂而产生的种种不适。对于这个特殊的社会人群来说，锣鼓队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区别于城市社区中的类似文体队伍，不是单纯的娱乐或丰富生活，而更具有弥合社会断裂、促进社会适应的功能。
其二，锣鼓队形成的面对面、平等互动的沟通氛围和传播特性极大地增强了个体表达意见的意愿和能力，在群体活动基础上扩充的社交网络丰富了个体的社交体验，增强了个体自我效能感，产生了明显的赋权效果，参与者的自我评价较之前显著提高。锣鼓队群体成为对参与者自我评价有意义的参考框架。
其三，锣鼓队行事强调和突出公共性原则，这成为社区公共意识的重要发源地，参与者的公共意识和对公共事务的现实参与度普遍强于一般居民，并对周边农转非居民产生了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该研究致力于质化，在量化方面有所欠缺。此外，囿于篇幅，访谈内容未能更为详尽;同时，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深化的问题也未纳入其中，比如:①其他群体的研究，如决策性群体、志愿者群体、社区以业缘为纽带的群体的研究;农转非居民这个大群体内还有丰富多样的亚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着丰富多样的传播形态。②外部赋权。③社区层面上的赋权与效果等。无论是群体传播还是赋权及其效果，都值得我们继续深入。
【注释】
(1)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统筹城乡中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进程与传播研究——来自重庆实验区的经验”(09YJA860021)。
(2)贺建平，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永芬，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陈元书，许琳，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研究生;何露露，重庆电视台记者。
(3)［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9.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1—92.
(5)薛曼娜，叶明理.小区老人权能激发过程之概念分析［J］.护理杂志(台湾)，2006，53(2):5—10.
(6)Nossek，H.Active research as a bridg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A suggested model for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organizing community television as a tool of empowerment in the community.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03，28(3):305-322.
(7)Bandura，A.Self-efficacy:The exercise of control.New York:Freeman.1997:477.
(8)Rogers，E. ＆ Singhal，A.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Communication Yearbook.2003，27:67-85.
(9)［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12—316.
(10)刘剑英.论新兴中小城市市民精神的实践方向——以常德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5，12(3).
(11)陈付龙，龙溪虎.我国公共意识生成的图式分析［J］.长白学刊.2009，5.
(12)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7.
(13)［美］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52.
(14)陈付龙，龙溪虎.我国公共意识生成的图式分析［J］.长白学刊.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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