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权理论

自由权理论

从启蒙主义思想和理性主义、自然权利的一般理论中产生发展出来的报业自由权理论(libertarian theory)与威权理论的观点正好相反。自由权理论的观点来自弥尔顿(Milton)、洛克(Locke)和米尔(Mill)的著作,他们认为,报业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真相,监督政府,同时,报业还具有告知、娱乐和销售的功能。按照自由主义理论,报业主要是私有的,任何可以负担这项事业的人均可自由出版。媒介通过两种方式受到控制。一种是通过多数人的声音,“思想自由市场”下的“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可以使个人区分真理和谬误。另一种是通过法律体系,法律对于诽谤、亵渎、无礼和战时煽动的行为进行规范。

报业的自由权理论是18世纪最先从英国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北美的英属殖民地脱离英国以前,这一理论是被禁止的。1776年之后,自由权理论在不受殖民统治的美国地方开始实行,并且作为附属于宪法的《权利法案》的第一条修正案被正式采纳。

19世纪中叶,米尔在其所著的《自由权论》(On Liberty, 1859/1956)第二章中提出出版自由的观点,这是迄今为止支持出版自由最简洁、最精确的表述之一。米尔认为,如果我们使某种意见沉默下来,就会导致真理的沉默。以下是那段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话:

如果除了一个人以外,人类的意见都相同,人类迫使这个人保持沉默的理由也不比这个人迫使人类保持沉默——如果他有足够的权力这样做的话——的理由更正当。……如果被压制的意见是正确的,人们就被剥夺了抛弃错误而获得真理的机会,如果那种意见是错误的,人们就失去了一个几乎同样宝贵的机会,即利用真理与错误的碰撞而获得的对真理更清晰的理解和更鲜明的印象(p．21)。

米尔(1859/1956)认为,既然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每种意见是对还是错的问题应该留待每个人去判断。他补充说,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意见缺乏信心,他通常会依靠流行的或多数人的意见,以寻求支持或引导。(本书第9章曾讨论过现代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群体判断对个人判断的影响。)

米尔(1859/1956)认为,一般来说,“整个世界”的意见未必比个人意见更正确无误,因为群体经验、社会经验同个人经验一样,都是有局限性的(p．22)。米尔说:

时代并不比个人更正确。每个时代都会持有许多被后来的时代认为不仅错误、甚至荒谬的意见。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有可能在未来岁月中被否定,就如同那些过去曾经普遍接受的观点现在被否定一样(p．23)。

米尔(1859/1956)认为,由于每一次都无法证实某个意见是错误的而假定它是正确的,与假定某个意见是正确的而不允许对其进行反驳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我们假定某个意见是正确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经受住了每一次试图证明其错误的考验。这也是人类以理性保障正确的唯一途径。

自由权理论认为,人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人们有机会通过讨论或者辩论最终得出事实或者真相的时候才会发生。米尔(1859/ 1956)认为,一个人得以逐渐接近自己所要了解的某一问题的全部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听取不同意见或想法的人对于这件事可能持有的各种观点(p．25)。(本书第5章有关于抽象问题的讨论)。

其后,米尔(1859/1956)还提出,不仅意见应该在理性的基础上得到检验和捍卫,而且如果意见不能经受挑战,便会失去活力和效果。他说,一种意见无论多么正确,如果不对它进行“充分的、经常的、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这种意见就可能变成僵死的教条而非活生生的真理。他补充说,讨论不大可能完全被阻止;而一旦开始,只要最轻微的辩论,便可使那些未经辩论考验的信仰让位(p．43)。(第9章中,麦奎尔对反说服的免疫研究与这一观点有直接联系。)在工业革命尚未影响到出版业以及后来的广播业之前,自由权理论关于真理终将在市场中取胜的观念是有用的和行得通的。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报纸的发行已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广,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大报开始买下或购并小报,所以到今天只有很少的城市还有竞争性的不同报纸存在。这就引起了媒介圈内和圈外的有识之士质疑自由理论在当今民主社会中是否有用的问题。人们认为,随着媒介中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少,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让一些重要的、有时是不流行的观点被人听到了。

此外, 20世纪的心理学也显示,人类并非总是按照看起来比较合理的方式处理信息。合理化本身反而变成为非合理行为作出合理解释的一种努力。这些发现削弱了“人是理性的”哲学思想,而这些思想又是自由权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