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里人人都是上铺兄弟

甲骨文

说文

这个人人平等的时代，仍有很多大人物。这个人人平等的时代，早已没了大人物。我们唯一承认的，不是“大人”，而是“大数”。

文字：杨无锐

朗读：北　宸

一

小毛：

艾克曼是歌德晚年的秘书，1823年起，一直侍奉歌德左右。后来，他把歌德言谈记录下来，编成一部《歌德谈话录》。这部书，朱光潜先生出过选译本，是我大学时代最喜欢的读物。其中很多场景和妙语，现在还记得。比如下面两段：

今天晚饭后歌德和我一起翻阅拉斐尔的画册。歌德经常温习拉斐尔，以便经常和最好的作品打交道，练习追随着伟大人物的思想而思想。他劝我也下这种功夫。（1824年2月4日）

我每年都要读几部莫里哀的作品，正如我经常要翻阅版刻的意大利大画师的作品一样。因为我们这些小人物不能把这类作品的伟大处铭刻在心里，所以需要经常温习，以便使原来的印象不断更新。（1825年5月12日）

说来惭愧，初读这两段的时候，我不知道拉斐尔，也不了解莫里哀。我稀奇的，是歌德的表达方式。他说拉斐尔、莫里哀是大画师、大人物，把自己说成“我们这些小人物”。

自称“小人物”，绝非谦虚或作秀。读读《谈话录》，你就知道歌德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德语世界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地位。需要出任权威之时，歌德从不谦让可是，他仍然深信，有些人，值得自己终生感念和追随。在艾克曼面前，歌德是慷慨的导师，因为艾克曼“小”，应该接受大师的引导。面对前辈大师，歌德承认自己“小”。“小人物”歌德，也希望追随大师，继续长大。

正是这位自称小人物的歌德，让我觉得稀奇。因为，这和我所受的文学教育不太一样。

小毛，你也是读中文系的，应该了解：当今大学文学史教育的主要职能，是为过去的作家排座次。作家，要分第一流、第二流……无论第几流，都要给他们贴上标签：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每个标签，既表明该作家的优点，也表明他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

接受了这种教育，中文系的学生可以练就一种奇特的本领：不必读书，却能在心里装下一份排行榜。排行榜里，有很多“大作家”“伟大作家”。但所有的“大”“伟大”，都不同于歌德所谓的“大人物”。

对歌德而言，“大人物”是可以终生追随的引导者。对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大作家”，只是一个标签。我们不必追随任何人，我们拥有一套公式审判任何人。所谓“大”“小”，只是结案陈词。

我觉得，我们谈论“大”“小”的方式，已经和歌德时代不太一样了。今天，就聊聊“大”字吧。

二

“大”字，从古到今样子差不多。

从甲骨到小篆，“大”都像人形。不过，从造字法上说，“大”字并非象形，而是假借。许慎说：“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大”，是借人之形，象征天地之大。天地之大，不只是物理现象。天地，是人的根源，所以大。人源于天地，所以大。此之谓“天大地大人亦大”。

“大”，造字之初，就与人文生活相关。甲骨文里，“大”一般加在先王名号之前：大乙、大丁、大甲……商人用“大”字表示先祖之最尊贵者。

古代圣贤，借“大”“小”之辨思考德性问题。“大”，通常指大德、大人、大丈夫。

关于大丈夫，孟子有一段著名表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的这段话，乃是针对弟子问题而发。弟子羡慕张仪、公孙衍那样的人。像张仪这样的辩士，“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一己之喜怒意志可以搅动天下。弟子感慨，这才称得上大丈夫。于是引出孟子的反驳。

弟子评断人之“大”“小”，标准是事功。孟子描述大丈夫，标准是“德性”。《孟子》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一次，公都子问：大家都是人，为什么有些人是大人，有些人是小人？孟子的答案是：“大人从其大体，小人从其小体。”所谓“小体”，是耳目声色感官之事。所谓“大体”，则是通过反省而理解并接受德性生活。

一部《孟子》，教人反省人之小大，是重要主题。

为讲清这个问题，孟子区分了三种秩序：“天下有达爵三，爵一、齿一、德一。”爵是政治秩序，齿是伦理秩序，德是德性秩序。

伦理秩序，几乎是一种自然存在。祖先之于生者，是大人；父亲之于子女，是大人；兄长之于弟妹，是大人。伦理秩序中，小大之别甚为明晰。

政治秩序，也不难懂。天子之于诸侯，是大人；诸侯之于大夫，是大人；大夫之于家臣仆役，是大人。人人都生活在伦理秩序中，人人都生活在政治秩序中伦理秩序，是所有人生活的起点，无可反对。政治秩序，是很多人生活的依托，不能反对。因而，家族之中庙堂之上，小大之别井然有序。

德性秩序，则常常被人遗忘。什么是德性秩序？孟子引述了子思的故事。鲁缪公要和子思交朋友。子思不高兴。不高兴的理由是：按照社会地位，子思和缪公分属君臣，谈不上成为朋友。按照德性等级，缪公应该接受子思的指导，哪里有资格和他交朋友。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世人，爵位与德性，是并行的价值序列人们总是太在乎前者，在乎到扭曲的地步。人们总是故意遗忘后者，以便无所顾忌地追逐前者。

伦理秩序，以亲缘为界限。政治秩序，以爵位为标准。德性秩序，如何判定呢？在孟子看来，这不成问题。有天道存焉，这是所有人共享的真理。人们可以逃避它，无法反驳它。依据天道，人间的德性秩序并不含混。悖离天道者，是小人。亲近天道者，则有领会浅深之别，身在道内，自可分判。

子思、孟子，在德性秩序上自知也自信。他们并不否认政治秩序中的等级但他们认为，除了庙堂中的大人们，世间还有另外一种大人。孟子说，有德之人应该“说大人则藐之”，不要被那些巍巍的殿宇吓坏。为什么呢？因为庙堂上的大人拥有华宅、美食、侍妾、车马，这些，非我所有亦非我所欲。我所追慕的古道德性，则为彼所无亦非彼所知。吾何畏彼哉。

小毛，我又引用了这么多孟子的话，会不会觉得孟子有些傲慢，或者，太傲慢了？一个人，怎么可以总强调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呢！

按照你我所接受的现代教养，孟子的确傲慢。因为，我们早已不相信道德有什么客观标准。正如舒服、快乐、痒，没有什么客观标准。既然声称自己比别人舒服，是虚妄，声称自己比旁人有德，何尝不是虚妄。

可是对孟子而言，德性的等级并非取决于一己之好恶。德性秩序，乃以真实不欺的天道为依据。他只是想要唤醒人们对一件事实的重视：既然在伦理秩序、政治秩序里人们应该各归其位，那么在德性秩序中，人们也该明确自己的位置。

德性的等级和舒服的等级当然不是一回事。说一个人是小人，也和说一个人让我不舒服完全不同。后者仅仅表达我的感受，前者则主要陈述一个事实：有些人在德性上处于低端。

三

我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

1.很久以前，小大之辨，主要用于进行人文世界的等级划分。

2.古典语境里，伦理有等级，政治有等级，德性也有等级，三者同样真实。

除了家族里的长辈，庙堂上的君王，古人还承认另外一种“大人物”：可以在德性上成为楷模，充当导引的人——圣贤。他们有资格让人敬畏、追随。渴望严肃生活的人们更有义务敬畏、追随他们。

小毛，我们的时代，人们似乎失去了辨识、敬畏、追随大人物的能力。人们依然尊敬父母，惧怕领导，唯独不再相信与血缘、权位无关的“大人物”。

我们依然热衷于用语言区分人之大小。所有区分的标准，都可以简化成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信赖的东西：数字。

长辈，比我年长或在族谱当中位于我之上的人。

领导，就是级别比我高，署名在我之前的人。

上司，就是薪水比我多，并且决定我的薪水的人。

大作家，就是写了很多书，主要是卖出去很多书的人。

大学者，就是发表很多论文，拿到很多项目，得了很多奖的人。

大画家，就是拍卖行里成交价最高的人。

大名人，就是上镜率、点击率最高的人。

圣贤呢？别开玩笑了，谁还相信这个不能换算成数据的伪概念！

我们的世界，到处都是大人物。由数字定义的大人物，除此之外，我们不承认任何等级。据说，数目字管理是现代社会最宝贵的收获之一。正是得益于把一切转换成数字，现代社会才能像精密机器那样运转良好。

我不想把话题转移到对数目字管理的批评上去。现代社会，每一种对人的量化考核方案，都浸润着太多科学家的智慧，也体现着一个特别崇高的信念：借助科学，人类终将理解自己的生活。问题不在于借助数字进行管理，而在于人们越来越热衷于量化不可量化的东西：人的内在价值。

作家的销量可以量化，文字的品质不能量化。棋手的胜负可以量化，棋局的美感不能量化。销量、胜负，是外在价值。品质、美感，是内在价值。这本是常识无须多谈。但在最疯狂的数字信徒看来，所谓品质、美感，只不过是尚未经科学家探明的幽暗领域而已。有朝一日，科学家会把这些含混的感受翻译成清晰的公式：莎士比亚的文字品质，由名词与副词的比例决定——大作家莎士比亚，就是那个名词、副词的比例最合规范的人。

我猜，大多数人会觉得把莎士比亚简化成数字十分荒唐。同样的一些人又会觉得用数字评判、接管人类事务十分可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任性因而也最不可靠的，就是人了。除了一任好恶，人怎么能判断好坏善恶呢？如果只是一任好恶，一个人的判断，又怎么能强迫另一个人接受呢？既然人只是受好恶驱使的动物，又怎么能把人类事务交给人呢——发明了科学的人，因为对科学的虔诚而对自己放心不下了。

小毛，上面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观感：人们不再相信德性等级，源于对数目字管理的崇拜；对数目字管理的崇拜，又源于对一切内在价值的不信任——一任好恶的人类，不可能拥有内在价值。

正因如此，我们很难再像歌德那样发现、追随“大人物”。对我们而言，所谓“大人物”，只是“拥有大数字的人物”。

四

小毛，我得立即道歉：断言人们失去了对一切内在价值的信任，此话略显武断。

一位严肃的文学读者，完全可能不在乎销量，真诚地觉得某位作家写得“好”。这种“觉得”，不是一时一地的冲动，而是由衷承认：“他写得比我好！”或者“追求同样的风格，我却写不成他这样！”这位读者做的，不是一个私人判断。他相信，有些“好”，可以跟其他同样严肃的读者分享。

一位画家，完全可能不在乎拍卖行的数据，真诚崇敬另一位画家，因为，他“好”。当然，刚刚失恋的女孩，看到一幅表现夕阳的拙劣广告画，也会觉得“好”。虽然都不关心拍卖行的数据，但这两种判断明显不同。女孩觉得“好”，因为看到画中的夕阳，心里舒服了一些。画家觉得“好”，则会基于多年来对绘画的理解和操练：“那一笔，我画不出来！”“这种构图，只有他才能把握！”

你会发现，读者和画家的判断，并不依赖数字，但同样客观。只不过，这种客观，只有深入文学、绘画堂奥之人才可能领会。这类由衷赞叹，正是针对内在价值。

这就意味着，尽管数目字管理早已侵袭到文学、绘画领域，尽管多数人只能靠数字辨别好作家好画家，尽管作家画家们也深深感到数目字的压力，人们仍然有可能根据内在价值评判作家、画家的成就。基于对某个领域内在价值的领会，人们有可能辨认出本行的大师：伟大画家、伟大诗人、伟大音乐家、伟大棋手、伟大铁匠、伟大厨师。

不过，所有这些对内在价值的辨识，越来越集中于具体技艺。它们的共同点是：既包含复杂的技能，又多少带有属灵性质。一个坚持一己之好恶的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这些领域。进入一个领域，本身就意味着首先接受一套超越个人的价值标准。由此出发，他才能逐渐体味到本行中那些精妙入微非技艺所能涵盖的东西。至此，他方能承认一个真实不欺的价值等级，远比数目字的考量更为真实。

技艺的修习，类似于德性的提升。古人所谓“进德修业”，同样始于对一己好恶的省察和节制，终欲达成对天道的领会。渴望德性提升，必须首先接受一套超越个体的德性等级，继而奋力上达，期于圣贤。不承认圣贤的存在，也就不可能领会何谓圣贤，更无法成为圣贤。正如不承认围棋的规则，便无从学会下棋。

问题来了。我们能够辨认各个领域的大师，并且敢于承认他们、乐于追随他们。我们却唯独不愿意相信在这一切领域之外，存在“德性的大师”。我们会慷慨地送上各种封号：伟大画家、伟大诗人、伟大音乐家、伟大棋手、伟大铁匠、伟大厨师，偏偏警惕“伟大的人”。

小毛，这种对伟大的人的警惕，其实源于对伟大灵魂的不信赖。德性纯然是属灵的事情。对于虚无缥缈的东西，人们早就失去了任何耐心。

对德性秩序的全然否定，首先体现于人们的历史眼光当中。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读者，共享一个坚定的信念：那些所谓的圣贤人物，不过是尚有秘密未被揭发的普通人。那些无法为我们理解的事迹，一定有着能够为我们理解的原因历史的任务，就是把那些秘密、原因找出来。一旦获得这些知识，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觉得他们不过如此，无非做了几件我们也能做的事而已。

这种历史方法，不自今日始。写《历史哲学》的黑格尔，就批评过19世纪初期德国的历史学风气。他说，那时的史学家特别喜欢挖掘伟大历史人物的私事谁酷爱香槟，谁不爱穿靴子，谁有秘密情人，谁有饮食的怪癖。他们以为，只要挖出这些边角料，就可以证明伟人的虚伪——所有那些伟大行动，都是由某种病态的欲望驱动的。

假若黑格尔活得久一些，就会有幸见到另一种解构伟人的方法。19世纪中期以后，很多历史学家习惯于把一切历史事件归因于某种看不见又不可抗拒的规律的驱动。任何人，都服从于这个规律而不自知。他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替某个阶级说话，替某种利益说话，唯独不可能作为他自己说话。这样的人，跟今天的读者差不多。就对历史规律的洞悉而言，还远远不如今天的读者。

黑格尔不满意的历史学，在黑格尔死后更加发扬光大。如今，已经成了我们看待历史的常规方式：没有伟大的圣贤，只有未曾发掘的秘密。对此，黑格尔有一句辛辣的讽刺。人人都相信“仆从眼中无英雄”，黑格尔说：“但是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只是仆从。”据说，歌德也欣赏这句话。

五

小毛，历史学家对伟大圣贤不遗余力地戳穿，几乎成了19世纪以来人们精神生活的象征，它的背后，是对德性秩序的普遍不信任，甚至仇视。这种情绪，还有更深的根源：对平等的狂热爱好。

“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平等，给现代人造福多多正是由于平等的坚定信念、对平等的奋力追求，我们才得以从种族暴力、性别暴力、阶级暴力中稍得喘息。

不过，平等之施用自有界限。有些界限，人们心知肚明不欲突破；有些界限人们不愿深究又急于冲垮。

即便在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人们也不会要求在生活的一切领域施行平等，特别是在那些组织精密、等级森严的地方。军队里，士兵不敢跟团长谈平等。企业里，职员不敢跟老板索要平等。政府机关，处长不敢跟局长平起平坐。不只出于胆怯，也出于理性。因为人们深知，必要的科层体制是一个组织或社会良性运转的保障。科层体制的基础，是等级。绝对的平等，将使其运转失效。但是，这种不平等是可以忍受的。因为，它只是功能性的不平等。作为公司职员，他必须也应该忍受不平等；而在工作时间之外，或在工作事务之外，他和老板平等。平等的意思是：大家都是人，在同等的条件下理应享受同等机会。

人们也不会向一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要求平等。艺术家的成功，或由天赋，或由机缘，或由勤奋，甚或也有投机的成分。但这一切，都属偶然因素。偶然因素，无法由人分配，更谈不到平均分配。故而，这也是可以忍受的不平等。

所有不可能平均分配的东西，都将导致不平等。让人们无法忍受的，是本该平均却未能平均的东西，比如机会的平等、权利的平等。

当然，很多人还坚信平等的领域应该再扩大些：德性平等——上帝不造善人，不造恶人，上帝一个模板刻出所有灵魂，把德性平均分配给每个人。正是这个信念，才使所有其他不平等显得可以忍受。我们服从团长，听命于老板，逢迎领导，只要一想到他们不过是跟自己差不多的“睡在上铺的兄弟”，便释然了。睡在上铺的兄弟，可以比我聪明，可以比我勤奋，可以比我幸运，但终究和我相去不远，缺点或许比我还多——世界上没有圣贤，有的只是睡在上铺的兄弟，哪怕人世何其不公，上帝终究不曾偏爱。

那些致力于戳穿圣贤的历史学家，正是在帮现代人发现伪装成圣贤的上铺兄弟。

六

小毛，还记得孟子对秩序等级的分类吧。有伦理秩序，有政治秩序，有德性秩序。每种秩序，各有其评断人物大小的标准。现代人保留了伦理秩序、政治秩序，却彻底否认德性秩序。

喜好平等的我们，不是不承认大人物，不是不接受大人物的领导。我们的问题在于，只能辨认出一种大人物：那些可以量化为数字的大人物。对于人类文明无从量化的内在价值，我们的视力越来越弱。对于德性秩序，我们干脆成了瞎子。

一个好的时代，应该是这样的：当强权和成功者受到人们一致称颂的时候却可以有圣贤人物指摘他们的政策所导致的堕落。雅典人拥有伯里克利的业绩，也拥有柏拉图对伯里克利的批评。这就是孟子所谓“说大人而邈之”的可贵之处。

然而，当我们把柏拉图、孟子戳穿，把他们当成睡在上铺的兄弟，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抵御那些拥有权力的大人呢？

如果有地狱的话，那里一定没有圣贤，没有大师，人人都是睡在上铺的兄弟，每个兄弟身上贴着一串数字。数字最大的兄弟，是唯一的没人能够藐之的大人物。

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