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创新和学科视阈谈日语语言研究

问：徐老师，刚才听您讲了五十年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经历，下面想请您继续讲讲学术研究方法和日本学研究的定位、趋势等问题。我们上学的时候，您曾经教导我们语言研究和照相机的制作过程一样，研究性能提高是原理本身的问题，而教会客户使用照相机则是说明书的功能。您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两种语言研究的关联吗?

徐：这是一个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两种研究方式都可以成立，就看你的研究目的是什么。不过，真正的科学理论性研究或者说当下提倡的创新性研究应该不是现象的罗列或简单的使用说明。

刚才那个比喻也是从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我的老师说，一个东西，比如相机，可以完整地描述它的使用方法，就语言研究而言就是对语言现象的一种描述。你看到的语言有这样那样的现象，句法或者词汇的，你把这些现象描述出来并在描述的过程中说明各种现象之间的不同，这样的研究我们称之为「記述文法」（描写语法），是一种「記述」（描写）。这些现象需要人们去发现和描述，否则我们无从知道有什么现象，差异在哪里，所以，应该说这也是一个类型的研究，但这类研究就相当于相机的使用说明书。一个说明书可以教会使用者使用相机，这是一种需要，但这类研究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研究，也不是创新性的理论研究。要达到理论高度，就要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就像说明照相机的照相原理一样。我们为什么要提倡这样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因为只有在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创新才能制造出新型的相机。过去我们使用的都是胶卷型相机，后来由于原理的更新而改成了数码型相机，没有数码原理我们永远只能使用胶卷型相机。在从事日语语言研究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理论创新研究的重要性。

不过，这个认识也不能作为我们指导学生的绝对准则。写硕士论文也好，博士论文也好，只是一个经历，通过这个经历你能够学到研究方法，更顺利和有章法地解决将来工作中乃至人生中遇到很多的问题。有些同学，特别是像你们这样读了博士的，最终要走研究这条路，但很多硕士毕业的同学，他将来可能不走这条路，一生当中可能这就是唯一的一篇论文，我们希望他在写这篇论文时体现这个过程，从过程中学到一个对他这一生更有价值的方法，这对他来说更有意义。无论是学写一篇像说明书一样的论文，还是一篇能够代表深究原理的论文，都是通过一个具体的课题掌握一种方法。如果能解释和掌握原理、方法的话，那将来遇到人生更多的问题都会用这个方法来解释你遇到的问题，这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描述现象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写出不仅描述语言现象和它的差异在哪里，而且还能够挖掘出它更深层次原理的论文，应该是一篇优秀的论文，而且对写论文的人来讲也是一次很好的经历。所以说，能够指导学生完成一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好论文，作为教师也就是教会了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将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标准上。

问：通过这个过程训练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有利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可以这样理解吧?

徐：是。不过，博士论文在这方面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如果只是简单地描述现象或差异可能不够。博士论文也好，将来发表论文也好，都需要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对整个学界、研究界要有一定的影响。

问：在学术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论点，然后努力查找资料，总结思考得出结论，却偶然间发现另外一本书上或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甚至和自己的结论很像，那么您觉得我们之前的调查过程是不是很徒劳?

徐：不是，我觉得它还是完全有意义的。因为就算是再小的问题，如果你不经历这段学习和训练的过程，你是不会发现的。硕士论文也好，博士论文也好，发现问题并最后聚焦到一个题目上的过程往往比撰写论文本身还重要。过去我在课上也讲过，我硕士阶段的老师尾上圭介教授曾跟我讲过，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题目的最终确定就意味着完成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想题目时往往比较空泛，不见得是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你可以有很多朴素的问题意识，但不一定会落实。你真正要写文章时，是你发现了真正的问题、具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素材和能力，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当题目最终确定时，实际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一半就是拼体力，拼命地去收集材料，拼命地熬夜写。

而刚才所说的调查后发现别人已经说过了的这一过程绝对不是徒劳，因为没有这个过程，你不可能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也不会想到要用什么样的构思或方法去解决。这时候不要气馁，反倒应该高兴，因为你已经朝着真正的研究迈进了一步。你发现的是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你想到了用某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前人跟你一样，也研究到这个地步。你已经从原来什么都不懂、没有任何问题意识，走到了一个能够发现问题，并尝试用某种方法解决问题的程度。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的研究还不够，只是站到了前人研究的第一个台阶，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展开学习，这样才能找到新的问题或者值得你去研究的问题。这个时候，还是刚才说的话，实际上结论不重要，过程更重要。

问：与此相关的是，我记得以前上课的时候，您常常鼓励我们“不怕总结错，就怕不总结”，这是不是同一个道理?

徐：对。就像你说的，训练到一定阶段后需要有一定的总结，无限制地收集例句和深入学习先行研究都是没有止境的。我在上课时也说过，硕士课程或者博士课程的论文实际和研究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因为论文的提交有期限问题，硕士两年或三年，博士长也就是六年，到一定程度就要打住。开题、中间发表、预答辩、正式提交论文，一环扣一环，时间很紧。事实上，从学习的角度看，有些硕士生可能刚刚开窍，已经需要预答辩了。虽然想法还有不太成熟的地方，但时间节点逼迫你一步一步赶着做。当然，这个“做”反过来也是好事，因为正是这个“做”逼迫你总结，在这个阶段，你的训练也许还不完善，你的材料也许还需要积累，有些先行研究也许还没有读到或理解透，但在这个基础上你已然需要总结，当然总结出来的结论可能是不完善的或者还存在某种谬误，因为从你现在所具备的条件来看，还无法做到全面或透彻的总结。在硕士论文答辩时，论文可能被批得体无完肤，博士论文预答辩时，老师们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时候你可能会想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写或不交了呢。但事实上你必须要完成这次总结，而且这个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总结并不是没有意义，因为总结出来后，通过很多老师的批评、帮助和指正，会有不同角度的批判性意见，你可以在批判的基础上重新思考，重新修改，由此研究就会向前迈出一步。

除了学校给出的各个节点以外，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地总结。我的老师曾告诉我，有时候需要把想法落成文字，因为有些东西想的时候觉得行，但在写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写不通，写不下去，这说明你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尚不能解释给人家听。中间发表也是这个目的，你思考的道理符合逻辑，用你的语言能够让听者明白才说明你自己是真正明白和理解了。所以，回到刚才的话题，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回过头来总结，然后再往下学，比起无限制地、一味地往下学，应该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问：我们有时候特别怕出错，怕老师认为自己的总结没道理、说不通。实际上错了也没关系，因为思考过程本身很重要。

徐：对，这是一个过程。

问：我还想问一个关于选课的问题。无论硕士阶段还是博士阶段，在选课或听讲座的时候，语言方向的同学往往只选语言专业的课程，文学方向的同学则只选文学专业的课程，听讲座也一样，常常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就去听，不相关的就不去听。但现在的教育又比较主张跨学科，那么在当下的人文研究中，或者在当下的日本学研究中，语言研究、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呢?

徐：实际上都是相关的。要说大的划分就是文科和理科。就文科而言，我们过去常说的“大家”，是全通的“通才”，“通才”才能出“大家”。而现阶段为什么越来越不容易出大家，就是因为专业划分得越来越细，细到恨不得只抱着自己的那个题，别的都不知道，或者都跟我没关系，这样可以做到精致，但做不大。

问：我们上学的时候，您就说现在的博士不是“博”士，而是“专”家。

徐：对，就是太过专业化。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国内，整个学界都有这种倾向。东京大学提倡跨学科的研究目的也在于此。东大的驹场校区原来是一个教养学部，即属于通识教育，和“本部”的本乡校区是分开的。驹场校区原本只有一二年级，不分专业，大家什么课都要上，也就是普选。普选之后到本乡校区分专业，如文学部、法学部、经济学部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驹场校区出了很多大教授，像芳贺彻、平川祐弘等，很多文史哲方面的大家都是出自这个校区。这些教授教通识教育，什么课都上，他们非常“通”。他们发现，真正培养博士研究生，越专反倒越死，需要这样打通的教育，所以驹场校区后来才建立了综合文化研究科。综合的意思就是打通，强调跨学科。同样我们刚才说的文学也好，语言学也好，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相通的。

研究语言，只研究语法是不够的，因为语言存在于语境中，语境都在文学作品中，研究人需要让语言还原到原本的语境中。比如研究古典文集《万叶集》中的语言现象，有的只用故事情节是解释不了的，还需要依托文化背景来解释。就个人感受而言，我觉得我博士课程的老师山崎馨教授文笔特别好。他研究的是上代语言，比较擅长研究形容词性助动词，他的研究成果在日本的国语学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研究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对《万叶集》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欣赏。因为喜欢《万叶集》，喜欢“上代”，他喜欢上了奈良。奈良是古都，他还担任奈良古都保护委员会的委员长，上完课经常带我们去奈良采风。他还写了很多关于奈良的书，其中两本是散文随笔——《万叶逍遥》和《奈良逍遥》。正是他对《万叶集》文学色彩的理解，对奈良古都文化方面的理解，成就了他在语言研究方面的独到之处。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现在不容易出大家就是因为研究者都抱着各自太细的课题而没有去关注其他方向。不过，学校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开了一些通识课，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我们要努力做到通专结合，而且要求完成一定量学分的通选课。

问：我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和日本国力的变化以及中国研究水平的提高，国内的日本学研究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您觉得今后的日本学研究应该如何定位?形式对日本学的研究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当下的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学研究?

徐：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非常值得我们日本学研究中心认真思考。首先，日本学研究的定位实际上非常有难度。在国内，正式叫“日本学研究中心”的，我们日研中心是首创，在这之前，都叫“日本研究所”或“日本研究中心”。日研中心成立以后，有一些大学在原来日语系的基础上也挂出了“日本学研究中心”的牌子。然而，日本学研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什么样的定位?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很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只是想我们招的大部分都是大学学日语的学生，而中心分语言、文学、社会、文化四个方向，从这些方向入手又培养了若干研究日本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且都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就有了一个笼统的想法，叫“日本学研究”。到2015年10月，日研中心已经成立30年了，国内的日本学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我们确实应该回头认真地思考什么叫日本学研究。这不光是我们的问题，整个日本研究学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记得去年10月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开会的时候，社科院日本所的李薇所长，她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从研究史方面来看，我们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欧洲早期的日本研究。欧洲早期的日本学研究关注的是一些古代文献、古典文学作品等，是从文学和文献资料的角度来观察日本的，英语称之为“Japanology”，这是我们当下日本学研究的一部分，像文学专业、文化专业从事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近代以后，对象国研究显现出比较现实的作用，这些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这个国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是区域研究的一部分。这种研究最早来自美国，日本则是区域研究对象中的重要国家，被称为“Japanese Study”，这也是我们日本学研究的一部分，就像社会专业、经济专业。我认为当下的日本学研究应该把日本作为一个全方位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古代文献、文学、文化，即原来“Japanology”的部分，同时也包括我们现实需要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涵盖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学研究和现实性日本研究的“日本学研究”才是我们真正要开展的研究的内涵。

在思考日本学研究内涵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观察从事日本学研究的队伍是什么样的队伍的问题。1997年，日研中心和社科院系统接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调查了国内日本学研究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队伍的构成情况。调查发现，这支队伍实际由两股人组成，一股人属于社科系统，他们中多数人是专业训练出身，主要从事时效性的研究，比如政治、经济、社会。他们的学科训练非常扎实，但有一个弱项，即他们没有很好地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即使有也是后期形成，要带一些辅助工具才能查阅文献，甚至需要通过翻译才能读懂文献。还有一股人属于大学出身。这支队伍多为语言起家，一开始学习日语，并没有志向去研究日本，只是为了学习日语而学习，不过他们一旦进入硕士课程、博士课程，就需要聚焦具体的研究课题，开始研究语言、文学、文化或者社会文化。这些人的强项是语言功底非常扎实，阅读文献比较深，而且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对日本有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感性的和总体的认识，但他们的专业训练开始得比较晚。这两股研究力量各有强项，可以互相弥补，取长补短。

另外，综观世界上其他对象国研究也是一样。日本的中国研究相当发达，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很多都是东京国语大学或大阪外国语大学出身。日研中心的原日方副主任川岛真来自东京大学，但他是东京国语大学出身，刚开始学的是中文专业。所谓对象国的研究，从语言学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大有人在，是世界各国对象国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支队伍。

但就如李薇所长所提，这两支队伍在一段时间内相互融合得并不好，互相之间有排斥。专业队伍出身的人认为对方只是学语言的，语言能力强但并不专；语言专业队伍出身的人认为对方很专但是有些东西没看懂，甚至有时对原文文献的理解都有错误。为了打破这种现象，李薇所长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她让日本研究所各个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做项目的时候一定要和该学科相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道开展研究。每个学科都有它的研究规律，同时，研究对象日本又是一个有自身特点的国家。日本研究所的研究者抑或是语言专业出身的我们，都应该对日本有一个综合的了解，同时，我们的强项需要和学科内在的学理结合起来，加强学理的推敲和锻炼，才能开展真正高水平的日本研究。

另外，我们研究日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通过研究了解真正的日本，然后把这个真正的日本介绍给自己的国家，并对对日关系及本国的发展起到作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小仓原理事长说过，研究需要细化、专业，理解则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研究再细，对象国还是日本，不能盲人摸象。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整个大象，只有对日本整体有所理解，才能在此基础上把握某个社会现象或政治问题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认为，真正的日本研究一定是综合理解基础上的研究，这种研究需要在两支队伍融合的基础上真正发展下去。

最后，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下的日本研究已然不能仅限于日本，因为日本不仅是存在于东亚的日本，存在于亚洲的日本，还是存在于整个世界中的日本。六年前，日研中心的学者、韩国的学者，还有国际交流基金启动了一个“东亚日本研究论坛”。我们称之为“东亚日本研究论坛”是因为这个论坛的学者来自中国、韩国、日本，主要做的是已经比较成熟的日本研究。论坛在日本和韩国都举办过，第三届由日研中心承办，今年是第六届，由南开大学承办。在论坛中多名学者提出了“东亚学”的概念，已经不是日本学，而是东亚学。因为研究日本，不能不了解韩国，不能不了解中国，只有把周边的地区都考虑进去，研究近代以后日本和东亚地区各国各地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等，这些都搞清楚了才能把日本研究透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宽阔的视角而只是单纯研究日本，就可能只会得到一个干瘪的平面的日本。有的日本问题，甚至需要更广阔的视角，需要一个研究世界的视角才能真正做深做透。总的来说，今后的日本学研究应该至少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日本学研究应该内涵要广，既包括文献类研究也包括时效类研究；二是日本学研究应该是基于东亚视角甚至是基于世界视角的，并且是为全面理解日本而存在的研究。

问：好，谢谢徐老师!

（策划及采访：赵　蓉　录音文字整理、编辑：赵　蓉　丁文博　袁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