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革命”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简称TG）取代描写语言学，成为美国语言学的主流。转换生成理论很快发展成为现代欧美语言学中最有影响的一种理论。

转换生成语法的开创者是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乔姆斯基1928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他父亲是研究希伯来语的。由于父亲的影响，乔姆斯基从十一二岁起就接触语文学。40年代后期，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由于受到哈里斯（Z.S.Harris）的影响，开始研究语言学。他的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现代希伯来语的形态音位学》，这一论文于1951年被他扩展成同一题目的硕士论文。乔姆斯基后来谈起这篇文章时曾说，“这篇未发表的论文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生成语法’”，其中心内容是企图证明他所提出的生成语法是“可能有的最简单的”语法。^[1]1951至1955年，他在哈佛大学学术协会当助理会员，使他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研究工作。这几年里的主要研究成果是《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1975）一书。在这一技术性很强的专著里，乔姆斯基很大程度上还是在那篇早期论文的框架内进行工作，也就是力图为语法制定一套明确的形式化手段。乔姆斯基曾说，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像哈里斯这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论述的发现程序原则上是正确的。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他曾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差不多有五六年的工夫，力图克服这种发现程序的某些严重缺点并使这些程序明确化，以便这些程序能从语言的有限的素材中产生出具有无限描写范围的语言。直到1953年，他才发现，“一俟这些发现程序被弄得很精确之后，它们却明显地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企图确立发现程序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完全是错误的。乔姆斯基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一旦我认识到这一点后，工作的进展就十分迅速。在以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写出了大约有一千打字页的《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还有包括在《句法结构》一书中的几乎全部的内容和1958年得克萨斯讨论会上的论文等等。”^[2]从1955年起，乔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直至现在。开始是在电子学研究实验室里由英格维（V.Yngve）主持的机器翻译小组进行研究工作，同时教授科技法语、科技德语，也开一点语言学、哲学和逻辑课程。60年代初，他和一些人创办了该学院的语言学系，后来就主要主持该系的研究生培养计划。

由于乔姆斯基的思想非常激进，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常常伴随着对别人的猛烈攻击，加上他强调用严密精确的、技术性的措词阐述语言理论，形式化的倾向特别强烈，因此开头几年，他的著作在美国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他把《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交给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了^[3]。他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完整的著作《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是由荷兰海牙的摩登（Mouton）公司于1957年出版的。正是这本不过一百来页的著作，不仅成了乔姆斯基的成名作，而且在语言学领域里引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乔姆斯基革命”。在1957年的《语言》（Language）杂志上，几乎与《句法结构》出版的同时，李兹（Robert Lees）发表了一篇详尽的评论^[4]，认为《句法结构》将改变语言学的面貌。正是这篇非常重要的书评，使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引起了美国语言学家的极大注意。很快，美国语言学界开始了剧烈的动荡。到50年代末，转换生成语法已发展成为语言研究的主要潮流。在后来的几十年时间里，乔姆斯基学派的理论在美国语言学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对世界各地的语言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乔姆斯基的理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和深刻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理论思想具有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性质。我们知道，乔姆斯基是在描写语言学派（主要是以哈里斯为代表的“后布龙菲尔德学派”）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他自己也说过，最初阶段，他曾竭力遵循他的老师哈里斯的思想进行研究，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之后，才滋长了反潮流的思想，从而产生了转换生成理论。这一理论在语言理论的目标和方法论方面，都与描写语言学截然不同，无疑是革命的。乔姆斯基指出，描写语言学的各个流派，所注意的是整理事实，亦即搜集大量的语言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对各种语言单位由小至大逐步加以切分和分类。他们强调事实的全面，观察的仔细，方法的客观以及对语言的某些特性（如分布、替换）的描写的精确。他们认为“理论必须给已知的话语素材提供一个实用的、机械的方法，建立起语法来”^[5]。也就是说，必须建立语法的“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然而，乔姆斯基认为，试图说明“全部事实”，实际上并非一个合理的目标。他说：“无论我们的观察如何仔细，方法如何客观，‘实验’如何可靠，在我看来，所获得的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这些事实是否符合那种解释性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的目的则是要说明语言能力的基本原则。”^[6]他所确立的理论目标是：（1）弄清楚什么是一个会某种语言的人所获得的、内在地表现出来的语言知识系统。也就是说，要回答：使说话人能够运用他的语言的那种直觉的、无意识的知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2）弄清楚怎样才能说明语言知识的生长（grouth）与获得。换句话说，要建立一种解释性的理论，能解释语言这种现象。由此可见，他特别强调对语言能力或者说语言的直觉知识的说明。此外，乔姆斯基认为，任何企图确立发现程序的努力，都必然“会导入极其费心、极为复杂的分析程序的迷宫，而对许多有关语言结构的本质的重要问题却没有提出答案”（《句法结构》，第50—51页）。他并且指出，不少描写语言学家的论著，“虽然都以发现程序为其直接目标，但我们详细检阅，就可以发现实际建立的理论不过是提供一种语法的评价程序而已”（《句法结构》，第50页）。因此，他主张摒弃发现程序，放低眼界，努力发展一个评价程序（evalution procedure），以有助于对基于一种语言素材提出的几种语法作出选择，指出哪一种是对这一语言概括得最好的、最理想的、评价最高的系统。在《句法结构》一书中，乔姆斯基就是依据这种评价程序进行研究的。他先后分析了语言结构的三种模式，一种是很简单的通讯理论模式（即根据马尔科夫过程构成的有限状态模式），一种是以直接成分分析法为基础的短语结构模式，另一种是把短语结构分析和语法转换式结合起来的转换模式。他的结论是：前两种模式暴露了理论上的好些漏洞，转换模式比另两种模式有效得多。由此可见，乔姆斯基的理论是在对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的严厉批判过程中产生的。它使人们产生一种新鲜感，因而对不少人很有吸引力。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这一名称本身告诉我们，这一理论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转换”，其二是“生成”。他的理论的革命性质正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生成”（generation）这一术语是从数学借来的。所谓“生成”语法，是说这种语法能生成某一种语言里全部符合语法而且仅仅是符合语法的句子。^[7]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一种语法会真正把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都生产出来。而只是说，语法必须设计一套规则，按照这套规则，能够“预言”哪些可能是这种语言的句子，并辨认哪些是不合乎语法的语符列。“生成”实际上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语言的“创造性”。一套规则或规定可用来描写某一语言可能有的全部句子，而不只是已经出现的、或已观察到的句子。乔姆斯基经常援引洪堡特所说的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这句话来说明语言的创造性特征。这就是说，任何语言的句子的数目是无限的，而语法的规则是有限的。应用一套有限的规则却可生成无限数目的句子，这正是语言的创造性的表现。“生成”的另一层含义是指这种语法是“明确的”、“形式化的”。它明确“预言”一切合乎语法的句子，保证不会产生任何非句子。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是高度形式化的，因为“明确的说明必须最终成为一种形式化的理论”^[8]。乔姆斯基对逻辑和数学也很有兴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成语法的形式化方式是明显受到逻辑原理和数学原理（特别是递归〔recursive〕函数原理）的影响的。

在“转换生成语法”的“转换”和“生成”这两个特点中，“转换这一方面是更基本的，而且也可能是更革命的。”^[9]“转换”（transforma-tion）这个术语也并非转换生成学派的创造，哈里斯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1952）、《语言结构中的同现和转换》（“Cooccurrence and Transformation in Linguistic Structure”，1957）这两篇文章中已谈到不同句法结构的句子间的转换关系。不过，使“转换”这个概念具有革命意义的，却是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认为，哈里斯的转换是句子间、或者说表层结构间的等位关系，仍属于布龙菲尔德学派的语言描写范畴，而转换生成学派所使用的转换是一个很不相同的概念。乔姆斯基发现，直接成分分析法尽管可分析层次，也能分辨某些歧义现象，尤其是经过转换生成学派的改造，加进短语标记（phrase-markers），把它发展成短语结构语法之后，分辨能力更有所提高，然而，它的描写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首先，每种语言里都存在不少“同音结构”现象（constructional homonymity），它们是直接成分分析法解决不了的（即使加上标示也不行）。例如，“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 was terrible”这句话，它的意思究竟是指“猎人的枪法是惊人的”呢？还是指“猎人被击中这件事是惊人的”呢？类似这样的歧义句是很多的，如“It is too hot to eat”、“It is hard to read”等等都是。为了解决这类两可性的句子的疑难，必须寻找新的办法。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乔姆斯基发觉，直接成分分析法并不能深入揭示不同类型的句子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即它们的内在联系。例如，任何一种语言里都有许多句子看来彼此是存在明显的关系的，其中主动句和被动句的关系尤为突出。比如：

John saw Mary.（约翰瞧见了玛丽）

Mary was seen by John.（玛丽被约翰瞧见了）

这种成对的句子，在讲本族语的人的直觉里，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这类主动句与被动句不仅相互关联，甚至可以说被动句是由主动句变成的。同样，在疑问句和陈述句以及其他一些成对的句子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关系。这些关系都是短语结构语法所无法表明的。

正是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乔姆斯基才提出了转换的理论，即认为按照一定的规则可以把一个语言结构或几个语言结构转变成另一个语言结构，从而使“同音结构”（亦称“同形异构”）的歧义现象及不同类型的句子的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得到充分的说明。在《句法结构》中，乔姆斯基仔细地阐述了这种转换理论，认为它能够很自然地解释上述那种句与句之间的主动—被动关系。他是用下述的公式来产生被动式的：

设S1为下列形式的语法句

NP1—Aux—V—NP2

那么这一形式的对应符号链

NP2—Aux＋be＋en—V—by＋NP1

也是一个语法句。（《句法结构》第40页）

这就是说，把一个主动句变成被动句，必须变换名词短语（或名词）的位置：即把第一个句子（主动句）里的第一个名词短语（NP1）放到动词的后边，而把第二个名词短语（NP2）放在动词的前边。在被动句的第二个名词短语（NP1）的前边要插入一个by，同时还必须把动词的主动态改成被动态（在上述公式中，en代表过去分词，be＋en就是被动成分；Aux是指时和助动词）。^[10]在乔姆斯基看来，“Mary was seen by John”就是这样由“John saw Mary”转换成的。除了这种被动转换之外，还有疑问转换、“关系”转换、“名物化”转换等等，都可以用来解释短语结构语法所无法表明的一些关系。例如上面提到的“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 was terribe”这一模棱两可的句子，就可以通过“名物化”转换（即把一个句子转换成名词短语）来区分歧义。这就是说，这个句子里的名词短语“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可以看作是由两个句子转变来的：一个是“The hunters shot（something）”，另一个是“The hunters were shot”这样，歧义的来源自然就很清楚了。

除了提出“生成”和“转换”的新概念之外，乔姆斯基还采取了另一个革命的措施，那就是用“规则的语法”取代布龙菲尔德学派的“列举的语法”。规则的观念对转换生成学派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语法系统，因此无论是生成还是转换，都要求确定严格的形式程序。当然，他们所说的规则，并不是传统语法的规定性的规则，也不是描写语法的那种归纳性规则。转换生成语法的规则，实质上是生成句子的一种手段。乔姆斯基早期所提出的规则主要是短语结构规则和转换规则这两种，他规定在应用转换规则之前，必须先应用短语结构规则。短语结构规则实际上就是前面所说的短语结构语法，乔姆斯基在这方面的改进与发展，主要是在于通过生成规则系统使这种语法模式实现了形式化。

短语结构规则，亦叫重写规则，意思是说把一个符号重写成另一个（或几个）符号。例如英语里“The man hit the ball”（那个男人打球）这句话包含以下重写规则：

①Sentence（句子）→NP（名词短语）＋VP（动词短语）

②VP→Verb＋NP

③NP→Det＋N

④V→hit（打）

⑤Det→the

⑥N→man（男人）、ball（球）

如果我们顺序应用这套规则，就能生成一连串的“语符列”，最后得出的语符列叫做“终端语符列”：

sentence

NP＋VP　　　　　　　　　　　 （规则①）

NP＋V＋NP　　　　　　　　　　（规则②）

Det＋N＋V＋Det＋N　　　　　　（规则③）

Det＋N＋hit＋Det＋N　　　　　（规则④）

the＋N＋hit＋the＋N　　　　　（规则⑤）

the＋man＋hit＋the＋ball　　 （规则⑥）

如果在上述重写规则的④⑤⑥（即把符号变换为词和语素的部分）列入更多的词（或语素），如opened、read、a、door、student、book……就可生成“The man opened the door”、“The student read a book”等终端语符列。这种重写规则实际上只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述了短语结构分析，因此转换生成学者也常常用短语结构树形图（标示树形图）来显示这种推导式。如上述“the man hit the ball”的推导过程，可用下图显示。

上述的短语结构规则，在转换生成语法里属于基础部分。只有短语结构规则，当然不能由主动句生成被动句，也不可能说明不同句子的结构之间的种种联系，因此又提出转换规则。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转换公式就是一个转换规则，即：

NP1—Aux—V—NP2→

NP2—Aux＋be＋en—V—by＋NP2

这种转换规则显然是跟短语结构规则不一样的：在它的箭头的左侧的不是一个成分，而是由几个成分组成的语符列。这就是说，它的目的不在于把某个符号扩展成另一些符号，而是要改变符号的次序，把一种语言结构转变成另一种语言结构。为达到这一目的，在转换规则中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操作规程，如移位、换位、嵌进、插入、替换、省略、添加等等。如上面所列的这条转换规则，就涉及NP1和NP2的换位以及be、en和by等成分在一定位置的插入。

以上所述，就是早期的转换生成理论的基本内容。拿这一理论跟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比较一下，应该说，乔姆斯基学派确实是进行了一场彻底的革命。然而，这场革命对语言研究究竟作出了什么独特的贡献呢？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约翰 莱昂斯曾经指出：“乔姆斯基对语言学最有创见的而且可能也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贡献是：他把可供选择的语法描写体系的性质加以形式化时所用的那种数学的严密性和精确性。”^[11]这是说得很有道理的。乔姆斯基一开始就申明，他要建立的是“一种公式化的一般语言结构理论”，因此努力“寻求语言学上严密的公式表示法”^[12]。为了能在一个形式化的体系内表达精确的原则和规则，于是他提出了一种准数学的表达方式，主要是把数学中的有限自动理论和递归函数理论用来对自然语言进行描写。

实现语言理论的形式化，这可以说是转换生成学派的最大的愿望。为此，乔姆斯基等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自从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一书中公开提出转换生成语法以来，这一语法理论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充满着激烈的争论。争论所带来的重要结果之一，则是乔姆斯基对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不断修正和补充。值得注意的是，争论和修正始终是环绕着理论的形式化问题进行的。具体地说，主要是从形式化的要求出发，对句法和语义关系的认识的不断调整。乔姆斯基早就指出：“在语言研究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句法和语义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更容易引起混乱、更加需要清楚而仔细的系统公式化的了。”^[13]正是这一问题，后来终于成了乔姆斯基研究的重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转换生成理论的不同阶段里，乔姆斯基究竟是如何不断调整对句法和语义的关系的认识的。

在以《句法结构》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的经典理论（the classial theory）阶段，乔姆斯基认为语法是由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和语素音位规则这三部分组成的，根本没有把语义考虑在内。他强调“不能把‘符合语法’（grammatical）这个概念跟任何语义上的‘有意义’（meaningful）或‘有意味’（signifieant）这种概念等同起来”^[14]。因此，他认为，“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无色的绿色的念头狂怒地在睡觉）这句话，尽管是无意义的，但却是符合语法的。

1965年，乔姆斯基出版了另一部重要的句法著作。在这部题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的专著中，他对第一阶段的语法理论作了较大的修正，提出了一种新的语法模式，称之为“标准理论”（the standard theory）。这就是转换生成语法第二阶段的开始。在标准理论中，语法由句法部分、语义部分和语音部分组成，句法部分包括基础部分和转换部分，基础部分又包括短语结构规则和词库两个部分。首先由短语结构规则产生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再通过转换规则，由深层结构产生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表层结构经过语音规则产生句子的语音表现，深层结构则经过语义规则变成句子的语义表现。整个理论框架可用下列图形表示^[15]：

把这个“标准理论”跟第一阶段的理论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其间最明显的差别，是在标准理论里增加了一个语义部分（即图中的B这一部分）。这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一次很大的转变，它标志着乔姆斯基对句法和语义的关系的认识有了根本的变化，即从排斥语义转变为把语义看成为语法分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乔姆斯基的理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大的变化，是因为《句法结构》出版后的几年里，他和他的合作者发现“经典理论”里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生成能力太大。按照《句法结构》中的短语结构规则，既可推导出大量正确的句子，然而也可能生成许多不正确的句子，如：“The book read a student”、“The man read a man”、“The door opened the man”等等。这说明为了达到当初预定的只生成合格的句子的目标，有必要对生成能力作一定的限制。乔姆斯基这个时候已认识到，所谓“符合语法”不能不把语义因素考虑在内。其次，早期模式的转换力量也太大了。一个句子，可以随意转换，不受任何限制，结果出了问题。例如英语中的主动句，有的可转换为被动句，有的却不行。还有一些主动句转换被动句后，意思变了，当然也就成了问题。例如，John ressembles mary（约翰像玛丽），转换为Mary is ressembled by John（玛丽被约翰像）就不行。又如，Harry married mary（哈里和玛丽结婚了）这个句子，如转换为被动句Mary was married by Harry，虽然可以成立，但意思却完全变了，哈里成了一位牧师，他为玛丽举行结婚仪式。针对这些问题，卡茨（J.Katz）和波斯塔（P.Postal）于1964年提出，运用转换规则必须以转换后不改变句子的意思为条件。正因为存在着这些严重的问题，因此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作了重大的修正，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他接受了卡茨、波斯塔的意见，规定转换只能改换形式，不能改变意义。为了排除生成无意义的、不合格的句子，乔姆斯基提出了“选择性规则”（selectional rule）。这主要是根据词语的搭配关系，对词汇进行选择性的限制。例如，英语里的drink（饮、喝），在它前面的名词必须是有生命的，在它后面的名词必须是食物，并且是液体。为此，乔姆斯基主张根据特征给名词分类，在词库中给名词标上分类特征，以便于在选择时考虑到特征的限制。如boy可标注为boy〔＋N＋ANIMATE＋HUMAN＋MALE＋YOUNG〕，house标注为house〔N＋ABSTRACT—AMMATE〕，等等。当然，每个名词的分类特征，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得更细。此外，乔姆斯基还提出了“严格的次范畴规则”（strict subcatcgorization rule），对动词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实质上也就是限定动词出现的语境。如英语中的eat（吃）后面能带一个Np，在词库中就标注为eat〔＋V，＋________Np〕（“________Np”表示eat这个词可处于一个名词或名词短词的前面）。某些动词，如become（成为）既可出现在Np之前，又可出现在形容词之前，因此应标为become〔＋V，＋________Adjective，＋________Np〕。如此等等。这两种规则都是对同一句子内同现成分的限制，目的主要是约束生成和转换的能力。

《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出版不久，转换生成学派内部因为对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的关系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了1967—1971年间的激烈的辩论和最后的分裂。先是菲尔摩（C.J.Fillmore）提出“格的语法”（Case Grammar），接着又有雷柯夫（G.Lakoff）、罗斯（J.Ross）和麦考利（J.MaCawley）三人提出生成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16]“格的语法”认为动词与名词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但这些关系并非语法问题，而是语义问题。生成语义学派则认为乔姆斯基的“标准理论”中的深层结构实际上不够深。他们提出要研究底层结构（underlying structure）的逻辑关系，从语义结构直接生成句子。在辩论过程中，乔姆斯基先后发表了《论名物化》（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1970）、《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Deep structure，surfac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1972）等几篇文章，一方面对批判者进行反击，同时也对自己的“标准理论”进一步加以修正，从而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第三阶段的理论，即“扩充式标准理论”（the extended standard theory）。扩充式标准理论与标准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承认句子的意义不只是由深层结构所决定，它与表层结构也密切相关。乔姆斯基把“中心”（focus），“前提”（presupposition）等新概念引入了语义解释的范围，为证明表层结构跟语义解释有关提供了有力的根据。此外，在这一阶段的理论里，转换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例如，李兹（F.Lees）认为英语里像bus station（公共汽车站）这样的结构（名词＋名词＝一个新的名词）都可以用转换来解释。如bus station可以认为是由The station which is for the bus变来的，dog house（狗屋）则是由the house for the dog变来的。乔姆斯基却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如green house（暖房、温室），就不能说the house for green。又如，the writer of the book（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认为是从the person who writes the book（写这本书的人）转换而来的。然而，the author of the book（这本书的作者）却不能认为是从the person who auths the book转换来的，因为英语里根本没有“auth”这个词。可见不是任何词语、句子都可用转换规则来解释的。由此，乔姆斯基的立场起了变化，他变成了lexicalist（词汇论者）。也就是说，他已转向侧重于词性、词的特性的分析，从新的立场考虑词义与转换的关系了。

70年代中期起，乔姆斯基又开始酝酿一种新的语法模式，这就是管辖与约束理论（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简称GB〔管约论〕）。管约论的提出，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第四阶段，这一阶段理论的主要特征是，研究的重心已由规则系统转到原则系统，这是生成语法史上又一个大的转折。乔姆斯基认为，规则属于个别语法，而原则是属于普遍语法的。他一再强调研究普遍语法的重要性，他的管约论正是以一系列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为核心的。^[17]对语义也有了新的看法。他指出，语义实质上包含着好几个层次，在语法中只能处理与逻辑相应的一些语义问题，因而应该着重研究如何分析句子的逻辑形式（logical form）的问题。^[18]其他的语义问题只能依靠别的认知系统去解决。

由以上粗略的分析可以看出，自从1965年提出“标准理论”起，语义问题始终是乔姆斯基理论的中心议题。由早期在描写语言学的影响下把语义排除在语法研究之外，到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把语义纳入语法系统之内，这是一种方向性的转变。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在探索句法和语义的关系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他们深信，对于句子的意义，能够而且应当像对于句法结构所进行的精确的形式分析那样进行分析。^[19]乔姆斯基提出的“选择性规则”和“严格的次范畴规则”等等，正是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些尝试。从某种意义来说，乔姆斯基由只注意形式转而也关心意义，应该看作是他所发动的那场革命的深入发展。因为他在深入研究中发现，不管是“生成”还是“转换”，最终都涉及语义这一关键的问题。语义问题处理不了，或者处理得不好，也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生成和转换的目的。但是，语义的问题，尤其是语义形式化的问题，实在十分复杂，近几十年来，人们作了种种尝试，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然而，除了循着这一方向继续深入探索、进行各种尝试之外，看来也别无他法。这也正是乔姆斯基的理论经常在变化、不断有新的理论模式提出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