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乔典运

乔典运的文学生涯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读过简易师范学校的年轻复员军人，从战场上回到生养他的那片土地，又从那片土地出发，试探着以四句新民歌擂响文学之门。那文学之门竟为他打开了。这使他深为感动，就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新民歌，寓言，生活故事，然后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开头的岁月里，路走得好像还顺利。

1957年，乔典运应约到《奔流》编辑部写稿，与他一起在《奔流》编辑部写稿的有与他同在一个地区的农民作者李文元。李文元比乔典运出道要早，那时已小有名气。典运对文元有着钦羡之情。有着这样好的同在一室写作的机遇，他必定是要借此潜心向他学一点儿东西的。

乔典运从李文元那里学到了东西。

李文元写的小说，《奔流》编辑部颇为欣赏，当即以重头稿推出。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来得迅猛，李文元的这篇小说即以揭露阴暗面、歪曲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等罪名被批判为毒草。作者李文元当然也因此遭受厄运。典运暗自庆幸自己的小说与文元的迥然不同，典运从文元那里懂得了写作不但可以收获名声和稿酬，也可以收获批判和厄运。这原本不是典运想从文元那里学到的东西，但他的的确确切切实实地学到了。此后，典运在写作中思想上就设了一道防线。这对典运在一个时期的文学写作，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乔典运终未能逃脱命运对他的安排。1964年，典运发表了一篇小说《石家新史》，是写中间人物的转变的，正好赶上批“中间人物论”，这篇小说就在劫难逃地受到了批判。典运因写作而收获了批判，不知触及了他的灵魂没有？

接着是1966年开始的延续十年之久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典运就不仅被触及了灵魂，也常被触及皮肉。罪名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文艺黑线的黑走卒，等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叫你如此执着于文学写作呢？你如此执着于文学写作还不是文艺黑线的黑走卒吗？这一段岁月对典运有着切切实实的折腾，就将典运折腾成了一个切切实实的草木之人。典运常说：“咱是个草木之人。”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我不以为这是他的自谦之词。这个“草木之人”的内涵丰富得很，对他对人生的认识对他的文学创作，也即是说对他的为人为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里引一段典运自己说过的话，这段话是他写在《我的小井》里的：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子里生活，与群众同欢乐共患难。多数时间里，我处于生活的最底层，比当时的四类分子的处境还要差得多。因为他们是死老虎，打不打他们无关紧要，我却是一只半死不活、时死时活的老虎，理所当然我成为打的重点。我常说，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应该感谢我，因为我承包了全大队的一切打击，才使他们得以幸免。这种生活对我来说，除了痛苦的一面，也有幸运的一面，这就是赐给我一个真正深入生活的良好机会。当人们全不把我当成一个人时，当人们认为我不能对他们有丝毫的不利影响时，他们竟然当着我的面商量如何盗窃集体，商量如何炮治某个人，甚至当着我的面研究如何往死处整我。当然，还有更多的好人，他们也常常当着我的面商量如何玩弄上级，对付错误的命令和瞎指挥，商量如何破坏一个斗争会。好人和坏人都不背我，把我当成了没有知觉的一块石头或一棵小草。善良和野蛮，愚昧和聪明，愤怒和欢乐，失望和希望，这一切都赤裸裸地展示在我面前。不幸的遭遇给了我幸，这幸就是使我有机会认识了活生生的社会，认识了活生生的人。虽然，有很多年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没有读过一本纸印的书，但却天天在读无字的书。当然，我认识到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山村，比起轰轰烈烈的大社会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对我的创作来说，却是一口汲之不完的小井。

典运自己将生活赐予他的这段折腾，以及这段折腾对他的创作的影响，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1997年2月13日的晚上，杨贵才打电话来说，河南文艺出版社拟出版一本乔典运自选集，要我作序。我当然知道典运两年多来一直为癌症所折磨，经四次手术，每况愈下，现仍在西峡县医院住院治疗。就问，典运近况怎样？贵才说，听说已下了病危通知。我问，你与西峡联系了？贵才说，听南阳日报的周熠说的。我沉默不语。贵才又在电话的那头说，你对典运的作品熟悉，是否就可着手动笔？我说，我对作序事一向认真，还是待集子编好，我看后再写。

2月14日上午，九点钟刚过吧，我正在书房里，接到河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王秀芳的电话，说是接到西峡王桂芳的电话，典运刚刚去世。我就愣怔在那里。2月14日，这一天正是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到的日子，我遗憾地未能去西峡看典运最后一眼。

随后不久，典运在西峡县委宣传部工作的儿子乔琰以特快专递寄来他父亲的三十五篇小说的复印件，有短篇，也有中篇。乔琰在信中说，听王秀芳和杨贵才说，要出版一本他父亲的小说选集，由我作序，按杨贵才的交代，特将稿件直接寄给我。并说，这次寄去的稿件其中有些未收入过集子，希望能在这次收入选集中。典运在西峡县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学生王桂芳也来信，表述了与乔琰相同的意思。

典运已远行，自选集这个设想已不可能实施了。如果让典运自选，他自选的思路是什么，他会自选哪些作品，只能靠猜想了。

我曾经想，这本选集一是应当代表典运的艺术水平，二是要反映典运的创作历程。就是带着这种想法，进入对典运的阅读。典运的许多作品我都是看过的，确切地说是再阅读。

在阅读过程中，我又想我只是髙兴地受委托作序。当然，由于一夜之间典运的猝然去世，这种心情就陡然转换为追思和哀伤了。编选这本选集应当是出版社的事情，按照程序，应当是出版社编定后，我再来作序。就此事我与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杨贵才联系。贵才说，出版社的编辑对典运的作品不如我熟，编选也由我定，我就感到责任重大。与典运的生前好友、《莽原》主编张宇，副编审张颖，以及河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王秀芳等商量，又与杨贵才和这个集子的责任编辑杨吉哲商量，大家的意见都倾向于编选典运的代表作为好。我在阅读过程中，也逐步动摇了反映典运的创作历程这个想法，逐步趋同于诸位的意见。典运的儿子和学生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这理解只好先暂存在这里。

典运创作的华彩乐段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后开始的。如同井喷，这可以说是他创作的一个井喷期。《旋风》《气球》《笑语满场》《村魂》《满票》《无字碑》《冷惊》《乡醉》《刘王庄》《问天》，等等，佳作迭出，好戏连台，目不暇接，一出手就令人惊叹。

最早令我惊叹不已的是《气球》。某生产大队金副主任绰号火眼左三，不知二十四节气为何物，却能记住全村上千人的大小问题，对那些所谓大小问题甚至能够倒背如流。围绕着一个气象气球降在村里这个偶发事件展开，无知的火眼左三坚持认为这是一颗定时炸弹，搞得沸沸扬扬，直至请来驻军的技师来检查认定是只废弃的气象气球后，火眼左三仍坚持己见，认为该技师立场不稳，就给驻军首长写去告状信，信发出后就等着驻军请他去做揭发有功的报告，还让妻子给他做了身新衣服以便做报告时穿。还见人就说：“唉，真熬煎人！我啥也不怕，就怕请我去做报告！有啥好讲啊，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分内的事。你想想，几千双手鼓起掌那个响劲，真叫人难为情啊……”火眼左三就这样天天说着，等着，等着。真有典运的，他不动声色地将这个运动迷整人狂刻画得入骨三分，读来叫人感觉可恶可恨可怜可笑可叹。

《气球》震撼了我一下。就是从《气球》开始，我对典运刮目相看。比起他此前的作品，我感知到了一种质的变化。他将他的笔直插进人的灵魂的底里，这是一种穿透力，尖锐锋利。结构凝聚清晰，语言明白流畅，诱发读者丰富的想象，都可圈可点。

为典运赢得广泛声誉的是《村魂》和《满票》。

《村魂》在第七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入围，但未当选。该届评委王愿坚有事到郑州来，他惋惜地告诉我，《村魂》只差一票而落选。

《满票》在第八届全国短篇小说获奖的十九篇作品中，按得票多少顺序排在第三位。我是该届评委会委员。承办评奖的《小说选刊》组织评委们对获奖小说写了一批评论文章，我写了篇《小议<满票>》，发表在《小说选刊》1988年第七期《获奖短篇小说漫评（一）》这个专栏里。典运看到这篇评论后由西峡来信，表示了他颇为高兴且很欣赏的心情，以为我能读懂他的小说。关于《满票》，还可以说几句。大约是1985年吧，《满票》将要在《奔流》发稿前的某天，在河南省作家协会办公室里碰见了典运，典运向我说，他听张宇说，编辑将《满票》删去了约两千字，他希望我能说句话。张宇是消息灵通人士，这消息想必可靠。作协办公室在二楼，《奔流》编辑部在一楼。我随即拿起电话要通《奔流》编辑部，说不要删典运的稿子，恢复原样。那时我正在河南省文联管事，说这话还可以算数。《满票》获奖，典运见了我就说些感谢的话，说要不是我说了句话保持了《满票》的完整，《小说选刊》不会选载，更不用说获奖了。我没有看过那删节的稿子，不知道删节得有否道理，就信了典运的话。

关于《村魂》与《满票》，典运自己写过一篇文章《别了，昨天》，感情十分真挚沉重，见解非常精辟独到。他在文中分析了张老七、何老十这两个真诚的愚昧者的悲剧。他认为愚昧者的真诚是可怕的。他写道：“当我写到历史对他们的决定时，我的心酸了，眼湿了……当然，我也松了一口气，他们作为农民的领头羊，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路，人民不再被他们领到那寸草不生的秃岗上了……”“迎接新的生活是欢乐的，告别旧生活也是欢乐的。”“别了，昨天！别了，我的可怜的朋友，让我们永远不要再见。”

实际上，告别昨天并不是那样轻易简单。除了典运笔下的张老七、何老十这样的真诚的愚昧者，还有也是典运笔下的旋风（《旋风》）、火眼左三（《气球》）这样的唯恐天下不乱的整人狂运动迷，还有也是典运笔下的何老五（《笑语满场》）、三爷（《问天》）这样在民主选举中茫然无所适从不知该投谁的票怕投错了挨整者，我们每每还会在现实生活的许多领域见到他们，他们不仅仅是典运的伏牛山里的那些小山村的，也是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里的，这就使典运笔下的这些人物既是富有个性的又带有普遍意义；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这是些精神上有病、人格不健全的人。正如典运所说：“他们的缺点和失误绝不是天生的，不是他们内心滋生的，而是历史造就的，是历史把他们歪曲了。”向现代化转移，人们要带着多么沉重的精神负担啊，人的精神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我在九年前所写《小议<满票>》的结尾说：“小说的语言是大白话，好像没有多少曲里拐弯的‘文学性’，不识字的农民大约多数可以听得懂。结构，单线平涂，貌似平实，平实中藏着机巧。内涵、外延，都能提供比故事本身丰富得多的东西。这就是乔典运的艺术。”如今，对典运的小说，我大体仍作如是观，可以再作一点补充：不可以将典运的小说仅仅视为乡土文学，因为它既是乡土的，又是超越乡土的。他以他的小山村为载体，反映了这个大时代。这是典运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典运去世后，我写过一篇纪念短文《永远的老乔》。在短文中我说了典运的两个不能分离。他和他的土地不能分离，他和他的小说不能分离。这才造就了小说家乔典运。在那篇短文中我还说，典运满腹皆小说，文思如泉涌，以他对人生的独特体验，对人世认识的洞悉与穿透，正要有更加绝妙的大作巨著奉献于世，癌症却夺去了他六十六岁的生命，夺去了他手中的冷峻如冰热情似火的笔。人们只能徒唤奈何。

我以为，典运已经留下的小说，将长久地活在读者的心间。

1997年4月20日

（此文系为《乔典运小说自选集》作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