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语法学派的形成和“宣言”的发表

“青年语法学派”（Junggrammatiker）原来是莱比锡大学里一批跟古尔替乌斯的观点有分歧的学生所用的诨号，1878年勃鲁格曼用来称呼由他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发动的一场学术运动，从此就正式成了一个学派的名称。1885年，意大利语言学家阿斯戈里把它译成Neo-grammatici，后来，别的语言大多由这一译法转译。因此，“青年语法学派”又称“新语法学派”。又因这一学派是以莱比锡的一批青年学者为中心形成的，因此亦称“莱比锡语言学派”。该学派的主要成员有德国学者雷斯琴（A.Leskien，1840—1916）、勃鲁格曼（K.Brugmann，1847—1919）、奥斯脱霍夫（H.Osthoff，1847—1909）、保罗（H.paul，1846—1921）、德尔勃吕克（B.Delbruck，1842—1922），以及丹麦学者维尔纳（K.Verner，1846—1896）等人。

青年语法学派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自拉斯克、葆朴开始的比较研究，虽然确定了不少语音对应关系，也发现了某些语音规律，然而直至施莱歇尔，对语言发展过程的性质仍未能得出明确的认识。到了1870年前后，开始出现新的转机，一批青年学者在语音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重要的有：阿斯戈里（Ascoli）对印欧语k问题的新解释，维尔纳定律的确立，以及勃鲁格曼、索绪尔等人对印欧系语言元音原始系统的阐述。这些突破使原来显得混乱的印欧语元辅音逐渐理出了头绪，从而使人们对语言发展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些青年学者的论著反映了对语言性质和研究方法的新认识，形成了一种新的倾向，实际上一个新学派已逐渐形成，这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不过，青年语法学派的正式产生，却是1878年的事。事情还得从古尔替乌斯说起。当时古尔替乌斯主编一个杂志，名为《希腊拉丁语法研究》，后来他邀请他的学生勃鲁格曼任副编辑。1876年编第9期时，古尔替乌斯正好外出旅游，因此由勃鲁格曼负责。勃鲁格曼在这一期里编入了他的一篇论文，题为《印度日耳曼基础语的鼻音领音》。古尔替乌斯回来后对编入这篇文章很不高兴，可是当时文章已经印就，无法抽去。最后，他只得在编后记中写了一段话，声明由于他有一段时间不在莱比锡，没能对副编辑的论文发表意见，因此“对他那些不着边际的结论不得不让他单独负责”^[1]。这个杂志出了第10期后就停刊了，古尔替乌斯决定另办一种跟勃鲁格曼无关的杂志。勃鲁格曼也与他的朋友奥斯脱霍夫创办了一个刊物，名叫《形态学研究》（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形态学研究》的创刊号于1878年问世，里面刊有勃鲁格曼执笔的一篇“序言”（由勃鲁格曼、奥斯脱霍夫联合署名）。在这篇“序言”中正式用了“青年语法学派”这一名称，提到“青年语法学派的倾向”、“青年语法学派的方法”、“青年语法学派的原则”等等。因此，《形态学研究》的创刊，无疑标志着青年语法学派的正式成立。

《形态学研究》的序言，对老一辈语言学家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全面阐述了青年语法学派的观点和行动纲领，因此实际上是青年语法学派的一篇宣言。^[2]

勃鲁格曼和奥斯脱霍夫首先指出，相当长的时间以来，人们对人类语言是怎样存在和发展的，在语言活动中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以及这些因素怎样影响着语言的逐步发展和改造等等，并无明确的概念。人们只注意研究“语言”，而对“说这种语言的人”则漠不关心。他们认为，人类言语机制包含着心理和物理两个方面，近几十年来，由于语言生理学的发展，人们对言语活动的物理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进展，然而这一机制的心理方面，却始终未受到重视。由于总的说来对言语机制缺乏研究，尤其是忽视了这一机制的心理方面，给语言的比较研究造成了阻碍。他们说，这正是青年语法学派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勃鲁格曼和奥斯脱霍夫接着指出，以往的比较语言学还有一个更加令人生畏的弊病，那就是始终以重建印欧语母语为中心和主要目的。这样做的后果是，在一切学术著作中，研究的方向总是集中在原始语言这一点上。他们严厉地批判了老一辈比较语言学家把语言发展的晚近时期视作语言的“衰败、毁坏和老化的时代”的错误观点，并提出应该把视线由远古的语言转向现代的语言，转到现代日耳曼语、罗曼语、斯拉夫语的领域里来。他们特别强调，应该注意研究活的民间语言和方言，因为“在一切人民的活的方言中，方言所具有的语音形式通过全部语言材料表现出来，并为使用该语言的成员们在其语言中所严格遵守，而且比从研究古老的、只有通过文字的中介作用才能为人理解的语言中能够见到的要彻底得多，这种彻底性甚至常常反映到极其微细的语音的差别上”^[3]，因此更易于直接观察和适合于比较方法的应用。他们还十分尖锐地指出，“只有走出那间正在锻造着印欧语母语形式的弥漫着假设的烟雾的作坊，走到可以感到真实性和现代性的新鲜空气中来的人，才能算得上是比较语言学家，才能认识靠枯燥乏味的理论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只有那些永远放弃那种过去如此广泛地流行着，至今还如此地护卫着的行事方式（按这种方式，人们只从纸上考察语言，一切都归结为术语的分类、公式和语法的图解，直至相信，当人们好不容易地为一个事物找到了一个名字之后，也就显示了现象的本质）的人，才有可能对语言的生命及语言形式的转变得出一个正确的看法，并制定方法论的原则。没有这些原则，过去的历史研究只取得了一些不确切的结果。而没有这些原则，要想追溯有历史证据的整个时代，就仿佛在大海上航行而没有指南针”。^[4]

勃鲁格曼和奥斯脱霍夫最后指出：只有这样，一方面研究语言的最近的发展状态和活的方言，一方面具体观察言语活动的心理的和物理的机制，才有可能得到直接的可靠的信息，获得语言生命的真实形象。因此，他们主张毫不犹豫地革新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而且他们认为，实际上，自薛勒《德语史》（1868）的出版起，这种革新已经开始了。这种革新尽管遭到了一部分固执己见的语言学家的反对，却在一大批青年研究者之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雷斯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第一个形成并提出了一系列方法论原则。另外一些青年学者则努力论证和充实他提出的原则。他们指出，青年语法学派所确立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和“类推作用有普遍性”是两个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他们坚信，“只有严密注意语音规律——我们这门科学的主要基础，在进行自己的研究时才会有稳固的立脚点”^[5]。至于类推方法，他们认为是一种能广泛观察心理因素的方式，不仅适用于分析现代语言，也适用于古代、直至最古代语言形式的分析。

以上就是“宣言”的主要论点。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青年语法学派与以往的比较语言学家的根本分歧，是在于对语言本质和语言发展过程的性质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该派代表人物在深入研究具体事实的过程中，越来越明白，语言并非一个有生长、衰老和死亡过程的独立机体，因此他们坚决摈弃了老一辈学者所提出的“语言有机体”理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关于语言发展的“两个时期”等无稽之谈。随着对语言性质的看法的根本改变，语言研究的目标和重点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前期比较学者的兴趣集中于从书面材料探溯语言的最古阶段，目的在于确定印欧语的原始形式，青年语法学派则强调现代语言和方言的重要性，力求尽量精确地观察历史发展中的语言事实，并坚持在分析语言现象时不超过已证实的材料的范围，拒绝对史前时期的无文字记载的语言状况提出任何假设。正如梅耶所指出的，“人们放弃了老的浪漫主义的目标，而严格限制于对事实的实证的研究”^[6]，这标志着一种新的研究方向的开始。应该承认，青年语法学派对老一代学者的错误理论观念的揭露和批判是有力的、正确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批判之后，并未能进而提出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替代之。在“宣言”中他们企图用来代替旧理论的是个人心理——生理主义的语言理论。他们提出了言语机制的两面性，即个体的心理特性和生理特性，认为根据心理和生理原则，就能对语言发展作出圆满的解释。很显然，这种把语言现象完全归结为个人生理——心理活动的个人主义和心理主义观点，也必然成为寻找语言变化的真实原因和规律的新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