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第四节　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50到70年代，一批英国社会学的学者对本国青年亚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青年的亚文化，给予了充分关注和深入研究。了解这一阶段的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不仅是回顾和纪念文化研究的一段历史，而且也是关照和构建当代青年文化和亚文化研究理论的必须。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批判精神和文化社会学方法，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均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些学者采用文化社会学理论，对以往被贬低的青年亚文化有过积极的评价和阐释。青年亚文化研究是伯明翰早期工作的一个主要方面，也被称为伯明翰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这些亚文化研究对象包括特迪男痞（Teddy Boys）、摇滚乐手（Rockers ＆Greaser）、飞车党（Joy Riders）、摩得族（Mods）、哥特人（Goths）、光头仔（Skinheads）、嬉皮士（Hippies）、披头士（Beatles）、新世纪游客（New Age Travelers）、朋克（Punks）、新罗曼人（New Romantics）、西印度群岛黑人亚文化风格的拉斯特斯（Rastas）、厌学的粗鲁男孩（Rude Boys）、锐舞（Raves）、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s），等等。亚文化研究奠定了早期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地位，其影响仍显现在当代文化和社会研究领域。研究者认为，青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反抗，平民阶层的青少年因无法进入主流文化而自创了一种时尚文化，其形式和内容富有反抗的象征意味。亚文化的社会影响已经给英国文化带来了很多革命性的变革。时至今日，漫步在英国街头，人们仍能不时发现一个穿着黑色披风、染黑色头发、画浓重的眼妆，或是一个留着特异发型、文身、身上挂着无数链条或小钉饰的典型的亚文化青年。

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意义表现在它关于亚文化和广义文化的定义上。它认为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和谐的完美”状态，它也是人类日常的生活状态，这个基本认识为亚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它意味着文化不仅仅是生活的整个方式，而且也是斗争的方式，是社会整合与阶级斗争理论的结合。青年亚文化兴起时仅仅涉及自我表现，其后则扩展成为一种社会的运动，以此与英国的保守主义和主流文化形成对抗。故而英国青年亚文化不仅仅表达青年对周围社会生活的关注，而且还提出了对权威的怀疑，甚至对抗。所以，英国青年亚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青年的亚文化，不仅没有体现福利国家的神话，在更多的情况下，它表达了工人阶级生活中日益加深的贫困和危机，以及青年们对这种贫困和危机的反应，也就是说，青年把亚文化认定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者相继出版了《仪式抵抗》、《学会劳作》等一系列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和亚文化的著作，这些著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和阶级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实际运用，以及英国左派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怀。诚如文化研究学者布雷克指出，“当代青年文化理论，特别是英国青年文化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历史被打上阶级的烙印，阶级和阶层的矛盾，民族和种族的矛盾从未停止。父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冲突。”⁽⁹⁾

奇装青年

《仪式抵抗》⁽¹⁰⁾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者撰写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报告，最初分别发表在伯明翰中心内部刊物《文化研究》之上，1976年由霍尔等编成文集。研究对象包括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压制，青少年的身份危机和对学校教育的抵抗，以及在城市青少年中流行的各类亚文化现象和生活方式。研究者提出了青年亚文化所表现的“抵抗”观念，指出工人阶级青年的亚文化是他们所处社会环境和阶级矛盾使然，并不是纯粹反传统反社会的堕落表现。他们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以集体“仪式”和穿戴装饰表示对等级社会和主流文化的不满和抵制，亚文化就此而言，具有积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研究者因此提出了一种与主流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态度，认为抵抗概念的存在与性别压迫、种族压迫相关。而另一方面，亚文化风格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对统治阶级的抵抗，也有对统治阶级的部分赞同，青年亚文化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是既有赞同也有抵抗，抵抗并不是风格的全部内容。某种共同生态文化和意识形态基础不仅表现在亚文化青年与他们的工人阶级母体文化之间，而且还表现在亚文化青年与主导文化之间。《仪式抵抗》在文化社会学和方法论方面的经验引人注目。研究者亲身参与亚文化社群的各种社会活动、日常生活和集体仪式，通过习得不同亚文化青年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来探究和理解这种文化形态和传播方式。研究者在探讨青年亚文化本身的风格时，也关注亚文化风格背后工人阶级母体文化的内容和危机，追寻工人阶级文化的危机如何通过亚文化的风格体现出来。

《学会劳作》（1977）⁽¹¹⁾是有关英格兰中部地区城市中下层劳动阶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著述，作者保罗·威里斯揭示了青少年何以在辍学前便参加了临时工作，体验成人的生活和文化环境。他们所经受的是某种与成人文化相反的经历，以此去抵制学校的文化教育。他们看不起循规蹈矩的同学和“有身份者”。这些青年人的文化，无疑又是一种围绕着领地、男子气为代表的一套文化符号体系。这些青少年把正统的学校教育看作是一种控制和操纵，他们抗拒教师作为学校当局的代言人向他们灌输的中产阶级文化，对循规蹈矩、注重仪表、彬彬有礼持不屑的态度，而创造了一种与学校教育截然不同的反抗文化。威里斯还分析了工人阶级青少年拒绝学校教育的几种原因。（一）学校承诺给他们的更好的工作，是指那些脱离体力劳动低收入的白领工作，接受这种工作，就意味着脱离他们从小就十分亲切熟悉的传统工人阶级生活方式。（二）这些工作并不必然带来更丰厚的收入，至少在中短期内是如此。（三）工人阶级青少年直觉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最终仍然需要使用大量普通劳动力，他们未来从事的体力工作并不是毫无价值的。因此他们抵制学校的教育，有意识地不去适应中产阶级性质的工作。作者指出，青少年的亚文化在这里是使用变相的手段和方式，来对抗以学校教育为象征的占支配地位的中产阶级文化。

费尔·科恩是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一。他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英国青年亚文化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先是特迪男孩穿着惹眼的奇装异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而后60和70年代的摩得族和光头党，也各以其鲜明的形象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以及新闻媒体频繁报道这些青年表现出来的景观性的变化等，在他看来都揭示了亚文化风格背后所蕴涵深广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意义。在早年发表于伯明翰中心《文化研究》刊物上的《亚文化冲突工人阶级社群》一文中，他指出青年亚文化依然存在于英国社会原有的阶级结构中，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并没有消失，青年亚文化的风格，与他们工人阶级的母体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在青年身上，这种危机的表达就是青年亚文化的出现。故而，青年亚文化并不像传媒所宣传的那样，由于战后英国经济的发展，青年变成了一个没有阶级区分的富裕的群体。单从经济发展来看，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发展，英国逐步进入了阶级差别逐渐缩小的福利社会，似乎年龄如同阶级和其他标准一样，使“青年”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类别。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从传统文化和社会道德方面来看，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伴随的是道德的败坏和社会风气的堕落，青年亚文化以其叛逆的姿态和怪异的风格反映了社会道德不断衰败的问题，这种观点对亚文化持否定态度。而从英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对青年亚文化的评价有赖于对资产阶级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也取决于对青年亚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评价，并且与英国社会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进行批判的等级划分有关⁽¹²⁾。

伯明翰中心第二代人物中的佼佼者之一迪克·海布迪基，对青年亚文化也多有研究。在其《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海布迪基对光头党和朋客文化做了研究，指出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和文化形式，随着劳动阶级本身的结构变化和向城市的转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光头党青年表面上是在追求一种放荡不羁的形象或粗野风格，但是，在其行为背后却包含着一种政治文化的企图和态度。光头青年用一种放荡不羁的形象和想象的方式，试图重建工人阶级集体文化观念。为了突出抵抗的风格，亚文化青年常常采用文化人类学的差异的“拼贴”（bricolage）和结构主义的“对应关系”（homology）来创造新奇的文化意义。不合乎常规搭配的服饰和不同的物品都是拼贴的对象。青年亚文化故意违反日常符号系统的规则，比如特迪青年打破各阶级对服装、音乐的不同选择的传统，穿上了传统绅士式的服装，造成了服装和音乐文化内涵的失调，继而表达新的文化身份。在这里，“抵抗”和“阶级”的概念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就有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工人阶级被压迫的经验，被认为给抵抗提供了研究基础。但海布迪基强调，抵抗概念的存在也有赖于其他形式的对立，比如性别压迫、种族压迫等。所以阶级在特定时候，就不再成为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唯一标准，青年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其他方面展开的⁽¹³⁾。

海布迪基在他上述著作中，这样描述过亚文化青年的外貌:摇滚歌星在皮衣上加有对称的装饰，或者用光头和无产者的工装代表清教徒的苦行。他们要么将嬉皮士的杂乱装束加以中和，要么有意穿上颜色不协调的衣物和60年代后期卡纳比街商业模特的多层服饰。这些人的发型也反映了同样的对比。光头者有的是剃成的，有的是剪成的，有的弄成阴阳头，还有的用发油涂得头发紧贴头皮。中产阶级的狂放方式着眼于全面的无控制性，而不同种类的时髦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形体符号在本质意义上的部落文化特点，同时还证明了进步的中产阶级在青年文化问题上易于采纳具有无结构性和流动性的各种符号。这一描述应当是具有代表性的。就摇滚乐来看，它的震撼力来自其声音的新鲜感和现场造势，它成了青少年的特殊表达方式，即避开清晰、偏重随意甚至是疯狂模糊。这里摇滚乐就变成了青年的另一种语言，对于局外人来说感到难以理解的语言。

总的来看，青年亚文化景观在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视野中，其阶级的结构和文化的传统仍然在起作用。研究者注意到穿着相同奇装异服在都市街头出现的青年，有的具有资产阶级或上等阶层的家庭背景，而有的来自平民和工人阶级家庭，从事体力劳动或非技术性职业。在他们相似的形象背后，其实有着不同的文化内容和意义。他们的批判锋芒之一是战后英国“福利社会”神话。如保罗·威利斯研究摩托青年，即重在揭示身份特征如何通过明确的文化层次、服装和生活方式来加认识和确定，摩托车文化所表现出的阳刚气，在此便是一个有着明显特点的亚文化社团的例证。盖言之，英国青年亚文化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亚文化领域，亚文化青年试图在工人阶级母体文化、传统文化或主流文化以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通过协商的策略形成一个意义的过渡型空间，在这里以一种新的身份得以确认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青年亚文化表现了青年亚文化所共有的追求某种抵抗姿态和身份独立特征。

亚文化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