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学者对青年语法学派的批判

对青年语法学派的批判，早在该学派的兴盛时期就开始了。自19世纪80年代起，直至20世纪初，关于“语音规律”的争论一直在继续着，在争论中有些学者就对青年语法学派所确立的“语音规律”原则提出了异议。20世纪初，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语言学流派，这些流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对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持批评态度。这标志着以青年语法学派为语言研究的核心力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也预示着该学派的理论与实践将经受一番严峻的考验。对青年语法学派的批判来自好几个方面：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社会学派，强调语言的社会职能，反对青年语法学派把语言视作个人现象；舒哈特、席叶隆、浮士勒等人则从“地理变异”和美学等角度批判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的原则，努力寻找语言研究的新途径。索绪尔的理论，后面有专门论述，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舒哈特等人的观点。

奥地利语言学家舒哈特（Hugo Schuchardt）是第一个严厉批判青年语法学派的人。他是施莱歇尔的学生，但早就对他的老师的“谱系树”理论有不同看法。他提出过一种跟施密特的“波浪论”相接近的语言“地理变异论”。在《民间拉丁语的元音系统》（1866—1868）里，他指出，走遍罗马方言的整个领域，“我们发现，几乎全境内相邻的方言、土语和次土语彼此间都是接近的，由一种过渡到另一种的，即没有明显的界线”。他认为既无法“确定一个方言的分布的领域”，也不可能“确定它的一切个别语言特点的分布的领域”^[19]。到了80年代初，舒哈特开始强调混合的意义，认为这是语言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884年他说，“语言混合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的限制；它可以使语言有最大限度的差别，也可以有最小限度的差别。”^[20]他断言，没有混合过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进而他否定语言系统统一性的概念，认为在每一“个人语言”中，一切词和一切形式都各有自己的历史。在1885年发表的《论语音规律，斥青年语法学派》一文中，他开始全盘否定青年语法学派关于语音规律的论点。他说：“至于说到语音的机构变化（我在这里使用了青年语法学家的术语），我在这些变化中所看到的，不是表现在固定公式中的过程，而是无数动力的漫无止境的和不可思议的表现，在这些动力的背景上还更清楚明显地分出了局部的和个别的力量。”^[21]这就是说，他根本不相信有什么语音规律，他所看到的只是零散的、个别的小变化，而每个小变化的产生都有个人方面的根源。因此他接着说，“如果我终于不能不承认确定不移的概念，那么我宁愿把它应用于零散的语音变化存在的事实，而不愿把它用之于语音规律，因为任何语音变化在一定的阶段上都是零散的”^[22]。后来，在方言研究的影响下，舒哈特又认为研究“词”与“物”的关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与梅林格（R.Meringer）一起创办了一份《词与物》杂志，因此，“词与物”学派也就成了以舒哈特为代表的那个学派的名称。

舒哈特以“地理变异论”和语言混合的可能性来解释语言变化现象，并非一点不值得考虑。他所提倡的“词与物”的关系的研究也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语义学问题。但是他否定语言变化规律的存在的理由，却是不能成立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批判青年语法学派的观点时，却跟该学派一样，是从主观唯心的立场，以个人主义和原子主义的方法观察和认识语言事实的，这也注定了他的批判不可能站得住脚。

跟舒哈特的理论有联系，然而构成另一个与青年语法学派相对立的派别的，是语言地理学派（亦称方言地理学派）。就在雷斯琴提出“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同一年（1876），德国语言学家温克（G.Wenker）在莱茵河地区开始调查方言。他向该地区的所有小学寄去调查表，请教师们把由三百来个词构成的短句译成各地方言。后来，这一调查又扩大到整个德国。他一共收到了44 251份回答。温克原先是青年语法学派的热心支持者，最初他调查方言的目的，是想通过方言事实来证实语音规律无例外这一论题。他想，民族书面语言在各种外来影响下，势必会受到各种干扰的影响而产生不规律的变化，而纯粹的方言，由于没有外来的干扰，想必更能显示出语音变化的规律性来。温克第一个想出借助地图来阐释语言现象的方法，然而他在自己的地图上却得出了跟青年语法学派完全不同的结论。根据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某一特定的语音变化（例如高地德语的辅音变化）的界线，对于具备同样的语音条件的所有的词来说，应该是同一的。然而在温克的地图上，情况并非如此。看来每个词都有自己的界线，也就是说，特定的语音变化并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例如，辅音变化在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之间就存在着若干过渡地带。这实际上就否定了青年语法学派的一个主要论点，即认为一种语音变化，如高地德语的辅音变音，会以同一方式影响所有的词。^[23]

在温克之后，瑞士语言学家席叶隆（J.Gillieron）在埃德蒙（E.Edmont）的配合下，在法国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工作。埃德蒙于1897—1901年间，记录了法国639个方言点的音，所记的材料由席叶隆汇集于1 920张地图上（即《法兰西语言地图》，1902—1910年出版）。席叶隆的调查侧重于词汇，在他的地图上共列举了一百万词（次）。他特别注重严格确定每个词的细节，显示“词的发展”。席叶隆根据他的方言地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一切词都有它固有的历史”。由此他否定方言（或土语）作为独立的语言单位存在与发展的概念。在席叶隆与蒙然（Mongin）根据《法兰西语言地图》所写的著作《Scier（锯开）一词在南部和东部的罗曼语方言区的演变》（1905）中这样写道：“我们的想法同客观事实相吻合，足以摧毁被称之为土语的这一虚假的语言单位，这个概念指的不过是某个市镇的人或甚至某一群人忠实地保留了拉丁语的遗产而已……这就迫使我们抛弃作为科学活动基础的土语……从而把对词的研究同对土语的研究对立起来。”^[24]基于这种认识，席叶隆认为语音规律不过是一种虚构，真实存在的只是每个词的单独的语音史。

从温克开始调查方言起，到席叶隆大规模地绘制方言地图，逐步形成了以席叶隆为代表的语言地理学派。该学派的理论实际上是以施密特的“波浪论”和舒哈特的“地理变异论”为基础而形成的。他们批判青年语法学派忽视词源研究和区域概念，主张利用语言地图研究单个词的传播、迁移史。他们否定语音规律的存在，提出了一种语音演变的扩散理论，认为音变并非一下子遍及整个词汇，而是逐渐扩展的。这个学派所创造的语言地图方法以及根据语言地图提出的扩散理论，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对阐述语言演变的具体过程来说，有较强的说服力。然而，他们由此主张只研究个别词的历史，并从而全盘否定语音规律的存在，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方言地图只在过渡地带才出现某些不规则现象，这并不能否定青年语法学派所强调的“语音演变的规律性”这一命题。青年语法学派事实上也考虑到方言间可能存在混合、借用等等情况，从而使语音规律出现某些明显的例外，因此语言地图所显示的在某些缓冲地带所出现的混乱现象，恰好是对“语音规律”原则的补充，可使人们更为具体地认识到语音演变规律的复杂性。布龙菲尔德曾指出，“方言地理学（Dialect Geography）只是肯定了比较研究的结论，就是说，不同的语言演变情况分布在一个区域以内的不同部分”^[25]。事实确实如此，语言地理学派的新发现只能使青年语法学派对“语音规律”的认识更加完善，而绝不可能否定这种规律的存在。

在与青年语法学派相对立的诸学派中，还有一个唯美主义语言学派也值得提一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浮士勒（Karl Vossler），他把青年语法学家斥之为“只关心琐碎问题的实证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浮士勒是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公开宣称他的语言学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因此他首先以自己的唯心主义与青年语法学派的实证主义相对抗。在他的纲领性著作《语言学中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1904）中^[26]，他指出，“唯心主义者在人类智慧中寻找因果原理，而实证主义者则在事物与现象内部去寻找”。在他看来，青年语法学家只知道积累事实，就事实而论事实，这只能导致人类思维的死亡和科学的灭亡，而他则认为应该强调从精神方面去探求语言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他认为青年语法学派所采取的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把语言科学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墓地……在这块坟地上的墓穴里非常讲究地掩埋着单个的或成群的各种各样的语言尸体，在坟墓上则标明了各种题铭并编排了号码”，这样也就破坏了机体的统一性。他则认为应该注意语言事实之间存在的活的联系，在语言形成过程中研究语言。由于他断定“语言就是精神的表现”，因此认为“语言科学的任务必须是揭露出作为一切语言形式发生的唯一有效原因的精神”。浮士勒指出，青年语法学家是由音素构成音节，由音节构成词，由词构成句子，由句子而构成言语。他认为这一顺序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应该是“存在于言语中的精神构成了所有这一切——句子、句子成分、词和音素”。因此，在他看来，修辞学是语言学中最重要的部门，“……跟各种低一级的学科——语音学、形态学、构词法及句法——有关的一切现象，一旦加以记述，就应该在高一级的学科——修辞学——中得到最后的、唯一的、真正的解释。”

浮士勒说过，他所提出的实质上是一种“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语言学体系”。事实正是这样，他的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哲学与洪堡特、克罗齐的某些语言学观点的杂凑。他吸收了洪堡特关于语言是一种不间断的创造的思想，又采纳了克罗齐认为语言就是表达，而且是“心灵最初的表达”的说法。在这个基础上，他加以唯心主义的发挥，认为任何一种语言变化的直接动因都来自个人的创造行为，来自与风格有直接关系的美学因素。至于个人创造的语言表达方式能否转变为共同的规则，他说，那要看是否适合民族精神的需要，因为“句法规则是以民族的占主导地位的精神特点作基础的”。应该说，浮士勒强调考察语言变化中的美学因素和创造因素，重视语言修辞学，注意研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史与文化史的关系等等，都是有意义的。然而，由于他坚持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路线，终于走进了死胡同，在语言学史上没有留下多少积极性的成果。

除了上述三个学派之外，20世纪20年代在意大利还产生了一个“新语言学学派”，代表人物有巴尔多利（M.Bartoli）、别尔多尼（G.Bertoni）、朋芳德（G.Bonfante）等人。该学派把上述三个学派的观点熔为一炉，以“过程”、“地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全面反对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但这些“新语言学家”已非青年语言学家的同时代人，因此我们也就不在这儿详细议论他们的新学说了。

在同时代学者的批判过程中，青年语法学派经受了考验。尽管他们的理论经过了多次修正，但他们所提出的语音规律和类推作用这两大原则，还是被同代和后代的大多数语言学家接受了，并且对后来的语言学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不能不说是青年语法学派的重要功绩。

【注释】

[1]见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第292页。

[2]《形态学研究》序言的法语译文，见A.Jacob所编Genèse de la pansée linguistique（Armand colin，1973），PP.127—138。

[3]转引自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第87页。

[4]见A.Jacob编Genèse de la pansée linguistique，PP.131—132。

[5]转引自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劳允栋译，第69页。

[6]A.Meillet，“Ce que la linguistique doit aux savants allamands”，dans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énérale，TomeⅡ，Klincksieck，1951，P.156.

[7]转引自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第144页。

[8]参阅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第291页。

[9]转引自C.Normand等编Avant Saussure，Editions complexe，Bruxelles，PP.44—45。

[10]转引自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70页。

[11]转引自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73页。

[12]同上书，第71页。

[13]转引自Avant Saussure（Editions complexe，1978），P.62。

[14]见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第150—151页。

[15]见Genèse de la pansée linguistique，Armand colin.1973，P.134。

[16]转引自袁杰《赫尔曼 保罗》，《国外语言学》，1987年第1期，第89页。

[17]转引自杰格捷列娃《欧洲语言学说简述》，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0页。

[18]转引自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68页。

[19]转引自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227页。

[20]同上书，第212页。

[21]转引自捷斯切尼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74页。

[22]转引自捷斯切尼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74页。

[23]参阅B.Malmberg《语言学的新趋势》第三章“方言学与语言地理学”，中译文见《语言学译丛》（第一辑），黄长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151—179页。

[24]见前引《语言学译丛》（第一辑），第160页。

[25]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406页。

[26]下文所引浮士勒的话，均出自《语言学中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文。转引自兹维金采夫《语言学中的美学唯心主义》一文，高慧敏译，见《语言学论文选择》（七），中华书局，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