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矛头当然直指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克莱伯(Ian Craib)这样描绘具有批判旨趣的现代社会学家眼中的现代社会;“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人或者被视为孤立的个体，或者被视为集结在一起的群众;而无论如何，个体性的一切美善都已消失。现代世界变成了精神的荒漠，生命所曾拥有的一切意义都已消失;人是空洞、迷失的灵魂，游荡于他们无法了解的世界。这些主题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多位社会学开创者的著作中。在马克思，那是异化;在涂尔干，那是失范;在韦伯，那是魔咒的解除。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笔下，萧瑟的风景已经变成梦魇:社会世界变成了电子怪兽，不断喂饱它自己的成员，且不断操纵与吸收一切可能出现的反抗。”^[4]这样一个曾被18世纪启蒙学者向往的社会，在血腥的20世纪不是更接近“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5]，特定的历史遭遇和智识环境孕育了批判理论最早的学派法兰克福学派。1923年建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特别是1930年霍克海默(M．Horkheimer，1895—1973)领导研究所，将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确定为研究主题，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希特勒上台后，迫使学派成员纷纷流亡美国。先是在纽约恢复社会研究所，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后迁到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这一时期，社会研究所把批判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首要任务。1949年，霍克海默、阿多诺(T．W．Adorno，1903—1969)等人回到德国，恢复了社会研究所与法兰克福大学的联系，而马尔库塞(H．Marcuse，1898—1979)、弗罗姆(E．Fromm，1900—1980)等仍留在美国。1951年研究所重新开张，阿多诺主持工作。重建后的研究所仍继承着魏玛时期的传统，再次成为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头脑的知识分子的中心。20世纪50年代，用以表征“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批判者”形象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名称开始出现，并于60年代起流行起来，成为西方哲学、社会学思潮主要流派之一，并越出学术界的圈子，在美国与西欧的左翼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自197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结束了它的灿烂缤纷的极盛期，走向衰落。因理论上分歧加深，遂导致组织上开始解体。1968年学生造反失败后，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新左派运动逐渐沉寂，学派的影响也日趋削弱。随着它的第一代主要成员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相继去世，从整体上看，原先意义上的作为一个旗帜鲜明、队伍庞大的法兰克福学派，已成为历史，但它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从未真正消失过。法兰克福学派在将近六十年的发展中，成员达数十人，绵延三代。这些学者，尽管学术背景不同，观点分歧，但对现代社会秉承批判研究的立场则是一致的。

法兰克福学派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资源当然主要来自马克思，他们的工作是以捍卫马克思的遗产，首先是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和走向一个非异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目标的精神开展的。但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他们更重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及其黑格尔的思想渊源，致力于吸收欧洲当时形形色色的心理分析理论、美学理论、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以重新阐述、改造和发展马克思，因此从不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认可。但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是诚实而严肃的，他们汲取其他知识传统并将之添加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包含有创新的成就。

法兰克福学派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集中于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提出一个“启蒙辩证法”的分析，以解释启蒙理性如何成为神话;第二是提出一个“文化工业”的概念，以解释意识形态的操纵与文化操纵问题。在这两个方面，法兰克福学派都深受20世纪早期两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和葛兰西的影响。

卢卡奇的工作基于他发明的物化(reification)概念，而这又是来自马克思的商品概念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商品凝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它表现的却是物的属性，展开的是一种客体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在与自然的活动中生产了各种物品或商品。但人们常常看不到这样的事实，是他们制造了这些商品并赋予它们以价值。价值被认作是由独立于行动者的市场所创造的。商品与市场被资本主义社会的行动者赋予了独立客观的存在，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过程^[6]。马克思的这一概念是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基础。但卢卡奇扩展了商品拜物教的释义，将它从原来限定的经济领域推广至全部社会领域:国家、法律和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倾向于相信，社会结构有其自身生命，因而它们拥有客观的属性。卢卡奇这样说明物化过程: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面对一个由他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制造的’现实，这个现实显得像是外在于他本身的一种自然现象;他整个地置身于此现实的‘规律’的怜悯之下;他的活动限于利用某些特定的规律以实现其自我的利益。但即便如此‘行动’，他仍然只是事件的客体而非主体。^[7]

葛兰西的核心感念是“霸权”(hegemony)。在葛兰西看来，这是一个历史哲学的概念，它被定义为由统治阶级行使的文化领导权。他拿霸权与强制相对比，强制是由合法权力行使的，或者说是借助警察权力的运作表现的。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强调经济和国家统治的强制方面。反之，葛兰西强调“霸权和文化领导权”，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并非只是依靠其赤裸裸的强制性暴力，还依靠其文化上对社会的主导影响，令被统治者在观念上认同现存的秩序。葛兰西的研究试图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为资本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如何获得文化领导权和大众的认同的。瑞泽指出:“霸权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也使我们了解葛兰西对革命的观点。通过革命而掌握经济与国家机器是不够的，还必须获得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在这里，葛兰西看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关键作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