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历程与理论主题

法兰克福学派从孕育到今天在风雨中已走过近百年，它曾在法西斯的压迫下颠沛流离寄居异乡，战后又重回故里，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时至今日，还在理论界和现实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历程

以其所依托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发展为线索，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的四个时期：

1．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期（1922—193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矛盾突出，这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不满。而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在战火中诞生并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这使人们重新将希望投向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1922年，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魏尔（Felix Weil）召集了卢卡奇、科尔施、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等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组织了名为“第一届马克思主义者工作周”的讨论会，主题为“什么是真正的或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基础上，魏尔提出了建立一个经济上独立而政治上中立的社会研究所，其方针是研究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与文化生活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1923年，在他的谷物商父亲的资助下，社会研究所在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第一任所长由原维也纳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思主义者格吕恩伯格（Carl Grünberg）担任。研究所的成员主要是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党员以及其他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在历史学家格吕恩伯格的领导下，早期的社会研究所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经验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研究，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学的核心理所当然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哲学批判。这一时期研究所的成果主要有：格吕恩伯格主编的刊物《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的专著《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法和破产法》（1929）、波洛克的专著《1917年—1927年苏联计划经济的尝试》（1929）、魏特福格（K．A．Wittfogel）的专著《中国的经济与社会》（1931）。这种经验的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为研究所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7年格吕恩伯格因病停止了在研究所的工作，研究所所长的工作由波洛克临时接管，但波洛克主要负责行政管理方面，学术领导一直虚位以待。直到1931年1月，刚刚获得社会哲学讲座教授资格的霍克海默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并发表了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使命》的就职演说，基本确立了研究所的研究主题、方向和方法，因而这个演说通常被看作是法兰克福学派正式登上思想史舞台的宣言书。

霍克海默一方面赞同社会研究要坚持经验的研究路向，另一方面反对只讲经验而忽视规范的实证主义做法。因而，他主张把哲学研究与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将哲学研究置于社会研究的中心地位，以“社会批判”为研究范式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社会哲学学派。为此，1932年，霍克海默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更名为《社会研究杂志》，为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哲学建立了一个论坛；他还聘请一批崭露头角的哲学才俊如阿多尔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等加入社会研究所，这些人才后来都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下，法兰克福学派初具雏形。

2．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期（1933—1950年）

1933年3月纳粹上台，由于社会研究所的左派倾向及其大多数成员都具有犹太血统，研究所大楼被纳粹当局没收，研究所被迫迁移到瑞士，除了魏特福格被关进集中营外，所有成员都离开了法兰克福。由于纳粹在瑞士的影响，一年后研究所又被迫迁往美国，落户哥伦比亚大学，大多数成员也先后到了美国。直到1950年，在德国的政局相对稳定后，研究所才回到法兰克福大学。在这一期间，研究所除了自身的日常工作外，还资助那些流亡学者以从事科学研究。

虽然四处流浪，但是社会研究所并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相反，在这一时期，它进一步明确了批判理论的研究主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研究方向和经验与规范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开始形成一个以社会批判为明显思想特征的学派。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有三个，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二是法西斯主义研究，三是现代性批判。在研究方法上，研究所开始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将社会的宏观研究与心理的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与此相应的研究成果有霍克海默的《黄昏》（1934）、《权威与家庭（1936）、《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37）、《理性之蚀》（1947）、《启蒙辩证法》（1947，与阿多尔诺合著），阿多尔诺的《新音乐哲学》（1949）、《独裁主义人格》（1950，与人合著），弗洛姆的《逃避自由》（1941）、《寻找自我》（1947），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1941），基希海姆（Otto Kirchheimer）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组织形式，社会》（1933），诺依曼（Franz Neumann）的《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实践》（1944）等。

3．法兰克福学派的繁荣期（1950—197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多次建议和催促下，社会研究所和部分成员于1950年回到法兰克福大学，结束了其流亡生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带领下，研究所的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支持和信赖。也是在这一时期，研究所又吸纳了像哈贝马斯、施密特、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等青年哲学才俊。虽然马尔库塞等原来的一些成员并没有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但是他们的思想仍然被社会研究所和学术界吸纳和认可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部分。这样，社会研究所就从一个德国的研究机构转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学派。

在这一时期，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心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其研究的方向有所转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从对共产主义的信赖转向对它的怀疑，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转向对它的批判，尤其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否定的立场；在资本主义研究方面，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研究转向对发达工业社会的特殊性研究，着力探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各种危机和解放的出路。这一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已超越了纯经院式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甚至成为6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的思想武器，远在美国的马尔库塞还被当作运动的“精神领袖”，至此，法兰克福学派将自身的影响推至最高峰。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有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1967）、《批判的理论》（1968），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1966），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1955）、《苏联马克思主义》（1958）、《单向度的人》（1964）、《文化与社会》（1965），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1955）、《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理论与实践》（1963）、《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认识与兴趣》（1968），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维尔默的《批判的社会理论》（1969），内格特（Oskar Negt）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法兰克福学派》（1966），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的《政治公正原则》（1961）。

4．法兰克福学派的转折期（1971年至今）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转折期，原因有三：第一，随着阿多尔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衰老和逝世，自70年代开始，不管是行政方面还是学术研究方面，亦或是社会影响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力量由哈贝马斯、施密特等第二代成员来承担；第二，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心从马克思主义转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从一个主要的思想来源变为一般的思想来源，从一个主要的直接的研究对象变为间接的研究对象，从学派思想的旗帜变为反思批判的对象；第三，从1971年哈贝马斯发表《对社会学的语言学基础的反思》（1971）提出话语交往的思想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由此从形而上学批判转向了后形而上学的批判道路，从主体性批判转向主体间性批判，从对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转向肯定性批判，从社会文化批判转向政治伦理批判。虽然哈贝马斯在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思想集团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世界上的影响在减弱。

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交往行动理论》（1981）、《后形而上学思想》（1988）、《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4）、《真理与辩护》（1999）等，施密特的《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1971）、《论批判理论的思想》（1974），霍耐特的《为了承认的斗争》（1992），维尔默的《交往与解放》（1977），奥菲（Claus Offe）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问题》（1972），波洛克的《资本主义诸阶段》（1977）。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主题

虽然世界不停地变迁，虽然他们所依托的社会研究所历经苦难，虽然其成员散居各地，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仍然坚持着其批判理论的研究范式，针对共同的研究主题来展开工作。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着这样几个主题来进行：

1．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既是主要的理论来源，也是研究的主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法”、“实践观”、“历史唯物主义”等思想进行了解释和批判。在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传统唯物主义的批判基础上，霍克海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将其理论阐明为“批判理论”。阿多尔诺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连续否定为核心的否定辩证法。马尔库塞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弗洛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以“人道主义和异化”为基础的人学，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的本质”、“人的个性”、“人的自我实现”等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了“社会性格”、“社会无意识”、“社会过滤器”等新范畴，并力图以此揭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通过考察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施密特论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特征和本质，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其自己的“批判的唯物主义”观点。哈贝马斯重新考察了马克思的劳动、社会进化、生产方式等范畴，在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其交往理论的解释框架提出了以主体间的互动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既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主题之一，也是其他理论主题得以立论的基础或出发点，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并不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们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现代性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理性观、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乌托邦思想。这些理论主题有的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有的与之若即若离，还有的与之背道而驰。

2．理性观

对理性观的探讨是法兰克福学派持久的主题，被其代表马尔库塞称为“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和“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唯一方式”^[1]。在对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建立了其批判的理性观，因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观表现为“工具理性批判”、“科学主义批判”和“批判的理性观”三个方面。

通过考察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具体说来，作为区别于物的人的能力，理性越来越成为服务于物质生产的工具，蜕化为一种工具理性。不仅如此，理性还逐渐成为维护现存统治的控制力量，从而背离了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由追求。由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工具理性相伴随的是科学主义的盛行，这不仅在理论上表现为实证主义的盛行，而且在实践上表现为科学技术成为一种为现存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理性不再是表示事物同一性的理性，而是包容差异的理性，不再是追求绝对真理的理性，而是追求生活价值和解放的理性，不应当是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的说客，而应是人类解放的先锋。

3．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显著的理论特征就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做出了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他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富足，但是危机重重。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了文化工业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和其中的人性异化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对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各种极权进行了强烈的批判。马尔库塞指出，发达资本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将无产阶级乃至所有人改变现状的革命意志消磨掉，不知不觉中陷入资本主义的统治中，从而使双面或多面的人变成单面的人，使充满活力的社会变成僵化的社会。弗洛姆对当代西方社会中人性的异化和现代人的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哈贝马斯则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出发揭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除了个人有特色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之外，法兰克福学派还对他们所经历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反思。他们将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当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形态而进行了深刻批判。

4．乌托邦理论

对发达资本主义的仅仅理论上的批判必然导致其乌托邦的最终归宿。法兰克福学派没有从根本制度上批判资本主义，而多是侧重文化批判，因而，其拯救资本主义的武器就是精神与文化，比如本雅明和阿多尔诺的“文化救赎”、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爱欲解放”以及哈贝马斯的“话语交往”。乌托邦在法兰克福学派这里有两方面的内涵。从积极方面看，乌托邦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和出路的探寻，而从消极方面看，乌托邦则表明法兰克福学派不愿意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因而他们不仅不愿意走上任何一条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道路，刻意与它们保持距离，而且未能提出有效的革命方案，最终使其理论沦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