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批判

批判理论的核心是对理性的批判，它构成了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观是建立在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和卢卡奇这四者关于理性的观念之上的。黑格尔将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成是理性矛盾运动的过程，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劳动为基本范畴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运动，尤其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异化的资本逻辑，韦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的分化将人的理性做出了区分：目的理性、形式理性和实践理性，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程就是社会的合理化过程，也是世界观的祛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自由丧失和意义匮乏的后果，卢卡奇综合了前三者的看法，尤其吸收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揭示了目的理性的膨胀，从而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后果。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反思又前进了一步，认为社会的合理化过程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现象，在人类文明中就内在的包含了合理化的矛盾，因而，其理性批判从一种单纯的理性能力的批判扩展为一种社会批判。这种理性观包含三个方面：工具理性批判、科学主义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理性主张。

一、工具理性批判

受韦伯、卢卡奇等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作为哲学的根本范畴，理性是哲学与人的命运联系的唯一方式，它表现了人的超越现实的批判能力。但是，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的这种批判性却日益为工具性所代替，逐渐萎缩成旨在工具价值的工具理性。为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并对其危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1．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

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先锋。早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他就对传统理论的工具理性倾向进行了批判。传统理论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之中，把现存制度当做“自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并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方式来达到对现实的把握，其目的就在于维护现存制度的再生产过程。因而，他主张要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建构成与传统理论相对的批判理论。正式向工具理性发起批判的是《启蒙辩证法》。在其中，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理性逐渐演变成工具理性，将启蒙运动追求合理至善的社会理想降低为理性的工具性运用，从而走向了它的反面。这种反面的极端表现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集权统治。但是，对工具理性的集中批判主要体现在《理性之蚀》和《工具理性批判》当中。

在这两部著作中，霍克海默追溯了理性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过程，认为古代的理性不仅是寓于个人思维中的分析、推理、演绎的能力，即主观理性，而且也包括存在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某种客观力量，也就是说，这时的理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合理力量，它不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因而被他称为“客观理性”。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体系中的“理性”都是“客观理性”。客观理性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为最高目标，对现实采取一种批判的超越的态度，因而也被他称为“批判理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启蒙精神的演进，个人的主观意志与理性联系在一起，客观的理性发生了自我解体，变成了主观的理性。主观理性就是估计到可能性并因此用正确的手段达到所规定目的的能力。也就是说，主观理性是以程序化的方式来测量和实现目的的能力，它突出手段并强调手段与目的的调和，从而直接服务于现存的秩序。因此，主观理性也被称为“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

工具理性的形成过程就是理性的主观化和合理化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三个因素来推动的。一是数的原则。科学的发展所确立的数的原则把思维与数学混为一谈，思维的过程变成计算的过程，思维变成了计算工具，在其中，理性丧失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光辉，获得的只是计算的结果。二是技术合理化。技术合理化的过程就是理性被工具化的过程。三是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将工具理性现实化，文化产品是工具理性的最终成果。

工具理性给个人和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首先，工具理性使人的思维程式化。思维本身被降低到工业生产的水平，思维活动就是一个精确生产项目的固定组成部分。人的智力变得越来越像机器的程序，人的活动只不过是对固定指令的反应。其次，人的思维程式化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能力的丧失。最后，丧失自我意识和自由能力的人变成为集权统治的对象和工具。这样，工具理性的盛行必然将社会带入极权主义时代，这种极权主义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这样的专制统治，而且包括像美国这样的文化大工业社会中的以自由民主等名义实行对人的行动的操纵。

2．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开篇就对技术理性发起了攻击：“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26]然而，技术的进步是否等同于社会的进步呢？马尔库塞指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呈现出两种相应的趋势，一方面是技术的巨大进步，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人的控制的不断加强，人们越来越丧失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自身固有的批判能力、否定能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追溯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理性批判力量的丧失，理性由前技术理性蜕变为技术理性。所谓前技术理性是指人类文明尚未与自然相对抗时，与真理和价值相一致的理性。而技术理性是人类与自然相对抗的产物，是为了生存而斗争的理性。

理性由前技术理性变成技术理性有其形式逻辑的方法论基础。形式逻辑自身的理想，是在发展普遍的控制和计算的精神工具和物质工具的过程中的一个历史事件。在形式逻辑的统治下，本质和现象相冲突的观念如果不是无意义的，就是可以消融掉的；物质内容是中立的；同一原则与矛盾原则相分离（矛盾是错误思考的结果），终极原因被从逻辑秩序中消除了出去。由于概念完全被限制在这一范围和功能之内，它们成了判断和控制的手段。在当代，极权主义的技术理性是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结果。

正是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科学和技术将自身的合理性显现为工具主义或操作主义，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实施演变成技术合理化。这体现在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社会是在包含对人的技术性利用的事物和关系的技术集合体中再生产自身的——换言之，为生存而斗争，对人和自然的开发日益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合理化’的双重涵义在这种场合下是相互关联的。劳动的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大大提高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生产率。结果：生活标准也相应得到提高。于此同时并基于同样理由，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和开脱。科学—技术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27]

具体到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合理性演变成政治合理性。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且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即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技术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它证明，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因此，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这样的后果就是：“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28]

总的说来，马尔库塞的工具理性批判就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对技术理性的批判集中在对技术合理性的批判。技术合理性企图将世界都合理化，这种合理是虚假的合理，而不是真实的合理。

二、科学主义批判

法兰克福的理性批判并没有停留在对工具理性本身的考察上，而且在此基础上对当代社会中主张工具理性的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科学主义在当代的典型理论形态是实证主义哲学，而其实践形态则是将科学和技术运作为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为维护现存的政治统治服务。

1．对实证主义哲学的批判

自卢卡奇开始，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就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实证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实证主义是指主张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模式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所有哲学流派，包括19世纪30、40年代以法国的孔德和英国的穆勒、斯宾塞为主要代表的实证主义，19世纪70年以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为代表的马赫主义，以及跨越20世纪甚至延续至今的以罗素、维特根斯坦、波普尔、戴维森等为代表分析哲学。狭义的实证主义就指孔德等的实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是广义的实证主义。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曾对实证主义做过概述：“自从‘实证主义’一词第一次被使用（或许是在圣西门学派那里）以来，它就一直包含着如下意义：（1）认识依据对事实的经验而获得有效性；（2）认知活动以物理科学为确定性和精确性的模型；（3）相信知识要进步必须以此为方向。由此，实证主义把各种形而上学、先验论和唯心主义都当作蒙昧主义的落后的思想方式来加以反对。”^[29]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实证主义的主旨是调和理论与实践、真理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把批判性的哲学变成了证明性的科学。而这恰好与他们所主张的批判哲学相反，因而，他们将实证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对立面加以激烈的批判。

（1）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霍克海默认为，实证主义是经验主义哲学发展的产物，主张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知识就是被经验所证实了的客观的中立的事实，科学就是安排或重新安排事实的知识体系。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的这种经验主义割裂了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并没有不受主观价值因素影响的客观的中立的事实，经验事实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或具体历史的产物，是被理论所中介了的事实，因而，所谓的科学认识不可能脱离认识主体的理性能力和价值选择的影响。霍克海默指出，实证主义不关心事物的本质，看似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但是它自身已对世界作了形而上学的描述，将知识与科学等同起来，蔑视一切对科学的批判态度，只用科学语言去思考，最终必将变成一种朴素的形而上学。因而，他说：“事实上，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过是贬低自然知识和假定抽象概念结构的同一个哲学的两个不同的阶段。”^[30]这种哲学对现实来说将导致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和顺从主义的行为方式。

（2）阿多尔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阿多尔诺1957年发表了《社会学和经验的研究》，发起了“批判的社会学”向实证主义社会学之间的论战，这场批判一直延续到60年代，尤其是他与实证主义代表波普的争辩为典型。他认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问题：第一，实证主义社会学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学当中，致力于对个别现象的研究，割裂了对象、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社会具有与自然不同的性质，观察和实验可以用来作为研究自然的方法和手段，但是用它们来研究人类社会，就不恰当了。对社会的研究关键是要正确处理一般与特殊、间接与直接之间的关系，可实证主义社会学否定这种关系，从而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割裂开来，甚至将自然科学方法变成了独立的东西凌驾于社会学理论之上。第二，实证主义社会学片面地追求精确化和定量化，排除科学研究中的主观因素和价值因素，其实质只不过是在“客观性”的外衣下推崇主观任意性。实证主义社会学试图排除行动者的主观因素而用精确性和量化的标准来测量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和意识，这实际上使社会学研究局限于有限的现象领域，而无法深入到客观现实的本质层次。阿多尔诺认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这种排除主观因素的观点是残余真理论在社会学中的一个变种。按照残余真理论，真理便是在认识思维中排除了主观掺杂物以后所剩下的结晶，然而，这样的结晶不是真理，而是谬误。

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相对应的是批判的社会学。阿多尔诺认为，批判的社会学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批判的社会学以社会总体及其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对社会进行综合性研究，因而批判社会学不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是以哲学为基础，同时坚持科学与前科学、哲学与具体科学、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其次，批判社会学需要理论思辨的研究方法，理论思辨是洞见社会机制和本质的智力源泉，因而经验研究应当服从于理论思辨。最后，批判社会学的任务获得对社会本质和运行规律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文化、世界观等方面展开批判。因而批判的社会学既是一种知识学，也是一种与不公正和困难相斗争的武器。

（3）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在《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一书中，马尔库塞对以孔德为主要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在粉碎神学和形而上学在人的思想中的统治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主张从观察社会历史事实出发，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从而将社会学与哲学分离开来，将哲学实证化，将其变成一种研究社会普遍规律的实证科学。“这样的哲学意味着对哲学的反驳。”^[31]哲学的本质就是批判和革命，而实证主义的本质却是肯定和顺从。因而，“实证哲学”是自相矛盾的。它的错误在于，它没有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批判，更没有根据这种批判去解释经验材料，而是对经验材料采取了简单的接受的态度，使思想服从于经验事实。这样的哲学“是为资产阶级社会作意识形态的辩护的，而且，它孕育了为极权主义哲学作辩护的萌芽”^[32]。因而，在当代社会中，法西斯主义社会中的极权主义与实证主义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一幅放弃权利、服从权威的景象。而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景象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需要改变的。改变的工具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批判了所有形式的实证主义哲学。”^[33]马尔库塞尤其将这种希望寄托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辩证法中。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因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主张社会的发展不同于自然的进化规律，社会的进步是通过人们的批判和革命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过程。

（4）哈贝马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批判为哈贝马斯提供了基础，但是，哈贝马斯认为，这些批判并没有击中实证主义的要害。他认为，自近代以来，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哲学对科学的绝对支配地位被科学的发展所动摇了。哲学的认识论被科学的方法论所代替，其典型表现就是实证主义的发展及其在现代科学中的决定性影响。实证主义认识论将科学与认识等同起来，将一切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及其价值排除在认识之外，而将认识的本质限定在描述客观事实上，从而走向了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以科学方法论取代认识论，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先验地假定为普遍有效的方法来对社会乃至人本身进行描述或解释，从而缺少了反思和批判的维度。然而，人的认识总是特定主体的活动，必然以一定的认识兴趣为前提，兴趣决定了人们对认识对象和方式方法的选择和最终的目的。实证主义取消了认识主体的自我反思，忽视了认识的前提条件，将作为认识前提条件的兴趣作为主观因素排斥在认识之外，其后果就是用知识学代替了认识论。尽管有皮尔士、狄尔泰等对这种排斥认识前提条件的实证主义的抵制，但是，并没能阻止实证主义在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主导作用。其原因在于作为实证主义批判者的皮尔士、狄尔泰等人也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倾向的影响。

针对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认识论问题，在批判吸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皮尔士、狄尔泰以及弗洛伊德等关于认识反思思想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其独特的认识兴趣理论。他认为，作为一种理论活动的认识是与人类的再生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哈贝马斯将人类的实践活动分为劳动和互动，劳动是以工具为媒介的人对自然的技术改造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单向的目的行为，而互动则是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实践，是主体间双向的交往活动。而兴趣则是联系劳动和互动这两种行为的基本价值取向。他说：“我把兴趣称之为与人类再生产的可能性和人类自身形成的既定的基本条件，即劳动和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基本导向。”^[34]认识兴趣是使认识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是推动认识得以发展的驱动机制和指导力量。指导认识的兴趣以人的生存环境自然以及改造自然以保存自我的劳动为基础，在劳动、语言和支配的媒介中形成，而认识与兴趣则在自我反思与批判中达到统一。根据劳动与互动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的不同，哈贝马斯将基于人的认识活动而形成的科学划分为三类：一是以技术性劳动为基础，以经验观察为基本手段，旨在取得实证性知识来满足人类物质生存需要的经验—分析科学，这种科学的兴趣是通过生产劳动将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从而正确地把握客观事实，因此被称为技术兴趣；二是以人的互动为基础，以社会符号和规范为对象，以主体间的语言沟通为手段，旨在主体间的话语交往中达成共识的历史—解释科学，这种科学的兴趣是通过互动将人从病态的被扭曲的被强制的话语交往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效地交往，因此被称为实践的兴趣；三是以人的自我反思为基础，以社会制度对人的控制和支配为对象，旨在人的社会解放和独立自主的批判的社会科学，这种科学的兴趣是将人从社会的操纵和统治中解放出来，因此被称为解放的兴趣。这三种科学及其兴趣并非各自为政，而是相互作用。解放的兴趣以技术兴趣和实践兴趣为条件，而由于解放兴趣是自我反思的最高层次，所以技术兴趣和实践兴趣只有通过解放兴趣才能摆脱唯科学主义的羁绊而得以最终实现。

2．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实证主义不仅在理论层面产生了不良的后果，而且在实践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科学主义的盛行。其典型表现就是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主导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相，阻挠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因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主要代表都对科学主义，特别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批判，试图为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确定一个合理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具有两条路线，显明的路线是对崇尚科学至上的实证主义及其当代形态分析哲学的批判，在这条显明的路线背后还隐藏了对将科学视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这两条批判路线又最终合而为一，变成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

（1）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批判

早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文中，霍克海默就提出了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35]在他看来，科学只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在与自然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知识主体，然而，在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中，在推动启蒙运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科学被实证主义从它自身的领地拉出来，又被推到了至上的地位，并被赋予了万能的权力。这使得科学具有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同时，也使得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因此，科学、形而上学和启蒙在对立中达成了妥协：“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民。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们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36]科学的这种越轨是通过社会的技术化实现的。在霍克海默看来，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在本质上就是技术，知识并不满足于向人们展示真理，而是通过技术的操作，去有效地解决问题，从而实现对自然的控制。因而，科学本身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一种统治的权力，它不仅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统治，还表现为人对人的统治。而这种人对人的统治正是因为是科学的，所以不是以直接的占有与被占有、控制与被控制的形式出现，而是被披上了进步的合理外衣，不仅以高效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支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以大众化的文化工业生产征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在这个统治过程中，人们被消解了批判的意识，甚至被技术标准化、其一化。

（2）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

与霍克海默一致，马尔库塞也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揭示与批判。早在1962年召开的第五次世界社会学会议上，马尔库塞就提交了题为《关于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论文，集中论述了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表现出的种种新变化。1964年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他延续其《理性与革命》中对近代理性传统的批判，不仅详细剖析了合理性在现代是如何演变为发达工业社会新意识形态之内核的，而且通过令人骇然的描述叙说了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后果。

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揭示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性。他指出，一方面，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作为主要的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其过上了富裕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满足了人们的真实需要，从而消解了马克思所描述的由经济剥削和对立所引发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控制系统和调节系统中去，通过创造和满足一些为了社会利益而强加给个人的需求，将一切统治都合理化，并以解放的名义击败或驳倒一切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发生的抗议。于是，现代科学技术变成了作为统治工具的意识形态，其功能是使资本主义的统治合法化：“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在这个领域内，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它证明，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37]这无疑给崇尚科学的当代人当头棒喝，客观的万能的科学具有历史的主观性，担当了政治权力的帮凶，发挥出一种僵化、固定和保守的功能。

在马尔库赛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就发挥了这些功能：第一，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成功地同化了资产阶级的反对派——工人阶级，使人们丧失了反抗剥削的革命意识。据此，马尔库塞批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反而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化为乌有。第二，科学技术将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转化为技术化的管理，将人与人的统治关系转化为人与技术的服从关系，技术替代武力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这样一种变化不但没有改变人们受统治受奴役的性质，甚至还扩大统治的范围和加深了统治的程度，使统治无处不在，使人们无从抗拒。第三，科学技术消除了文化领域的批判功能。通过技术合理性在文化工业中的运用，科学技术消解了高层文化的合法地位，而将高层文化转变成一种技术文化。其表现形式就是文学艺术世俗化，艺术作品商业化，创作变成了复制，欣赏变成了消费，批判变成了操作。

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较，科学技术这种新意识形态形式具有更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就广度而言，它已延伸到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甚至人的时间分配，都被纳入进可计算的对象；就深度而言，它达到“本能管理”，并内化到人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这已经导致政治领域的封闭，不幸意识的征服以及单向度思想的盛行，势必造成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与操纵，从而达到虚假的自由之满足与真正自由的被遏制。同时，由于科技意识形态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广泛运用，使得社会目标与国家目标前所未有地达到了一致，社会的一切问题都纳入到国家控制的范围，这一切都在商品生产中结合起来，社会既是富裕的社会又是病态的社会。

（3）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

在马尔库塞的基础上，哈贝马斯也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进行了批判。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书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这篇文章的内容，包括了同赫伯特·马尔库塞提出的下述论点的辩论：‘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撰写这篇文章既是为了纪念赫尔伯特·马尔库塞70诞辰，也是对他［阐述的观点］的回答。”^[38]不过，哈贝马斯并不赞同马尔库塞在坚持“技术理性的概念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同时所阐发的如下观点：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统治工具与科学技术自身并没有什么必然性的联系，科学技术完全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一种解放手段。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第一，科学技术使政治活动日益技术化。这不仅表现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活动中普遍采取先进的科技手段，其政治运作的程序性方面广泛地吸收科学技术的操作规则，更重要的还在于科学技术的真正灵魂渗透到了作为意识形态实体之一的政治当中，使之从根本上变成了政治科学。第二，科学技术日益侵入了人们的社会意识之中。原本社会生活应该是人的文化生活，社会的组织原则应当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社会关系的调整是通过话语交往进行的。然而，科学技术在系统中的运用对于社会系统的成功控制使得人们相信这种模式照样可以搬到社会系统中来。于是，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人们遗忘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参照系，进而变成了唯一的准则。

总起来说，尽管批判的角度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这几位思想家都揭示了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在当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不仅加强了人对自然的攫取，推动了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成为统治者用以对人进行统治与压抑的有效手段，使统治与压抑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工具，即变成了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但是，这种批判并不是对科学技术的彻底否定，而是在肯定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下的辩证的批判。

三、批判的理性观

通过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揭示了理性发展的当代形态，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坚信理性的力量，并且致力于重建真正的理性观——批判的理性观，以给他们的批判理论提供基础。对此，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性观。

1．阿多尔诺的非同一的理性观

在阿多尔诺看来，西方传统理性哲学在现代的危机并不是理性本身的危机，而是理性的同一化——概念逻辑体系形态的危机。因而，现代哲学的任务是恢复理性的非同一性。

阿多尔诺认为，理性的非同一性是内在于同一性自身逻辑当中的非概念性、个别性、差异性和对抗性，是事物内在的一种客观矛盾。一方面，非同一性是对同一性的对立和否定，其着眼点在于差异，其归宿在于他者。虽然黑格尔的辩证法揭示了他者理性的意义，但是，这种他者是从属于主体的他者，是实现主体的环节，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最终还是肯定的。而非同一性从本质上是就是否定的，而且是对同一性的永远的否定和抵抗。另一方面，理性的非同一性并不走向非理性。非同一性和同一性构成理性的两个方面，在这两面中，非同一性处于根本的地位，但是非同一性不能脱离同一性，而是在同一性的基础上对它的批判。离开了同一性的非同一性必然滑向非理性主义。

阿多尔诺在批判同一性理性的存在形式——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同一性理性的存在形式——星丛。阿多尔诺认为，作为同一性理性的存在形式，概念总是不能穷尽事物的涵义，而星丛可以弥补概念的缺陷。“星丛”是阿多尔诺从本杰明那里借来的一个天文学术语，意指一个由诸种彼此并立而不整合的异质而变动的范畴构成的非本质的集合体，范畴之间形成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力场。在阿多尔诺的星丛中，理性的统一性被特殊性、异质性、矛盾性所取代，理性向每一个无法预料的下一个特殊瞬间开放。这种星丛是主体与客体的星丛，其中的主体不完全是主体，客体不完全是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构成。也就是说，主客体的关系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人们之间以及人类与他们的对象物之间有差别的平等交往。但是，客体具有优先性，这种优先性通过中介性体现出来。这种关于主客体关系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只是哈贝马斯更强调主体的优先性。同时，星丛也是本质与现象的星丛。在同一性理性当中，本质与现象是主体认识客体的决然对立的两种结果。而在星丛当中，本质与现象都是事物历史性运动的表现。借用“星丛”概念，阿多尔诺试图表明：在非同一性事物的内部，个体的存在看似孤立分散的，但它与他者保持着某种联系和张力，因此，既不能以某个主体来支配他者，也不能割断与他者的联系，而应当辩证地处理这种关系。

阿多尔诺的非同一哲学理性观是在自马克思以来对传统理性观进行批判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将这一主题明确化，并以非同一性理性观展示了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一种方式，这无疑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开辟了道路。

2．马尔库塞的批判的理性观

马尔库塞从哲学源头处追溯了理性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的起源及其实质内涵，他肯定了理性所包含的逻各斯和努斯的两个方面，同时对近代以来片面强调认知功能的科学理性观进行了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理性代表着人和生存的最高潜能，这种潜能首先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历史力量，它能够将人从束缚他们的自然关系特别是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并拥有创造人类未来的潜在质素与能力。因此，作为哲学思维根本范畴的理性首先是实践性的，在本质上是一个需要付诸实现的客观潜能，它隐含了根据理性去行动的自由。这样一种理性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批判理性具有辩证本性。作为人的普遍能力的抽象，批判理性是辩证的抽象，因为只有辩证的抽象方能符合现实，只有辩证的抽象才是真实的反映，只有辩证的抽象才能产生真理，认识事物的本质和潜能。其次，作为潜能和本质的内在矛盾的辩证发展，理性是具有自主性和历史性的主体的能力。它自身必然成为自身的根据，并由于其自身内部矛盾的无限性，使自身不断地辩证地否定，从而使自身具有了否定性、超越性。而这种否定的能力和超越的能力，作为人的把握本质的能力和区分本质与现象、潜能与现实、真与假的能力，就是一种批判的能力。再次，作为自由人的本真能力，批判理性具有实践性。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是还未成为现实的本质的潜能，具有乌托邦性质。

3．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通过自身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20世界哲学对传统理性的彻底否定的考察，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理性仍然具有重要的潜力。“20世纪的形而上学批判将理性作为完全负面的东西，一种绝对压制的力量加以贬斥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必须把理性视为一切言和行的主体，在生产、生活、交往和思维活动中的根本原则和态度。没有这种根本原则和态度，一切都将陷入混乱，一切都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39]问题的关键是揭示理性潜力之所在。哈贝马斯认为，作为人的能力的理性存在于人与人之间通过言语行为来获得相互理解的交往行动当中。

受韦伯的影响，哈贝马斯将个人的行动分为目的行动、规范行动、戏剧行动和交往行动。目的行动关联于客观世界，其合理性在于行动者能否实现他的目的，其标准是行动者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判断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性；规范行动对应于社会世界，其合理性在于个人是否认同现存规范，其行动能否和现存规范保持一致；戏剧行动与主观世界相联系，其合理性在于行动者是否真诚地表达了他的主观世界。这三种行动都单独与相应的世界相关联，而交往行动则同时与这三个世界相关联，其合理性是通过行动者话语的合理性体现出来，话语的合理性表现为交往的主体即交往行动者的言语表达是否符合三种有效性要求，即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要求、主观世界的正当性要求和主观世界的真诚性要求。符合了这三种有效性要求的话语才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在此基础上，人们才可能就相关的问题达成共识。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合理性是当代多元社会中理性的本质体现。这样，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就转变成个体的理性化过程，转变成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交往资质的习得过程。这种习得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和对社会规范的认可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个性的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基础，合理化的生活世界为交往行动提供丰富的意义源泉。然而，在当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盛行，生活世界已经被系统殖民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