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及启示

大众文化以它的商业性、通俗性和娱乐性风靡于大众中，丰富大众文化生活并满足大众诸多精神需要的同时，形成的负面效应也相伴而来，这引起众多思想深刻、追求专业和审美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声讨，如托克维尔、尼采、贝尔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进行系统理论批判的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我国大众文化理论的影响重大，有必要对该学派及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略加介绍。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由来

法兰克福学派因发端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市而得名。这里论及的法兰克福学派指的是霍克海默继任“社会研究所”所长（1931年）以来该所成员及其理论活动，其主要成员有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洛文塔尔和马尔库塞，其中“批判理论”是其重要特色。

对于大众文化，该学派内部存在两种倾向——批判与肯定，而且形成了不用的观点体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最为坚决，他们不满文化工业对大众精神自上而下的整合作用；而本雅明和马尔库塞则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看到大众文化具有的颠覆既存统治秩序的作用，他们肯定了大众文化中的“革命”政治。值得注意的是，该学派虽然在工业文化整合大众与否的问题上存有分歧，但总体而言，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却是主流声音，对于上述的肯定也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分析和批判并不是偶然现象，这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有极大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贵族身份，使他们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和高雅的文化熏陶，而这样形成的审美能力和情趣，自然使他们不可能对通俗的大众文化有好感。这种“文化贵族”的立场，也让后来的理论家所诟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正是法西斯统治盛行之际，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兰克福学派备受统治者当局的排斥和打压，因此政治流亡生涯是其批判理论生成的又一特殊历史语境。痛苦的社会经历和生命体验，一方面增加了他们对法西斯的痛恨；另一方面让他们的心灵开始了永恒的流亡，进而失去了真正的归宿。当他们的文化精英主义立场遭遇美国热闹非凡的大众文化时，他们义不容辞地扮演着理性的维护者、正义的捍卫者、乌托邦理想的实现者的角色，他们对社会、文化以及人民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又可以理解为具有特殊身份的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现代型话语。^[8]

（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特征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那么何为“文化工业”？“大众文化”能不能涵盖“文化工业”的内涵？阿多诺在《文化工业述要》的开篇写道：“文化工业这个词大概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第一次使用的，在草稿中，我们使用的大众文化，后来我们用文化工业取代了这个用语，旨在从一开始就把那种让文化工业的倡导者们乐于接受的解释排除在外。”^[9]

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与“民间文化”截然不同，它不是来自民间的自发形成，而是被文化工业这台大机器制造出来以追求最大价值为目的，标准化、同一化的彻头彻尾的商品，其通过“掩人耳目”的众多手段（大众传媒），借助于低质庸俗的文化内容，贩卖给人民大众。大众在这种文化过程中，没有参与权，只有接受权。文化工业看似给人带来了愉悦和欢乐，但其实掩盖了事实真相，大众在这种感官的刺激中不断地堕落，失去革命精神，最终达到了统治者操控大众精神，甚至是潜意识心理的目的，从而实现统治者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整合作用）。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主要从四个角度出发：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批判大众文化的商品性与拜物教性；从艺术学的角度出发，批判其标准化与伪个性化；从意识形态学角度出发，批判其社会辩护性；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批判其心理控制性。^[10]其批判的视角可谓深刻而尖锐，对我们今天看待大众文化中的商业性、感性刺激的消极性及其对大众的麻痹、蒙蔽以及堕落性伤害的实质是有启发的。

1.大众文化的伪个性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首先是个美学事件。在谈论大众文化时，他们常常从艺术的角度去批判和抨击大众文化。显然，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是艺术的对立面。然而，这种结论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大众文化不是艺术？

阿多诺在其《文化工业批判》中指出，文化工业企图把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融为一体，却最终两败俱伤，因为“高雅艺术的严肃性在于其精确的效力，文化工业对这种效力进行追求而毁坏了它；低俗艺术的严肃性在于社会控制尚不彻底的情况下它与生俱来的反叛性抵抗，但文化工业将文明化制约强加于其上，消灭了它的这种特征”^[11]。他认为，当两者无法相容，不如各自寻求一条出路，而两者的结合，出现了一种文化怪胎，这一怪胎还具备“抹平化”的效果，使文化产品趋于标准化、同质化、同一化。

这便引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伪个性化”。文化与艺术本身应该具备的创造性在文化工业中不复存在，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导向下，文化产品变得趋于雷同，方便复制。但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其又不得不做一些简单的变换和调整，让人看起来新鲜可人。但无论是标准化还是伪个性化，都与文化的商品性属性密切相关。在阿多诺看来，艺术的真正本质在于它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的集中表现，在于康德所谓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于它不为“他律”的经济或者市场原则所限。阿多诺说：“伟大的现代艺术作品的无目的性依赖于市场的无名。”^[12]这既是他对康德思想的遥远追溯，也是他对文化产品与市场这对矛盾的思考。当文化工业被市场因素、工具理性所掌控时，那它的艺术价值也必将大打折扣。

2.大众文化的商品性

阿多诺深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认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即商品性，具有“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其实，从大众文化的繁荣中我们不难看出端倪，当文学艺术的创造不再是无功利性艺术追求的结果，不再将旨趣对焦于艺术性和创造性，而是以追求最大交换价值为目的，并在资本市场中遵循价值规律运作的时候，大众文化也就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性质。

马克思在揭示“商品拜物教”的神秘特征时说：“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3]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掩盖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物的力量控制了人的力量。人与人的经济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并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从而使商品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具有一种支配商品生产者的神秘力量，这不是商品生产者支配商品经济的运动，而是商品经济运动支配着商品生产者。对此现象，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文化工业在变成一种“商品拜物教”后，它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艺作品的独有的艺术价值（或者说作品的美学价值、使用价值），不再成为作品创作、生产者的首选追求，取而代之的是交换价值——只要有市场、能赚钱就行。文化作品的生产制作活动不再受艺术家的自由个性支配，而是受文化市场行情的控制。文化商品也因此被抽去了所指（独有的艺术审美价值），变成了没有实际意义指涉的空洞能指（可用金钱衡量的交换价值）。而这种单维度的文化产品之所以能够被消费者接受，一方面是因为消费者本人的拜物倾向与商品制造的拜物效果形成一种同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化工业制造了一种使用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之内并支付给消费者的假象，从而使消费者对于消费文化快餐变得心安理得甚至是心满意足，而生产、制造快餐文化者赤裸裸的赢利动机则深藏在黑暗之中不易被人察觉。

在阿多诺看来，最终遭殃的还是消费者，当文化工业借助于商品形式在大众生活中无孔不入的时候，也正是统治者借助文化工业发声之时。

3.大众文化的整合性

法兰克福学派整合说的代表人物有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他们认为，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被“全面管理的社会”或“单维社会”。统治者运用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把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工业自然沦落为维护现行秩序的“水泥”。这样，文化工业就不可能来自于民间，而是统治者巧妙安排和制造的。文化工业有多流行，多无孔不入，统治者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有多广泛。

阿多诺等人认为，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大众很难摆脱文化工业对个人的束缚。“从电话到无线电广播，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个人，每个主体都能自由地运用这些工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民主的听众，都可以独立自主地收到电台发出的同样的节目……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文化工业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14]至此，文化工业最终以一种“隐秘的强势”姿态，夺取了大众文化自由的最后阵地，其借助着商品性的意识形态，以其同一化、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化的特征，以制造人们的虚假需要为手段，完成它自上而下的整合目的。

事实上，能够形成这种话语体系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对于逃亡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来说，这有着他们对于法西斯强权政治的愤恨，也有着对于无产阶级大众的失望。他们敏锐地看到，在新的现实环境中，在股份制的企业里，职工持股现象使得无产阶级脱离“无产”变成“有产”，成为资本主义共同利益的分享者，而所谓的能够承担埋葬资本主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已经名存实亡，更不要说革命的动机和行为了。然而这一切，都是统治阶级整合作用下的欺骗与蒙蔽。

4.大众文化的控制性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借助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模式。这种研究模式的使用让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了一个心理学维度，一方面是依靠批判理论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则是介入心理学分析的微观视角。

阿多诺在《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一文中，利用精神分析学的分析方式，揭示了法西斯操控民众的秘密——煽动技术。这种煽动技术可以通过弗洛伊德的理论获得解释：其一，法西斯的煽动唤醒了存在于大众心理的力比多能量，使其心理和行为退化到原始状态。其二，法西斯宣传技术的催眠功效。阿多诺认为，法西斯的宣传是一种成功的催眠，在催眠中，古老的遗传特征被唤醒，领袖的形象与弗洛伊德的“原始族长”画上等号。其三，“自居作用”使群众与领袖、群众与群众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自居作用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情感关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历史中，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阿多诺认为，法西斯的宣传蛊惑无异于自居作用的发作，即若干个个人以一个人代替了他们的心理理想，领袖得到了原始族长的无上权力，于是，个体的差异性消失，变成了“非个体化的社会原子”。法西斯主义的煽动者成了权威的化身，而这种“原子”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集体性。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传媒技术不断发展，文化工业借助于大众媒介推销商品，在阿多诺看来，这与法西斯的宣传异曲同工。大众文化在“逆心理而行之”，最终让个体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工业的产物，形成一种无意识的统治。由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本身存在一定的主观性问题，这种分析也显得有些主观臆断。然而，大众文化对民众精神世界以及全部生活世界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是不容忽视的。其掀起的一轮轮流行时尚，无论对大众的审美观念，还是审美行为，甚至价值观念，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大众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其矛头直指西方大众文化的种种矛盾。西方大众文化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社会的反映，其内含资本主义的统治意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可谓振聋发聩，它表面上抨击着大众文化的种种症候，实质却在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大众化。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大众文化并没有表现出它全球性的文化形态，其负面效果还不明显，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并没有来得及对这种文化形态进行相应的批评，但是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极有可能发展成艺术的大敌。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大众文化迅速发展壮大，其娱乐效力之强、波及面积之广是其他文化形态望尘莫及的，它迅速占领大众的精神文化高地，改变了大众的文化方式和生活习惯。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内在的负面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质是为资本主义统治服务，而并非“为了大众”的文化，更谈不上实现大众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此，法兰克福学派毫不留情地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并对于这种资本主义大众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这些理论不仅影响着西方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对于今天中国的大众文化建设也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之时，要自觉防止和避免任由资本逻辑主导大众文化的发展主线，努力营造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公益性导向，彰显发展繁荣文化事业是为了大众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得到全面丰富、改善提升的根本宗旨，促使娱乐性、艺术性或是价值性，都围绕着满足和发展大众这一根本目的展开。

同时还应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同样存在很多问题。第一，其精英主义立场使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缺乏大众的客观立场。虽然他们的目的来自于对“真正艺术”的捍卫、对社会文化的高度关注和责任感，但是，他们自身的精英文化立场使得他们无法真正区分主流文化、专业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的辩证关系与异同，忽视了大众文化需求的多样性、文化发展的丰富性和文化本身的多元性，于是对新兴的大众文化惊恐不安，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判断。另外，他们没有看到大众文化兴起有来自大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需要的一面，而是一味地认为大众文化皆来自文化工业大机器的制造和商业化的过程。他们用一种苦行僧的视角，把人简单的放松与娱乐的需求看成十恶不赦，忽视了普通人的日常的审美活动和世俗的精神需要。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缺乏一种辩证的眼光。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物质文明不断丰富的时代，文化工业的发展与壮大已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就文化的发展与产业的发展来说，两者的交汇不可避免。这对于大众的生活并非完全只是一种负面效应，虽然不乏艺术审美社会性的“泛化”、感官化、庸俗化倾向，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整体审美水平、能力和审美需求的普遍提高，以及形成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分层也为对精英艺术或者专业艺术创作开辟了更大的空间。

第三，由于法西斯主义的高压政治，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流亡美国。对于政治，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缄口不言。他们的理由是，哲学一旦染指政治实践，批判的公允性将会消失殆尽。于是，他们用一种伊索寓言的方式去诠释他们的思想，把理论局限于理论，使其理论缺乏与社会实践的交互作用和接受实践拷问的开放性维度。

即使这样，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这些责难与抨击并不只是出于他们本身具有高贵知识的傲慢，更多的是来自他们对于艺术的痴迷与钟情，对于社会的高度关怀，对于文化的使命与责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商品化的反感。在每况愈下的文艺空间里，他们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迎难而上，发出知识分子最坚决的声音。虽然这声音多少有些偏颇和感性，但是在文化产业发展迅速的今天，其思想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