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工作是被动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作为一个流亡的学术团体，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勉为其难地与当时负责哥伦比亚大学广播研究所工作的拉扎斯菲尔德进行合作，1941年，在法兰克福学派主持的刊物《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Science）上发表了霍克海姆、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论述大众传播的一些文章，其中有霍克海姆的《艺术和大众文化》（Art and Mass Culture），阿多诺的《论流行音乐》（On Popular Music），以及在其中提出了传播研究当中著名的“行政的”和“批判的”两分法的拉扎斯菲尔德的《论行政的传播研究和批判的传播研究》（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阿多诺他们根本无意于采用当时在美国非常盛行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因此，整个20世纪40年代他们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界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拉扎斯菲尔德事后在给阿多诺的一封信中直截了当地表示了他的不满：“我坚决反对你对证据的忽视，你对系统的经验研究弃之不顾。”[3]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播研究真正产生影响，是从194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开始的。《启蒙辩证法》虽然还是沿着法兰克福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道路前行，但是与1941年的写作明显不同的是，他们是从西方社会启蒙与理性的发展悖论的角度进入大众文化的批判的：
如果公众社会达到了，思想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商品，语言变成了对这种情况的颂扬，那么，必须在这种质变的世界历史结果完全发生破坏作用以前，努力发现这种质变，批判尾随流行的通过语言和思想表达出来的要求[4]。
阿多诺后来说，在《启蒙辩证法》中，他们有意识地用“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一词代替了他们往常一直使用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因为“大众文化似乎是从大众（masses）自身当中自发地出现的一种文化，是流行艺术（popular art）的当代形式。”[5]而“文化工业”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同时损害了过去同时并存的高级艺术（high art）和低级艺术（low art）的严肃性：“它把分离了几千年的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强行撮合到一起，使两者都受到了损害。高级艺术的严肃性因为追求功效而被毁；低级艺术的严肃性则随着其内在固有的反抗性抵制受到文明的限制而消失。”[6]这里，阿多诺有把大众文化、低级艺术以及民间艺术（folk art）放到同一范畴中的倾向，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审美上和政治上都毫无顾忌地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了。
“文化工业”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同时损害了过去同时并存的高级艺术（high art）和低级艺术（low art）的严肃性。
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关于大众传播和流行文化的批判的一些经典命题都是来自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由于它们对于当代文化批评的重要性，我们不得不重复一些关键性的命题。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最重要的认识就是艺术作品的商品化，这种商品化贯穿了整个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创作”已经不能用来描述“文化工业”了。这种商品化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艺术作品的同质化，艺术的个人主义和对抗性彻底消失；第二，艺术作品的消费是维护社会权威和现有体制的最好手段。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同质化显然是艺术的天敌，它结束了艺术的个人主义时代，消弭了艺术的反叛性。过去的艺术，比如悲剧，要表达的是如尼采所说的那种“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严酷的厄运、一个招致困境的问题所具有的勇敢精神和要求自由的感情”[7]，而“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和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出现了“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虚假的一致性”。这是因为“文化工业的技术，只不过用于标准化和系列生产，而放弃了作品的逻辑与社会体系的区别”[8]。在文化工业面前，人失去了真正的本质，而只能体现为一种“类本质”：“每个人只是因为他可以代替别人，才能体现他的作用，表明他是一个人”[9]。
文化工业是通过剥夺艺术作品的对抗性和反叛性而将它驯服为既有秩序的一部分的。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产品致力于使工人阶级非政治化，并且把生活中所有的矛盾都表征为通过现有体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实现都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一旦“革命的倾向不论在何时羞涩地露出一定的苗头来，都将被一种大体上类似于财富、冒险、热情似火的爱、权力以及肉欲主义一样的愿望——梦想式的虚假满足所平息和遏止”[10]。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提供满足除革命以外的任何欲望的手段的地步了，而正是文化工业成功地阻碍了政治想象力的生成。对于文化工业是如何操纵消费者的思想与行为的，马尔库塞有如下的分析：
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产品致力于使工人阶级非政治化，并且把生活中所有的矛盾都表征为通过现有体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实现都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
娱乐和信息工业不可抗拒的产品所带来的是各种定式的态度和习惯以及精神和情感方面的某些反应，这种反应使消费者在不同程度上愉快地与生产者紧密结合起来，并通过后者与整个娱乐和信息工业紧密结合起来。这些产品向消费者灌输某些思想并操纵他们的行为；它们提倡一种不受其虚伪影响的虚伪意识……这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比以前的生活方式要好得多的生活方式——而且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对质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单面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在内容上超然存在于已经建立的话语和行动领域之外的各种理念、抱负和目标，要么被排斥在这个领域之外，要么被限制在这个领域之内[11]。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提供满足除革命以外的任何欲望的手段的地步了，而正是文化工业成功地阻碍了政治想象力的生成。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的一个初始目的是寻找马克思的预言在20世纪遭到失败的原因。俄国革命证明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的预言是错误的，而美国的现实则证明工人阶级不但没有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反过来快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维护者了，虽然是不自觉的。“历史看来是‘误入歧途’了，因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变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了，尤其是通过在工人群众当中推行一种‘假意识’，使得他们被同化到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去了，而普遍的、商业化的大众文化被看作是这种垄断资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一种重要手段了。”[12]
从对启蒙理性悖论的发现到对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操纵的揭示，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批判理论。该学派用“文化工业”来表述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介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开了当代大众传播和文化批判的先河；该学派敏锐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度组织化的阶段，大众文化和传播不仅仅是人们的闲暇活动的中心，更是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效果的一种基本的社会机构了。但是，法兰克福学派那种强烈的悲观色彩，那种用理论超越现实的态度，使其理论失去了解释现实的能力，使它的批判失去了实践的指向，该学派也许是用哲学思辨、用审美精神抗拒现实的最后代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干脆放弃将理论转变为实践去改造世界的想法，认为理论的目的就是用它的否定力量与世界相对抗[13]。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批判态度也只能让一切事物保持原状：“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被严厉批评为‘坏现实’（bad reality），实在是坏得无可救药，但是这样的说法也使这个现实被哲学式地不朽化了。”[14]
法兰克福学派那种强烈的悲观色彩，那种用理论超越现实的态度，使其理论失去了解释现实的能力，使它的批判失去了实践的指向，该学派也许是用哲学思辨、用审美精神抗拒现实的最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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