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产生

绪论　语言的产生——人类是怎样开口说话的

假如人类没有创造出语言，那么人类个体之间就会缺乏联系，就无法对事物进行命名和研究，今天高度发达的文明就不可能存在。人类语言到底是怎样诞生的？诞生在什么时代？先民们开口说的第一词到底是什么？这一切至今都还只是个谜。

关于语言是如何产生的，世界上的许多民族、许多国家都流传着不少有趣的传说，其中“语言雨”的传说流传得更为广泛。在遥远的洪荒时代，人类是没有语言的，都是哑巴。他们在一起生活相互交际时，都是用手势、眼神、表情、动作或吼叫来进行的。有一年干旱异常，草木枯黄凋落，河流水塘干涸见底，就连土地也干得龟裂了。人们没有野果子吃，也捕捉不到小动物，又饥又渴，几乎生活不下去了，都焦急地等待着下雨。突然，有一天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哗哗哗地下了起来。这一点一点的雨滴，落地有声、节奏分明，音韵铿锵，是大自然赐给人们的语言雨啊！有的地方下的是黄雨，有的地方下的是红雨，有的地方下的是黑雨。干渴的人们高兴地、贪婪地狂饮着这甘露般的雨水。雨一停下来，奇迹就发生了，人们忽然会说起话来。人们高兴得发狂了，唱歌、跳舞，用语言交流思想，足足地庆祝了三天三夜，从此人们就有了语言。

在人类社会科学并不发达的时候，人们就会选择宗教来解释语言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断言，上帝给地上万物和众生赐予了名称，所以词是神圣之物，能够通神，富有魔力。古代西方人很早就有这样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上帝创造的。在《圣经·旧约》的《创世篇》，《圣经·新约》的《约翰启示录》里面都谈到了语言的诞生，提到了上帝赋予亚当给万物起名的至高权力。《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说人类始祖亚当及其子孙本来是操同一种语言的，他们定居希纳平原，建造巴比伦塔（The Tower of　Babel）。高耸入云的塔连上帝都感到敬畏，害怕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下凡把人们的语言搞乱，人们就产生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了。

当然现代科学发展了，人们再也不相信这种语言产生的神话和传说了。美国马里兰大学心理学教授普罗文等科学家认为，人之所以有语言能力，关键不在于头脑而在于双腿，原因是人要到能够直立走路、呼吸可以控制自如才能开始说话。他们认为，人类能够站立可以让胸肌放松，使人可以更加自如地控制呼吸，从而可以进一步发展语言能力。

几乎所有四脚动物包括猿猴、马匹、骆驼等每走一步必须呼吸一次，原因是它们必须让肺部充气，令胸膛坚挺，承受前腿着地时的震动力。马或黑猩猩若不是每逢前腿着地时忍着气，便可能一头栽倒地上。这种呼吸弹性让人类得以适时调节呼吸，最终学会说话。人类是更弹性地控制呼吸，将呼气分成很多段落，笑声中的“哈、哈、哈”即是明证。黑猩猩的笑声听起来像喘气，是因为黑猩猩无法像人类一样控制呼吸，这种情况让它们只能每呼一次气就笑一声。语言是靠调节呼吸进行，倘若人类不能调节呼吸，则人类的笑声会跟黑猩猩的笑声差不多，亦不能说话了。照这种观点看来，人类之所以能够开口说话，直立是一个重要因素。

其他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应该与我们的大脑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的语言能力与人类的大脑有关，灵长类动物如猴子或大猩猩再直立也不可能产生像我们人类一样的语言。其实，语言的产生不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多个因素的结果。让我们先来看看人类的大脑结构。

一、人的大脑

20个世纪，加拿大医生彭菲尔德用微电刺激法，全面而详细地绘制出大脑皮质的分工图，发现人的运动和感觉功能在大脑皮质上的投射是倒置的，而且一些运动、感觉精细而灵巧的器官（如手和唇、舌等），比那些运动和感觉较简单而迟钝的部分（如躯干），在大脑皮质上投射的面积要大。紧接着，法国医生布洛卡发现，右半身瘫痪的病人常伴有失语症，死后尸体解剖发现病人是左大脑半球额叶有病变；而左半身瘫痪的病人不伴有失语症，因此首先提出了“语言中枢”的概念，并把左半球称为“优势半球”。在总人口中有大约90％左右的人习惯用右手，所有有关语言活动，如阅读和书写、理解和命名、计算和推理等功能都在左大脑半球。

那么，右大脑半球（非优势半球）是否趋向退化呢？从左右大脑两半球互相之间的联系来看，首先它们借着一束强大的神经纤维（约含2亿条神经）——胼胝体相连，互相交流两半球的信息。这样既有分工又是一个整体。20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家斯佩里及其同事一起做了裂脑手术——切断胼胝体来治疗一些用药不能控制癫痫发作的病人，并做了许多非常精细的心理实验，结果发现大脑两半球有各自独立的功能。它们分别是：左大脑半球有语言、阅读、书写及逻辑、推理、计算的能力；右大脑半球则有图形、空间结构的构思能力，有音乐欣赏能力，及形成非言语性概念的能力。左大脑半球的思维活动是人类特有的功能，由此可以说明人脑进化、发展的一侧化趋势，也提示人脑存在着巨大的潜力。

大脑半球表面有许多弯弯曲曲的沟裂，称为脑沟，其间凸出的部分称为脑回。这些脑沟、脑回就像一块皱拢起来的绸布，一旦展平，它的面积像半张普通报纸大小，约2250平方厘米。人脑细胞有140亿～160亿条，被开发利用的仅占1/10。根据神经学家的部分测量，人脑的神经细胞回路比今天全世界的电话网络还要复杂1400多倍。人的大脑平均重量为人体总体重的2％，但它需要使用全身所用氧气的25％，相比之下肾脏只需12％，心脏只需7％。神经信号在神经或肌肉纤维中的传递速度可以高达每小时200英里。人体内有45英里的神经。每一秒钟，人的大脑中进行着10万种不同的化学反应。如能把大脑的活动转换成电能，相当于一只20瓦灯泡的功率。人体5种感觉器官不断接受的信息中，仅有1％的信息经过大脑处理，其余99％均被筛去。大脑神经细胞间最快的神经冲动传导速度为400多公里/小时。大脑的四周包着一层含有静脉和动脉的薄膜，这层薄膜里充满了感觉神经。但是大脑本身却没有感觉，即使将脑子一切为二，人也不会感到疼痛。

人脑最多能记忆多少信息？人的大脑细胞数超过全世界人口总数2倍多，人的大脑每天能记录生活中大约8600万条信息，其记忆储存的信息超过任何一台电子计算机。据估计，人的一生能凭记忆储存100万亿条信息。人脑子里储存的各种信息，可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数量的50倍，即5亿本书的知识。吉尼斯世界纪录中记纸牌记得最多的是一名英国人，他只需看一眼就能记住54副洗过的扑克牌（共计2808张）。20世纪20年代，亚历山大·艾特肯能记住圆周率小数点后1000位数字，但这一纪录在1981年被一位印度记忆大师打破，他能记住小数点后31811位数字；这一纪录后来又被一位日本记忆大师打破，他能记住小数点后42905位数字！2009年5月，中央电视台专门播放了一期节目，是关于美国著名的记忆之王的，其瞬间快速记忆能力让我们惊叹不已。

人类大脑皮层一定区域的损伤，可以引起特有的语言活动功能障碍。临床发现，损伤布洛卡三角区，会引起运动失语症。病人可以看懂文字与听懂别人谈话，但自己却不会讲话，不能用语词来口头表达；然而，其与发音有关的肌肉并不麻痹，就是不能用“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损伤额中回后部接近中央前回部位，则病人可以听懂别人的谈话，看懂文字，自己也会讲话，但不会书写；然而，其手部的其他运动并不受影响，这种情况称为失写症。颞上回后部的损伤，会引起感觉失语症，病人可以讲话及书写，也能看懂文字，但听不懂别人的谈话；事实上，病人能听到别人的发音，就是不懂其含义，但其视觉却是良好的，其他的语言活动功能仍健全，这种情况称为失读症。因此，语言活动的完整功能是与广大皮层区域的活动有关的，各区域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产生上述各种语言活动功能障碍时，在一般以右手劳动为主的成年人中，其大脑皮层损伤经常发生在左侧。因为绝大多数用右手劳动为主的成年人，右侧大脑皮层的44区的损伤并不发生明显的语言活动障碍；然而其左侧大脑皮层布洛卡的损伤，则可形成严重的运动失语症，这种左侧大脑皮层的语言活动功能上占优势的现象，反映了人类两侧大脑半球功能是不对等的，这种一侧优势的现象仅在人类中具有。

人类左侧大脑皮层在语言活动功能上占优势的现象，虽然与一定的遗传因素有关，但主要是在后天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这与人类习惯运用右手进行劳动有密切的关系。小儿在2～3岁之前，如果发生左侧大脑半球损害时，其语言活动功能的紊乱和右侧大脑半球损害时的情况没有明显的差别，说明这时候尚未建立左侧优势。10～12岁时，左侧优势逐步建立，但在左侧大脑半球损害后，尚有可能在右侧大脑半球损害时在右侧大脑皮层再建立起语言活动的中枢。在发育成年后，左侧优势已经形成，如果发生左侧大脑半球损害就很难在右侧大脑皮层再建立起语言活动的中枢。在运用左手劳动为主的人中，则左右双侧的皮层有关区域都可能成为语言活动的中枢。

由于左侧大脑半球在语言活动功能上占优势，因此一般称左侧半球为优势半球或主要半球，右侧半球为次要半球。但是研究指出，右侧半球也有其特殊的重要功能。目前知道，右侧大脑皮层在非语词性的认识功能上是占优势的，例如对于空间的辨认、深度知觉、触觉认识、音乐欣赏分辨等。右侧大脑皮层顶叶损伤的病人，由于非语词性认识能力的障碍，常出现穿衣失用症：患者虽然没有肌肉麻痹，但穿衣困难，他会将衬衣前后穿倒或只将一只胳膊伸入袖内。右侧大脑皮层顶叶、枕叶、颞叶结合处损伤的病人，常分不清左右侧，穿衣困难，不能绘制图表。右侧大脑半球后部的病变，常发生视觉认识障碍：患者不能辨认别人的面部，甚至不能认识镜子里自己的面部，而且还伴有对颜色、物体、地方的认识障碍。

据解放军306医院的认知科学与学习重点实验脑功能成像中心与香港大学合作研究发现，在人的大脑中，语言功能区有两个，分别是位于前脑的布鲁卡区和位于后脑的威尔尼克区。在此研究公布之前，所有的科研报告都认为：后脑的威尔尼克区主导语言功能，而前脑的布鲁卡区一般来说很少用。但是，现在的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研究发现，中文的语言区更接近于大脑运动功能区，常用的是前脑的布鲁卡区；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常用的是后脑的威尔尼克语言区。由于中文语言功能区与运动区紧密相连，要想学好中文要多看、多写、多说，靠“运动”来记忆，而学习英文则应注重营造一个语音环境，注重多做听说的练习，因为英语的那一个语言功能区更靠近听力区。

一般认为，语言中枢在一侧半球发展起来，即善用右手的右利者在左侧半球，善用左手的左利者其语言中枢也在左侧半球，只有一部分人在右侧半球。故左半球被认为是语言区的“优势半球”。临床观察证明，90％以上的失语症都是左侧大脑半球受损伤的结果。语言区包括说话、听话、书写和阅读4个区。在长期的进化和发育过程中，大脑皮质的结构和功能都得到了高度的分化。而且，左、右大脑半球的发育情况不完全相同，呈不对称性。对“分裂脑”（即胼胝体损伤导致两半球的结构和功能上的分离）病人的研究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左侧大脑半球与语言、意识、数学分析等密切相关；右侧半球则主要感知非语言信息、音乐、图形和时空概念。因此，以往认为左侧半球是优势半球，右侧半球处于从属地位的观念需要修正。应该说，左、右大脑半球各有优势，在完成高级神经精神活动中同等重要。两半球之间只有互相协调和配合的关系。从整体上看，没有绝对的一侧优势半球。

二、有关语言产生的观点

学者们十分关注人类早期语言的产生原因、过程，也提出了不少设想。早期宗教对语言来源的神话解释以及古埃及国王萨梅蒂库斯对最早语言类型的实验，都体现了人类在这一方面的朴素追求。真正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应该从18世纪算起。随着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文科学也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等都对语言起源问题作了有趣的探索。1769年，普鲁士科学院以语言起源为题，在柏林组织了一次有奖论文比赛。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科学的名义发起的有关语言起源的讨论。从那时起，语言起源问题一直为很多人关注。

与文字等有物质记载符号不同，以声音为载体的人类初期的音义体系，不可能附着于物质而保存和恢复；语言习得过程的朦胧神秘状态使研究步履维艰，即便有可能进行“隔离实验”也不可能观察到真正意义的创造语言的过程。因此，语言起源的研究始终局限在猜想、假设阶段，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使得学术界观点林立，众说纷纭。随着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对语言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对具体语言的特点以及语言亲属关系的关注上，语言起源的研究基本停滞。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召开了一次语言类的世界大会，会上作出个决议，认定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当代，对于语言起源的猜测都是空谈，要求以后禁谈关于语言起源的问题。这个决议一直影响到现在，现代很多语言学家对语言起源不太重视，也很少研究。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在学会章程附文中规定，不接受任何有关语言起源的论文。1901年再次重申了这一规定，以至于此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对远古时期语言起源的猜测是项不体面的活动，无意义的事情。

不过，难以研究以及短时间内得不出结论并不能阻止人类的好奇心，语言起源犹如一个神秘的迷，始终吸引有兴趣的人们去探索。一纸决议无法泯灭人类的好奇心，对人类语言学家来说它总是一桩悬案。1934年，土耳其曾经召开全国的语言学大会，研究世界上第一个词到底是什么，与会专家一半猜测，一半比较，提出太阳是人类最早会说的词汇。而其中得出结论的具体过程，因为记载缺失已经弄不太清楚。

曾经在一个时期里对语言起源问题的看法甚至为政治家所关注，被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处理，如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用了较多的篇幅批判了马尔（俄国语言学家，1864—1934）的语言起源于“手势说”，以至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语言学家很多因此被划作了两大派别。到了1975年，美国纽约科学院组织了一个以语言起源和演变为题的讨论会，有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为期四天的会议。可见，对语言起源的研究，仍将吸引人们去作出新的探究。

（一）语言产生的条件

语言产生的具体过程，直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得到直接的科学证据。但语言产生的条件，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发达的思维能力。具体地说要求人类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后，能积累一定的经验，不仅具有基本的生物反应能力和对事物的简单感知能力，更具有对客观对象作简单的分类、归纳，进行记忆、想象的能力。只有这样，概念、判断以至简单推理的产生、接受和运用才有了必要的生理基础。

第二，成熟的发音条件。对一般动物而言，发音器官的结构决定了发音能力的有限，难以发出复杂的声音。而人类由于从爬行到直立行走，使得发音器官的构造特别是喉头和声道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能够发出多而清晰的声音。

第三，迫切的交流需要。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是群体性极强的动物，只有依靠社会团体的力量才能应付初始阶段的凶险与艰辛，因此彼此在生产、生活中的协作与交流的迫切性决定了人们必须通过更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要求或情感。

人类在具备了上述三个必要条件后，在历史上的某一个阶段，语言作为一个交际工具就逐渐地产生了。

（二）语言产生猜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语言的产生呢？目前有四种比较主要的理论解释语言诞生。

第一种观点提出人类语言来自模仿，比如古人类看到荒野中的狗在叫，人类学狗的叫声叫“汪汪”，以后慢慢便用“汪汪”声来指代狗。

第二种观点是19世纪初出现的“叮当理论”，即自然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本质，本质发出声音来都会出现回声，这种回声创造很多词汇，比如英文中的ball，b代表弹性，all代表一种圆滚滚的物体。

第三种观点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起源理论，认为劳动创造语言，最初的语言是在劳动中从号子发展而来。

第四种观点提出语言产生于感情，在表示愤怒、愉快等感情冲击下，强大气流通过声带产生语言，并认为人类基本感情喜怒哀乐发出的声音，形成最基本的词汇。

从语言可以遗传和世界语言的共同性可以证明，在言语之前，应该已经有一种简单而完整的内在语言逻辑，这种语言逻辑才是一切语言的基础。相关的证明涉及人类行为学对于婴儿学习语言的研究或是生物学家对于黑猩猩手语体系的研究等。这种语言的产生丰富了生物群落的关系，进而产生了相应的社会。至于劳动，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关于社会，可明确知道是形成于语言之后。因为社会的起源有两个条件，第一，契约理论的建立，就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各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形成了一种奖励与惩罚的特定契约的默契。第二，膜拜仪式的建立，这为社会本身的稳定，集中人们注意力和消耗过剩精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两个条件来看，社会必然诞生在语言之后。

三、语言起源与人类起源

语言起源问题与人类的起源有关。一般认为，180万年前，非洲世界出现了直立人，在接下来的100万年间，其活动范围局限在非洲地区，基本智力与生活形态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从100万年前的化石可以见出直立原人两脑已经产生侧化作用，左、右两半脑已经不一样大，显示左侧大脑语言区的发展确实已经开始，直立人已经开始使用符号与基本的语言了。为了适应生存环境的改变，直立人的饮食开始泛化，发展成肉食、草食并存的杂食性动物。除此之外，直立人具有相当于今日儿童程度的语言沟通能力，并已发展成超过100人的群居团体，可以彼此合作，完成简单社会性活动。

100万年前，冰河时期来临，非洲世界开始草原化。由于环境改变，直立人不得不开始迁徙，形成了游牧式的生活。80万年前，直立人来到现在的西班牙地区，成为最早的欧洲人，他们与100万年前的直立人制造同样器具、具有类似的生活方式。之后，经过冰雪的阻隔，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存在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已经孤立发展成为新的人种，如以DNA比对，它与现代智人存在27个差异，显示虽然先后居住在同一地区，尼安德特人并不是现代欧洲人的始祖。

那么，现代人的起源由何处而发呢？比对现代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染色体，在DNA上出现惊人的一致性，显示现代世界所有人种都有着共同的始祖，而且分化时期并不太远。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生物化学家亚伦·威尔逊主持的线粒体实验室，计算出人类线粒体DNA族谱树最早分离时间发生在19万年前，由此，进而建立了世界各族群演化发展的族谱学。化石显示，10万年前，世界上共有三个独立演化出的不同族群，分别为欧洲的尼安德特人、非洲的智人以及远东地区的直立人。就基因而言，无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或澳洲，所有现代人的共同始祖是当时生活在非洲的智人。比较现存黑猩猩族群，其间染色体上的差异相当大，显示黑猩猩从300万年前就存在着各自族群的独立发展。与此相对比，人类的染色体差异不大，不同族群的演化，时间上不会超过6万年。上述三种人类，经过冰河期恶劣环境的挑战几乎灭绝，自各剩下大约1万人。直到6万年前逐渐克服自然环境的限制，人口才慢慢恢复，智人开始迁移到包括澳洲与东欧在内的世界各处。距今4万年前，智人迁移到三大洲不同地区，面对新环境挑战与适应，开始使用新工具，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语言能力提高，除了单字使用之外，开始有文法的观念，已经拥有构句能力，因此可以交换彼此想法并将经验与意见传递给后代，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科技革命。在3万7千年前法国南部洞窟发现的壁画就可见出，这些壁画不只具有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能保存记忆、教导他人宝贵的经验，显示当时人类已经具有思维上的创造力。相较之下，非洲原有智人虽然早就具备新思维的能力与工具，但没有欧洲的智人发展速度快。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智人在欧洲面对与尼安德特人的生存竞争，在压力下产生了较高科技产物，使其在生存竞争上处于优越地位。一般相信尼安德特人的咽喉管还不够长，无法发出与现代人一样多的母音，语言也不如智人发达。工具与符号的使用，让智人在冰河时期得以求生，并优于尼安德特人所使用的基本工具，而能在这场生存竞争中赢得最后的胜利。优胜劣败之下，尼安德特人最后终于消失了。同样的，活跃于东亚地区的直立人也消失了。最后，世界上只剩下心智能力最优越的智人。

距今2万8千年前，欧洲的智人在人数上超过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代表冰河时期，适应欧洲特殊自然环境，在文化接触与生存竞争时，最后不敌智人。染色体上的证据显示，世界上所有现代人类，都是智人的后裔。从基因变异程度来看，变异最大的族裔应该是分化的源头，因此，可以推论出所有现代人都是从东非智人所演变而来的，不同族群间的变异，都是智人为适应当地环境与生存竞争时所产生的调适结果。冰河时期造成海平面下移，2万年前联结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间的白令海峡当时仍可通行，大约在1万4千或5千年前，智人在人口不断迁移时来到美洲。在DNA比对中，美洲原住民只有一个DNA与其他所有族裔有所不同。由于所有美洲原住民都具有此一特殊DNA，证实智人并非大量移居美洲，而仅只是少数几个家族移到美洲，所有美洲原住民都是这几个家族的后裔。

距今1万年前，气候开始回暖，五大洲所有智人加起来也只有100万人，人数仍少，仍然维持着原始的狩猎与采集式经济活动。直到此时，世界上所有人类脑部结构都没有太大变异，智人能够记忆数百种动、植物，也能具有简单沟通能力，有一定的语法观念，更能制作精美实用的工具。

1万1千年前，叙利亚等地智人开始定居下来，开始将动、植物驯化，发展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定居与农、牧业的发展，让智人能够储存作物，不再完全依赖自然，将生产力解放出来，才能创造出高度的文明。农业扩张与城市发展，将人类文明发展带到另外一个新的纪元。

但是，中国（大陆）学者质疑威尔逊的线粒体实验室研究。大陆学者对文明发展主张多区起源论，认为世界各地的人种都是由当地的直立人，经过漫长演化所逐渐形成的，许多出土的化石亦支持此一看法。然而，考古学上一直无法在世界各地区发掘出10万年前至5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这个断层让各地区独立演化的说法缺乏化石上的直接证据。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休士敦人类遗传中心中国籍助理教授金力所领导的跨国研究，对此一难题，以遗传学上的证据，提出了新的解释。

人类Y染色体可当作人群变迁事件的忠实记录，最近调查东亚各地区所有不同人种，发现南方人群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相较之下，北方人群的遗传多样性反而比较少，尤其是在Y染色体上，北方人群仅拥有南方人群的一部分，可以证明北方人是较为晚近的人种，中国人的迁徙情况并非如以往所认定的，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扩张。

距今10万年前，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河期，由于气候恶劣，生存于非洲之外各地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以及智人都先后灭绝。当冰河于7万5千年前开始溶化，逐渐向北方退缩，幸存的智人于非洲开始向外扩张，逐渐移至世界各地。6万年前到达东亚，最初定居在东南亚柬埔寨、泰国、越南一带，逐渐再向北移，进入中国境内后，跨过长江、黄河，在黄河中游定居，形成了汉民族文化。

各地后来由于地形分隔、气候差异，造成语言、风俗、习惯、体型、肤色上的不同，也形成了当前不同的文化形态与社会特性。旧石器时代的直立人，在不同地区有各自的发展，然而，就技术与心智能力上言，差异毕竟不大，各族群间的相同性远超过差异性。然而，由非洲迁移到不同地区定住后的智人，由于语言（文法、构句）的使用、新工具的制造、社会关系复杂化，在文化水准上远超过以往阶段，让区域隔离的不同文明，产生不同的特点。语言分化、神话传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思维模式等，都会因此而有不同的发展。我们可以追溯其间的源头与发展，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视其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作独立发展的特殊个体来处理。

此一结论有遗传学染色体DNA上的证据，其真实性应该毋庸置疑。共同源头的事实，解释了神话、传说、社会制度等领域上的共同通性，以往学界以普遍心灵结构来解释的现象，都能得到合理的说明。但是，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最需要加以解释的是：为何同一人类起源，会产生现在世界各文化间的差异？假设1万年前人类的文化大同小异，没有本质上的差别，500万年间人类在演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主要是过去1万年间所造成的。比较当前各文化与人种体质，其间差异不可谓不大，传统理论当然有许多需要检验之处。

达尔文进化论缺乏物种演化过程中的化石证据支持，一直为学界所质疑。造成演化的主要因素有突变、选择、遗传以及迁徙等方面。近来，新演化论强调演化过程并不是逐步开展的，少数族群的细微差异，在孤立的环境中，几个世代间就能够演化成不同的物种，因此当然没有演化过程中的化石。一般物种如此，使用工具、语言，具备社会集体组织的人类，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差距可想而知。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差异，让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文化特色及生存命运来。

其中，表现出来最大的差异在于语言使用。传统语言学将人类语言区分为屈折语、孤立语、胶着语和复合性语言4大类，认为这四类语言分属不同类型，要建构出普通语言的巴比伦塔梦想，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不同语言使用，自然就产生不同的文化类型，也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世界各种族间的文化差异，主要来自语言使用上的差异。为了说明这些语言发展上的变迁，许多学者亦从地理区位的分化来探讨语言传递时所造成的差异。实际上，对语言发展流变的系谱分析，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学问。

以美洲印第安语为例，由于没有既存文字来记录其语言，印欧语系的语言学理论又无法直接套用在对印第安语的研究上，因此只能从对各个不同的语言的调查着手，分别以各土著语言的实际使用为唯一标准来认识该语言。这个工作最早由鲍尔（M.Powell）及美国民族学会等组织进行，直到1891年鲍尔将北美语言区分为58种不同类型，对于印第安语的调查才完成了第一次的整理工作。后来，克鲁伯（A.Kroeber）及狄克森（R.Dixon）对加州印地安语言研究，将其分为Hokan及Penutian两类，再经由萨丕尔（E.Sapir）的整理，将北美和墨西哥印第安语区分为23类。萨丕尔晚年再进一步有系统地整理关于全美洲印第安语的分类，最后将其归为6大类，才建立了关于印第安语的基本理论。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关于印地安语分类都是以萨丕尔的6大类为准。一直要到格林堡（J.H.Greenberg）采用史瓦弟许（M.Swadesh）所发展出来的基本语汇变迁学（Glottochronology）和字汇统计模型（lexical statistics），对印第安语中第一人称n-和第二人称m-音缀加以研究，才在1987年将美洲（包括北美与南美）所有印第安语区分为Eskimo-Aleut、Na-Dene及Amerind3大类。一百多年的努力，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才建立区分为3大类的理论，可见专业化学术累积所需时间与心力。

四、语言的遗传性与人类第一个词语

语言带有一定的遗传性。根据实验表明，儿童可以自动将学会的语音组成从未听过的简单词句表达其含义。尽管世界上各种语言语法结构、词句语素都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种相似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也可以成为语言，或者叫言语的前身，它也是不同语言的人可以交流的基础。

当我们看到可爱的婴孩在母亲的怀抱里咿呀学语的时候，一下会有这样一个念头滑过脑海：人类的语言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的老祖宗开始试着用语言来描述世界的时候，最先说出了哪一个单词？其实这种疑问并非你我所独有，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们的追问就从未停止过。

关于人类最早说出的词汇的争论也从未平息。现代社会中很多人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推测，古人类最先会说的词应该是“妈妈”，然而法国语言学和史前人类学研究联合会的科学家对“爸爸”一词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人类14个主要语系中基本上都存在这个词。而在大多数语系中，“爸爸”一词的意思都是父亲或者是父亲一方的男性亲属。负责此项研究的科学家认为，“爸爸”在各种语言中的统一性只能有一个解释：是从人类早期延续至今的。

人类最早会说的词是“爸爸”？这仅仅是关于古人类语言起源诸多观点的一种而已，人类对自身语言的起源有着几千年不懈的探索。就连一些古代帝王也对人类语言的产生极感兴趣。古埃及的一位国王曾为探究人类最初的语言到底是什么而采取出人意料的办法。有一次，一个孩子降生，他就下令让一个牧人把孩子放到荒郊野外，命令他不许和孩子说任何话，还要一边放羊，一边照顾这个孩子，等这个孩子说第一个词时马上来报告。一年多以后，孩子说出第一个词汇bekos。国王立即召集学者研究这个词的出处，后来发现是弗吉里亚语中面包的意思，国王就认为人类最早开始说的词就是面包。

斯坦福大学的两位遗传学家奈特和蒙田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是“咂舌”。而德国18世纪的哲学家赫尔德则认为，人类的第一批单词源于其对包括疼痛、愉悦等各种情绪的自然有声反应。

从词类来讲，一位美国语言学家认为，最早出现的语言是名词，应是生活中最常接触的事物，如各种食物；其次应是形容词，比如描述花草、树木特征的东西；第三是呼语，指用来呼叫、表达指令的词汇。这些与交流有关的词汇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此种说法从认知的角度，认定语言的诞生应和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有关，确实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还有一些专家是从生理上加以研究，他们发现，m、b和p这些唇音发起来比较容易，这些字母开头词汇，是人类最容易发音的词汇，婴儿即使在没有牙齿时，m、b、p的音都是容易发的，如果这种声音和最先接触的事物相联系，就诞生了最早的词汇。b、p在先还是m 开头的单词哪一个在先出现也没有考证，但在西方语言中以m开头的单词占有重要地位确是事实。以英语为例，其中和m有关的词汇非常之多，表述生命之源、抚育、关爱、本质、行为、记忆、食物、性格等方面的词汇中，有大量都是m开头的。

世界语言虽然多种多样，但其最初的起源确有惊人的一致性。

为什么世界多国语言表现出内在的一致性呢？有些学者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内在的，并不是后天获取的，后天获取的只是组织复杂语言的能力。比如小孩要吃奶时，最初发的音是ma-ma、pa-pa，在印欧语系中mama一词最早就指乳房，在汉语中有些方言至今mama（妈妈）一词也是“乳房”之意，可能与母亲用乳汁哺乳孩子有关。另外人类品尝食物时候，发出的声音也与m音有关。由m衍生出来的各种词汇比较多，确实说明人类词汇起源与m关系密切。

有人认为，儿童语言的学习过程是研究古人类学习语言的活标本，其中可参考的内容又有多少呢？现代婴儿学习语言时人类语言已经产生，常与其接触的父母已经掌握语言。这和原始人类在荒野里的语言产生完全是两回事。社会语言学证明，语言创造的规律是一开始两三个词，后来不断增加。而现代语言的规律不能证明语言是如何产生，到现在为止儿童学习语言的所有数据都不能说明人类语言的起源。另外，父母的说笑表情都会影响婴儿，即使他们会说“妈妈”一词也是教育的结果。即使有一个母亲故意不同婴儿讲话，等待孩子自己讲出第一个词，也很难认证人类语言的起源。因为小孩在屋子里，会听到父母之间交流的语言，而人类天生就会模仿，婴儿可能听到只言片语，所以不能证明他说出的第一个就是古人类说出的第一个词。

还有专家认为，将猩猩发出的声音和人类的语言加以比较，希望能还原人类学习语言时的情境，然而这些努力都宣告失败。有学者指出，灵长目动物能发出9种声音，都跟生存有关，但不是语言。人类表示前边存在危险，可能有几十种说法，而猩猩只能发出“啊”的声音，而且只能重复。人类研究语言曾尝试教猩猩说话，来观察掌握语言是否存在先天因素，结果发现猩猩不具备学习语言的能力，证明语言能力只有人类所独有，而想从猩猩那里查找人类语言的起源的蛛丝马迹自然也没成功。

有学者认为，人类最早的词汇最有可能产生在温带地区，各地区古人类最初说出词汇的意义应该相同。在对被认为是印欧语系语言之祖的立陶宛语的研究中，专家发现其中最早的词汇有“狼”、“树”以及表述生产工具的词汇。这些在其他语言中得到印证，而表述热带气候情境的词汇并不存在，由此说明最早产生印欧语系语言的时候处于温带，说明人类最早那些词也产生在温带。

由于人类生活的社会性，词汇的产生和社会息息相关，人类生活中最离不开的词汇，便最可能是最初诞生的词汇。世界各国各地区虽然地域环境不同，发音可能也不同，但是最开始发音的单词意思应该有相似性，应该跟吃住有关，这是由语言的社会性决定的。而想要彻底摆脱传说和推测，弄清人类语言起源的谜团还需要更多、更新的证据以及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