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语法与修辞关系的悖论

第三章　有关语法与修辞关系的悖论

作家叶圣陶说：“语言是文艺作者唯一的武器。解除了这一宗武器，搞不成什么文艺。使不好这一宗武器，文艺也就似是而非。因为世间没有一种空无依傍的，不落言诠的，叫做文艺的东西，文艺就是组织得很恰当的一连串语言，离开了语言无所谓文艺。”所以历史上多数文艺家大都坦言自己对于语句锤炼的重视。语句锤炼不应当只考虑语音、词汇的因素，更应考虑语法因素，那么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法，它和修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一般认为他们两者有区别，更有联系。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出现之前，中国人是如何学习语法的呢？陈寅恪先生指出人们是通过修辞中的对偶来学习的。如日对月，火对水等，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从这里可知道，在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喜欢把语法和修辞结合起来，二者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漫谈语法研究》一文中曾做过精辟地分析。他认为：

从原则上讲，语法讲的是对和不对，修辞讲的是好和不好……好有一比：我们的衣服，上衣得像个上衣，裤子得像个裤子，帽子得像个帽子。上衣有两个袖子，背心没有袖子，如果只有一个袖子，那就既不是上衣，又不是背心，是个四不像。这可以比语法。修辞呢，好比穿衣服，人体有高矮肥瘦，衣服要称身；季节有春夏秋冬，衣服要当令；男女老少，衣服的材料花色不尽相同。总之是“各有所宜”。修辞就是讲究这个“各有所宜”^[1]。

还有人将语法与修辞的关系比喻成纺织与刺绣的关系，同样精当而深刻。的确，语法如纺织，它讲究定法，即经、纬线纵横穿插交织，才可纺成精致的素帛。修辞则如刺绣，它不需死板地遵循纺织品上经纬的限定，而能以不同色彩的丝线，用灵动多变的针法，将花鸟虫鱼、自然之景等美妙的图案铺绣于素帛之上，并点染神情，创造出锦上添花的艺术效果。

正如刺绣离不开素帛一样，修辞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语法而存在。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法，它揭示的是语言中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结构规律，是语言中词的构成规则和组词成句规则的总和。修辞则是指为了较好地表达思想感情，适应特定的语境而采取的运用语言和语言风格的方法、技巧或规律。修辞作为一种运用语言的活动，它除了与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和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汇发生关联之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与语言的结构规律——语法，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语法是词语、句子的一般结构规律，修辞是适当运用语言来增强言语表达效果的规律。具体说，这种本质差别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语法和修辞处于不同的平面上

语法处于语言平面，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如句法结构：名＋动；概括了语言中许许多多的由名词和动词组成的短语和句子。修辞处于言语平面，是在语言的动态活动中进行的活动。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静态的，作为言语的符号系统则是动态的。所以一般认为语法属于语言平面，带有静态性，修辞属于言语平面，带有动态性。

2．语法和修辞涉及的范围有别

语法只属于语言范畴，是语言三要素之一。修辞则不同，它要增强言语的表达效果，就得利用语言、文字、语境等的一切可能性，如不仅可以利用语法作为修辞手段，还可以利用语音、词汇作为其他特殊的修辞手段。在书面语言中，还可以利用文字作为修辞手段，所以修辞涉及的范围比语法要广泛得多。

3．语法和修辞追求的目的不同

语法讲究“规矩方圆”的事，要讲究通明（通顺、明白）和正确，要求遵循语言规矩。侧重“守经”。一个句子只要符合语法规律，所谓没有“语病”，就是一个通顺明白、正确的句子。修辞则要“精心营造”要讲究“语美”和“达效”（表达效果好），所以贵于“权宜”。一个语法上通明正确的句子，在修辞上不一定是语美、达效的。如“祝你健康长寿”一句用于晚辈说给长辈，很合适，但如果是长辈写给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就不妥了，那就成了修辞上有问题的句子了。

4．评判语法的是非和修辞的美丑标准不同

语法要讲“是非”，即将一个句子判断为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在语法上正确的句子被认为是“合法的”，凡不合法的都是语法上不正确的句子，就是我们常说的病句。修辞要讲“美丑”，评判美丑的标准是“适切性”。凡适应题旨、情境，适切于表达需要的句子就是美的、好的句子。所以，有人据此以为，语法是呆板的、教条的，而修辞才是灵活而实用的。我们注意到一些大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变异的用词”，和超乎寻常的词语搭配，那多半是出于修辞上的需要，比如鲁迅先生的名篇《社戏》有这样一段描写：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地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

鲁迅先生在这段文字里巧妙地将形容词“朦胧”活用为动词，精炼而又传神地描绘出江南水乡的美丽夜景，那皎洁明亮的月光在蒸腾水汽的融汇之下，显得若隐若现、朦朦胧胧，一幅优美动人的明丽山水画便尽至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语言体系，其语法差异较大，而修辞的情形则不同。现代人的修辞方式、表达手段与古代人的修辞方式、表达手段相比，虽然也有一定差异，但共同之处也比较多。

有时，为了表达上的需要，修辞会要求句子突破语法框框。如：

（1）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韩愈《原道》

（2）朱家门里穷是穷，但也志气了一辈子。

（3）他也涂脂抹粉妖精了一回。

（4）你也太速度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例（1）中“人”、“火”、“庐”本为名词，但当作动词来用，而且还带了宾语，突破了语法规范，是一种临时的变通手法，不过修辞上叫“转品”、“转类”，语法上则称之为“活用”。例（2）、例（3）中加点的词也均属于名词用为动词的例子。例（4）中的“速度”则是名词活或用为形容词。另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按语法规则，本应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由于音律上的要求作者有意颠倒了此词语的语序。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中那些巧妙的词语借用，均应看作语法活用的表现形式之一，用得好，往往能加强语言的谐趣化色彩。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左右欲刃相如”一句中的“刃”字出现在能愿动词“欲”后面，应判断为动词“用刀杀”之意，但是司马迁放着“杀、诛、戮”等词不用，却用一个名词活用为动词的“刃”，其修辞意味是相当明显的。文言文《黔之驴》中“驴不胜怒，蹄之”，也是一反常态的“踢”，而作者却用了名词“蹄”，这种打破常规不仅生动表现出了驴子的特点，而且非常的新颖、别致。

语法上的变通、活用，不仅仅形成意趣上的新奇、别致，同时还会激活读者的联想，提高语言信息的传递速度。我们来看下面的用例：

（5）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礼记·礼送》

（6）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

——《贾谊·过秦论》

（7）益烈山泽而焚之。

——《孟子·许行》

（8）晋灵公不君。

——《左传宣公二年》

例（5）中的“贤”与“能”本来为“谓词”，在此却活用为名词“贤人”“能人”。一方面作者是为了使句式整齐，音节和谐，另一方面还为了突出人物的特质，进而赞美那个任人唯贤、唯能是举的所谓大同社会。例（6）是将名词当作副词来充当句子的状语，突出了动作、行为的特征，不仅让读者产生丰富联想，而且信息传递迅速、准确，修辞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例（7）中的“烈”本为形容词“火势盛大的样子”，但此句中却是动词，表示“燃起大火并焚烧”之意，其作用不仅描绘了一幅烈焰熊熊的场景，而且让读者意识到这大火并非自燃，而是受命为“舜”，为了拓展人们的生存空间采取的行动。例（8）中的“君”本为名词指“君王”，此句活用为动词指“不像个君王，不行君道”之意了。在表达了臣子的鄙薄、愤懑之情外，还透露了晋灵公的种种恶行。总之，词语的活用不仅使内容变得丰盈，语句形式也变得整齐和谐起来。

由此看来从表达效果上说，语法上的词语借用和修辞上的借喻辞格是异曲同工、不分伯仲的。其实，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表达，只要能将表达者的主旨精准、传神地表达出来，就应当算是好的、成功的修辞。

若说修辞是运用语言的技能与技巧，那么用来规范语言文字的语法则是修辞的基础。许多人强调：应在合乎语法的基础上讲究修辞。语法是研究语言结构规律的，修辞是研究语言表达效果的，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一个管文章通不通，一个管文章好不好。因此，修辞应以语法为基础，却可以不合乎语法。总之，良好的修辞效果历来是作者的第一追求，作为语言规则的语法必要时也要让位于修辞。另一方面，语法和修辞虽有本质区别，具有相互独立性，但应当说又是紧密联系，有时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来看这样一句话：

只见操场那边儿飞快地跑过来一个红领巾。

此句语法上看没有什么问题，是一个普通的动词性谓语句，但是逻辑上就讲不通了：红领巾不是人，它怎么跑？从修辞学角度看，它属于积极修辞，使用了借特征来指代人物的“借代”辞格。所以说，语法与修辞的关系，其实犹如人体的皮与肉一样，互相依靠、共存一体。正所谓“调皮的孩子违反校规，活泼的词汇戏弄语法”。有时，抽象的意义用具象化的字眼来表达，效果往往不错。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月光下，

少年在耕耘心情，

一不小心翻出了久违的思绪，

笑如花，芬芳了一季的心事。

心情、思绪、心事，这些很抽象的事物，不仅用耕耘、翻出等动作感很强的词语来修饰、支配，而且将形容词“芬芳”活用为动词，配以“笑如花”的比喻辞格，非常清新别致。这种变异的词语搭配使用是“艺术反常”的一种重要方法，而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常常使诗的语言闪烁奇光异彩。

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词语的变异使用。笔者曾无意中听到一男生对一位女生说：“你就不能淑女一点儿？”这可算是生活中比较典型的借词类活用来积极修辞的例子了。因为“淑女”本为名词，在句子中却带有明显的形容词意味。

前些年又一首歌曲名为《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表达同样新颖、生动，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新奇感觉。其实歌词中有许多从语法角度上看根本不通的句子，恰恰是非常传神、精妙而且富于辞彩的。我们不妨来看有台湾歌坛教父之称的罗大佑的那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穿过你的心情的我的眼

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　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

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的手

照亮我灰暗的双眼的你的眼　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

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

我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　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

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流言　我知道我们不懂甜言蜜语

留不住你的身影的我的手

留不住你的背影的我的眼　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

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

歌曲明显是在写作者的感悟和心情，但却以一个古怪的短语“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来命名，而且整首歌词均由并不完整的语句组成，但从积极修辞的角度来考虑，整首诗歌却是如此的深情款款，意味深长。所以，有人认为语法规则之外的所谓“超常使用”，其本身就是一种修辞手法，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原本就是同一概念。在话语结构的变异、“破坏”中，人们意识中的生活经验会被有效地唤醒，并参与到审美活动过程中去，于是诗的气息便由此荡漾开来。

再来看那首风靡整个华语世界的《牵手》：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因为誓言不敢听/因为承诺不敢信/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

整首作品看似无逻辑地词语搭配组合，但给人的感觉却异常美丽，因为这些句子不知不觉间触动了人们情感深处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所以自然淡忘所谓“语法”，让规则去见了鬼。其实在许多流行歌词及诗歌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所谓的“反语法现象”，具体表现为话语结构的被破坏，然而人们的审美认识经验却因此得到了有效地发挥。对话语信息不假思索的领会使人们尽可能地捕捉词语蕴含的一切，寻找与其他语句片段所发生的联系，并最终将他们连缀成一个合情合理的意义整体。

如果说流行歌词是文学另类的话，杂文可谓文学正品了。但我们注意到，即使是“纯文本的”作品也不乏“超语法”的词语和句式，我们来看贾平凹的《孤独的走向未来》：

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作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

弱者都是群居着，所以有芸芸众生。弱者奋斗的目的是转化为强者，像蛹向蛾的转化，但一旦转化成功了，就失去了原来满足和享受欲望的要求。国王是这样，名人是这样，巨富们的挣钱成了一种职业，种猪们配种更不是为了爱情。我见过相当多的郁郁寡欢者，也见过一些把皮肤和毛发弄得怪异的人，似乎要做孤独，这不是孤独，是孤僻。他们想成为六月的麦子，却在仅长出一尺余高就出穗孕粒，结的只是蝇子头般的实。

文中的“实”即果实，现代汉语多以双音节词为单位组句，从语法中词的搭配，句式的安排来看，此句并不合正统语法，但其调侃、诙谐的语言风格，恰恰为其哲理意味浓郁的文字增色不少。词语的超常搭配从语义上讲是特殊的，但在语用上却是正常的。它适应了人类思维的丰富性和创造性特点，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语用目的。

再来看鲁迅作品《故乡》中的著名语句：

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表面看，这种表述不太符合语法逻辑，但超常规的比喻手法的运用，恰恰烘托了宏儿速度之快，动作之灵巧敏捷。在作者传神的描绘中，读者的想象力被点燃，头脑中的生活经验被释放，于是顿觉书中人物立体、生动了起来。我们看到，词语的异常搭配以其新鲜的表达，获得了“因变至奇”的修辞效果，使人感到不仅入情入理，而且出神入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

西部的存在之于我们，是一种异数，它让我们意识到，在上班下班之外，在发展与进步之外，在城市乡村之外，还有着另一种风景，另一种生存。

——《散文》2003年第3期卷首语

这种文言与白话夹杂，现象与修辞并举的表达方式，使我们很难将语法规则与修辞手段，截然分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皆置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而这种变形、活用，即“遗其关系、限制之处”的结果，正是修辞所追求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原是名词的堆砌，语法上几乎是不成一般正常语句的，但恰恰是这种名词的“列锦”所构成的富有象征意义的组图，完成了作品修辞上的飞跃，让人感受到一种奇特而浓郁的情感氛围。

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中的插曲唱道：“I BELIEVE你还在那里等待，爱的路总是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从语法角度看，此句的“处置”意味并不明显，“把字句”的使用未免显得有些牵强。他完全可以这样写“就算短暂分开，缘分也不会从此结束。”当然，我们不能强求歌星们都像语言学家一样严谨，而且，流行歌曲常常还要考虑音律上和谐悦耳，于是只好忽略规则。的确，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一种工具，是信息的盛载体，一些公众人物的极具号召力的较为独特的语言使用（哪怕是不正确或经不起推敲的词语），也往往会在普通民众心中形成一定印象，加上追星族们的推波助澜，有时也会约定俗成为流行语或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基本语句。比如王朔小说《玩儿的就是心跳》，风行一时的广告语“非常可乐”以及“爱你没商量”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大多数情况下，语法与修辞是和平共处的，因为他们本来并不矛盾。真正经典的语句，应该经得起捉摸和推敲，既可以从语法角度来分析，也可以从修辞角度来分析。当然修辞常以语法为基础，因为很难想象一段处处有“语法犯规”的语句能是优美的。词语和词语应当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律组织起来，努力切合题旨，力求精准、传神，也就是要积极地修辞。最后，修辞与语法各得其所，互为依傍。如下例：

（9）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喻体作“谓语”）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10）有一对青年结婚那天，新郎没有落实好接新娘的轿子，丈人的脸色顿时“晴转多云”。（喻体作谓语）

（11）他悠悠地踱着步子，嘬着牙花子，慢吞吞地吐着每一个字。好像是在掂每一个字的分量，又像是在咂每一个字的滋味。最后，他的话语就像五香牛肉干，浓缩、醇厚。

——王蒙《说客盈门》

（作者在连动结构中，用白描和比喻将官僚习气的某些领导干部形象勾勒了出来。）

以上几例，都严格按一定的语法规律构成句子，同时又积极修辞，使用了人们容易接受的“比喻格”，语法与修辞和谐共处于同一语境。

不过，有时具体的语法现象必然受修辞的制约，因为表达时，采用什么样的语法格式，决定于修辞上的选择原则。我们再来看以下例句：

张三嘲弄了李四。（陈述句，着重介绍情况。）

李四被张三嘲弄了。（被动句，着重强调“李四”的遭遇性。）

张三把李四嘲弄了一番！（把字句用于强调张三对李四所施加的影响。）

由此看来有些时候，句式的语法结构不同，意思大致相当，但“辞彩”往往区别较大。

许多作家有自己独特的修辞眼光，在语句的安排上往往匠心独具，规范妥帖，让人叹服。余光中在他的《黄河一掬》中这样来描写他眼中的黄河风景：

除了漠漠天穹，下面是无边无际，无可奈何的低调土黄，河水是土黄里带一点儿赭，调得不很匀称，沙地是稻草黄带一点灰，泥多则暗，沙多则浅，上面是浅黄或发白的枯草。

鲜活生动的色彩词加上些许若隐若现的“拟人”，词语可谓浪漫而缤纷多彩，句式则简洁并且流转自如。

接下来，作者“从衣袋里掏出自己的名片，对着滚滚东去的黄河低头默祷了一阵，右手一扬，雪白的名片一番飘舞，就被起伏的浪头接去了”。虽笔意未尽，但余音袅袅，让人们不禁为诗人的才气与慧心昭昭所折服。另如杨朔的散文作品《雪浪花》中所写“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凹凸不平的坑是让浪花给咬的”，也同样是打破常规，想象力非凡的神来妙笔。

由此我们可以说：“语法打下根基，而修辞成就诗人。”下面不妨再来欣赏席慕蓉的那首《一棵开花的树》：

当你走近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树叶”怎么成了“我的热情”？“心”又如何会“落了一地”？这些词语意义上的搭配和句式上的选择（如省略）等，看似都与逻辑和传统的语法相悖离，然而正是因为作者在与语法、逻辑为参照下的超常组合与搭配，以变异的手段，利用通感、比喻的修辞手法，创造出一种“意在言外”的艺术动感。“当你走近”时，“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我”是那样的激动。“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时，“花瓣”随之纷纷坠落，“我”又何等悲伤！“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的真实袒露，最终把诗人的感情升华了——这一来，花瓣落尽，“我的最美的时刻”即将完结，奈何这不是失恋的悲歌，而是撼人心弦的对真挚爱情的热情祈求。

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深层修辞中的变异现象，并不是完全超脱于语法、逻辑规律的狂言乱语，相反它是在语法的某种特定法则的参照下，为切合人类某种特殊心理现象或特定场景而创造出的灵活的法则。它是对语法的偏离而不是脱离，是作主体对逻辑语法的巧夺天工之“激活”。另一方面修辞现象亦可转化为语法规律，使语法与修辞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语法规则是语言学家通过话语分析、归纳后作为语言模式描写出来的；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的结果。语法具有稳定性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语法规律的亘古不变。语法史上出现的语法规则的演变，通常都是从修辞突破现存语法规范开始的，久而久之，通过渐变的方式而约定俗成，即由个别变为一般，由特殊变成常规。有时，语法和修辞可以相互转化也相互成就。修辞向语法转化的情况还表现在某些积极修辞的形式转变成语法上规律性的用法或格式。究其原因，无非是词语搭配的序列中总蕴含着立体思维的语义趋势和辐射性联想的丰富内涵。来看下面这些语句：

（12）刘姥姥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上脸来，竟不知如何气味，身子就像在云端里一般。

——《红楼梦》第六回

（13）那几年，我不就被改造成家庭妇男了吗？（口语）

（14）一个人在学问上果能感觉到趣味，有时真会像着了魔一般，真能废寝忘食……

——梁实秋《学问与趣味》

在例（12）中，实际上就是利用了语法上的“比况结构”，而形成“比喻格”。将一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纯朴农妇的形象，为我们介绍得非常清楚。

例（13）中的“被改造成……”为语法上的被动句式。“家庭妇男”为“家庭妇女”的“仿词格”，实际上也是模仿现有的被动句格式，临时造一种新说法而已。表达新颖、俏皮，令人忍俊不禁。

而例（14）中我们看到，由于比喻辞格的普遍运用进而转化成语法中的一种固定格式——“比况结构”。（“像……一般”或“似……一样”）正因为语法与修辞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二者在话语表达中显现出种种极端对立统一的情况。

修辞转化为语法，最明显的是表现在某些造词和构词的方式方法上，表现在词性的转化等方面。古人修辞里经常用事物的形象作喻体来比喻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在句法上构成“名＋动”或“名＋形”的偏正结构。人们用惯了，就使得这种偏正结构的短语逐渐转化为现代汉语中的复合词。如：

名＋动　（蚕食、鲸吞、林立、鼎立、土崩、瓦解、席卷、囊括、瓜分、龟缩、雷鸣、笼罩）

名＋形　（墨黑、碧绿、橘红、雪白、天蓝、菜青、血红、笔直、冰冷、火热、苹果绿、蟹壳青）

现代汉语中为数不少的“状态词”，如：冰凉、血红、雪白、笔直、火热、硕大、罕见、碧绿等，其中的前一语素也都是以简略形式的比喻手法来作为构词手段，造就出的描绘意味浓郁的词语。

当然，汉语词语的构成方式很多，表义也十分复杂。多义词的意义项中除了原始义，还有基本义、引申义和比喻义等等。人们都知道“香”本来指“味道好、气味佳”，但在“他睡得真香”中却指“睡得酣畅”，在“他在单位很吃香”中却又指代“受欢迎”。这说明修辞手法巧妙参与了词语意义的表达，只是因为其比喻的修辞意义早已固定了在词语的内容当中，人们意识不到了而已。

如果我们再远溯到汉字早期的会意造字法，还会看到修辞在造字中的作用，如“牢”字本是“房子里关着牛”，后来指代所有“关牲畜的圈”（如亡羊补牢等），再后来又指代“关人的囚牢”（如牢狱、监牢等）。而现代汉语中“牢记、牢固、抓牢”等词语意义多多少少都打上了“牢”字早期的描绘、比喻意义的印记。

易中天先生在解读汉语中以“胡”字打头的词语时认为，他们大多与华夏的悠远历史有关。古代中原人饱受欺辱于是认为“胡人”（包括所有的蛮夷）不懂礼仪、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胡来就是任意乱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也叫胡乱，所以胡来就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就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就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话、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意思和来历都差不多。总而言之这种以“胡”字作为比喻和修饰语素的，都不是好词，让人看了不自觉地产生“鄙夷之情跃然纸上”^[2]的感觉。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交流中，也会对语言中的词语构成（构词法）产生影响。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词根加词缀的组合（如由词根加词缀“性、主义、化”等组合成的词语），都能看到西方语言文化的影响。前些年风靡一时的校园歌曲《同桌的你》，就是以典型的欧化句作标题，而且歌曲中多次出现诸如“多愁善感的你”“爱哭的你”等欧化句式，很容易就获得了广大青年学子们的认同感，这不能不让人深思。也许，文化只有在多元交流的状态中才能显示它的魅力和意义。有交流、有冲击，才有可能为人类想象力提供新的空间和动力。然而，我们注意到，文化的阻隔，也同样会对一种语言内部的结构规则和语法形式产生影响并形成差异。随着大陆与宝岛台湾的文化、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台湾普通话的独特表达方式，引起越来越多大陆人的关注，如对“好好难过、好好开心、试一下看看、十分男人的做派、十分女人的问题、好派头的男宾”等十分台湾化的语法形式，人们从一开始的陌生、不习惯到个别人认为时髦、洋气而有意识地去模仿，这可以称得上是极其有趣的“反正统语法”，而满足语用实际的例证了。

有时，语言结构一旦进入特定的语境，其原意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语境是帮助语句完成意义表达的重要因素。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语言的结构的转换以及随之所形成的修辞效果也就难以预料。以汉语中的数词为例，作为语法单位，它们的含义是特定的，只表示具体的数目，但是作为特定语境下的言语单位，则可能原语义弱化，转换为其他语义。如“三思而后行”、“三令五申”、“再三再四”、“三番五次”、“三头六臂”、“三心二意”“一问三不知”、“七嘴八舌”等，其中的数字词意已经转化为“多”的信息，而“三三两两”、“三言两语”等已经转化为“少”的信息；“十全十美”“八面玲珑”等当中的数目语义已经转化为“足、全”的信息。可见，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将句法结构与修辞意义绝对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有些语句本来是一种积极的修辞，后来成为词汇中的固定语法结构，比如歇后语，多数都是借比喻和夸张修辞手段来表情达意的。如：

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兔子尾巴——长不了

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芝麻开花——节节高

半天云中伸巴掌——高手

蚂蚁戴眼镜——自觉脸面不小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常在汉语所独有的量词使用上做文章，因为恰当的量词运用可使抽象事物具体化，使描写语言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水浒传》第五十二回中这样描绘高廉手下那三百体己军士：

头披乱发，脑后撒一把烟云；身挂葫芦，背上藏千条火焰。黄抹额齐分八卦，豹皮早尽按四方。

采用“一把”来修饰“烟云”并形容人的头发，确实是极富想象力的神来妙笔。他将人物飘逸英武的气质神态描写得活灵活现。另如《水浒传》第八十五回中的一段描绘：

兀颜统军奏道：“奴婢引起部下二十八宿将军，十一曜大将，前去布下阵势，把这些蛮子，一鼓儿平收。”

句中“宿”、“曜”除表明词的数量之外，还带有明显的描述意味，“宿”有经验丰富之意，“曜”有光明、明亮、照耀之意。

以上两例说明，作为汉语词法的组成成分之一的量词在选用上是大有讲究的，有时他的功用不仅仅是表达事物或人物的量，还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来使用，从而使作品产生不错的修辞效果。台湾著名学者余光中先生在他的散文《沙田山居》中写道：

一炉晚霞，黄铜烧成赤金，又化作紫灰或青烟，壮哉崦嵫的神话，太阳的葬礼……

作者别出心裁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绮丽而富于神秘色彩的画面，其间蕴含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句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借用自名词的“一炉”的使用。它暗含了比喻的意味，于是“黄铜烧成赤金，又化作紫灰或青烟”的燃烧就有了根由和结果，而晚霞的光辉也愈加绚烂而神奇。可以说正是作者一反常态地用“一炉”来修饰“晚霞”，才点染出整篇散文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浑然天成的诗化意象。

汉语语法上讲句子大都是富有弹性的，表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进行扩展或者缩减，同一种意思，常常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如：

你看那毛竹做的扁担，多么坚韧，多么结实，再重的担子也挑得起。

——袁鹰《井冈翠竹》

从意义上说，这句完全可以改为“你看那毛竹做的扁担，多么坚韧，结实，再重的担子也挑得起”，但从语气上说就变了。可见作者是有意识将“坚韧、结实”两个形容词分开来，加上副词“多么”形成两个独立的短语形式，从而加强了语气，产生了比较好的修辞效果。

语法不是呆板的、乏味的教条，更不是束缚我们手脚的语言枷锁，它应当是人们追求语言丰富性与创造性的坚实基础。修辞不是单纯地追求形式上的华丽，格式上的花样翻新，而应成为语言灵活性与表现力的典范。在研究中，将语法与修辞联系起来，会使我们的思路更宽阔，在表达中兼顾语法和积极修辞，会使我们的语言更漂亮。

的确有的作家从未学过“语法”，仍然写出了一些作品，有些还挺有名气，于是有人进而主张“鸟在枝头上叫，不要问它在叫什么，只要叫的悦耳动听就行了”。这话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作家们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一定的语言规律来进行创作，否则作品不会成功。而语言学家的职责也正是在于找寻语言规律，制订语言规范，就像“任何国家都要有法律来支撑”，语言若没有相应的语法规范来支撑，那也是很难想象的。有些人甚至说“要颠覆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不是暗杀几个领导人，或炸毁几座建筑物，而是把这个国家的文字、语法搞乱”。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更多地了解一些语法知识，尽可能完善我们的表达。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之一，其语法体系非常独特而缜密，就拿最具汉语特色的量词之独特使用来说吧，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所采用的修辞手段相关联。“我给你一把刀”和“我给你一刀。”仅仅一个量词“把”就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区分开来。电视台播出的某奶粉广告词“宝宝优秀，妈妈成就”简简单单的几个词的组合，却包含了两种意义：第一，优秀的宝宝是妈妈的成就。第二，宝宝的优秀是其妈妈所成就的。这是语法的功能所在，更是修辞的力量使然。

有许许多多的片言只语，或许只是不经意的寥寥几笔，但蕴藏其中的情感和人生理念，已胜过了长篇的说教，铺陈，折射出了原本的生活底色。它们是如此美丽，值得我们将它珍存心底，而且用一生的时光去品味揣摩。

文人们永远不该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浪漫语言的土壤是想象”。而想象的空间常常无法估量的巨大，所以有人说灵活的语言常常会戏弄语法。事实是，当人们为语言所表现的内容感染打动时，语法早已经悄然隐退了。

但是，只要语言存在，语言的使用还在继续的话，语法及其引发的修辞问题就不会停止。记得有一个相声段子，讲一个人去饭馆吃饭，人很多，需等待服务员一个个叫，一会儿，服务员出来问：“谁的肝儿？”点了炒肝儿的顾客只好回答说：“我的肝儿。”过一会儿，服务员又出来问：“谁的肉？”又有顾客回答：“我的肉。”说完后自己觉得尴尬、别扭，旁边的人也不由得窃笑起来。的确，有时对句式成分的省略要考虑多种因素，否则就会对修辞效果产生不小影响。

其实，跨地域跨国界的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是造成“反语法”的表达现象的原因之一。但有时，人们的表达是一种有意识地“反语法”，并借以形成一种新奇、别致的修辞。当今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欧化句式和泛化了的被动句式其实都是很好的证明。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汉语句式和欧化句式的表达：

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

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前一句在动词前加上了较多的描绘性状语成分作为修饰，为典型的欧化句式；而后面的句子则是一般的汉语句式。另如：“作为既是鲁大海的母亲又是周萍的生母的她，看到周萍他们一伙施行淫威，她恨。”由于人称代词前加了较长的修饰成分，也属于典型的欧化句式。

但是，欧化句式也需要进行锤炼，因为不同的语言间往往存在音律上的冲突，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谈文学》中曾列举了这样的例子：

当然这不是说不要想象，而且极需要想象给作品以生动的色彩。但是想象不是幻想而是有事实，或经验作根据。表现可能的事实，这依然对现象忠实，或者更忠实些。我们不求抓住片段的死的事实，而求表现真理，因为真理的生命和常存，那作品也就永远是活的……春来了，花草的生命充分表现在那嫩绿的枝叶和迷乱的红云般花枝，人的青春也有那可爱的玉般肢体和那苹果似的双颊呈现……

朱光潜先生认为：“第一段像是生吞活剥的翻译，思路不清，上下不衔接”，所以语句显得“生硬而笨重”；“第二例则模仿西文堆砌形容词”，句子冗长啰嗦，“念起来真是佶屈聱牙”。所以用外文语句构词法来使用中文，用得不当，就像用外国话腔调说中国话一样滑稽可笑。

前些年十分轰动的米兰·昆德拉所著，拗口而且并不通顺的书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便是一种典型的欧化句式，但正是由于其区别于一般的汉语句式，读起来显得洋气而高深，颇具哲学味道。随后这类句式流行了起来，它们丰富着人们的表达方式，为人们有意无意地卖弄与调侃作出了贡献。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所著《痛并快乐着》的书名也是一样，因其表达新颖别致，所以一时间竟让许多人争相效仿。笔者曾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的不同栏目中，听到过人们“忙并充实着”“苦并快乐着”的用法，可见，“x并y着”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同了的一种表达格式，拥有了某种独特的修辞意义。

我们知道，标点符号是重要的语法手段，它不仅能够确定意思，而且还能对文体本身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整个表达。唐代杜牧的《清明》原是一首七绝：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但是经过标点的改动，人们会发现它竟然变成了一篇“超短散文”：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如果再加修改，则又变成了长短句：

清明时节雨，

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

遥指杏花村。

原意义内容加上背景、地点、人物的注释又神奇般地变成了剧本：

（时间）清明时节。（背景）雨纷纷。（地点）路上（幕启）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由此看来，采用什么样的语法结构来表达，关键在于切合题旨，符合语言环境的要求，这样才能保证修辞行为的成功。

总之，语法和修辞既是相通的，又是有区别的。如前所述，语法是语言的组织规律，讲的是语言的结构形式；因此语法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本身规律的一部分，是研究如何造出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因为，只有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才具有可理解的性质，才有可能被用作表达思想的基本语言单位。修辞不同于语法，它是关于语言使用的规律，是和语言的使用目的及使用场合密切相关的。因此，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如何在具体交际场合中取得最好的效果，即如何根据不同对象和场合的需要把话说好，把文章写好，以便更好地达到交际的目的。但是，修辞和语法又密切相关，可以说，修辞知识是语法知识的延伸，前者是建筑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的。因为语法告诉我们，同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的合乎语法的表达方式，而修辞则告诉我们如何恰当地选用语法形式，以达到最好的效果。语法结构形式的选用，首先关系到使用领域（即语体）的问题。比如在学术论文中，不可用适合于口头的表达方式；在法律文书中，不可用形象性的文学语言；对上级或长辈讲话，用语不可太随便；跟朋友谈心，用语又不可太庄重。从这个角度看，语法教学必须结合修辞，语法书的编写不能局限于词法和句法，而必须超越句法的范围。

王希杰先生曾指出：“反常是修辞的重要特征。”如果我们能正确处理好语法与修辞之间的关系，我们便能基于语法同时超越语法，从色彩纷呈的艺术语言中拓宽思路，获得更多的审美情趣。

【注释】

[1]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9页。

[2]易中天：《大话方言》，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