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修辞的主体与修辞的关系

一、汉语修辞的主体与修辞的关系

（一）修辞的主体在语言实践中把握主题与写作目的控制的作用

人的许多实践活动都是有其明确的目的性的。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活动有无目的性。语言活动作为人的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它被创造出来的那天开始，就同样打上了鲜明的目的性标志。人类创造语言，最初就是为了交流思想这一目的；而人类后来不断地丰富语言、完善语言，也是为了完善交际过程，更好地完成交际。人总是带着一定的主观意图和动机来参加实践活动。具有动机的指向性，运用方式、手段、步骤的计划性，对活动后结果的预见性。所以，马克思曾将人类建筑师与蜜蜂作比：“蜜蜂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我们看到，许多卓有成绩的艺术家们都宣称：“在艺术中，作为个体的人及其欢乐与痛苦，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目的性也正是修辞区别于其他语言活动的主要特点。

修辞的主体能动性常常表现在人在艺术形式中的行为自指。人是高等动物，万物之灵，作为生物链的最顶端，人的一切行动都带有目的性。从原始人最初与自然抗争、积极努力生存的阶段，一直到今天，科技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人的一切活动（包括创造性的言语活动）都打上了浓重的目的性色彩的烙印。

语言作为人类最有用的工具，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人类通过它表现自己同时了解别人。语言是人与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无以替代的桥梁。语言的特质决定了它必然伴随每个人的一生。人们总是在感叹社会文明的演进、生活内容的巨变。而当我们沉醉于文化的灿烂、文学的精彩，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语言成就并记录了这一切。对语言运用的时空探究，让我们有可能多视角审视文学，进而更全面地认识人类自身。

因此，语言修辞的表达重点就在于人的“情”和“意”。它是人的情意的显现，是人的精神的发挥。修辞作为一种积极的语言活动，是人作用于世界的一种社会实践，所以，必然有语言对世界的指称与描写。但修辞的本质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对人的感觉、情义、思想的表达。如岑参《初四再赴江南别诗》中所写：“山驿秋云冷，江帆暮雨低。”表面看是对自然现象的精准描摹，表现了人观景物之细致，其实它不仅表现了人物的视觉，更展示了作者内心的奇特感受，所以人常用此特点来评价修辞。在研究修辞现象时，修辞学者们特别注重以“辞”见“人”，以“意”逆“志”。就修辞表达来讲，“文字成，不见作者面目，则其可有可无。”的主张则充分表现了对汉语修辞的主体性质的深切领悟。

的确，我们看到多数时候，作家们是借助事物或现象的特点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主观评价，喻体被放大、被突出的过程本身，实际上就是作家主体意识被强调的过程。肖复兴的《都市女人》有一段这样写道：

都市的女人，永远追求着新时尚，占据着东风第一枝。她们的裙子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她们的裤子一会儿变肥，一会儿变瘦；她们的风衣一会儿变成铁锈红，一会儿变成紫罗兰，……她们大多是从电视，从广告，从橱窗，从旁人那里学到的。她们极易患这种比流行感冒还快的传染病。她们身上穿的其实永远都是“拷贝”。

这里写都市女人在服装上挖空心思地变来变去，其实是要表达作者的观点评价，即“她们本质上并不善于创新，而只会一味地模仿，虽模仿得惟妙惟肖，却毫无独创意识”。“拷贝”一词的使用，则突现了作者心中想到但并未说出口的“俗气”之意。由此看来，在语言实践中，修辞的主体把握主题与写作目的控制的作用从来都是不容忽视的。

（二）修辞的主体能动性大多表现为作品中情与景的有机融合

人类对自然从来都充满着敬畏之情，尽管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已高度发达，但是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人类有时还是显得很无奈甚至很渺小。只是人类似乎不愿意就此忽视自身的力量，于是在一定条件下时地表现出对客观的能动作用。在上个世纪非常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定历史、政治背景下，中国人甚至曾豪迈的宣称“人定胜天”。今天看来，这样的宣言虽然显得有些浮夸、幼稚，但其中所透露出的却是一种人类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强烈征服欲。人与动物与自然应当是互相协调、共生的，但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将动物分类，制造所谓害虫、益鸟等说法，却也充分体现了人对整个世界的绝对主宰作用。

也许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国修辞的传统从不注重用语言对世界的客观冷静的描摹，而是立足于修辞主体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质，立足于心灵与自然的同构、同形，将描摹自然与表现自我统一起来。无论是陶渊明的田园风光，王昌龄的边塞景物，还是鲁迅的人物形象以及沈从文的风土人情，无不如此。

杜甫诗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窗一门让人体会到无限的空间和时间，而这也正是主体能动性在修辞中的具体表现。修辞常常对语言符号作超常作用，对客观世界作“歪曲”表现，不少人由此仅把修辞理解成一种技术层面上的事情。其实，这是主体能动性的表现，修辞的每一次这种作用，就是对世界的一种个别看法，诗句所透露出的人情与自然之水乳交融本身就是一次意义创造，而这正是修辞的实质所在。李白诗“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以及李商隐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都看似无逻辑，不可能，但是由于人的主观情感的参与，使之成为不可多得的神来之笔。

修辞是对语言的使用，而语言最大的特征就是结构性，有语素组合成词，词与词组成短语，词和短语再组合成句子，都是语言的所谓“结构”，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个体关系的联结。

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结构构成了语言最重要的基本性质。对结构的描写、分析与研究成了语言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但是，在语言运用中，语言结构不断地被拆解，特别是在修辞运用中，这种“解构”往往是有意的，所以对“解构”的规律、意义的研究也就成了修辞研究的重要内容。现代文学史上“九叶诗派”致力于寻求最佳效应的诗歌语言表现形式，对促进民族语言运用的多样化、现代化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九叶诗派”为了尽力发挥语言的形式功能，对破句断行这种解构性运用进行了大胆尝试，如杭约翰《题照相集》：

凝固了你的笑、你的青春。生命的步履从这里再现，领你去会见自己这种“超越性解构”不是纯技术的硬性撕裂，而是冲破现有句法、词法、章法等固定结构以创造全新意义的解构。

“青春”分行，意在强调青春充满活力，而且又增加了视觉色彩（青）、时间意象（春）等意义。“再现”的断行，也有突出的视觉，产生与“会见”连绵紧密的效果。这种词语的解构是其表现空间的拓展，又是一种内在情感意义的超然释放。

所以真正浪漫的生活是将现实与美梦相连，消解现实残酷与无聊的有效办法是与美丽的诗歌为伴。据说有人出游随身带着枕头和诗集，因为枕头是做梦的工具，而诗集是梦的内容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