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中小企业合作的机遇与问题

中日中小企业合作的机遇与问题_日本社会观察2015

蔡建娜⁽¹⁾

［摘　要］自世界金融危机，尤其2011年日本“3·11”大震灾以来，全球产业链局部调整动向加速，在日本出现了原来从未出现的现象——原来日本产业体系中第二、三梯队的中小企业大量向海外转移。这些日本的中小企业具备技术专精和管理精细的特征，其中甚至有很多是拥有独特技术的中小企业。目前，日本已经明确把推动与帮助中小企业走向海外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来实施。如何把握日本中小企业海外转移新趋势，推进中日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对于突破当前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困境、实现中国实体经济的转型和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日本中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合作创新

日本中小企业属于典型的“小微”企业，具有管理精细、技术专精的特点，但是因为长期依赖大企业配套体系存活，市场能力较弱。而发展中的中国，目前仍然处在经济转型升级和消费升级的曲折进程中，中国的中小企业驰骋中国市场多年，具有丰富的本土市场经验，也有一定的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

长期以来，中日中小企业在各自的市场土壤中各求生存，双方交集不多，没有太强烈的合作诉求。近年来，日本国内产业体系调整，日本中小企业开始寻求向海外拓展，也在寻求以合适的方式进入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具有相当市场开拓能力的中国中小企业却日益受限于自身技术、管理等多方面内在能力的制约，陷入了转型困境，尤其是经过这波债务危机的洗礼以后，如何振兴实业、转型升级，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中小企业的共同追求。

在这个背景下，中日两国的中小企业开展合作，推进优势互补，是有可能的，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可以说，从中长期看，中日两国的中小企业之间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促成日本中小企业和中国中小企业的合作能够帮助中国中小企业跨越转型陷阱，通过内在技术、管理等多方面的提升来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水平，促进中国实体经济水平的转型。中日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合作需求和巨大的互利空间，但是双方也存在信息不对称、文化与沟通障碍等不利因素。抓住这个机遇，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与合作平台推动双方合作，对提升中国中小企业竞争力、形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有一些专家学者或政策制定者表达了对两国中小企业合作的期待，但是基本上是停留在外交辞令的口头表达，企业界认真考虑此可能性者还很少，因此在这个领域也鲜有特别正式的研究。在这个时间点上，仔细梳理一下这一时期日本中小企业海外转移的趋势和特点，并进一步考量中日中小企业合作的可能性，也有了新的意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重新强调制造业的发展，试图重振实体经济，这两年也确实看到了欧美企业直接海外投资（包括在华投资）的降温。然而，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制造业复兴战略”主要针对的是创新型的高端制造业，对于相对中高端的成熟制造业而言，产业发展追逐成本削减以抵消危机冲击的逻辑决定了其全球调整的不同路径。

具体来说，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大规模生产方面已经不具备成本优势。发达国家国内成本高涨与市场饱和的实际情况都在进一步挤压其本土制造业的发展空间；金融危机之后，跨国大公司采取的直接应对措施都是成本管理，使其母国产业配套体系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了挤压。因此，更多相对中高端的制造环节正在寻求向成本洼地转移制造技术，并寻求进一步量化生产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事实上，中高端制造环节的国际产业转移已经不可逆转，这种动向在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已清晰可见。

可以说，当前的世界经济陷于较为普遍的后危机状态，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有所动摇，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正在进一步重组。总体而言，世界经济仍然缺乏有力的引擎式增长的新技术、新领域；但是就局部而言，这种产业分工重组、产业链条的转移酝酿着重大的机遇。

在日本，全球金融危机、日元升值，以及日本“3·11”大地震引爆的日本跨国企业供应链的调整引发了日本产业体系的巨大变化，加速了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

近几年来，日本海外直接投资再次掀起新高潮。2011年，日本向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呈现爆发和全面铺开的趋势，当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91263亿日元，比2010年增长了84.4％，除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大幅增长之外，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较2010年增长了59.9％。日本2012年的海外直接投资在前一年爆发增长的基础上保持了企稳趋势，总额增长7.1％，除上年急剧增长的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态势有所回落外，日本对华投资增长7.1％。

在全球对华投资呈现低迷的状态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属于逆势增长。从总投资额看，201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列于日本对美国、英国直接投资之后，中国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国；2012年，尽管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事件恶化，但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依然超过了英国，中国成为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国。近两年，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急剧增长，对汽车领域的投资尤其活跃。与其他全球对华直接投资五成以上针对非制造业、两成针对房地产业不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整体偏重制造业。

根据中日投资促进会的观点，在过去30多年，日本大企业对华第一轮投资现已基本结束，今后单项投资额达到几百亿、几千亿日元规模的项目不会很多，但在日本企业中占99％以上的中小企业可以帮助两国开拓新的经贸合作领域。

日本总计约有421万家企业，其中大企业仅1.2万家，其余419万家全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拥有独特的技术，具有较强的海外拓展欲望。但是，对于投资中国市场，日本中小企业自己“走出去”的成功经验不多，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跟”着大公司出去，如一部分日本中小汽车零部件企业随着日产与丰田落脚于武汉经济开发区。然而，近些年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不得不面对独立走出海外去发展的艰难选择。

日本“3·11”大地震暴露了日本制造业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供应链中断、能源短缺、原材料依赖进口等。震灾刺激许多日本大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塑产业链以抵御风险，如汽车零部件厂商受灾害震动，彻底调整供应链体系，尤其是通过建立零部件材料和规格的通用化来构建全球分散化的采购体系，对本土中小配套商的订单下降得很快。这种产业体系的调整让日本产业体系金字塔结构中部与底部的企业，即属原有产业配套体系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中小企业迫于生存压力开始整体性地向海外寻求转移和发展。

因此，与过去以大企业为中心的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不同，在新一轮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中小企业呈现比大企业更加活跃的姿态，日本海外投资开始出现“大众化”的趋势。从JETRO的这份调查报告的数据来看，样本中的中小企业在未来三年内考虑到海外投资的比例自2008年以来持续上升：2008年此数据为45.1％，2009年为51.9％，2010年为66％，2011年此数据进一步上升到71.4％，平均年递增近9％（见图1）。

图1　（日本）中小企业今后三年左右海外进出的方针（基于2008～2011年调查）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投资报告2012年版》，JETRO（2012年9月），引自《关于平成22～23年度日本企业海外事业展开的问卷调查》。

相较于过去投资海外的日本中小企业，这一轮海外投资涉及的日本中小企业更多，到海外拓展的原因除了出于自身实力的自信而主动出击的国际化战略之外，还有大量原来并没有海外拓展愿望，只是迫于压力而被动面对国际化选择的日本中小企业。这也是这一轮日本海外直接投资开始出现“大众化”趋势的原因所在。

对日本的中小企业来说，选择国际化经营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根据日本中小机构2003年针对日本中小企业选择国际化经营道路的缘起因素的一项分析（多项选择），在所有样本企业中，对本公司产品有自信、意欲在海外拓展市场的占38％，受客户劝说的占21.7％，受关联银行劝说的占0.6％，受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成功例子所触动的占4.9％，总计有65.2％的选项动机指向希望通过国际化来扩大事业而主动选择了国际化经营，然而不得不选择国际化经营的也占了66.5％，23.3％的受访者指向“客户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海外”，22.2％的受访者指向应成本削减需要而强烈认知到海外生产的必要性，21％的受访者指向因国内销售增长问题而瞄准海外市场（见表1）。

表1　日本中小企业国际化缘起的调查

资料来源：《地域中小企业国际展开方式的事例及课题的关联调查研究》，（日本）中小机构调查研究报告书第5卷第2号（通号21号），2013年3月

1．日本中小企业国际化能力相对不足

国际大产业资本的海外转移的主动性、主导性很强，其雄厚资本实力和信息能力能够支撑其从自身全球战略出发，在全球范围内主动寻觅最合适的落脚点。与之前国际大产业资本的海外产业转移不同，日本中小型企业（包括微型制造业企业）的海外转移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国际化能力相对不足。

日本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大公司配套体系的荫庇之下，一旦这个体系动摇，基本上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一方面受制于生存困境和中国市场的诱惑，另一方面自身实力不足以支撑其独立在海外进行投资活动，这不仅包括前期对投资环境的了解能力，也包括后继投资中所需的资本实力。日本的中小企业普遍负债率较高，很多都达到70％～90％，因此它们在和外企合作、开拓海外市场时抗风险能力很弱。

对陌生环境的恐惧、怀疑和自身能力的不足将大大遏制日本中小企业向外求生存和发展的冲动。这也是日本政府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海外拓展提出支援政策的原因所在。

2．对落户地区域环境与企业家素质要求比较高

跨国公司的海外转移一般只需要落地处政府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包括硬件基础设施、透明开放的游戏规则、良好的公共服务等。但对日本中小企业而言，除了上述他们习惯了的接近国内的环境之外，他们还需要中方合作伙伴的支持，否则凭其自身能力无法在中国市场上独立生存。

这一方面说明，这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与以往任何合资、合作的情况不同，中国中小企业可以作为主体参与，可以在合作、合资中把握相当的主动权，这是这一合作的独特意义。但是，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还处在粗放式的发展阶段，急功近利的心态比较重，对双方合作的磨合过程会存在认知不足。同时，中国制造业，尤其是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整体基础相对薄弱，与日本同行存在很大差距，在管理技巧和技术方面需要形成系统提升；中国企业家重市场、轻技术，对日本的精细化管理理念缺乏认知与理解。

根据笔者对日本机构驻上海事务所的初步调研，长三角及各地开发区在引进外资方面存在偏重大企业、要求大规模租借厂区土地、要求大笔投资额的习惯路径。地方政府和园区管理阶层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特性不太熟悉，过去粗放型的投资意识还没有转换过来，很多程序设置都无法适应日本中小企业投资的实际情况，阻碍了日本中小企业投资的进入。而中国的中小企业家虽然都非常希望有机会与日本的中小企业合作，但是他们对这个过程中所需要进行的理念方面的磨合缺乏足够的认知。

日本中小企业已经将海外拓展作为重要的经营策略，而日本中央政府及各地方自治体的政府也已经把扶持日本中小企业向海外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从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到组织体制的支援，开始作系统性的部署。

例如，日本最重要的中小企业政策银行——日本政策金融公库（银行）于2011年9月在上海设立第二个海外事务所；2012年4月，日本政策金库（银行）在其国内所有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设置针对中小企业向海外投资的咨询窗口。在贷款制度上，日本政策金融公库（银行）利用原有的母子公司贷款对向海外拓展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2012年8月，日本政策金融公库（银行）修改了公库法，设置了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备用信用证制度，支持日本中小企业的海外法人在当地获得信贷资金，并于2012年9月与泰国曼谷银行达成业务合作，而半政策银行性质的日本商工中金（银行）也在中国开展了类似的业务合作。

日本中小企业向海外拓展这一趋势会长期存在。作为日本国策之一，来自日本政府与民间的共同推动有望加快这一进程的进行。日本众多公共机构，包括JETRO（日本贸易促进会）、日本政策公库（日本国家中小企业政策银行）、日本商工中金（日本半民间中小企业政策银行）、日本中小企业基盘整备机构（日本中小企业专门支援机构）以及各地方自治体均在上海设有事务所，对日本中小企业进入中国提供信息与咨询服务。

中国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公开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占整体企业数量的99％，其税收大概占整个国民税收的50％，其国内生产总值大概占总额的60％。与此同时，中国中小企业创造了70％的创新成果，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毫无疑问，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关乎就业与民生的稳定，也关乎实体经济的振兴和市场经济的推进。近几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日益深化，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形势出现了复杂的变化，国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陷入了困境，甚至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

虽然新一届中央政府上台后对中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两年来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和税负压力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与措施，但是这些政策运行的实际效果还不是最理想。归根结底，除了一时之间无法撼动的体制障碍之外，实体经济陷入过剩困境、转型提升不得力也是政策不能有效传导和撬动实体经济的症结所在。通过大量引入拥有高端技术、甚至独特技术的日本中小企业，在此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让本土中小企业参与其中，实现两者之间的互补与互利，或许是解决中国中小企业转型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1．多样化的产业类型

从产业类型来看，温州中小企业涉及的行业类型相当广泛，既有鞋业、服装等传统型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有汽车零部件、机械制造等要求一定制造技术和产业基础的制造行业。

2．集群发展模式

从发展形态来看，温州的中小企业的集群式发展是非常明显的，特定的产业在温州的某个具体市镇集中布局、发展，并形成诸如“乐清的低压电器”、瑞安的“中国汽摩配之都”和“印刷机械基地”这样的区域名牌。这种自然形成的集群式发展是温州经济的一大特色。近年来，部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相对停滞，但也有些行业实现了快速成长，例如，瑞安的汽摩配产业近年来得益于中国汽车市场的繁荣，从而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增长。

3．中低端市场的优势地位

总体来说，温州的产业发展处在这样一种位置：在中国和世界的中低端市场，由于温州产业所独有的无与伦比的细密分工带来的快速反应和低成本优势，显示出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占领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而且从中开始成长出一批逐渐向中高端市场升级的规模化大企业。

从发展态势来看，在温州，鞋业、服装等密切贴近消费者的行业基本已经实现了品牌化经营，像美斯特·邦威、康奈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就很高，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龙头正泰、德力西基本上也成了中国的行业龙头，并吸引了同行业跨国龙头的警惕与关注。

4．发展的自立性和自主性

从发展路径来看，温州产业发展最为独特的东西就在于其发展的自主性、自立性。从最初的起步阶段，温州人就把视野放到整个市场，从开始的全国市场到后来的全球市场，捕捉其中的机遇、整合自身和外部的资源，自己摸索着走出了一条发展道路。可以说，温州经济发展30多年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一群对市场非常熟悉和敏感的企业家，他们的脑海中藏着为诸多跨国公司信息部门所不能及的对中国市场和世界中低端市场的深层洞察与细微了解。

瑞安地区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培养了一群生机勃勃、力争上游的企业家，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强烈的开放精神和学习热情以及对外来观念和知识的吸收能力。同时，这个群体还具有很多地区很难复制的群体学习机制以及相互协调能力——成功的经验很容易在这里被复制，分工和协调很容易在这里发生，从而形成整体和系统的发展态势。

5．温州中小企业的发展困境

由于自身产业技术积累的薄弱和自身生产的相对低附加值特性，温州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也陷入了转型陷阱。其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几乎所有中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具体表现在近年来持续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土地成本上涨、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汇率波动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出口利润下降等。所有这些转型的困境与问题在温州中小企业身上也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宏观经济激励在极大程度上鼓励投机而抑制实业发展，因此温州人在过去十余年间整体上对实业的投入度和兴趣度也有所下降，大量资金流向投机领域，客观上使实业上的投入相对不足。

而自2010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结构调整的滞后效果开始呈现，民营经济，尤其是其中大量的中小企业的转型滞后带来的问题开始集中爆发，使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经济波动中最为脆弱的群体。作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一部分，在中国民营经济集中的地区首先爆发了债务危机，包括温州、泉州、无锡等区域，都已经产生一定规模的区域性不良债务问题，把大量的中小企业拖入了发展困境，而温州的问题尤为严重。

客观上，过去的十年就制造业而言是“失去的十年”，温州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努力整体不足。可以说，温州中小企业陷入“转型陷阱”，一方面确实反映的是客观问题，另一方面其实影射的是整个社会转型的决心不足。

虽然新一届中央政府上台以来对中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两年来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和税负压力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与措施，但这些政策运行的实际效果还不是最理想。归根结底，除了一时之间无法撼动的体制障碍之外，实体经济陷入过剩困境、转型提升不得力也是政策不能有效传导和撬动实体经济的症结所在。大量引入拥有高端技术、甚至独特技术的日本中小企业，在此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让中国中小企业参与其中，实现两者之间的互补与互利，或许是解决中国中小企业转型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1．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新常态下的转型压力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深度调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中国经济事实上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副作用消化的“三期叠加”效应的综合挑战，中国经济粗放发展的旧有模式更加难以为继。越来越严峻的自然环境资源压力、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社会压力也迫使中国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型，而长期改革滞后形成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症”所带来的后果也越来越无法回避。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自2014年创新宏观经济管理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2015年更是进一步提出“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减速（每年7％左右的增长）、从供给管理转向需求管理、强刺激政策退出、经济结构调整提速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加快。

国内经济和政策的大局在倒逼中小企业的转型。如果说中国中小企业主们在过去的十年中依靠粗放经营仍然有利可图，甚至可以通过其他领域投机收益来弥补企业自身转型不利的问题，那么如今转型压力已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不得不面对了。

2．中央政府针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政策

从政策层面来看，中国新一届政府自上台以来，在其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中，对小微企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自主创新等领域的扶持思路再次清晰起来，强调对房地产以及其他包括金融在内的投机领域的抑制。两年来，政府密集发布了一系列开发市场、增进经济活力、扶持民营经济（尤其小微企业）的系列政策，其中包括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月销售额不超2万元企业免征两税、“营改增”试点扩至全国、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宽带中国”战略、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等八项重要政策措施。尤其针对小微企业提出金融扶持措施，国务院于2012年8月公布《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确保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水平、大力拓展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然而这些政策运行的实际效果还不是最理想。归根结底，除了一时之间无法撼动的体制障碍之外，实体经济陷入过剩困境、转型提升不得力也是政策不能有效传导和撬动实体经济的症结所在。

世界产业格局在局部调整，新的世界市场体系将逐渐形成，其中酝酿着重大的机遇。这个机遇所支撑的成长空间或许能支撑起新的大型制造企业，与欧美新产业革命形成的制造企业分居不同市场空间的领衔角色。

目前，中国还不具备在高科技、高端制造领域和欧美全面竞争的实力，但是在中高端制造业中，中国具备产业升级的基础与条件，而日本中小企业可以带来必须的制造与管理技术。通过大量引入拥有高端技术、甚至独特技术的日本中小企业，使中国本土中小企业参与其中，把握合资合作过程的真正主动权，培养未来的中国本土大企业，不失为提高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的一条有效路径。

这个发展方向如果可行，可以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与研究，进一步明确战略思路，凝聚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意识，同时协调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力量，制定行动路线图，有策略、有步骤地主动出击，切实把握这个机会。可以说，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机械性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集企业层面的文化、管理、技术、工艺流程改造和产业层面的公共服务，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引导、协调于一体的系统工程。

与此同时，这样一条发展路径的战略实施意味着地方经济真正的转型和升级。我们喊了这么多年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建立服务型政府，但实际上无论是企业的转型还是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都需要一个契机和一条实施路径。对某些中小企业集中的地区来说，促进中国中小企业和日本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来引领产业和整体经济提升将不失为一条捷径。

目前，总体而言，关于促进中日中小企业合作这个课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基本上都处在空白的状态。根据笔者和日本中小企业研究者在温州的初步调研发现，中日中小企业合作的空间非常大，在汽车零部件等行业，两国中小企业合作的契机正在出现。

据同行的日本专家表示，日本中小企业的占地只有中国企业的1％，员工人数是中国企业的10％，工资大约是中国企业的10倍，但企业仍然能够获利生存。与日本同行业企业相比，类似温州汽摩配这类的企业在提高现有设备和技术的生产能力上还有较大的空间。温州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与日本中小企业的技术合作，开发和突破目前的产业技术瓶颈，实现产业集群整体技术水平升级；通过学习日本制造优秀的现场工艺，加强生产流程管理，注重生产工艺的现场改进，最大程度提高产能；与此同时，还可以学习日本企业优秀的管理文化，树立“员工是企业经营伙伴”的理念，让企业具有长期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通过我们在温州的调研，我们发现在汽车零部件行业中中日企业合作的空间非常大。

温州企业对中日合作可能性的热切期待，但是日本中小企业的顾虑还是比较多。我们了解下来，问题的实质还在于信息的沟通和信任的构建。

1．合作利益如何保障的问题

在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中，尤其是技术合作中，外国企业最为忧虑的问题是自身合作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比如中方企业在获得技术后可能产生的背信行为。

2．信息沟通的问题

对于国外中小企业，比如日本企业来说，到海外投资存在对当地经营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不熟悉带来的系统风险，尤其是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不能像大企业那样有条件花资金做大量调查和了解，因此它们的海外转移相对困难、顾虑重重。

过去的一般性海外产业转移比较重视区位条件、当地政府服务和基础设施条件以及优惠条件等，但如果日本中小企业选择落户于中国某个区域，与中国中小企业合作，则更加偏重对区域整体环境（包括政府和企业行为）的信任度。当然，这里很重要的微观基础是合作双方企业之间需求的密切对接。

类似的共性问题可能需要在一个由中日双方更高层面共同参与的沟通机制中提出，并构建一些制约机制，进一步形成中方当地政府或者产业、行业层面的协调性政策，从而解决这些潜在的信任问题。

如果可以在地方政府层面建立让日方信任的平台充当信息中介，比如让日本的相关政府、公共机构和权威专家参与进来，形成可供信赖的信息交换和沟通平台，将有助于克服日本中小企业进入中国的心理障碍。

因此，在推动中日中小企业合作的初始阶段，鼓励双方创建这种地方性、行业性的公共信息交流平台，鼓励围绕具体的产业领域让双方的政府、学界和企业家形成良性互动，解决一些共性问题，为企业提供信息和信任环境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毫无疑问，一旦合作的趋势成为气候，具备条件的地区将会展开新的竞赛。与此同时，海外中小企业会首先选择他们容易了解和产生信任的地区和企业作为合作的首选对象。按照日本中小企业的习惯在海外抱团移动的特征会比较明显，也会决定后继的企业移动的方向。

1．日本贸易促进会（JETRO）：《世界贸易投资报告2012年版》，2012年9月。

2．日本中小机构：《地域中小企业国际展开方式的事例及课题的关联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报告书第5卷第2号（通号21号），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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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建娜，女，博士，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