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风险威胁国家政权稳定

一个社会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有自然风险，如地震、风暴、旱涝等，这类风险往往是人类现有的力量难以抗拒的；有经济风险，包括投资风险、债务风险、价格风险等；有社会风险，如道德风险、法律风险等。对单位或个人来说，上述风险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分散出去，如各类保险公司、担保公司以及期货市场上的套期保值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但对整个社会、对国家来说，上述风险最终会综合成公共财政风险，尤其当风险范围扩大到一定程度时，表现更为明显。这几年中国出现的洪涝灾害，都会引起财政不同程度的减收增支。对于经济风险来说，更是如此。国有企业亏损的弥补、银行呆账的核销，都离不开财政。这就是说，投资风险、信贷风险等经济风险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变成财政的风险。

一、公共财政是社会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我们知道，财政是社会经济、政治的综合反映。所谓公共财政风险是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遭受严重损害的可能性。公共财政风险越大，国家机器正常运转遭受严重损害的可能性越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公共财政风险并不是财政部门的风险，而是整个国家及政府的风险。但与单位和个人相比较，公共财政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为财政是以国家政权为依托的，可以强制性地扩大收入来源，如发行货币、扩征税收等，而一般单位和个人却不具备这种能力。只有在这种“强制性”超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公共财政风险才会显现出来，并进而变为现实的财政危机。^[5]正是公共财政风险的这种隐蔽性特征，造成了人们对公共财政风险的麻木，缺乏敏感性。“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还不错”，这句顺口溜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也许正是公共财政风险的隐蔽性，致使公共财政风险不是动态地化解，而往往是不断地累积。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公共财政风险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突发为财政危机，并由此演化为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引起社会动荡。在中外历史上，因财政问题而政权垮台的例子并不鲜见。历史上孙科政府的垮台，直接导火索就是政府债信的破产。再如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都是因财政丧失了支付能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财政，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财权分割、财力分散的情况下，财政承担风险的能力便会弱化，稍大的经济、社会风险都可能导致财政全面崩溃。而财政一旦出现危机，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公共财政风险正悄悄地走来，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二、当前公共财政风险加剧的突出表现

财权分割肇始于改革之初的放权让利，形成于“诸侯经济”和“王爷经济”。历史地看，这并非改革之初的方向性错误，而是改革进程中整个分配机制的功能性缺陷所致。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收入方面来看，自1980年以来，公共财政收入一直呈下滑趋势。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2.1%下降到1995年的10.7%，平均每年下降超过11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更呈加速下滑之势。到1996年，这种状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下滑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扭转。地方收入快速增长，相比之下，中央财政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债务依存度跳跃攀升，已经达到55%。财政是政治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极度困难将严重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降低政府威信，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更为严重的是，各部门、各地方在预算外收入的征收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及严格的监督，名目繁多，使企业和居民不堪重负，而且滋生出各种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例如1994年，全国平均农业税负担率为2.5%（正税、附税之和），但许多地方的农民负担却超过了5%的规定，有的甚至达到10%—15%。究其根源，是国家统一的财权被部门分割，以致“三乱”恶性膨胀。所谓“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就是财权被分割的一种形象描述。与此同时，在这种格局下，国有资产流失和税收流失极其严重。据估算，这些年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和税收达到1500亿元，相当于近几年每年财政收入的25%—30%。这不只是单纯收入的流失，更重要的是，在收入流失过程中造成了分配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6]当前违法现象愈演愈烈，非法经营获取的高收入严重影响了合法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人们守法经营的意愿，阻碍了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非法经营、偷税漏税等行为，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

从支出方面来看，公共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有限财力只够“吃饭”，严重拖后经济发展。一是妨碍了生产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境等都是实现生产力再生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因素。由于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影响了这些社会事业的发展，如国民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从长远来看，将大大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二是影响经济的稳定。财力不足使中央的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缺乏力度，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失去保障，国家债务规模的迅猛扩张又增大了这种不稳定性。此外，日益膨胀的预算外资金乱支滥用的情况非常严重。预算外资金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法律效力的规章而收取、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各种财政性资金。其主要弊端是：

（一）扩大了收费部门的收入差距，造成苦乐不均

一些职权部门权力大，收费项目多，收费也多，财大气粗，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其他部门，造成各部门之间相互攀比，千方百计地增加预算外资金的收入，这既是收费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是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部门和单位还把收费当作本部门唯一的或主要的目标，而忽视了政府管理服务职能的发挥，使得政府行为扭曲。收费部门有了充足的收入来源，花钱大手大脚，各项经费支出标准超出国家规定，各种装备设施、办公的条件、职工的待遇都高于单靠财政拨款过日子的部门，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产生了部门之间权力、利益的矛盾冲突。

（二）冲击财政分配，脱离财政监管，滋生腐败

收费单位将资金上缴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只是象征性地在财政专户“旅游”一遍，很快又划拨回收费单位使用，使收费单位有借口称其资金是财政拨回的，是经收支两条线的合法资金。财政部门对划拨回收费单位的经费又不及时追踪其支出情况，使体现政府职能的财政性资金长期在体外循环，这就很不利于集中财力支持基础产业等方面的发展，削弱了财政分配的主导地位，影响了财政宏观调控能力。预算外资金脱离了财政监督管理，收支随意性大、自主性强，变成了无人过问的“自留地”或难以解决的“小金库”，这就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温床。

例如，预算外资金乱支滥用情况容易引发腐败现象，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成为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举措。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们在清理检查、摸清家底的基础上，由财政部门直接统一征收或委托某一机构统一征收预算外资金，征收的预算外资金全部缴入财政专户，由政府统筹安排资金支出规模，并仍由原管部门按政府确定的支出规模使用资金；对金额或部分预算外资金的收入或结余，按照定比定额的原则集中，统筹安排，主要用于加强地方财源建设以及补充预算内的不足。同时，对预算内外资金统筹考虑，综合平衡，年初确定收支计划，统一支出标准，按收支计划完成情况进行奖罚。类似方法使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工作取得了成效。为掌握全国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况，中央纪委在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9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建立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2014年1月至12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3085起，处理党员干部7174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7606起，102168人受到处理，31338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2014年12月份查处问题4238起，其中违反工作纪律2299起，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和健身活动等1025起，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321起，婚丧大操大办213起，公款旅游115起，收送节礼129起，公款大吃大喝113起，楼堂馆所违规问题23起。12月当月因八项规定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中地厅级7人，县处级87人。

据统计，中国贪官外逃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的资料显示，涉及贪污的，90%以上是党政官员。北京市2001年处理的120个贪污案件中，70%涉及的人员是大、中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而贪污情况最严重的，在公共建筑领域。

国家社科规划的“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资料显示，中国外逃的4000多名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但是要准确估计出中国外逃贪官的人数，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与贪官外逃相伴的是资金外逃。中国在1988年至2002年这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从1990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100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事实上，腐败案件案发率一直居高不下，2001年后，年案发量均在40000件以上；100万元以上的案件也从1993年的57件持续上升到2000年的1335件，达到最高峰，2001年后，则在每年1300件左右波动。据课题组调查，在目前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有60%—70%的大要案是通过群众举报发现的。^[7]就在2014年7月底，王岐山领导的机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纪委）——正式启动了对周永康的调查。周永康曾经主管中国国家安全事务，是1949年以来以腐败罪名被公开指控的最高级别官员。

（三）加剧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双膨胀

由于缺乏政策引导、制度约束和必要的监督管理，预算外资金在使用方向和范围上较多地偏向两个方面：一是用于项目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地方政府一般立足于本地利益，计划能力和投资重点与国家不一致，缺乏科学性，造成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非生产性建设比重过高，建设使用效力低下的情况。二是用于本单位自身的日益增长的经费开支，为职工发奖金、搞福利，扩大了个人消费基金，破坏了国家的分配政策和分配秩序，出现非工资性收入高于工资性收入，不直接创造价值的行政事业人员收入远高于产业工人收入的不合理现象，造成有收费收入和无收费收入部门之间，以及收费多与收费少的单位之间分配不公。

就投资而言，源于财权分割而致使各部门、各地方的预算外资金投入往往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分散且规模不经济，而且造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不但不能集中有限的财力来加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反而使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雪上加霜。

古人云：“利出一空（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宁。”财权分割破坏了国家预算的完整性、统一性，使得公共财政风险加剧，甚至进而威胁到社会稳定。财政是和“政”联系在一起的，财政出了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往往是政治、社会状况的一种综合反映。

三、准国债的失控使公共财政风险增加

所谓准国债是指政府部门、政府机构所发生的由政府来担保的债券，如行业主管部门、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等。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行业性的经济组织，如铁道、煤炭、石油、石化等，它们发行的债券，实际上也属于准国债的范畴，因为这些行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可能破产，一旦偿债出现困难，政府不可避免地负有连带责任，以政府投入的资本，只承担有限责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国家集中性的资金非常有限，而社会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为了加快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基础工业，政府部门或政府机构独自适当发行一些债券来筹集资金是可行的，这样也减轻了财政集中性筹资的压力，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分散了社会的注意力，减少了政府发行债券的社会压力。但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在观念上要意识到政府非财政部门发生的债务也是政府的债务，必须统筹规划、严格控制。如果片面地认为这是企业的事情，与政府无关，那就大错特错了。然而，现实的情况恰恰就走进了这个误区。近几年来，一些行业主管部门和国有单位纷纷发行债券，诸如铁道债券、电力债券、三峡债券、银行债券等，并且发行利率都高于同期发行的国家债务。这实际上是政府自我竞争，大大增加了政府筹资的总成本。更重要的是，这容易使人们对政府的债务规模产生错觉，淡化了社会各界对政府债务的风险意识。截至2013年6月底，中央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9.8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约0.26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约2.3万亿元，合计约12.38万亿元。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10.8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约2.6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约4.34万亿元，等等。总体看，截至2012年底，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当年GDP的比率约为36.74%。考虑或有负债的历史偿还情况看，2012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的总负债率或有提升。债务率方面，截至2012年底，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约为105.66%。考虑或有负债后，总债务率为亦有所提升。^[8]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准国债是国家担保的，和“金边证券”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收益率更高，因而争相购买。这无形中助长了准国债的盲目发行，扭曲了利率结构，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通过对各举债主体的信用等级的评定来规范债券市场的举债行为。但这对准国债实际上是无用的，因为不可能由此割断准国债对公共财政的风险依存性。一条可行的路子是加强政府筹资的统一规划，让负有风险连带责任的公共财政参与政府筹资规划的制定，更多地通过财政举债转拨的方式来进行，以避免多头举债带来混乱。

四、国企的低效无活力放大了财政风险

国有企业能否良性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全局，也是检验中国经济改革成败的标志。现实的问题是，在财政陷入困境的同时，国有企业也陷入了高负债、低效益的困境，从根本上制约了财政状况的好转，使公共财政风险成倍放大。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一方面使财源日益枯萎，削弱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后劲；另一方面使公共财政承受的亏损补贴进一步扩大。尽管从账面来看，财政用于企业的亏损补贴从1991年的510亿元下降到1995年的327亿元，但实际上是转化给了银行，再通过银行转化给了财政。银行不良资产增加，不只是减少了银行上缴利润，而且成为财政的沉重包袱。银行危机最终都会变成财政危机。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不只是直接使财政减收增支，而且还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成为财政的负担。如失业问题就会产生沉重的支出压力，企业破产、停工或部分停工会直接导致失业增加。企业效益低下，难以提供更多新的就业机会。这一增一减，将直接促使失业率上升。根据人力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3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末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26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05%。据分析推算，国有单位投资中约有1/3的资金成为“社会游资”，投入泡沫经济中去了，严重威胁着宏观经济的稳定。国有单位大量投资处于严重的宏观失控状态，随意性极大，不仅进一步扭曲了经济结构，而且加大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不言而喻，这使公共财政风险剧增。

五、外资失控使财政风险变为主权风险

所谓外资，是指相对于本国资本的外国资本，主要来自外债、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三个方面。商务部发布的最新外贸数据显示，2014年1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了107.6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16%；同期，中国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2.3亿美元，同比增长47.2%。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实际利用外资出现两位数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中国政府推动的各项政策显现成效，另一方面是中国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逐步显现，使全球对华投资总体看好。他说：“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向好，内需潜力巨大，人才竞争力不断增长，产业配套能力日益完善，并且集聚效应突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等等都体现了这种综合优势。加上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更加注重提高机关行政效能，完善投资便利化措施，切实改善投资软硬环境，这就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投资目的地。”数据显示，服务业利用外资高速增长是1月份中国利用外资明显增长的最直接原因。1月份中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了57%，金额达到63.3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国内资金短缺状况已得到缓解，目前出现了庞大的银行存贷差额，闲置资金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逐年攀升，过去资本与外汇的双缺口已被双剩余所取代，此时外资作为资金补充的功能越来越小。随着国内经济拉动因素从出口向内需转变，外资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也进一步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早期以填补资金缺口为导向实施的各种优惠政策越来越暴露出诸多弊端，致使外商投资没有限制地大规模进入，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对国内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

这种挤出效应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外商投资将导致对国内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占用、对国内市场的垄断，进而阻碍国内投资的可持续增加，这是外商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根本原因。外商投资的挤出效应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产生：一是在产品市场，通过对当地企业的产品、服务、学习过程以及成长历程产生影响，挤出当地企业与投资；另一种是在要素市场，通过影响当地企业可以获得的资金、劳动力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或者影响当地企业获得这些要素的成本来挤出当地企业与投资。

其次，流入外资的投向、来源与技术特征等是外商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直接原因。从外商投资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结构上，内外资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在技术上，外资主要投向技术密集程度不高的一般加工业；在来源上，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投资占有较高比例。在中央提出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之后，截至2008年12月19日，共有18个省市公布未来一至两年的投资计划，投资总规模超过25万亿元。其后一至两年，这18个省市政府性投资约为3.4万亿元，政府资金预计带动社会资金的平均比例为1∶5。这意味着政府资金要在更大力度上撬动民间投资。但目前的种种迹象显示，民间资本不仅要面临由于政府“大包大揽”的投资习惯造成的“挤出效应”，还要面临无法参与绝大多数资源和优质项目的“行政挤出”。

从理论上讲，过度投资把综合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给挤出去了。综合要素生产率包括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企业管理的加强。当投资增长快的时候就容易忽略一些因素，比如说有钱了，就会更重视引进技术，而不是自己开发技术。挤出效应是很危险的，要下决心按照十八大精神保持投资适度增长，不能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公共财政资金的投资会提高市场利率，从而造成对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9]。例如，国家统计局2008年12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11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27614亿元，同比增长26.8%，较前10个月27.2%的增幅下滑0.4个百分点。从项目隶属关系看，中央项目投资13124亿元，同比增长31.8%；地方项目投资114490亿元，增长26.3%。中央项目投资的持续增长，显示出11月初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已在投资上显现出效果，相比之下，地方项目投资略有走软则明显地折射出由于投资者信心缺乏引发的民间资本投资缺位对投资增长的影响。的确，在经济低迷时期，民间资本更愿意持有现金而不是投资，除此之外，公共财政大包大揽、不计效益的投资习惯，无疑也为民间投资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如此一来，不仅没有带动私人投资，反而造成了“挤出效应”。

（二）影响国际收支，加剧通货膨胀

外资的大量流入将导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从外需来看，2012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强化等，中国进出口增长低于预期，据海关统计，2012年中国进出口比上年只增长6.2%，其中出口增长7.9%，进口增长4.3%，在与主要贸易国的双边贸易中，中日、中欧双边贸易下降，中美、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及与俄罗斯和巴西双边贸易不同程度地增长。2012年，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虽不是负值，但由于出口增长是一位数，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事实上不到1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对GDP贡献率则为5.5%，下拉GDP0.4个百分点。

（三）技术水平低、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在外资流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些高污染产业也纷纷转移过来，造成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和经济的不可持续增长。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下，一些地区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对项目审批把关不严，缺乏对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给发达国家转移污染产业和夕阳产业提供了机会。制革、印染、电镀、杀虫剂、造纸、橡胶、塑料等产业一般具有高消耗、高污染的特点，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产业。以铸造行业为例，中国铸造行业的能耗占机械工业总耗能的25%—30%，能源平均利用率为17%，能耗约为铸造发达国家的2倍。中国每生产1吨合格铸铁件的能耗为550—700千克标准煤，国外为300—400千克标准煤，中国每生产1吨合格铸钢件的能耗为800—1000千克标准煤，国外为500—800千克标准煤。据统计，铸件生产过程中材料和能源的投入约占产值的55%—70%。中国铸件毛重比国外平均高出10%—20%，铸钢件工艺出品率平均为55%，国外可达70%。

中国除少数大型企业，如一汽、二汽、大起大重、沈阳黎明公司等生产设备精良、铸造技术先进、环保措施基本到位以外，多数铸造厂点生产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一般很少顾及环保问题。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规模小、技术水平低、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了专业化调整，提高了企业的集约化程度，但铸造生产的粗放型特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生产现场环境恶劣、作业条件差、技术落后，粗放式生产的铸造企业占90%以上。1998年在匈牙利举办的第63届世界铸造会议上颁发了环境保护奖，获奖铸造厂中没有一个在中国，这与中国的铸造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中国铸造业的环境问题还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超量消耗上。铸造生产中，炉料主要是生铁、废钢、焦炭、石灰石、型砂、芯砂等。就其作业来讲，有的是在机械振动和噪声中进行，有的还在高温环境中进行，如熔化、浇注作业。一些会产生刺激性气味，粉尘的作业环境更是恶劣。在中国铸造车间，每生产1吨铸件，约产生50千克粉尘，熔炼和浇注过程排放废渣200千克、废气20立方米，造型和清理排废砂13—15吨。以年产2200万吨铸件计，每年排污物总量为：废渣约440万吨、废砂近1650万吨、废气4亿立方米。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中国铸造行业环境问题的严峻程度，采用高技术实现绿色铸造是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然而，这些产业一度成为外商在沿海地区投资的“热点”。更重要的是，由于环保标准的缺失或较低，发达国家有可能将不符合本国环境保护要求的产业与生产技术转移到中国。中国没有为外资企业设立单独的环保标准，虽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不予审批，《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也做了类似的规定，但仍有不少外资企业利用中国环境管理、引资可行性分析与审批中的漏洞，向中国转移具有较高污染的产业、生产技术和设备等，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损害了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如一些外商通过直接投资，向中国转移别国限制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流程，有些投资者甚至把外国垃圾转移到中国，进行循环再利用。在1993年以前，台湾地区是美国危险废弃物的再加工基地，但随着台湾当局对废弃金属物贸易的禁止，大批台商将其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废弃物的进口与再利用对周边环境造成巨大的环境影响。

（四）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受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和优惠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根据2013年中国国有企业500强榜单统计，川、渝、湘、鄂、赣、皖六省市的国有企业上榜数总计仅51个，平均每省市不足9个，而江、浙、沪三地是136个。除了在数量上远远落后，六省市中的500强企业的结构问题也很严重：川、渝、赣三省市各自仅有2家民企上榜，湘鄂各自仅1家入围，安徽13家中国500强企业全是国有企业，而江、浙、沪入围的民企数量分别为10家、12家、7家，江、浙两省民企和国有企业几乎是各占半壁江山。

再来看2013年中国民企500强的分布。浙江和江苏不仅是长江经济带的冠亚军，也是全国的冠亚军，分别有141家、93家企业上榜。上海是国有企业重地，有16家入围。其他川、渝、湘、鄂、赣、皖六省市共计仅62家，其中唯一的亮点是湖北，以18家民企的数量在全国仅次于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六省市中，安徽和江西的民企竞争力最弱，各自仅3家、4家入围。

江浙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行业集中度较高，这也印证了区域经济竞争力来自产业集聚。例如，浙江建筑业集中了40家民企500强，电器制造业有16家上榜，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7家入围，化纤和化学制品业11家上榜。与浙江类似，江苏民企500强中，23家属于建筑地产业，17家属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纤和化学制品业、电器制造业都有11家入围。川、渝、湘、鄂、赣、皖该中上游六省市入围企业的行业集中度极低，湖北的18个企业分属9个行业，四川15家企业分属7个行业，湖南、重庆也类似，平均一个行业集中了不到2家企业。除了行业集中度外，中上游六省市入围企业90%以上集中于省会和次中心城市，而江浙的分布较为均匀。中上游省市在协调发展上任重道远。

强者恒强，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上，中上游六省市也被长三角三省市远远抛在了身后。2013年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企业评价协会联合发布《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评价报告（2013）》，公布了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业、生物业和节能环保业4个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前100强的名单。这4个行业被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反映出产业后劲的强弱。

高端制造业前100强中，江浙沪占据26强，中上游六省市仅17家上榜；生物业前100强中，江浙沪21家入围，川、渝、湘、鄂、赣、皖六省市15家上榜；再看电子信息业，江浙沪以25家远超六省市的7家，其中江西、重庆没有企业入围；最后是节能环保业，江浙沪有30家上榜，六省市上榜企业数仅前者的一半。

与上述的500强企业结构类似，自主创新前百强中，江浙入围企业中民企数量超过了国有企业，而川渝湘鄂赣皖六省市相反，入围民企寥若晨星。在民企越来越成为创新主体的大形势下，该中上游六省市尤需奋起直追。

虽然在整体上长三角完胜中上游六省市，但六省市中也有一些在点上取胜的企业，其中三家民营企业的崛起之路，对企业家稀缺的中上游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五）造成行业垄断，制约民族产业的发展

外资企业的进入一方面促进了市场竞争，促进了国内企业改善管理、提高技术，产生了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也依靠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及品牌等无形资产，在国内市场获得较强的垄断势力。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指导下，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前所述，各种超国民待遇使得外资企业在国内获得很大的竞争力，即使是一些不具备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企业，也能够据此获得市场优势。外资企业的垄断势力对国内产业的发展具有诸多不利影响。

首先，这种垄断势力将会制约国内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甚至使之下降。外资企业的进入将导致国内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平均固定成本上升，并有可能导致国内企业生产效率的下降。

其次，由于在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国内企业往往主要从事加工环节，技术含量与附加价值都较低。从实际情况来看，外资企业的进入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工业品出口低水平扩张的局面，在部分行业，随着外资企业出口的增加，甚至出现了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弱化。外资企业垄断势力对民族产业发展产生较大的制约作用，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内传统品牌受到排挤，其中一些甚至逐渐消亡。另外，在中外合资经营过程中，中方品牌和商标权虽作价出资，但在实际生产经营中，这些品牌和商标往往被搁置、弃用。市场竞争就是品牌的竞争，民族品牌的消亡使外资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垄断势力，也使国内企业在面对国际竞争、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失去了支撑，因而只能永远停留在加工工厂的位置，获取微薄的加工费用，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末端。

六、国际金融日益动荡将引发财政风险

在国际金融日益动荡的今天，全球银行危机愈发严重。2013年是美元指数最纠结的一年，制造业只撤回7034.52万人，重返近5年低点。

第一，美国想要彻底击垮新经济体国家，在2014年只是试探性地进行攻击，重要的是引发新经济体国家资产泡沫的自行破灭。新经济体国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了GDP不顾一切地开动印钞机，而国际资本最终的目的就是摧毁这个国家的房价泡沫、债务泡沫和货币泡沫，重点摧毁这个国家的汇率体系，甚至政治体系。

第二，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攻略。中国属于金砖四国之一，理所当然地属于新经济体国家，所有新经济体国家有的毛病中国也有。2013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十七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俄罗斯未来25年每年将向中国供应4600万吨石油，该协议总价值高达2700亿美元。这件事的后果将会发生在2014年美元指数突破100点的时候，一旦石油价格跌破50美元，与中国进出口有关的原材料价格将全部跌到谷底，铁矿石和铜铝镍锌锡等，与黄金石油价格一样都将跌入低谷，中国出口的廉价资源将失去优势，中国进口的作为储备的铁矿石、原油等将面临巨额缩水，经济萧条将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