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综合指标设置

9.2.1　国外关于社会风险评估的研究

20世纪后半叶，西方许多著名的社会学界的专家开始注意到社会风险这个新兴的领域，贝克、卢曼、拉什、吉登斯等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探讨了社会风险这一领域，并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理论，即“风险社会”理论。使“风险”一词成为理解现代社会核心观念的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最先提出了社会风险领域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这一核心概念，他是几位最早探讨和研究社会风险的社会学家之一，1986年，贝克出版了一本社会风险方面的书籍《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在该书中，贝克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改变了以往研究的视角，把生态危机看做社会危机，并从此出发来寻找工业文明在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给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困难和危害。在这本书中贝克指出，以前人类活动的范围和所使用的工具有限，那时人类的活动所带来的只是个别人的风险；与此相反，现在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加上核裂变或放射性废料的产生，这些使人类面临的将是全球性的危险。贝克也指出，现在的风险与古老的风险存在着差别，是现代化本身的产物，古代的风险代表着勇敢和冒险，现在的风险是对地球的威胁，造成地球生命的毁灭，鉴于此，书中把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由于风险是现代化的产物，“地球已经变成一架弹射座椅，不分贫富，不分黑白，也不分南北或东西，但是这种效应只有在发生时才存在，而一旦发生，它又不复存在了，因为不再有什么存在了”^[1]，因此，现代的风险具有均等化、全球性的特点。

和贝克持相同观点的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化文明的结果，这和贝克观点相同；吉登斯还指出，在风险社会中，人们生活在逐渐发展的高科技的前沿，没有人能够完全明白风险发生的原因，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和把握充满未知的未来，在分析社会风险时，吉登斯把风险与危险或危害区分开来，把风险分为“人为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和“外在的风险”（External Risk），并指出风险社会比以前社会形式危险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这一理论中，他认为外在风险是说出其不意地从外部打击一个个体的事件，这种外在的风险可以进行预测和计算，并且其发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并根据这些来进行保险。与此相对的是人为的风险，这种风险往往是人们无法预测的，这是一种新的风险环境，没有以往的经验可以引以为鉴，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存在着风险或者会有风险的发生，更无法用数学上的概率来进行计算。在吉登斯的观点中，风险并不一定全是消极不好的东西，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与风险给人们带来的危害相比而言，风险社会中人们可以选择的空间变大了。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和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所持的观点与贝克和吉登斯相比则有所不同，其中，卢曼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风险，卢曼认为贝克只是考虑了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的风险，更侧重的是技术上的风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风险，如人生规划中有可能遇到的风险，因为一个人对人生的规划只是一种对未来的计划，而当实际去做的时候对未来的事情我们都无法预料，这里就存在着风险；还有，像金融市场投资中的风险，这里存在着博弈，我们只能选择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但却无法避免风险；再如，不安全性活动中的风险，科学家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去申请有关风险研究的基金而最终没有得到的风险等。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认为：“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飞速发展后所造成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

除哲学社会学外，政治学领域内的科学家也做出了很多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科学家一直热衷于政治、社会稳定方面的研究。塞谬尔·亨廷顿、J·戴维斯和罗杰·卡斯帕森都得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塞谬尔·亨廷顿指出，要想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必须进行适度的社会动员，对政治参与进行适度的控制，增加流动的机会，加速社会政治制度化的进程。J·戴维斯的贡献在于提出了“J型曲线理论”，这一理论指出，引起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当人们对社会的期望值过高而实际得到的满足没有达到期望时，就会产生一种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产生之后带来的结果是人们对现实社会很失望，从政治学领域科学家的深入研究中，可以得知人们总是寄希望于当今的社会，觉得社会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但实际上这些需求被满足的部分很少，这就造成人们心理上很大的落差，从而影响到了政治生活的稳定。不少学者都认为，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剧烈变动的过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很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罗杰·卡斯帕森的观点来自他的风险社会放大理论，这一理论指出，灾难的事件与心理、制度、文化、社会交互作用的结果会加强或削减对风险的感应能力并造成新的风险行为，这些风险行为也会相应地带来新的社会或经济后果，这些后果远远超过了对人类健康或环境的直接伤害，带来的是更严重的间接影响，如对制度丧失信心、污名化、义务、保险成本、脱离共同体事务等。

既然存在风险，科学家们自然想到如何来防止风险的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等）对如何防止风险的发生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即社会风险监控），并在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建立了监测经济运行状况的经济层面的警报指标。如西方七国于1986年建立了“经济指标相互监测”指标体系，美国的“富兰德指数”、“痛苦指数”与“哈佛景气动向指数”等。我国的台湾则用10个敏感指标来计算景气综合指数，用绿、黄、红、蓝灯来分别表示稳定、尚稳、稍热与萧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此之后，随着社会发展观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化，科学家对西方风险预警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整个社会领域，埃·蒂里阿基在1961年提出用三大经验指标用来测定社会动荡的发生与否：

（1）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是否很大程度地增长；

（2）一些人口较多的城镇逐步向大中城市的规模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增长速度的大小也成为测定社会动荡发生与否的指标。

（3）在道德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逐渐减少了对与性有关的一些方面的舆论作用，这样的结果是性的混乱，并且这种混乱所覆盖的范围有些扩大，这方面的程度也成为测定社会动荡发生与否的指标。

埃·蒂里阿基用这一经验指标作为晴雨计来测量社会的稳定与否。当该晴雨计的指针指向“一”点，则代表处于最危机的时刻，说明社会正处于几近崩溃的地步；若指针指向“零”点，则表示社会处于最安定的状态。

另两位科学家Estes和Morgan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是找到了测定社会稳定程度的因素，即下面所述的六个方面：

（1）反映一国宪法、官方文件和主要的政府政策声明中的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目标；

（2）个人需求水平；

（3）为满足居民的社会需要而可以利用的国内社会资源的水平；

（4）国家在特殊时刻的政治稳定性程度；

（5）支持或破坏家庭结构的各种力量；

（6）促成团体之间的冲突、破坏历史传统、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起抵消作用的文化势力的存在。

1984年，利查德·爱茨确定了社会不稳定性最高的标志：

（1）政治上不稳定；

（2）家庭结构处在崩溃状态；

（3）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减少；

（4）社会组织中的杰出人物专权；

（5）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

（6）传统文化力量处在崩溃状态。

以上这三个指标体系是衡量社会不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指标体系，在社会风险评估的研究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反映了西方科学家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和细致，这些指标中的一些对于今天我国社会的预警研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些研究大多数还处于纯研究状态，是完全抽象的一些研究，若想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应用，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9.2.2　国内关于社会风险评估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也开始研究社会风险领域。1987年，我国学者王巍出版《国家风险——开放时代的不测风云》一书。在社会学界，我国较早研究社会风险的学者是宋林飞，在他的观点里社会风险是社会所无法承担和承受的损失或影响，并提出从以下三点来理解风险：第一，风险是可以测量和确定的不确定性；第二，风险是有关不愿发生的不确定之客观体现和存在；第三，风险不仅包括在实现决策时没有按人们预期的好的结果发展而带来的损失，也包括由于偏离了决策目标而带来的危害或后果。1989年，宋林飞教授提出了“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

除宋林飞教授外，其他的社会理论方面的学者也发表了一些关于社会风险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研究中并没有用到社会风险的概念，这些研究成果也是对社会运行中不良状况的诊治。尤其在李培林提出社会转型的概念后，陆学艺、郑杭生等知名学者进一步发展、完善了社会转型方面的理论，“社会转型”理论成为分析和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社会风险的有效工具和主导范式。

学者郑杭生认为，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断裂引起社会各个阶层和不同的群体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的利益切入点，也很难达成共识，这样很不利于社会风险的控制和治理，社会动员起来相当地麻烦，无法开展广泛的社会工作，不利于社会控制的有效进行。

陆学艺等学者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现象做了系统有效的实证研究，该实证研究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陆学艺主张通过划分社会阶层的办法来对社会进行划分，他提出把整个社会分解为不同的阶层和等级，并且在这些阶层和等级之间建立交叉对应的关系，并提出分为10个不同阶层和5个不同的社会等级，建立了交叉对应的关系。

另外一位学者孙立平认为，现代社会存在着严重的断裂和分化，由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没有有效地沟通和交流以及利益方面的相悖，使得只要是上面做出的决定和意图都会得到下层民众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下层的民众会从内心觉得上层的这些指示和决定不会给下层人民的生活带来改善或带来什么利益，会从内心里很反感和抵制。

康晓光指出，在“分类控制”的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下，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底层的人民大众，而上层社会的各界精英或领袖则不会也不愿改变现有的权利结构，因为目前的权利结构对上层的人来说是有利的，所以，他们不可能会通过损害自己阶层的利益来改变现有的权利结构。

李强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精英和各界领袖为主的上层阶层和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和拥有的财富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的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个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被拉得越来越大，中国社会呈现“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利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社会的张力不断加大，导致社会结构变得十分脆弱，很容易引起各种风险。

随着国外社会指标运动的导入和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社会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逐步展开。根据我国的国情，朱庆芳归纳总结出了风险指标体系的概念，在研究中提出从四个方面来衡量社会的风险。在这一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中，朱庆芳指出：第一，经济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在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中应该包括有关经济方面的评价指标；第二，用来反映人们生活质量方面的指标以及国家所做出的一些政策或活动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方面也是评估社会风险的主要因素；第三，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存在着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评估指标中也要包括这方面的因素；第四，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只有让人民得到了切实的利益，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一定要倾听民声，在评估指标中也需要将这方面的因素考虑在内。这些指标对维持社会稳定和发现社会存在的潜在的问题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利用这些指标才能防患于未然，避免一些灾难性风险的发生。

我国有些学者指出，“社会风险早期监测系统”应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更多的指标内容，如应包括衡量社会是否安定的指标，即社会不安定指数；贫富差距也有可能带来某些风险，因此，监测系统中应该包含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数；在人们的生活中难免会碰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并且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也难免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即还应该包括社会挫折这一指标；社会的发展肯定是有利有弊，有些事情的发生会给人们带来痛苦，如汶川地震等，因此，这一系统中也应包括社会痛苦指数；我国长久以来的本本主义、官僚主义的存在，造成了各级政府的腐败现象越来越多，因此，也应该把腐败指数这一指标包括在内；另外，还应包括社会骚动指数与社会对骚动的反响指数。根据这一扩充的指标，学者们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对社会风险的计量值进行了重新的划分，根据对“社会风险早期监测系统”指标的进一步扩充，该计量值被分为了六级，在这一划分中，社会风险与计量值之间呈正比例关系，社会风险越严重，则这一计量值的数值就越大。当计量值为4或更大时，“社会风险早期检测系统”应发出警报，以使人们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风险的发生。

宋林飞在1999年设计出了“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该系统对社会风险预警的指标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细分，分为警兆指标（10项）、警源指标（18项）和警情指标（12项）三种，并给出了五种社会风险预警理念，包括社会稳定预期、非均衡社会、适度社会成本、早期预警、未来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等。与此同时，吉林省的社会学界学者也开展了社会预警方面的应用研究，并将其应用于预测风险和提高对风险的预防。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和努力对保证我国社会的稳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为我国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指导。尽管我国对社会风险的研究已有相当规模，但这种研究是有明显缺陷的，主要体现在时间分布和领域分布的不均衡。截至2011年3月23日，在中国期刊全文电子数据库以“风险”为题名，共有196 101条搜索结果，而以“社会风险”为题名只有390条搜索结果，在这390条搜索结果中，2006年（含）以后出现的有306条，2000年（含）以前出现的仅有15条。这表明：第一，我国近期对风险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微观领域，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宏观领域的研究还很薄弱；第二，我国社会风险研究的高潮只是在2006年之后才出现，2000年以前几乎是空白。我国社会转型从1978年改革开放就已驶上轨道，在此之后的20余年中，对社会风险问题认识和研究的不足是导致当前社会风险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的来看，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学界对社会风险的专题研究都不够深入。正如卢曼所说，即便是今天，风险一词依然含混不清。在许多社会学者那里风险与社会风险混用，广义的社会风险与狭义的社会风险不分。很少有人去深入探讨社会风险的内涵、社会风险的形成原因等问题。而现代社会的风险性特征和中国社会加速转型期的高风险性，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对风险，尤其是对社会风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