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相如赋产生的客观条件为例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准确地说，是一代有一代之文体，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也。赋成为汉代一代之文体，与赋的文体特征有关，与汉代的社会风尚和汉人的时代精神相关。

就赋体而言，最显著的特征，是“巨丽”，是沉博绝丽、侈丽闳衍、丰腴华赡，是巨、侈、富、丽。与“巨”的特点相适应，能创作和欣赏赋体之人，必然是胸襟开阔、气势不凡、了无牵碍、大气磅簿的“非常之人”。拘文牵俗、动如节度、心胸狭隘、沉寂气褊之人，既不能创作赋，亦不能欣赏赋。故司马相如论“赋家之心”，特别强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创作心胸，以为如此方能达到“控引天地，错杂古今”的创作目的。^[1]与“丽”的特点相适应，创作和欣赏赋体之人，必然是生活豪奢、崇尚华丽、讲求排场、追求绮艳、推崇富庶之人。俭朴节约、清枯寒涩之人，既不能创作赋，亦不能欣赏赋。如屠隆《王茂大修竹亭稿序》说：“浮华者语绮，清枯者语幽。”^[2]薛雪《一瓢诗话》说：“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3]为人浮华、丰腴的作家，才能写出华赡、绮丽的作品；为人寒涩、清枯的作者，其文亦有清幽、枯涩的特点。因此，创作和欣赏以“巨丽”为特点的赋体，皆需要特别的心胸和气度，如刘熙载《艺概·赋概》说：“学骚与风有难易。风出于性灵者为多，故虽妇人女子无不可与；骚则重以修能，娴于辞令，非学士大夫不能为也。赋出于骚，言典致博，既异家人之语。故虽宏达之士，未见数数有作，何论隘胸襟、乏闻见者乎？”^[4]因此，赋体是古代中国所有文体中创作难度最大的文体，亦是最能呈现作家才华的文体。胸襟狭隘者，闻见不博者，沉寂气褊者，清枯寒涩者，既不能创作赋，亦不能欣赏赋。

基于上述观点，景帝何以不好辞赋、武帝为何热衷辞赋、相如为何独擅辞赋等问题，均可获得妥帖解释。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后来，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经杨得意推荐，相如奏《上林赋》，“天子以为郎”。^[5]此段文字，有以下问题需要分别讨论。

首先，汉景帝为何不好辞赋？景帝之为人，史书记载不多，然历史上常常“文景”并称，故可从文帝之性格推知景帝之情性。据《史记·文帝纪》载：“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6]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亦说：“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之休息，以俭约节欲自持。”^[7]其时以黄老之术治国，史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8]黄老之术，崇尚节俭，推尊节欲。荀悦《汉纪·孝景皇帝纪》赞曰：“汉兴，扫除苛政，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称文、景，美矣。”^[9]文、景二帝，其为人以恭俭节欲著称，其时盛行的黄老之学正与君王的性格吻合。故历史上所谓的“文景之治”，实为“俭约节欲”之治。

在文、景时期以俭约节欲为特点的政治背景下，以“巨丽”为特征的赋体自然就颇遭冷落。故《文心雕龙·时序》说：“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10]据《汉书·枚乘传》载：“景帝召拜（枚）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11]汉初的两大赋家，枚乘不应诏为弘农都尉，司马相如不乐为武骑常侍，皆愿从诸王游。文、景时的“辞人勿用”，“景帝不好辞赋”，辞赋遭遇冷落的情形由此可见。

汉初宫廷“辞人勿用”，赋家常常“以病去官”。所以，汉初的赋体创作中心，不是在文、景二帝的宫廷中，而是在几个诸侯王的王府里，如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和淮南王刘安的王宫，就是当时著名的赋体文学创作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诸侯王都以经济富庶和生活豪奢著称，其中以梁孝王为最。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12]《西京杂记》卷三亦说：“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宫，筑免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石、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钩其中。”其富庶奢靡如此，确与文、景二帝“自衣弋绨，足履革舄，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的俭朴生活，大相径庭，宜乎其成为西汉初年最重要的赋体文学创作中心，故司马相如、枚乘等赋家皆乐从之游。梁孝王本人亦好辞赋，据《西京杂记》卷四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之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邹阳为《几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安国各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13]梁孝王如此，其他如吴王、淮南王亦大体类似。可以说，经济上的富庶和生活上的豪奢，正是这几个诸侯王府成为当时赋体文学创作中心的前提条件。

至汉武帝时，赋体创作中心由诸侯王府转移至武帝宫廷中，此与武帝之为人和性格大有关系。武帝之为人，据东方朔说：“今陛下崇苑囿，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千门万户；木土衣缇绣，犬马被缋罽，宫人簪瑇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奇怪；撞千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民不奢佚，事之难也。”^[14]司马贞《史记·武帝本纪·索隐述赞》亦说：“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15]汉武帝之奢靡纵欲，与文、景二帝之俭约节欲不同，与汉初梁孝王等人近似。这样一位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非常之人”，必然与梁孝王一样，热爱繁富铺陈的赋体文学，故以安车蒲轮迎枚乘，见相如赋而慨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其时之赋作，亦多是赋家追随武帝游观宴乐时所作，如据《汉书·枚皋传》载：“（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16]

武帝本人是赋体创作的积极推动者，武帝时代是最适合赋体创作的时代。在当时，现实生活的极大拓展，观念世界的纷纭繁复，社会风气的侈靡奢华，这三个方面反映到汉代文艺上便形成了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繁富铺陈。^[17]汉赋就是这种文艺特征的典型代表。武帝时代以大为美，是赋体创作的审美背景。汉王朝结束了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大一统国家，国家之大实乃前所未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东平朝鲜，南平南越，西辟西南夷，北定匈奴，国土面积大大扩大了，大汉帝国的声威远播异域，西域文化传入中原，这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扩展了人们的胸襟，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国家之大，世界之大，大的观念进入汉人的审美意识，以大为美成为一时之时尚。以大为美，在汉初就稍显端倪，据《史记·高祖本纪》载：“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18]汉初君臣已有“壮丽”显威之意识。至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常称人主病不广大”，^[19]所谓“广大”之主，即司马相如所说的“非常之人”。在汉代上升时期，人们以“横八极，致崇高”为人生最大快乐。^[20]如刘安以为，“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达乎无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苟如此，“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在他看来，“囚之冥室之中”的生活是不幸的，因为“凡人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秀，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雾，则快然而叹之，况开户发牖，从冥冥见昭昭乎？从冥冥见昭昭，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21]此种壮大之美不能容于“冥室之中”，必须到广阔的外部世界去寻找，故《淮南子·俶真训》说：“夫牛蹄之涔，无尺之鲤；块阜之山，无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营宇狭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因此，“随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憾莫大焉。虽时有所合，然而不足贵也”。^[22]这种以大为美的观念，与司马相如强调的“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赋家之心”是一致的；与汉代强大的综合国力、辽阔的国家版图、丰富的社会生活，是相适应的。汉赋之创作，即以此为背景的。所以，柳诒徵说：“赋体之多，尤为汉人所独擅，大之宫室都邑，小之一名一物，铺陈刻画，穷形尽相，而其瑰伟宏丽之致，实与汉之国势相应。”^[23]

赋体文学创作之兴盛，还与武帝时代的儒学独尊有关。黄老之术“以俭朴节约自持”，故在黄老之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推尊黄老的文人，不善作赋，亦不能欣赏赋。在武帝时代，儒学独尊与赋体创作之兴盛同步出现，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因为儒学与赋体之间有着密切的共生影响关系。大体而言，儒家尚文重礼，其对文学的重视和影响，远远大于法、道、墨诸家。儒家所讲礼仪之繁琐，与汉赋之繁富亦很近似，且二者皆重形式上的繁富铺陈。赋体文学在创作方法上讲“推类而言”，与儒家的思维方法“推”，亦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道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即指道家的简朴；说儒家“博而寡约，劳而少功”，即指儒家的繁富。儒学的繁富，是由其“推”的思维方法决定的。赋体文学“博而寡约”，亦是由赋体“推类而言”的创作方法决定的。

总之，赋体文学之兴盛，端赖于经济之繁荣、生活之拓展、奢华风尚之盛行和儒学之独尊。文、景二帝不好辞赋，是因为其时不具备上述条件；梁孝王之王府和汉武帝之宫廷成为辞赋创作中心，是因为他们具备这种客观条件。能否作赋，能否欣赏赋，与创作者和欣赏者之心胸和性格有关。文、景二帝不好辞赋，与其俭朴节欲的性格有关；梁孝王、汉武帝之好辞赋，是由其夸饰奢靡的性格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