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蒙农牧交接带产业结构变化与城镇商业贸易发展

（一）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商业贸易的发展

清代民国时期，汉蒙农牧交接带经济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农业的发展，经济结构出现“亦农亦牧”的特征，商品粮和畜牧产品成为该地区的支柱产业，推动了商贸业的发展。

清以前，汉蒙农牧交接带地区为游牧区，随着清中期以后移民数量的增多，农业日渐发达，成为区域的主要支柱产业。20世纪30年代，作为实施垦务重点区的绥远省已经发展成为典型的农牧混合区，绥远省所属18县局的土地开垦总量达“三十万二千七百六十九顷六十一亩四分”，已耕种农田达“二十余万顷”，“全省地权每户应有地八十八亩，每人应有地一十七亩一分”^[32]。农业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也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一是农业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和其他各种生活物资。在农业时代粮食供应量的多少，对于城市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有着重要的作用。二是由于垦务的发展，农业所生产的剩余粮食甚丰，不仅能够保证本地区城乡居民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大量地输送到京津等地区。晚清民国时期，绥远地区的粮食产量甚丰，由于本地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对粮食的消耗有限，粮食出现大量剩余，故而从清后期至民国时期汉蒙农牧交接带地区的粮食大量对外输出，粮食业成为城镇商业的重要行业。民国年间，归绥粮食业有大商铺21家，专门从事代卖粮食及收买囤积粮食，1932—1933年，平均每年每户粜粮50000石，全行业全年约共糶粮60万石，其中约30万石主要运往北平市场，“按照绥斗（绥斗每斗小麦26斤，合平斗一斗7升），共合洋450万元”^[33]。丰镇是京（平）绥铁路进入归绥地区之后的第一大站台，早在1913年，京包铁路修到阳高县时，京津地区的粮商便纷纷到丰镇县买粮，粮价突然大涨，“油料菜籽由每斗肆角伍分涨到七角伍分，远近储存粮户，争相出售，每日出售粮食可达1000石以上”^[34]。丰镇由于位于河北、山西、内蒙古交界处，为内蒙古的南大门，故而邻近各县如陶林县、凉城县所产粮食大都运至此城市场销售。1924年，丰镇有大型粟店十余家，每年运销境外的粮食可达40余万石，粮食大都运往京津地区^[35]。集宁城也是绥东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之一，粮食业是集宁“唯一的经济命脉”。粮食多由“陶林、商都、丰镇北部”等地汇集。集宁县有5家较大的粮食公司，本地人开设的粮店大约50家左右，其资本额大都在3万～5万元，超过10万元的不过三四家，年盛时可输出杂粮80万担左右^[36]。

除了粮食以外，汉蒙农牧交接带还有着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为城镇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产品和原材料，故而成为华北地区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重要畜牧商品供应地。归绥位于京津与西北广大区域之间的中心地区，因而新疆、甘肃、蒙古等西部地区的畜牧商品大都在该地区集散。西部地区的皮毛大部分都要通过包头、归绥向京津地区转售，其产地主要来自新疆、甘肃、蒙古、青海等地，品质以甘肃、青海的为最优，交易的数额也相对较大。20世纪30年代每年在此一区域集散的套毛、秋毛约1000万斤，抓毛20万斤，羔毛5万斤，咀子毛3万斤，茬子毛20000万斤，山羊绒150万斤，山羊毛10万斤，驼毛500万斤，羔皮猾子皮约5万张，绵羊皮20万张，山羊皮5万张，狐皮1万张，狼皮2000张，牛皮5万张^[37]。而京津地区或者内地其他地区的商品也都通过归绥向甘、陕、青、新等地区输送。从归绥往西部省区输送的货物以砖茶、绸缎、洋广杂货为主，绸缎主要由京杂货铺出售。

汉蒙农牧交接带农业的发展，农业人口的增长，不仅促进了城镇工商业的发展，也为城镇工商业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同时还为城镇带来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农牧交接带经济结构的转变，不仅活跃了城乡市场，而且使城镇之间、城乡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据时人调查，由内地输往西北及蒙古农牧交接带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数量非常大。1931年，营业数额较大者可达45．9万元。1932年京（平）绥铁路全线开通之后，归绥全年营业总额可达140余万元。1935年，营业额更达到170余万元。洋广杂货主要出售梭布、烟、茶、糖果、纸张、颜料等物品，全市全年营业总额达140余万元。上述货物除了分销本省各县之外，也向西北输出。砖茶是归绥居民生活所需品之大宗，其销售地区以“内蒙西路”为主，据1932年调查，“前季营业总额为183000余元”，全年的营业总额“倍之”^[38]。京（平）绥铁路开通，使铁路沿线城市的商品集散功能增强，商业贸易也因此获得巨大发展。包头地处京（平）绥铁路的最西端，也是西北地区与华北地区贸易的重要转运中心。包头有专门从事甘草行业的商号，各商号直接到河套之达拉特旗、杭锦旗、鄂克托及乌拉特三公旗购买，雇佣黄河民船运来包头。每年甘草在包头的集散量在600万斤以上，其中甘肃所产占“十分之六”^[39]。

清后期至民国时期，汉蒙农牧交接带对外市场不断扩大，该地区的城镇成为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农牧产品交易及外地转销产品的集散中心，从而刺激了该区域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开放与制约——汉蒙农牧交接带城镇经济对外联系与依赖

晚清以后汉蒙农牧交接带城镇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因而这些城镇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到国内市场变化的影响，也受到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特别是皮毛和粮食等原料输出对国内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汉蒙农牧交接带城镇商业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商品输出和输入量不断增加，因而商业贸易越来越依赖内地市场以及国际市场。汉蒙农牧交接带城镇经济以牲畜、皮毛及粮食等为主要商品，由于工业的落后，本地所产以及转运的皮毛产品难以进行深加工，大部分牲畜及皮毛等畜产品主要以原材料的形式对外输出，产品的附加值不高，抗风险能力也较薄弱。所以一旦国内国际市场出现波动，这些地区的城镇商业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市场紧缩，汉蒙农牧交接带以欧洲为主的出口业务全部停业，包头、绥远的皮毛毫无出路，市面随之而萧条，皮毛行业的商铺几乎全部倒闭关门^[40]。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亦对该地区的皮毛市场影响巨大，由于国外市场达到饱和，洋商因为工业生产过剩，不愿多购买原料，导致包括汉蒙外商投资地在内的中国西北地区整个羊毛市场持续低迷，羊毛市场价格不断下跌，原来“每百斤值银至百两以上，今则惨落至二三十元”，甚至“无人问津”^[41]。其他资源性产品也都在此一时期严重滞销。据时人调查，绥远地区的外销商品除土碱、猪羊肠减少的幅度相对较小外，杂粮、皮张、牲畜等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都大幅度减少，1930年比1926年减少60%以上^[42]。与此相应的是输入的商品量也大幅度减少，1930年从国内外市场输入绥远地区的商品数量减少了50%左右^[43]。汉蒙农牧外商投资带商品输出输入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城市商业的萎靡，进而导致乡村地区农牧业产品的滞销，整个区域的经济顿时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清以后，汉蒙农牧交接带的政治区位和交通区位发生变化，经济区位也随之而发生变化，城镇经济与国内外市场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加强使其对国内外市场的依赖性不断加大，因而在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开放尤如双刃剑，既可推动该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也可导致该地区城镇经济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