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发展农牧业

逐步发展农牧业

夏朝建立前后，原始公社解体，奴隶制度确立，青铜工具逐渐进入生产领域。隆德地处黄土高原，铜矿资源缺乏，当时被游牧部落占领，游牧业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客观上不需要引进先进的金属农业生产工具。游牧部落在与内地交换过程中获得的铜也被制成兵器，从而使青铜农具的制造和推广落后于中原地区。春秋初年，周室东迁，戎人乘机南下，进入关中地区，活动范围扩大，商品交换活跃，青铜工具逐渐进入生产领域。春秋中期，中原地区铁制工具推广应用，对铜的需求量下降，从而使居住在隆德境内的戎族铜材来源有了保障，开始制造本民族所需要的青铜工具，这一时期隆德出土的铜器主要有车马饰件、青铜斧、青铜镢。青铜斧呈长方形，有銎口、双面刃、刃略外弧，斧身上端对穿三角形钉孔。青铜镢和现在使用的镢头大体相似，只是器形较小。

战国时期，隆德地处秦长城以内，逐渐成为旱作农业区。由于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加快了土地垦殖速度，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领主制度逐步瓦解，确立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土地私人占有制。秦统一全国后，设县筑城，构筑要塞，移民开发。在移民的过程中，将所必需的劳动工具配发给戍卒和百姓，用于农业生产。隆德出土的秦代铁铧和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铁铧形制完全相同，边长27.5厘米，尾宽27.5厘米，銎高6.5厘米。秦向西北边境不断开拓，加速了农耕文化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在周秦文化的影响下，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推广，从而使多年单一游牧生产逐渐向农业生产过渡，农业界线向北推进到甘肃中部、宁夏南部。宁夏南部秦长城以南地区的隆德率先变为农业区。

嘴头村出土的战国车马饰件

页河子出土的汉代铁铧

秦统一全国的时间是短暂的，农业生产未形成规模。秦亡以后，匈奴占领了汉朝那、肤施，农业生产停滞，处于牧主农辅的经营状态，汉武帝抗御匈奴，获得全胜，将宁夏南部包括隆德与经济发达的关中农业区连成一片。汉武帝将发展农业作为边疆经济建设的重点，由政府提供几年的衣食，“假予产业”，向边地大量移民，广置屯田，进行有计划的开发。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1]，元狩四年（前119年），又将“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2]。元鼎三年（前114年），从北地郡划设安定郡，建立高平、乌氏县和月氏道，统管移民开发。武帝末年，推行“方令之务，在于力农”的经济政策，推广“代田法”农耕技术和先进的铁制农具，犁、铧、镢、耒、锸、铲、镰等通用铁制农具种类齐全。隆德出土的铁锸，呈凹字形，长22厘米，宽16厘米，凹陷部铸有铁槽，安装在木耒上，是起土的主要工具。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阶级矛盾尖锐。王莽复古改制，造成了社会的更大动乱。刘秀复汉，推行重农政策，改良农具，推广区种法，使农业经济恢复，出现“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3]的富庶景象。永初元年（107年），第一次羌人起义后，东汉统治者将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的百姓内迁，造成“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谷费人流，不能自立”^[4]的状况。永建四年（129年），第二次羌人起义，朝庭采纳虞诩的建议，安定、北地、上郡迁回故里，命郭璜督理百姓各归旧县，修葺城池，垦田耕种。永和六年（141年），安定、北地再次内徙，羌人乘机占领旧地，进行农牧业生产，但生产水平比较低下，在社会经济中不占主要地位。

秦汉交替，10多年的战乱，畜牧业濒于破产。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5]。汉文帝时，采取晁错的建议，用饲养一匹能用于车骑的马即可免除3人徭役的政策，调动民间养马的积极性。景帝时，益造苑马以广用，在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6郡圈占大片牧场建立养殖基地。太仆牧师诸苑36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3万人，分养马30万头，择取教习，给6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北出萧关，颁布新诏，用租赁母马的办法，扶植百姓养马。汉武帝还“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6]。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而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东汉建立后，分布在安定、北地等6郡中的牧师苑，因破坏残重，无法恢复，停止经营。东汉中期，羌人徙居西北，宁夏南部是东汉王朝镇玉羌人起义的主战场，牲畜随部落转移。即使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羌人的牲畜数量仍在持续增加，经营规模也不断扩大。除了羌人外，还有内附的南匈奴等族。安定、北地等郡内徙后各部落竞相发展，畜牧业生产呈增长趋势，出现了“牛马衔尾，群羊塞道”^[7]的兴旺景象。

黄巾起义后，关中成为军阀混战的主战场。为了躲避战乱，关内人口向边疆地区流动，进入宁夏南部者，除平民百姓外，还有关内望族，增加了开垦力量。曹操统一北方后，在州郡按旧例设置田官，战国秦长城以内仍是农业经济区域。晋初，漠北鲜卑族南下，秃发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今六盘山）”^[8]，仍然畜牧营产，涵草放牧。十六国政权，致力发展官营牧业。永和元年（345年），后赵石虎“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今固原市）牧官”^[9]，进行繁育。苻坚“置牧官都尉于其地”^[10]，督理放牧。后秦时没奕于（有些书为没奕干）是六盘山地区驻牧的最大部落。北魏是以游牧起家的割据集团；世祖拓跋焘定秦陇，以河西为牧地，畜产滋息，马牧量达到200余万头，驼100万头，牛羊无数。

开皇元年（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隋文帝命令各州县核查户口，将大批隐漏、逃亡的农民和军人变为国家直接管理的编户，派出使者，分给百姓土地。朝廷“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11]。隋末农民起义，“奴贼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12]，刚恢复的农业又遭受战乱的破坏。

唐朝建立，隆德为监牧地。以原州（今固原市）为中心，设立监牧，繁育牧畜。自贞观至麟德（627～665年）40年间，马70万匹。开元九年（721年），王毛仲兼任监牧使，到任点视，各监有马27万，牛羊杂畜，不下百万。至开元十三年（725年）至43万，牛羊皆数倍。天宝十三年（754年）六月，陇古群牧都使派员亲往各监查点，“总六十万五千六百三头匹，口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内二十万八十匹驹；牛七百五千一百一十五头，内一百四十三头耗牛，驼五百六十三头，羊二十万四千一百三十四口，骡一头”^[13]。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占领陇右，苑牧畜马全部丧失。唐末至五代，吐蕃诸部落，长久居住内地，从事农耕种植，但畜牧业仍保持相当规模。

牧场

唐代实行禁冶政策，推行农具统一配给制度，兵器、农具由少府按各地需要供应。为了满足各监牧生产的需要，指定兴农冶监进行专门制造，供应陇右诸牧监及诸牧使。隆德出土的唐代铁铧与关中出土的同类产品完全一样，说明内地使用的先进农具，隆德已经普及。

北宋初年，久居内地的吐蕃、党项、羌等民族留恋土地，转入农耕，按“落蕃”时间长短称“熟户”和“生户”。逃往内地的汉族百姓也陆续返回故里，内地无耕地者也大批迁入，开荒耕种。景德元年（1004年），曹玮筑笼竿城（今隆德县城），招募弓箭手，分给耕地，耕战自守。庆历中（1041～1048年），德顺军等军、路弓箭手发展到147指挥，21597人，马6568匹，屯田面积超过26万公顷。熙宁五年（1072年），蔡挺知渭州（今甘肃平凉市），“括并边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顷，募人佃种，以益边储。取边民阑市蕃部田八千顷，以给弓箭手”^[14]。熙宁八年（1075年），“差官案视可耕官田，德顺军、仪州四千八百八十九顷，已募三千九百九十三余户，请佃四千一百七十三顷，岁输租计万三千一百余石”^[15]。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王恩知渭州，“括隐地二万三千顷，分弓箭手耕屯，为三十一部，以省馈饷”^[16]。崇宁二年（1103年），权通判德顺军事卢逢原，“根据打量出四将地分管下五砦新占旧边壕外地共四万八千七百三十一顷有奇”^[17]。经过北宋百余年的经营，隆德成为蕃汉互市富庶县，土地肥沃，生齿繁多，繁华胜过附近州郡。在垦殖和商品交换的同时，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也迅速发展，庆历中，仅弓箭手养马6568匹，出现牛、羊、驼畜充满山川的繁荣景象。

金人以武力夺取德顺军后，屯田、营田制度被破坏，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131年），分遣诸路劝农使者，分赴各地，减免赋税，延长垦荒地起科年限，还仿效宋人屯田。金大定十年（1170年），命令德顺州建设营房，安置屯田军士，六盘山以西屯田开始初具规模。然而，“金之为政，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治富国之实”^[18]，常以征服者自居，不断横征敛，征括军用马匹，兼及驴骡，侵占耕地，以致小民无田可耕，纷纷破产。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攻破金德顺州，占领了隆德全境。

元朝建立，在开成建立王府，分治秦、蜀。招募流民百姓，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凡驻兵的地方，组织屯垦。至元十八年（1281年），于延安、安西、凤翔、六盘山等处屯田。至元十九年，新附军1382户在六盘山屯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四川等5000人屯田六盘山。至元二十五年，陕西路督巩昌兵屯田六盘山。经过30多年开发，开成路成为户口繁多的上路。元以骑射获取天下，但为了消弱人民反抗，不允许老百姓养马，即使百姓养马也被征收，称为刷马。

明耕地分官田、民田两种。官田有学田、皇庄、牧马草场、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除此以外为私田，隆德主要为牧马草场和民田。明初，朱元璋将大片草场划给藩王，沿六盘山今观堡、大庄、峰台、好水、山河、奠安是楚王牧地。隆德县地方草场楚府及黔国公家放牧马匹尚多，（楚）王府及肃府陕西平凉草场多马。官办牧场，“在平凉开城、隆德二县地方者，有威远监辖武安、隆阳、保川、秦和四苑”^[19]。每寺养官马2万多匹。弘治年间，杨一清督理马政“复设陕西灵武监之武安苑于平凉府隆德等县”“管理水泉湾等四营堡牧马之事”^[20]。隆德民间，少部分为土达族所有，大部分和牧场、官屯田相间，疆界混杂，蚕食兼并之患，其来已久，民田逐年减少。嘉靖年间，隆德人口593户，其中土达185户，11025人，嘉靖《平凉府志》则为1942户，13843人，民田58419亩，《全陕政要》则为60644亩。

明中叶形成的大村落

明初规定，凡屯垦的地方，都要使用犁、铧、耙、齿等铁制农具，官府将农具配套发给屯军，农业生产所需工具数量和质量都有保障。种植作物有小麦、大麦、荞麦、青稞、豆类、胡麻、麻子、苏子等。同一种作物有多个品种。耕、种、施肥、田间管理、打碾、储藏都有一定规程，讲求技术，农业水平有很大提高。

明末清初，隆德遭受战乱，土地撂荒十分严重。顺治七年（1650年）编制《赋役全书》时，按明万历年间地籍册核定，隆德承赋耕地只有1.67万公顷，不足明末原额的一半。顺治时多方招垦，收效甚微，10余年中，仅增耕地333公倾。康熙二年（1663年），裁革苑马寺，撤销官营牧场，将官营的81万公顷草场（其中可耕地18万公顷）全部划给附近州县。接着又将前明藩王封地6.3万公顷分给佃种者所有。流民归业就垦，即可获得土地，成为“永业”。凡新开垦地，初定3年起科，后又宽至6年，最后通令10年，官府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拓展农业生产途径，编成《援时通考》总结生产经验，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隆德县承赋耕地仅1.66万公顷。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甘肃民屯赋役全书》载：“隆德县原额耕地面积八万八千五百八十五亩，其中民屯五万二千零八亩。实有耕地六万四千五百四十四亩，其中民屯地三万六千四百二十一亩。”

乾隆五年（1740年），朝廷下令：“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可以开垦者，悉听本地民垦种，严禁豪强首告争夺。甘肃所属地处边陲，山多田少，凡山头、地角、欹斜、逼窄、砂碛居多，听民试种，永免升科。至平原空地，如开垦未及起科之年，或地硷卤，许其据实呈报，地方官察勘取结，停种免科。”^[21]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隆德县耕地面积达到7862公顷。按当时人口7476户4187人计算，户均15亩，人均约3亩。

清时，种植品种已趋于多样化，有小麦、大麦、青稞、糜子、谷子、碗豆、大豆、莜麦、荞麦、马铃薯、胡麻、芸芥。“粒大而且白”的玉米已在境内种植。蔬菜有芹、葱、韭、萝卜、菠棱、芫荽、蔓菁、白菜、黄瓜、番茄、南瓜、君达、刀豆、苋、荠、葫芦、滑菜、沙荞、西瓜、甜菜等。

清同治年所栽“左公柳”

同治以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末期。陕甘分治后，农业生产极不稳定，“人畜耗而地亩荒，军储急而民乏食”^[22]，而地方官员“执法营私，贪酷并济，玩视军务，罔恤民艰”，仍继续加赋，“日捐、月捐、黑捐、飞捐、亩捐各样捐法层出不穷。州县催征，鞭朴严急，官丁匪棍，排门搜括，敲筋击髓，民怨如仇”^[23]，官僚政客花天酒地，彻夜不休，所有花费，项内开销，官员腐化达到极点。同治年间，回民起事，“陇中已无完土，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左宗棠在隆德就抚马生彦、冯正合等近万人，除该亲属认领外，男女尚有六七千人安在屯民、韩狗、新店各堡。左宗棠“代民垦荒播种以广招徕，修城筑堡以利居住，治通路以通车驮，浚泉井以便汲饮，栽官树以荫商旅，拔妖卉（罂粟）而植蔬苗，办义学以图进取”^[24]。百姓开始返回故里，农业生产有了转机。

光绪、宣统时，国家财政空虚，人民负担沉重。宣统元年（1909年）隆德原额地5600公顷，实有地4000公顷，征银3866两，征粮764石，征草269束，耗羡银99两。

清朝廷禁止民间养马，谕令满兵拴养马驼，建立马厂，隆德属提标右营马厂，地址在北乱池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