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神秘的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观念互相联系和交织，形成历代禳灾的思想渊源。有学者指出：天人感应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万物同源互感的自然观促成的一种以天象喻证人事，由天道推测社会秩序变异的思维方式的反应，[1]由其演绎出天谴思想和阴阳观念。灾异天谴说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墨家学派提出了上天利用灾害对君主加以谴责的观点。[2]西汉初，《淮南子》曰：“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干乖，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又谓：“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霓见，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也。”[3]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思想，建立天人感应理论，[4]以适应汉武帝统一思想的需要。他指出天人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联系，天帝能够干预人事，人类行为的善恶会相应地受到上天的保佑或警告：“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5]并认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6]其精神实质主要是通过祥瑞灾异说表达其政治观和历史观。[7]由于此论自成体系，兼且董仲舒之学在汉武帝时取得独尊地位，其灾异观影响深远。二十四史中的《五行志》在记述自然灾害时，多附和人事，是“天人感应”观的一种反映。
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观也是唐人对灾因较为普遍的认识，许多唐人持有天灾示警观念。咸亨初，高宗曾谓侍臣：“天降灾异，所以警悟人君。”[8]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白居易不仅认为灾害乃“天示儆戒”，还指出人君改过向善则可变灾为福。元和六年（811）大雪“连宵复竟日”，白居易认为此乃“上将儆政教，下以防灾孽”。[9]还在《议祥瑞辨妖灾》策文中详辨灾祥：“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寤君心，俾乎君修改悔之诚，以答天鉴。如此则转乱为治，变灾为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10]唐人还认为天人之感应“甚速”，[11]“天人相与之际，有感必应，其间甚密，是以教失于此，变生于彼”。[12]在唐代，除柳宗元等极少数人对天人感应之说持批判态度，认为天没有意志，不能对人赏功罚过，“功者自功，祸者自祸”[13]外，大部分人持有天人感应观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其中一些人并非真正相信董氏之论，仅是借以限制绝对专制的帝王权力，利用“天”谴从事神道设教式的政治活动。
阴阳观念包括日为阳，月为阴；旱为阳，水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南为阳，北为阴；君为阳、臣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男为阳，女为阴等方面，阴阳不和则变生灾异。董仲舒认为阴阳可以实现同类互动，“阳益阳而阴益阴，阴阳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14]其理论在唐代仍盛行。武则天载初元年（689），新丰因风雷山移，改县名为庆山，四方毕贺，荆州人俞文俊诣阙上书：“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15]阴阳观念在唐人对地震的看法中极为明显，对水旱进行禳除的手段也有影响。总之，天人感应的阴阳灾异观是唐人禳灾的指导思想之一。同时，唐人还有另一具有一定唯物色彩的指导思想，但它与天人感应的阴阳灾异观不是截然分开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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