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与国家形象的辩证关系及运用

我们讨论了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语言作用的规律和这些规律之所以起作用背后的微观基础。对这些问题有了简单的认识之后，我们才可以讨论如何根据这些结论制定合理的方案，有效地为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参考。但是在这之前，有必要审视一下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语言规律把握的过去和现状，把握一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走了多远。

这里有一个潜意识和国家形象的辩证关系问题。即在民众有一个潜意识的汪洋大海的基础上，国家形象塑造者通过合理的组织语言表述构建国家形象，接着与民众的潜意识互动以接受检验。那些符合民众潜意识诉求和预期的形象将会成功地被民众所接收，那些不能激发民众潜意识的形象将不会在民众的心理结构中存在下去。而那些凡是已经在民众心中得到广泛认可和共鸣的形象又反过来构成民众新的潜意识基础，成为民众潜意识的汪洋大海里新的内容。

之前我们提到过，潜意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空的差异而变化的。因此，这种“潜意识——语言构建——国家形象——潜意识检验——形成新的潜意识——语言构建……”模式，就会循环往复地进行下去。这体现了通过组织和构建语言，潜意识和国家形象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模式下，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上构建国家形象，都是在之前民众心理潜意识中国家形象的基础上进行的。先前的形象既是之后要构建的形象的基础，又是之后构建中要超越的东西。先前的国家形象既是材料，又是阻力，前后的国家形象之间有一个适度的张力存在。

这就说到之前我们组织语言塑造国家形象的历史，也就说到当下塑造国家形象的背景问题了。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的定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国家形象的塑造也是围绕着这样的定位进行的。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塑造这样的形象会采用一些不符合事实和逻辑的宣传手法。比如在“大跃进”时期，为了实现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味地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忽视经济建设的规律。工业上要在15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超英赶美”、“以钢为纲”，农业上要“大放卫星”、“大跃进”。

以农业“大放卫星”为例，报道的卫星示范田，平均亩产四五万斤，超出土地正常生产能力几十倍，有的地区还传说水稻上能坐人。实际情况却是，当地工作人员为了跟其他地方竞争，组织人员以反复过秤、虚报移栽日期、集中其他土地收成等做法瞒天过海、恶性竞争。

可以说这样的国家形象是建立在违背科学事实、违背常识的基础上的。短期来讲能够借助民众的狂热获得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可是这种热情是没有实际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的，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因此，终有一天狂热会在现实的窘迫难以支撑的情况下消退，事实会浮出水面，长期来看对国家形象建设却是大大的贬损。虚伪、浮夸、瞎指挥、好大喜功成为政府和国家头上不易摘去的帽子。

改革开放以来，要树立新的国家形象，那么与之前的国家形象之间就有张力。一部分人认为过去的形象太虚假、不务实，需要步子大一些；一部分人则受原来语境的影响太大，主张步子要小。邓小平统筹全局，做出了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的决断，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逐渐把中国国家形象引向新的方向。这个国家形象更务实、更讲究实事求是、更开放，在世界中是一个精干务实的赶超者的形象。

但是新的形象形成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先富后富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社会阶层分化的问题；贪污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的问题；社会组织松散，尤其是基层组织混乱的问题；住房、城乡差距、教育、医疗、群体性事件、暴力事件、国际安全……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考验着这个国家的新形象，在消解这个精干务实的形象。这个精干务实的形象在打造之初，相比于那个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是一个新生事物。而现在，这个形象又成为一个相对需要改进的旧形象，新形象的塑造必定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而每一个国家形象的相对完善，都会在一代人的潜意识里烙下深深的烙印。如何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把握国家脉动，在新的条件下合理组织公共语言，在新的民众潜意识和国家形象构建之间寻找契合、寻找共鸣，是我们当下语境中面临的问题。

在世纪之初的时候，国家对公共关系的处理和涉及国家形象的事件的处理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但是相关的事情如果发生了，国家和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失语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失策。因为，在理应发言的地方，你不发言，别人就会发言。国家言语缺失，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言语就会填上这个空，一旦被用心险恶的人有组织地利用起来，将是对国家形象的严重贬损。

话说错了可以改，如果连话语权都主动放弃，那就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也是为什么民众倾向于寻求真实、可靠、权威、及时信息源的原因了。每个人每天都要被各种信息的海洋所淹没，如果国家声音不在适当的位置和适当的时机出现的话，那么民众心理上就会自动寻求自己认为可靠的信息源，国家形象的塑造也就会朝着一个不可预期的方向发展。更有甚者，像前文提到的“躲猫猫”事件一样，不仅“失语”，简直可以说是“乱语”。

好在，随着各种事件的不断增多，政府和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在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危机事件中公关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关乎人心的得失。归结起来，当下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公关可以概括出一些特点。国家层面的形象塑造问题处理得相对较好，而地方政府，尤其是到了基层，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不到位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宏大主题、重大事件中的国家形象问题处理得比较好，但是个别主题和相对专业的领域还有待提高；主动的形象塑造行为问题处理得比较好，被动的危机应对还有待提高。

说到“失语”，这里有必要对“语言”进行一下说明。这个语言是广义上的语言，并非仅指国家或者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说了什么具体的话，而是指广义的、可以做语言理解的国家行为，包括国家做的和说的等诸多方面。

比如，在天灾面前国家举行国难仪式，这个国家行为就相当于告诉民众国家对于受难的民众表示深切的哀悼。如果国家在此时不说话也不作为，我们就称之为“失语”。因为不作为也是一种态度，如果在你应该发言的地方你却失语，给民众的信号就是国家对受灾民众的死活是中立的或者冷漠的。这样，不同的行为方式、发声方式，就会在民众心中树立不同的国家形象。所以，通常要把国家行为转化为语言解读。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下国家形象塑造中语言使用的经验和不足。

国家层面主动塑造的宏大主题事件，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这些世界性的大型活动和会展，往往是一个国家展现国家软实力的一张名片。近年来，中国举办类似的活动不少，成功的案例也非常多。因为这些活动往往是在世界范围内主动争取的，因而是提前做了充足准备的，而且又主题重大，所以会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另外重大危机面前虽然没有之前的准备，但是因为事关重大，国家也做得很好，比如汶川地震的处理。国家在这些时候的行为就是国家的话语，而民众这边的潜意识对这些重大事件也有寄托和诉求。比如，奥运会契合民众在国际社会中展示中国实力的潜意识，地震面前的做法契合了民众潜意识里认为国家应该重视和救济保护自己的公民等。这个时候语言组织构建得法，就能够在民众潜意识和国家形象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实现良性互动。民众潜意识里的诉求得到国家层面的呼应和表达，国家的行为又成为民众潜意识里的国家新形象。

而那些主题相对不是那么宏大，或者不是国家层面而是一些地方政府层面的事件很多处理得不是非常理想。因为近年来“躲猫猫”这样的事件不止一起，比如同样出名的“跨省追捕”事件，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了批评政府的言论而被跨省追捕；各地的暴力拆迁事件等，这些事件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都起了负面的作用。甚至还有地方官员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百姓说话？”这样的行为表现出：一来，很多地方处理相关事件的能力和经验不足，二来，这些事件往往都是突发的危机事件，准备不足，而政府的一些作为都是对国家形象的损害。

具体到语言表达需要注意的三个层次来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在处理这些事件方面的不足：

第一，最核心的意义应该首要表达。而在这些事件中，基本民众接收到的最核心的信息往往是政府和国家的冷漠。

第二，表达要分层次，层次要有限制。而这些事件中官方的表态往往含糊其辞，在不同的意思间跳来跳去，逃避责任。

第三，表述要讲求合理性、合逻辑性。而这些事件传达的核心信息就不符合民众的潜意识预期，所以后续的表述和行为基本上是为前面的表述找借口、找理由，所以表述非常混乱，甚至出现一些与常识相悖的荒唐结论。

由此可见，政府相关行为者，没有考虑民众的潜意识里需要呼应什么，而是官本位地做出一些行为，打断了从民众潜意识到国家形象塑造的通畅渠道，从而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