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转换与深化

二、危机的转换与深化

从权威危机的形成原因看，任何一个转型社会只要出现上述情况都可能产生权威危机。为什么白鲁恂强调中国人对权威危机的体验尤为深刻？他给出了两个理由。

首先，近代以来现代化问题被中国人全部转换为政治权威问题，权威危机承载了本应由文化认同解决的任务。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出现大多数转型社会都存在的文化认同危机，自然也不会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败归因于世界文化的濡化在中国的失败和固守文化传统。然而恰恰是这种不可更移的文化认同，让中国人无法摆脱近代以来由现代化的失败记录带来的威胁和羞辱感。为坚守文化认同，中国人必定要将失败归因于其他因素。这时候，中国传统文化中赋予政治极高价值、强调权威的信念开始发生作用。既然在中国人的信念中，政治具有无所不能的效力，那么失败的羞辱必然来源于政治，来源于政治权威的不负责任。^[22]当现代化进程中世界文化的濡化问题就这样被转换成政治权威问题的时候，权威危机必定更为深重，因为它承载了本应由文化认同而非政治权威所能解决的问题。

其次，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无能与挫折感被夸大。因政府无能而产生的挫折感，中国人体会得比其他民族更深，原因不在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比其他民族更大的失败，而在于中国人对于失败的体验更为敏感。事实上，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哪怕最为黑暗的那段时期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23]，但中国人却对此视而不见。为什么中国人宁愿回避成功的喜悦而强调失败的羞辱？除了中国文化中那些谦虚与自制的要求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对中国人文化认同非常重要的两种价值观——政府治理能力与保持优越的物质文明的能力——受到西方的正面挑战”^[24]。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一直因“拥有创建政府并使之卓越运行的能力、能够过上物质水平高于邻国的生活”^[25]而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西方的影响，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毫不含糊地直接挑战了中国人的自信。通商口岸的行政管理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混乱形成对比与反差；欧洲的经济表现与西方的生活标准高于中国的水平似乎远远高于中国曾经高于被他们蔑称为“蛮夷”的水平。这对于以拥有卓越的政府治理能力和保持优越的物质文明能力而自豪并以之为文化认同基础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最难以接受的事实。

此外，“讲究实用、入世、世俗、缺乏宗教关怀”的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比如印度拥有一些不能以经验加以检验的传统价值观来对抗西方影响，而主要以“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维持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准”自诩。^[26]为维护文化认同的基础，中国人对“政府管理和经济上的失败，态度非常严厉，超出了其他民族认为正当的程度”^[27]。对中国人在政府和经济事务上的能力感到哪怕是最小的威胁，在中国人眼中都具有重大意味；任何这方面无能的显示也都令中国人真真实实地感到震撼。因此，在白鲁恂看来，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与挫折感事实上是被夸大了的。

一方面，权威危机承载了本应由文化认同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非常重要的两种价值观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严重挫折，致使中国人的失败与挫折感被放大。两方面作用下，中国人对权威危机的体验比其他转型社会尤为深重。那么，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形成了中国特别容易出现权威危机的政治文化？白鲁恂首先从中国政治的历史、制度与文化传统中探求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