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口头遗产的价值

论口头遗产的价值_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

16.论口头遗产的价值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管窥

一

在钟敬文的学术视野里，有三个相关的学科：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民俗文化学。它们的学科地位通常处于相提并论的程度。笔者认为，这是钟敬文先生学术思想或学术体系的一个统一的域界，三门学科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世界和学术体系，涵盖着文化研究的一个特殊层面和重要范畴，即民间文化研究。三个学科既互相关联、互相补充，又各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不可替代。钟敬文先生在这三个学科里都奋力开拓，极力呐喊，成就卓著。民间文艺学、民俗文化学是他创建，民俗学虽系外来他却有首功和头功。

从研究对象看，我们可以把这三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统称为广义的民间文化。钟敬文对文化分类分层一直持一种三分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条干流。第一条是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条是中层文化的干流。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条干流是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¹⁾民俗文化学研究的是民俗文化，即民族文化中的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也会涉及上层文化中的民俗性，是民俗事象与文化视角相结合。民俗学则研究下层文化及其民俗事象，包括物质民俗、制度民俗和精神民俗。民间文艺学，按照学界“文艺学即文学原理或文学理论”的使用惯例，其实是指民间文学理论，它的研究重点是民间文学（亦可含民间艺术的文艺原理、美学研究），而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又是民间文化、民俗事象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观念形态、行为文化和精神产品，是精神文化的一类或几类。由此可见，在研究对象上，这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或多级文化圈模式。但显而易见，这三个层次或范畴的研究对象，因为并不是进化的等级或自闭的模型，研究方式也无须逐级展开，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存在，各自都需要特定的研究，形成独立的学科，并获得特殊的人文研究成果。钟敬文学术研究的杰出贡献，也正在于全力推进并最终形成了关于民间文化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民俗文化学既三足鼎立又在一定条件、情况下三位一体的学术建构，促使中国民间文化研究达到了世界现代文化学或民间文化学发展的前沿，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

我以为，明了此一点，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钟先生的民间文艺学思想，把握其中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反过来，从钟先生的民间文艺学思想的独特学术内容和理论范式，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钟先生学术贡献的特色和重点。

二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艺学，若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大致可以看出有以下若干历史时期和学术思想的源头和汇入。首先自然是80多年前的北大歌谣运动。这次学术运动，不仅把民间文学研究置于很高的文化地位和学术地位，聚集了一大批著名学人关注其事，并带来和运用了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知识、方法，并且一开始就在搜集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出版《歌谣》周刊，使现代民间文艺学发轫之时，既处于一个极高的起点，为这门独特学科的独特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娄子匡等建立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民间》、《孟姜女》等刊物和丛书，这是民俗学研究和民间文艺学研究紧密结合的开始，也是国外民俗学理论系统地渗入到学术深处的时期。第三是毛泽东《讲话》精神指导下的新中国新文艺时期。这一时期，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学术发展有过重大的偏差和曲折，但也有更重大的学科建树；如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普遍确立和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的掌握，人民的立场，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大规模的民间文学采集，研究机构和教育体制的初步建立等。第四是改革开放时代。在时代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开放、大活跃、大繁荣之际，民间文艺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借鉴外国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广泛地采录、出版民间文艺资料的成果，还是人才培养、学科理论建设、学术活动的全面开花，都硕果累累，达到了空前的繁盛。值得注意的是，钟敬文在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史上，是在以上各个时期都充当着参与者、施行者、组织者、中坚者的唯一一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充分地体现在他个人的学术历程中；他个人的学术生涯、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也正是一部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史的缩影。在北大歌谣运动中，他是一参与者、响应者、学术受益者；在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交融的时代，他的杭州9年及其学术活动，是北大歌谣运动最重要的学术延续和此一时期学科发展的主干；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民间文艺学发展阶段，他的学术思想与时俱进地丰富自我，吸纳先进思想和科学理论，日趋成熟，经受了时代考验和历史的检验；80年代以来，民间文艺学学术繁盛之时，也正是钟敬文学术思想定型、成熟，并终于体系化、科学化的时期，他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影响、规范和引导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历程。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钟先生1997年时在《钟敬文自述》一文中说了一段感慨颇深的话：“学问、思想的进步，主要要凭不断地积累，而不是‘弹指楼台’。我现在所悟到的一些道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常对同志们说，我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意见，是多年来学习、经验的结果。”⁽²⁾话说得平和、朴素，但这是一个世纪老人的学术自白，也是他学术生涯的夫子自道和真实写照。

三

在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发端和发展，也融注着这一强劲的时代精神。发掘民众文化，从人民文化中获得健康、素朴、清新、简明的风格，获得人民评价历史的立场，张扬人民文化的创造伟力，钩沉人民文化中保存的久远而珍贵的历史文化材料，托举民众文化独特形态、载体使之与典籍、上层文化相提并论，从而，把握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和民族精神的真谛，这就是五四以来民间文化运动的主旨。这样一种学术运动，无论是从文艺和文化发展史上看都是破天荒的，在现当代社会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顺乎历史潮流，为加快历史进程推波助澜的伟大意义。由此看来，现代民间文艺学兴起的意义，是值得在中国历史上好好地写上一笔的。

民间文艺运动的兴起，虽然有以上种种影响和历史意义，但它最初并没有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而获得独有的评价。对民间文艺的发掘和研究，就像鲁迅说《红楼梦》研究一样，历史学家从历史需要出发，文学家从文学价值人手，政治家从政治立场着眼。是钟敬文先生最早响亮地喊出了“民间文艺学”的口号，把它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加以理论设计和学术实践，把它的各种价值和意义综合在一个统一的范畴里。现在看来，钟敬文发表于1935年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的确是一篇石破天惊的理论檄文。钟先生不仅首次使用了“民间文艺学”的概念，而且鲜明地指出这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从此以后，为确立、完善、传播这一特殊的学科，钟先生开始了艰辛而坚定的学术跋涉，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学科构想，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独特的学科理论。

作为一门独立而独特的学科，民间文艺学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的独特上，是民间文学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它的研究的特殊性。为此，钟先生对民间文学的特殊情况作了深入的理论描述。他指出，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是集体传承的。口头文学不仅在载体上区别于书本文学，在文化形态上也有别于文人文化。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某些区域或特定历史条件下，口头文化并未见得落后于书面文化，人们不使用书面语文，是因为他们有口头文化已然足够了，不需要书面语文来“多此一举”。可见，口头文化有特殊价值在，是一种文化生态的存在。钟敬文则将整个文学一分为三：专业作家文学，都市文学或俗文学，民间口头文学。民间口头文学，因其口头传播、群体加工，从历史发生看，早于书本文学，是所有文学的历史源头；同时，它又是乡村的、乡土的，劳动人民的，农民的文学。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存活于人民生活之中，和人民的生产生活相联系，是民俗文化中的存在，故而具有变异性、集体性、传承性、活态性。对民间文学的研究，自然可以得出一般文艺学的学术成果。如文学的起源，文学的素材、题材、语言、修辞、形象的民间资源，文学诸形式的产生与流变等。但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可以是文化的，如文化类型、文化模式、文化传播、民众信仰、民众心理、民众智慧、民族精神、远古文化信息等。民间文艺学既不能等同于一般文艺学，也不能全溶于民俗学，它是二者的交叉而又独立而出的学科。

其次，民间文艺学研究的材料，必须经过特殊的方式方法才能获取。这套方法也必须是独立的科学手段。“我们的资料主要是通过‘田野作业’去获得的，而现在这种工作，还需要大力去进行。”口头地存活于生活之中的民间文学，是需要搜集、采录、记录和整理的。这看似简单的工作，实践起来却是异常地复杂。关于此项工作，钟老有如下几个深刻的观点：

1.民间文学在我国蕴藏十分丰富，非要下大力气去搜集。从20世纪初始，钟先生一涉足民间文艺，就是从搜集与整理入手的。此一工作，延续至今仍未停止。从汉族各方言各类型各形式民间文学的搜集，到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大发现大普查，再到直接参与并主持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特别是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工作，搜集整理工作是伴随着钟先生民间文艺学学术活动全过程的。民间文学的搜集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也要发动和组织专家、学生和群众都来参与其事。这是别种学问所未见的。

2.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根据学术目的，可以分为几种方法或层次。

（1）供学术研究之用，要忠实地科学地记录。在这个层面上的记录，不能随意加工，损毁作品的原貌。此类作品，除精品外，一般不宜当作普通读物大量印行，并要特别地防止“文学化”。

（2）谨慎整理或改写民间文学。“从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作品里，采取它的一部分，编集起来，还给人民，使他们在对这种人民艺术的涵养中，得到新的启示、教诲，因而加强自己精神的活力和文化素养，这是我们眼前的一种重要任务。”整理或改写的具体方法，钟先生也有探讨，即“对某些原始资料，参考同型故事的记录，在表现上给以一定的改变，或丰富其情节，加强其主题”，并且“根据和保持‘民间的风格’。”例如，把民间文学按时间或内容分类，对作品中的方言土语或需要指出社会、历史背景的地方，给以注释、说明等。

（3）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再创作。即作家采取自己感觉兴味或认为有意义的民间文学作品，作为创作的题材，写成新的作品。

（4）民间文学是一种文化的存在，采录民间文学时，要同时记录它在民间生产、生活、习俗、信仰、仪式、崇拜、文娱中的文化形态和背景，不能“纯文学”式采集。“民间文艺往往和民众最要紧的物质生活手段（狩猎、渔捞、耕种等）密切地联结着，甚至它已成了这种手段构成的一部分。”如少数民族中就流传着许多跟他们日常生活和特殊的实际生活胶结着的民歌（接客歌、送亲歌、造屋歌、酿酒歌、祭祖歌等等），“如果我们在接触它的同时，不注意到那些有关实际活动情况，那么对它的内容以至形式，是不容易充分理解的”。晚年，他在谈到三套集成普查时，还曾婉转表示遗憾：很多地方、很多人只采录文艺，不及民俗，使人力资源未得有效利用。

（5）民间文学往往是多种艺术综合一体的存在，它与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等民间文艺相生相随，要比较地、综合地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不仅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一种综合艺术现象。例如，民歌的音乐性质、演唱情况及其与舞蹈、乃至于原始戏剧的血亲关系，民间故事的讲述的语言声调、表演姿态等因素，都说明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是单纯的文学现象。”

从以上观点看，钟先生提倡的民间文艺学搜集整理方法，既借鉴了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为基本手段，也充分注意了民间文学的民间文艺性质，强调了文艺学的目的。这是科学加文艺的方法。如此巧妙嫁接的手段，是民间文艺学的新式武器，运用它所得的科学材料和文艺果实，有利于把科学和文艺都引向深入。钟先生这一套“搜集整理”思想，上承格林兄弟，旁源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而主体却又是来自于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对中国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群众运动的研究和总结。这一套完善而科学的搜集整理理论，也是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对民间文艺研究的重要贡献。

再次，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钟先生认为，民间文艺学在知识背景上，大有别于一般文艺学。研究民间文艺学，第一，必须具备民间文学的专业知识，即国内外民间文学作品的知识和民间文学的性质、特点等的理论知识，民间文学的历史知识等；第二，要学习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如原始文化史、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志、民俗学和民俗志、语言学、民族心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等。钟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都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中，并且往往难分彼此，就充分说明这两门学科有密切的学术关联。

复次，民间文艺学有着独特的学科建构，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在逐渐深化自己的民间文艺学思想过程中，钟敬文对学科整体建构提出了宏大的设想：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具体内容包括——原理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的探索和编述（各种体裁的或综合的作品史）、科学史、评论工作、方法论及资料学等。“概括起来，民间文艺学，是理论民间文艺学、历史民间文艺学和应用民间文艺学三部分构成的。三者互相关联、互相补充，成为一个学科的整体。”民间文艺学学科的每一个范畴都有庞杂的研究对象和繁重的研究工作，并且大都是学术研究的处女地。钟敬文为实践和实现自20世纪30年代自己提出的学科的梦想，几十年来在诸多领域作了开荒式的研究，如民间文学原理研究、神话学研究、故事学研究、歌谣学研究、中外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类型研究、口头文学价值论研究、晚清民间文学史研究、鲁迅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民间艺术研究、民间文艺评论等等。在钟先生的奋力开拓下，民间文艺学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已然露出了它深海冰山的一角，展现出诱人的前景：这是一座令学人神往的架构独特的科学殿堂。

总之，民间文艺学的特殊性，是由它所研究的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的。这里还有一个中国国情问题。民间文艺在中国而言，一是历史悠久，有千万年来的历史，是人类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产品；中国文明从远古到现代，基本未曾中断，一直在相对稳定的文化圈中延续着、繁衍着，民间文艺也继续在民间生生不息。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很早就有从民间采风采诗的传统，浩瀚的文字典籍中存留着各个时代和不同地域的民间文艺资料，与口头传承相映生辉。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可以说是一个特例，一个奇迹，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二是中国人口众多，农民又占其中的绝大多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主体民族和人群都是农业社会的性质；这样的历史空间，是极适宜于民间文化生存的，所以中国民间文艺特别的丰富和发达。三是中国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中的绝大多数又是以口头文化为民族文化的主体；少数民族中又因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有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有奴隶制社会的民族，有封建农奴制民族，有多种制度并存的民族，有封建制发育充分、资本主义萌芽的民族，等等；民族多、支系多、层次多、形态多，也构成民间文化传承的肥沃土壤，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民间文艺资源。这些存在特性，是中国民间文艺学最为坚实的学术根基和学术个性之所在。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也是越来越深深地植入这片奇特的文化土壤之中，它所发出的学术呼号，也是最强劲的、最有影响力的。

我们试看钟先生下面这段话，作为一个民间文艺学者就不能不为民间文艺的奇特和民间文艺研究使命的神圣而怦然心动了：

“我们一再说过，民间文学的领域是很广阔的。这不仅指它的样式众多，作品的数量无限，更重要的是指它的可供研究的事象、题目，也是很广泛的。单拿歌谣这种样式来说，可以是它的某一种类的概括的研究，也可以是对它的某一单独作品的探索；可以研究它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故事诗），也可以研究它的艺术特点或诗学；我们可以研究近代歌谣，也可以研究上古歌谣；可以研究歌谣本身的发展史，也可以研究歌谣的科学史（理论史）；可以研究歌谣的本质特点，也可以研究它跟神话、传说的关系，……在思想内容上，我们过去只侧重那些在今天看来是重要的方面（例如反抗阶级、民族压迫的思想内容），对于大量表现在其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思想内容却给以冷视。这样的做法，就必然使歌谣中所含蕴的丰富的精神财富贫乏化，因而也就使人们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过去广大人民的精神状态。例如中国民间歌谣，除了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压迫和斗争，反映了他们的贫困生活和痛苦之外，也反映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伦理道德，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自然知识，反映他们的教育实践和美学观念，……总之，民间歌谣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包含着过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个文化和历史，我们如果不从整体上加以注意，而只狭隘地重视其中反映阶级斗争的那部分作品（尽管这种重视是有意义的），那就好像进入宝山，只取了一些金玉，而把其他的宝物放弃了。这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它绝不是一般物质财富的损失所可比拟的。”

这段饱含激情的论述，发表于1981年。此中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拨乱反正的思想锋芒，同时又有振聋发聩的学术呼喊和催促，也预示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方向和繁盛局面。

四

在钟敬文的学术生涯中，于民间文艺学可以说是建树最大，用力最勤。无论是学科理论还是具体研究，钟先生的学术业绩都是卓尔不群的，几乎在每一个学术范畴都作过探索性的开拓，许多方面则可以说是作出了极具说服力的学术示范。我们择取一二，走进钟先生的学术世界，权当管窥蠡测。

价值论

鉴于种种历史原因，人们对民间文艺的认识极其不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时，首任理事长郭沫若先生就坦言，以前他自己是看不起民间文艺的，认为它低级、庸俗。（郭沫若随后提出的研究民间文艺的五个目的，又是非常深刻的。）钟敬文论说民间文学的价值，一是说得早说得多，二是不得不作启蒙性的论说，不得不把民间文学的价值从历史的误读和文人的谬说中提取出来，在正名时恢复其本相，进而在与文人文艺的比较中展开民间文艺的价值天地。

1.文化遗产价值

这一观点集中反映在钟先生50年代初写就和发表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一文中。当其时，新中国成立，人民翻身做主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钟先生的呼吁与奔走中得以成立，因而需要一篇系统论述民间口头文学价值及其研究意义的文章。钟先生这篇文章至今读来仍能感到其沉甸甸的理论分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新文化的创造都是在过去历史文化的传统和基础上展开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例如新中国的建立，自然是一种新文化的开始；但从一般的哲学意义而言，任何现在的历史活动和文化创造，也都可以说是“新”的。所以，这个文化创造的原则不仅适用新旧时代更替之际，也存在于任何一个时刻的文化现在。全面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新文化创造者的职责。钟敬文雄辩地指出，在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财富和文化遗产中，“口头文学就是这些财富中的一宗。这宗财富绝不是等闲的。其中，包含着不少优异的东西，包含着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从文艺发展看，因为口头文学是人民的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就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和人民固有的文化水准和文艺基础上；同时，人民的文化创造，是亿万人民的文化创造，是在长流不断的世代沿革中的创造，这样的创造，成就了“无量数的精神财富”。所以，“不从民族固有的有价值的文学艺术资产的库藏里去观摩、吸取，就不容易进一步创造出真正民族的、大众的作品”。从人类文化的世界格局看，中国人民创造的“非常丰富的口头文学”，“我们这份文化财产，如果充分发掘出来，并加以科学的整理，那不但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夸耀，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一种夸耀”。一个人民文化的研究者，没有这样的感情和立场，是不可能把他的学术工作做到“家”的。站在清点人类文化总库存和书本、口头两大类文化不可替代的高度来认识口头文化的重大文化价值，钟先生是学界第一人。值得注意的是，钟先生的这种豪迈情怀，既是人民文化翻身的历史巨变在一个学者身上的折射；同时也是他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果实，早在1934年，他所作《前奏曲》一文，就激情洋溢地抒发过他对民间文化及其研究诗人般的赞颂和“火热的希望”。

2.文艺学价值

（1）口头文学的思想内容价值。从一般文艺学的分析方法看，钟敬文认为民间文学在思想内容上有这样一些价值指向：

甲.民间文学广泛地反映出一定社会中有普遍性的重要事象，并且真实地反映了它——没有歪曲，没有粉饰。因为口头文学的作者，是生息在广大的民间的，是熟悉各种社会现象，关心各种实际生活的。例如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中就有一地人民的世态人情。“我们如果要写一部比较具体的中国的社会史、生活史，舍弃了民间文学和一般民俗资料是不能够有更丰美的凭借的。”

乙.“口传文学的内容价值，……尤其在于忠实地表现出人民健康的进步的种种思想见解。”经过具体分析，钟敬文认为，从民间文学中，可以看到广大劳动人民尊重劳动的思想，可以看到对集体力量的肯定，可以看到对压迫阶级的抗议、仇恨和厌恶，可以看到人民对异族侵略和压迫的反抗和斗争，可以看到人民血管里沸腾着的保卫乡土、保护祖国的血液，可以看到人民的进步和对新事物的歌颂，等等。尽管50年代的话语中难免“阶级分析”为上，但在表述的深层里，钟先生的论述基本涵括了民间文学思想价值的方方面面。钟先生还多次指出，旧文人史上少见或不见的思想，民间口头文学所在多有，如民间情怀、劳动与生活、民众理想、历史遗响等，民间口头文学是生活的大百科全书。民间文学是活的口头语言艺术，传播也是口口相传，因而联结着群众的生产生活，折射着他们的道德、思想、感情、信仰、观念和历史。

（2）民间口头文学的艺术价值。

钟敬文先生认为，“口头创作，单从表现技术的观点看，也正有它（指封建文人的艺术，引者按）不可企及的成就”。他进而指出民间文艺艺术成就的价值要素是：

甲.从现实深处取来的重要的题旨、人物、情节素材，用灵活的想象和有力的结构、语言表现出来，能够造成优越的典型人物和故事。

乙.民间文艺是幼稚的、原始的和成熟的、美好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具有“早熟儿童”的那种永不能够回返、永使人羡慕的“天真”；另一方面这种艺术上的完美程度，有的还是“身心都相当发达的青年或壮年”。马克思认为，希腊神话的魅力就是“早熟儿童”的产物，钟先生的此番论述，据于此，但并不泥于此。因为他论述的是包括神话在内的全部民间口头文学。例如笑话或寓言，他认为其在讽刺的简短尖锐上，往往能达到不能比拟的高度；民间韵文作品，很多是简练和谐，富于天然的风韵和情味。“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钟先生认为明人胡应麟对汉代乐府的这种推崇语，“就是一切优秀的民间歌谣承受起来也是不会脸红的”。

（3）民间文艺的艺术发生学价值。这里包括两个范畴或层面：一是“原始社会的文学，是全民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总源头。这是艺术史的价值。二是民间文学在古今中外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是“那些伟大作家的文学的奶娘或亲眷”。以中国文学为例，一部中国文学史，就始终能看见一条受民间文学影响而发展的主旋律，从《诗经》国风，到楚辞神话，到乐府民歌，到元曲，到明清小说，“这些才是中国文学的真正的正统”。早在1928年，钟敬文既写作了《绝句与词发源于民歌——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论证了.古代文学的经典形式绝句与词皆发源于民间歌谣，同时还提出了“中国诗歌体式，大都发源于民间的风谣”的观点，甚至“在中国，各时代民间作品的形式影响于文学的体式，尤为十分显然的事实”。

（4）民间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有特在性价值。钟先生对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区别加以比较后，得出一个崭新的结论：“由于作者、传播者身份的不同（并由于它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想象的不同），由于文学艺术传统的差异，结果，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

基于对民间文学文艺学价值的特别认定，钟敬文颇有见地地指出，民间文艺研究对文艺理论的丰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又以新时代学人的崭新历史观，号召新时代的文艺家：“在过去人民创作的库藏里，蕴藏着相当分量的有价值的创作思想和题材，它在等待着新时代的埃斯基拉斯、卜伽丘、莎士比亚、米尔顿、歌德、雪莱、拜伦、普希金……它等待在新艺术的形体中射出它不朽的光芒。”

顺便指出，《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是钟敬文民间文艺文艺学价值论的代表性篇章，它那充满激情和真情的论说，那汪洋恣肆的文思和文采，那功夫深湛的学术机锋，那别开生面的理论观点，无论对一般文艺学还是对民间文艺学，迄今仍有着不可逾越的学术贡献。

3.民俗学价值

钟敬文为倡导和建立民间文艺学，几十年来反反复复地言说着民间文艺的特异性，其中就包括民间文艺作为民俗的存在。作为民俗存在的民间文艺，自然又有一套别样的价值。

从理论上说，民间文艺是民俗事象中的一个部类。民俗学史的发端，无论是外国民俗学或是中国现代民俗学，都是自民间文艺的研究起始的；作为民俗发展史，不同历史时代的民间文艺，积淀着一部民俗历史。“作为古代社会的信史，特别是人民生活和思想的信史，人民自己创作和保留的无数文学作品，正是最珍贵的文献。……我们今天要比较确切地知道我国远古时代的制度、文化和人民生活，就不能不重视那些被保存在古代记录上或残留在现在口头上的神话、传说和谣谚。”

既然民间文艺是一种民俗的存在，它的文化价值就不能不予以重视，同时，以民俗学的方法对民间文艺加以研究，也必将发掘出民间文艺里深藏的文化奥秘。钟敬文的许多具体研究都体现出对民间文艺民俗价值的发掘。如《中国民谣机能试论》（1936年）对歌谣民俗功能的全面识别；《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1934年）、《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1991年）对民间故事的世界性传播的文化比较；《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2年）中施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要素的详尽分析；《刘三姐传说试论》（1986年）准确地揭示出“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槃瓠神话的考察》（1936年）最早全面揭示这则著名神话系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图腾神话，证明我国图腾崇拜确曾有过；《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1973年）将帛画与神话进行比较研究，使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的民俗共性一目了然；等等。这些新颖独到的发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一般文艺学方法所不能获得的成果，故也极大地提高了民间文艺的价值。

此外，民间文艺的教育价值、历史价值、娱乐价值、社会价值、美学价值等等，钟先生亦有广泛的涉及，此不赘述。

方法论

关于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特殊的科学方法观，这里谈几点个人学习心得。

1.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方法论，经历了由粗到细、由浅及深、由小而大的艰难摸索和艰辛实践。在方法论的获得和形成中，钟先生是付出了代价，走过弯路，经过汰选、比较和选择，最终才达于化境的。最后的境界是一个体系化的方法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或文化观的层次，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第二个层次是一般的或大部分科学共同使用的方法，如分析法、比较法、归纳法、调查法、统计法等；第三个层次是适用于某种学科的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论，既有哲学层次，也有一般科学思维原则和思维方法，还有民间文艺学独特研究方法，以及相邻、相关学科的方法。在钟敬文的学术思想发展中，方法论的成熟和完善是与他的学术体系的成熟即民间文化三学科统一构想的完成相同步的。

2.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钟敬文学术生涯中，很早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他从不讳言并引以自豪的。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在80年代以后更趋成熟，也更加脱去过去或作为一般科学，或过多政治影响的痕迹，更见一个学者对科学和真理的崇信，是真正自主自觉地深层次地选择。因为接受、学习、借用、见识过世纪风云中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想、观点、学派，并且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运用和提倡运用多学科的手段，他得出的结论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用于人生和学术最为有力和有效的思想武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钟敬文也多次反思了解放以来他自己和我国学术界的简单化即阶级分析至上的倾向，反思了受前苏联“人民口头创作”思想的影响而导致一个时期我国学界对民间文艺学唯文学论的偏向。这种纠偏，并没有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放弃，相反更坚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赖。他所确信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而不是片言只句、断章取义式的；是对经典作家理论加以消化和运用的，而不是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采纳。

3.民间文艺学的中国气派。无论是文艺学还是民俗学，它们对民间文艺的关注、研究都有着国际性的学术话语。以什么样的学术态势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最终造就什么样的学术品格以为学科安身立命的灵魂，是民间文艺学作为独特学科的精神大纛。钟敬文为此一旗帜书写的是“有中国特色”几个大字。早在1934年，他就大声地喊说道：“从丰富的科学资料看，在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宜于做这一群学问探究的园地的呢?……我们的研究不一定只是欧、美学者们研究的延长或扩大，结果也许是它们（他们的成绩）的更根本的改进也未可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觅着他于1935年提出“民间文艺学”构想的思想端倪。钟先生早期研究民间故事（包括编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就坚持着两个原则：对传播和传入性的民间故事，实事求是地考察其在中国的流变，以补充国际学界研究之不足；对发源于中国又流布海外的故事，则结合中国文化细节加以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论说。

民间文艺学的文艺功用、实践功能、社会功效是学科实践的大问题。以研究人民文化为己任的民间文艺学如果最终与人民大众毫不相干（如在书斋里做和为书斋而做），就必定要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早在40年代初，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钟敬文的学术思想就已升华到很高的境界：“前线抗战的实践，使我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学术观和整个人生观统一起来了。我深切地体会到，我的学术，再也不能是与当前社会和人民没有（或很少有）直接关系的东西。从此，我不管在一般文艺理论上，还是在民俗学的理论上，都要求自己与社会、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把它作为自己脑海里的一个最重要的真理标准。”中国民间文艺学在新中国由于钟老的垂范，更是全面彻底改写了旧的学科历史。80年代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工作展开，全面普查、搜集、编纂民间文艺资料。钟先生不仅参与其事，任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主编，并且深感自豪：“这项工程具有世界意义。哪个国家也没干过，因此被称为‘文化长城’。……这次进行十套集成志书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在政府有关文化部门的领导下，由专家学者、基层文化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相结合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这是中国的路子，发挥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协作的优势。……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搜集、保护民间文化财产的活动，但他们的制度和我们不同，没有我们的大规模群众参与的气势和挖掘资料的广泛性与丰富性。这连外国学者都承认。”当然，钟先生也认真地反思过50年代大跃进民歌运动的不足，犀利地批判过“文革”时期小靳庄群众诗歌活动的虚伪和假造，还严肃认真地反复强调集成工作的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问题，实事求是地评价过此一工作中的实际上的不足。这些都是另外的话题了。

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中国特色还表现在它的学科史的历史沿革。中国民间文艺学不仅研究资源丰博，而且历史上对民间文艺研究、评说、采用的时代也很久远连绵。中国民间文艺学史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支，也是学科建设丰富的思想资源。钟敬文对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就学术分量特重，几篇文字，长达12万余字，足成一本小史。这也是钟先生“自觉地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一次生动学术实践和示范。此外，对待外国的经验和理论，学习和拿来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学习的结果，应该是壮大我们的科学，而不是削弱它，或取消它”。

钟敬文的学术思想和学科建设是当得起“博大精深”几个字的。在研读钟先生的著述中，笔者深感他那实事求是，力求精进，力求科学、准确和完善的追求是何等的执著。他逐渐成熟和逐步提出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民俗文化学三学科，都是学术实践实事求是的产物，是从实践中提出，而不是凭空构想的。所以，对钟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还应有一个三学科综合与比较的深探。这是钟先生留给我们后学的一个巨大课题。

总之，一生钟情和献身于人民文化、艺术的钟敬文先生，今天终于看见了这样一个学术景象：民间文艺作为人民的创造，得到珍爱，在学术和艺术的殿堂里闪烁出夺目的光辉；民间文艺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正与民俗学、民俗文化学一起向着广博和厚重的学术深处迈进。

（本文刊于2002年第1期《民间文化》）

【注释】

(1)钟敬文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2)世纪老人的话·钟敬文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