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炼钢史上的第一把火——铁剑

自主创新_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

三、自主创新

（一）点燃了中国炼钢史上第一把火

会稽郡山阴（今绍兴）人赵晔著的《吴越春秋》是一部不可不读的要籍，他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记载了吴国最著名的冶铸能手——干将与莫邪冶钢铸剑的壮观场面。由于炼钢铁所需的高温及技术上的难度在当时远超过炼铜，使古人惊讶、赞叹并添上了神话色彩，见诸文字就成为这段我国炼钢铁最早的记载。“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五山，可能是指五岳；六合，是指天地四方。此文乃夸饰之词），因为江南一带缺少富铁矿，须在贫矿中选取个别含铁量高的矿石；而且江南多为硫铁矿（如马鞍山、苏州潭山），当时已能用硫化铜矿经过冰铜来炼铜，炼铁就是从这种方法发展而来的，所以干将仍加入铜矿石（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是说要选择合适的时间与地点，炉温非常之高，使地面（阴）照得与天空（阳）一样亮，并且地面烟雾与天上云气相连，以至于“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烧了3个月，还未成功，说明炉温不够，铁还原得很慢也不能熔化。于是，干将的妻子“断发剪爪，投于炉中”，来代替其师傅以人殉炉的做法，“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橐”是牛皮做的鼓风吹火器），让300个童男童女鼓风装炭，那金属钢铁才熔化，而后用它铸成了宝剑。炭作燃料比烧木柴可达到更高的温度，鼓风则加速燃烧且可采用更大的炉膛因而温度又可提高。“金铁乃濡，遂以成剑”，当达到1100℃时，铁的还原率提高并且含碳量高的生铁开始熔化（纯铁熔化点为1535℃，含碳2%的生铁的熔点1137℃）。阳剑干将“作龟文”，阴剑莫邪“作漫理”，剑表面这些花纹可能是反复锻打后的痕迹，也可能是作某种化学处理的结果，但这批剑非常锐利，可从“剑成而吴霸”，并使讨剑的晋师“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立刻“三军破败”（《越绝书·宝剑记》），其效果大大超过在此之前的其他兵器，说明它们应是钢剑，而且是历史上初次出现于战场。干将莫邪的冶炉中所烧的极可能是中国炼钢史上的第一把火，因而后来被广为传颂。

对此，《越绝书》专为宝剑列传，从中可看到吴国的干将制成了锋利的铁剑，楚王请干将、欧冶制铁剑，他为铁剑的威风“大悦”，风胡子告诉他“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可以“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这段话正确反映了人类使用粗石器、磨制石器、铜器、铁器的历史顺序，也说明新的工具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战斗力的重大意义。

有人因吴国铁剑仅见诸文字以及战国铁剑出土在楚、赵之地而非在吴地而怀疑干将是否真正炼成钢铁。笔者认为吴地是由制铜剑而发展为制铁剑的，干将剑乃铁剑之始祖，数量极少，抗锈性可能尚差，加之吴地滨海土质碱性较大，难以保存，不易发现是正常的。吴、晋之间有交流，吴地后属楚国，晋地、楚地出土的剑也可能来自吴地，铸楚剑、赵剑未必无吴匠参与。况且现在还不能说考古已经完全充分，绝不会再发现铁制吴剑。《越绝书》说虎丘剑池的阖闾墓中有鱼肠剑，《吴越春秋》讲吴王女儿墓中有磐郢剑，因而不能排除将来在新的考古发现中找到钢铁兵器的可能性。

从现有实物看，上世纪60年代，在南京六合程桥发掘的东周古墓中，出土了两块白口生铁，经郭沫若先生断定为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冶炼的生铁实物，比欧洲早了1900年。同期出土的两组精美的青铜编钟，一组9件，一组7件，经考证为春秋晚期吴国的宫廷乐器，虽历经2500多年的沧桑，仍音色清亮，乐律分明，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物。

经鉴定，六合东周墓的铁条是块炼铁锻成的，铁丸是白口铁铸造的。在1000℃左右还原成的块炼铁中固态的小粒铁不易凝聚且含有很多杂质（不像现代高炉炉温高，液态铁可浇铁锭，杂质成渣液另行排出），必须趁热反复锻打挤出杂质，并使铁的质地致密。六合铁条因锈蚀成层状，明显看出杂质及锻打的痕迹。六合铁丸是白口铁，这是碳化三铁与铁奥氏体在1150℃下共晶生成的，铸造性能稍好，质硬而脆、耐磨，适合于制犁铧等农具。苏州的干将坊、浙江北部的莫干山都是传说中的遗址，苏州相门外有干将墓（《吴郡志》卷三、卷三九）。顾颉刚先生在1950年去相门外实地踏勘，找到干将泾畔的欧冶庙，沈勤庐还在干将墓边发现几副陶范碎片，因其色红质重而疑其含铁质。

笔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带领部队在干将泾畔搞单兵进攻战术训练时，曾与司务长梁兴峰坐在土墩上讨论过干将、莫邪是否就在此炼过钢铁？梁说“吃不准”，我说“有点像”，为此两人走到东面河边请教光脚在水边摘茭白的老农，回答是，“小时候听说干将墩（墓）就在这一带——田庄河村”。后来部队在干将泾畔（黄洋泾）约10多座、高约0．5～1．2米的土坟旁开荒扩大菜地面积时，我们一边用工兵锹挖，一边因土质坚硬、呈铁红色而嘀咕着“这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就是当年干将、莫邪在此炼钢铁的地方？”这些都印证了《吴门表隐》中“匠门外有干将墓，土宜锻铁”的记载。宋代沈括在解释吴国名剑的名称时认为，“湛庐”是说钢铁表面乌黑发亮，“巨阙”是由于钢质剑刃太硬，砍出了缺口，“鱼肠”是指剑表面的花纹像鱼腹内肠子（见《梦溪笔谈》卷十九）。因此，干将炼钢制剑的事迹应该说是可信的。

总之，吴地冶炼是我国冶金史上最辉煌、最古老的一页。由此亦可想到，后世的龙泉宝剑、苏钢法产生在吴越旧地就不是偶然的了。同理，吴人是兵器制造专家，兵器工业很发达，如吴戈、吴钩、吴干等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兵器，皆出自吴国。《楚辞》上说：“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应该说是当时战场上的真实写照。由此亦造就了威猛张扬、锋芒毕露、激情澎湃、热血涌动、空前绝后的横贯历史长空110余年的春秋时期——强吴时代。

（二）冶铸制造技术高超

江南不仅是铜、锡等金属的著名产地，且冶铸制造技术亦高超，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的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此方尊是商晚期的青铜重器，四角的四只卷角山羊，以脚踏实地的有力形象承担着尊体的重量，喇叭状劲张的方形口部，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几乎接近器身的高度58．3厘米。最突出的是：尊的腹部四角铸有4只大卷角羊，其形象在宁静中有威严感。羊背和胸部饰有鳞纹，前腿为长冠鸟，圈足上饰有夔纹。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饰，同时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肩部的龙及羊的卷角都用分铸法做成。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如果没有高超的合范技术，很难达到整器浑然一体的效果。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匠心独运，恰到好处。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见图3－7）。

图3－7　四羊方尊

图3－8　吴王夫差为西施铸造的青铜盉

吴王夫差为西施铸造的青铜盉（古代温酒的铜制器具），上面有繁缛的花纹，镂空的装饰，特别是盉的肩部有一圈文字——“敔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意思是：吴王夫差选用进贡的青铜为一女子铸器，吉利。造型优美，制作精巧。（见图3－8）。

2007年4月下旬，盐城大丰市刘庄镇友谊村出土了21枚金币，经省文物局专家组论证鉴定，为楚国“郢爰”，距今已有约2500年的历史，为国家一级文物，是目前我国发现并已著录的最早的黄金货币，填补了江苏范公堤外战国时期文物出土的历史空白。据大丰市文化局文博科科长蒋玉平介绍，这次出土的郢爰是该市刘庄镇友谊村村民王生银在村内鱼塘中发现的，大小不等，厚度相同，计重175．1克，上面戳盖方篆体阴文“郢爰”印记（“郢”为楚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为战国时期楚国流通的黄金货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形制有两种，一种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金版，另一种是扁圆体的金饼，以前者为多见。使用时根据需要将金版或金饼切割成零星小块，然后通过特定的等臂天平称量再行交换。因而出土的楚金币，大都是零星碎块，大小轻重相差悬殊，而且能明显看出曾被切割过的痕迹。这次大丰出土的郢爰也印证了这一点（见图3－9）。

汉初吴地的冶铜业曾被吴王刘濞用以铸钱。《三国志·吴书》记载：丹阳“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从苏州地区出土的汉代铁剑、弩机、铜镜（如天宝墩汉墓、觅渡桥汉墓）都反映了当时的冶铸水平。春秋时期的块炼钢技术已退出历史舞台，而百炼钢（把铁片反复折叠锻打成钢）与铸铁柔化钢毕竟生产效率低，如杨泉《物理论》中记载，阮姓制刀师在3年中制刀1700把，平均每天制1．5把，还累得双目失明。生产量较高的灌钢法最早记载在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中：“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就是说把生铁与熟铁混杂在一起冶炼，生铁熔点低而先熔化，灌入熟铁之中增加其含碳量而成钢。这句话还说明钢铁不仅用于兵器也用于农具，对于发展经济的意义自不待言。灌钢法是我国冶金史上的重要成就。冶炼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地采矿，梁朝《地镜图》就是根据地表植物的指示找矿的经验总结。

图3－9　大丰市刘庄出土的21枚楚国金币

淮南王门客中多有道家，热衷于炼丹。到了东汉及六朝，炼丹盛行，最主要的三位炼丹家魏伯阳、葛洪与陶弘景都诞生在江南。世界上第一本炼丹著作《周易参同契》的作者魏伯阳用词韵皆古、奥秘难通的韵文记录了炼丹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关于水银易与硫磺化合、氧化铅可被碳还原成铅、黄金不易氧化等等都是最早的化学知识。葛洪《神仙传》中说“魏伯阳，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宋代朱熹引用五代时彭晓的话说魏是会稽上虞人。葛洪的生平则由《抱朴子·外篇》中的自序与《晋书·葛洪传》可知他出生在句容，他的祖父是东吴官员，受左慈的影响，又跟岳父鲍玄学习炼丹术。《晋书》称他“博闻深治，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抱朴子·内篇》中讲炼丹的有“金丹”、“仙药”、“黄白”三卷。“金丹”的内容是以无机物炼长生仙丹，涉及水银、硫磺、曾青、铅丹及物质的转化等；“仙药”是以植物性药物“五芝”来延年益寿；“黄白”是人造黄金与白银，实际上是铜、铅、汞等元素的合金。陶弘景在炼丹与医药方面的著述除上文提及《神农本草经集注》外，现存的只有列入《道藏》的《夏诰》与《养性延命录》。陶弘景做过铁置换铜的实验，并证实只要是可溶性铜盐都可以，而不仅仅是葛洪说的“曾青”（硫酸铜），为后世湿法炼铜奠定了基础。陶还指出以火烧硝石时“紫青烟起，云是真硝石也”，这是指硝酸钾的焰色反应。炼丹士指望“仙丹”使人长生不老及点石成金而致富的愿望，在化学家看来当然是荒诞的。但在科学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研究古代文化史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胡说八道，而是要看到他们也是在做实验，冶金、酿酒、染色等工艺中也都有丰富的化学知识。

在以江苏、安徽长江沿岸的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范围内发现的“湖熟文化”，50年代著名学者曾昭儒、尹焕章曾根据出土铜链斧、鼎耳、鱼钩、锈渣等，认为“当时人们已掌握冶铜技术”，碳－14测定表明，湖熟文化并非迟至“殷末以后”，其早期为公元前1500±90年（相当于商代初期），晚期为公元前1195±105年（相当于西周初期），北阴阳营上层（早期湖熟文化）的两个标本分别为公元前1820±135和公元前1387±165年。湖熟文化铜器冶铸工具是陶钵和陶勺，与中原灰陶大口尊、将军盔等冶铜工具不同，说明其冶铸方法相异，具有地域特色，而且其铸造水平已相当成熟，在此以前还应有一个相当长的萌芽时期。

江南土墩墓中时见青铜器出土，如丹徒烟墩山、皖南屯溪的西周墓，出土铜器大多具有江南特色。西周以后的青铜器在江、浙、皖一带更为多见，不少研究者将其纳入吴越文化的范畴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从器型到纹饰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自成体系和特色。器形种类多、数量大，器物造型上多有自己风格，如扁体篡流行，中原式圆体篡消失。兵器铸造精良，生产工具大量涌现，常见的有锄、镰甘、双孔半圆形镜蛋壳形。

上述的越王勾践剑，埋于地下两千多年，至今寒光逼人，可见史载勾践佩“步光之剑”，绝非虚言。经X光荧光真空分析，此剑曾用硫化铜防锈法处理过，其工艺水平之高可见一斑。此外，勾践剑的制作已采用复合金属加工工艺。经化验，剑的主要成分是铜、锡，还有少量铅、铁、硫等，剑体各个不同部位金属的含量不同，剑脊含铜较多，韧性好，使剑不易折断，而剑刃部含锡量高，使剑锋利，剑格中央和边缘铜锡的含量也不多。这种一器多种成分比例的方法和先铸剑脊、再浇铸剑刃的复合铸造工艺是相当进步的，可称得上是刚柔相济的特种青铜剑。专家指出，春秋晚期吴越青铜剑的“铸造水平远远超过中原诸国”。

江宁西面、芜湖市南的南陵地区，西周、春秋时均为吴越辖地，在考古学文化上同属长江下游吴文化圈，皖南青铜器出土的数量又与宁镇地区相当。张卫和刘平生两位先生对皖南地区的一些产铜地点进行了徒步踏查，先后发现各朝代、各类型的古代采矿、炼铜遗址40余处，它们集中分布于南陵大工山区，范围达400平方公里，其中戴镇乡江木冲西周冶铜遗址面积1．5平方公里，文化层厚1～2米，炼铜弃渣堆积总量在50万吨以上。1988～1991年，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先后对南陵大工山区的江木冲、塌里牧、沙滩角、刘家井、西边冲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各类遗迹26处，其中西周至唐代的炼铜竖炉19座，硫化矿焙窑4座、采矿井3座。由此，专家们对西周硫化矿炼铜技术进行了如下分析：

（1）炼炉结构：南陵地区的炼铜炉皆为竖炉，由炉基、炉缸和炉身三部构成。经复原，从炉缸底到炉顶部高1．2～1．5米，料柱1～1．2米，容积约0．35立方米。炉缸截面呈椭圆形，长轴长90～100厘米，短轴长60～70厘米，高30～35厘米。炉壁厚25～45厘米。炉缸一端设有“金门”，以排放炼渣和铜液。炉缸以下为“炉基”。顺长轴方向筑有“风沟”，从而构成炉下空腔，以利于防潮和保温。风沟长2．5米、宽0．6米、深0．4米。竖炉在不同部位，使用了不同配方的耐火材料，主要有网状红土、高岭土、石英砂、铁矿石粉等（见图3－10）。

图3－10　炼铜炉复原

图注：1—工作台；2—风沟；3—金门；4—排放孔；5—风口；6—炉内壁；7—炉缸；8—炉壁；9—原始地平面。

资料来源：《科技史文集》第13集。

（2）焙烧设施：西周遗址未发现专门用于焙烧的设施，但在炼炉周围往往有十几乃至几十平方米的“硬面”，厚20～40厘米，是用石英砂粒、炼渣颗粒和铁矿石粉加水浇筑成的混凝土面层，可能是用作堆烧硫化矿的堆烧场。此外，废弃的炼铜炉也可兼作焙烧炉。

（3）燃料熔剂：燃料和熔剂因时代不同而各有差异，西周冶铜用青冈栎（Cyclobalanpsisglanca）木炭作燃料。汉代以后用当地采掘的煤作燃料——这是迄今全国发现最早使用煤作工业燃料的例证。熔剂主要是二氧化硅，西周采集河床中的石英卵石，汉代以后则专门开采石英石。

（4）冶铜工艺：我国古代冶铜生产有湿法（胆铜法）与火法两种，而后者则是普遍使用的方法。火法炼铜的实质是铜矿石逐步富集成铜的过程，它有三种工艺：一是将氧化铜矿（孔雀石、黝铜矿、蓝铜矿）与木炭熔剂配伍，分批加入熔炉，在摄氏1100度左右的高温中，还原成金属铜。二是先将硫化铜矿物（黄铜矿、辉铜矿、斑铜矿）进行氧化焙烧，在摄氏750～800度的条件下，与空气中的氧起作用，变金属硫化物为金属氧化物（即焙烧法），然后再入炉熔炼，还原成金属铜。三是将硫化铜矿直接入炉炼成冰铜，再将冰铜重复熔炼，使之逐步富集成金属铜。以上三种工艺实质上只是两种熔炼过程，即“还原熔炼”和“冰铜熔炼”。

①还原熔炼：上述一、二种工艺属此类。其原理是氧化亚铜被一氧化碳还原成金属铜（Cu₂O＋CO＝Cu＋CO₂），其工艺虽然简单，但炼渣中的铜损失较大，矿料来源也较贫乏，是青铜时代初期的获铜方法。

②冰铜熔炼：上述第三种工艺属此类。其原理是铜对硫具有除锰以外的最大亲和力，易于形成高温下稳定的化合物。并且硫化亚铜与硫化亚铁易于以任何比例互熔，形成铜和铁的复式硫化物——冰铜。冰铜熔炼虽较还原熔炼复杂，但弃渣中的铜损失较小，更重要的是硫化矿的蕴藏量要比氧化矿丰富得多，故大规模的冶铜生产，必须仰仗于硫化矿的开采和使用。

为了进一步证实发明这一技术的可靠性，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研究生穆荣平在李志超先生的指导下，根据冶铜学的原理，对南陵江木冲西周冶铜遗址各文化层采集的11个古炼渣标本，用化学元素成分分析、扫描电镜定量分析和X射线衍射仪定性分析等测试手段，利用炼渣中铜和硫赋存状态的差异，以及铜、硫比值的差异，来辨别样品是硫化矿冶炼所弃的冰铜渣，还是用氧化矿或死焙烧硫化矿冶炼所弃的还原渣。分析结果发现，南陵大工山区西周时已进行了大规模的炼铜作业，其炼铜技术相当高明，先民们不仅掌握了熔炼硫化矿成铜的工艺，在生产过程中，还掌握了冰铜富集熔炼技术，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硫化矿炼铜并采用硫化矿——冰铜——铜工艺的地区。⁽¹⁷⁾

可见，吴地资源丰富，尤其是人力资源，自古活力四射，具有自主创新精神，不仅是华夏的制造业基地，更是中国的创新园地。

这里要指出的是，有的学者认为“吴国的冶金技术是向越国学的。阖闾在称王前获得莫邪、鱼肠、湛卢三口名剑，都是进口货，为越人欧冶子所制。阖闾上台后，命欧冶子师弟、吴人干将铸剑，据《吴越春秋》说，开始由于技术原因失败了，经研究改进，才铸成了以‘干将’、‘莫邪’命名的雌雄剑。”笔者认为，这是欠妥的。再把下面的话连起来看——“不过《广雅》、《说文系传》、《史记集解》等书都说干将、莫邪不是人名，也非剑名，而是‘大戟’名。此说与《吴越春秋》的记载大异，特录以备考。”这就有否定吴国先进冶金技术之嫌疑，因为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本章上述已考证，苏南、皖南地区古矿开采及冶炼遗址要比浙江中南部（越）多得多，那么大的采矿与冶炼大军必然会出现英雄，这是其一。

其二，欧冶子与干将是春秋时期同时代人，且“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¹⁸⁾这两人才艺盖世，是天下少有的铸剑名师。问题是早在夏商之际吴地已有冶金业。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坐落在今南京云南路北阴阳营8号大院内，为突出附近地面5米的椭圆形土墩。它原来的面积约有1万平方米，西北部早年曾被挖毁，1954年调查时尚存7100平方米。经南京博物院1955年至1958年四次发掘，揭露面积3132平方米，将遗址清理完毕。从发现的小件铜器和炼铜用的坩埚、挹铜汁用的陶勺，特别是一只直径为17厘米的炼铜陶缽，内表面还有凝固铜液，伴有铜渣多块，充分说明早在公元前1540±90年先吴人已掌握了冶炼技术，比欧冶子要早1000多年。

其三，春秋中晚期，随着贵族好剑之风盛行，出现了一些以相剑（鉴别剑器优劣和名剑真伪）为业的术士。他们精通铸剑之术，掌握有关名剑的丰富知识，诸如外观、性能特征和流传使用情况等，出入豪门，专为权贵说剑品剑，如为楚昭王说剑的风胡子，就是此类人物的典型。因此，贵族间互相观赏、交流、交换、说剑品剑是常有之事。

其四，目前在江南地区发现的商代青铜器，还有溧阳夏村出土的铜爵、尊，句容葛村出土的铜钺等。1973年在江宁发现一件三羊罍，就其造型纹饰特征来看，是一件典型的商代晚期器。1974年在江宁横溪又出土了一件青铜大铙，其两面均饰饕餮纹，突出双目，以勾连云纹环绕，圆圈纹为底，是一件南方特色的青铜乐器，不见于中原地区。这种大铜铙在皖南的南陵、太湖南岸边长兴也有出土，另外还出过铜斝（古代酒器）和直内戈等。由此说明，自商代晚期始，吴地就有了出色的富有地方特色的青铜铸造业。特别在春秋战国时期，吴地是兵器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在青铜兵器上，广泛使用了金银错工艺，铭文字体以鸟篆文最为多见，其中山西省万荣县后土庙出土的一把戈，戈上有金错铭文鸟虫书—“王子于之用戈”五个字，“王子于”就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僚（图3－11）。

图3－11　吴国兵器王子于戈及戈上铭文鸟虫书

资料来源：陈信良，《东周戈剑兵器铭文造型研究》，第9页。

据中山大学的容庚先生积三十年之研究，在1964年发表了《鸟虫书》一文。他对40件有鸟虫书铭文的兵器和其他铜器进行了综合性考察研究后指出，其中年代最早是吴国的兵器王子于戈，有国名可考的分别为吴、越、楚、蔡、宋五国，而数量最多的是越国。现在所能见到的越王剑铭文几乎都是鸟虫书，而且年代都在勾践之后，因为所有的越王剑在制造技术、器形结构、铭文字体、装饰风格等方面都和吴王剑一般无二，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越人的制剑技术和鸟虫书都是从吴人那里学来的。⁽¹⁹⁾由鉴于此，上面学者的意见尚缺乏依据。

诗仙李白在秋浦（今池州）以亲眼所见作了《秋浦歌》，描绘了吴人月夜炼铜的情景，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歌颂普通冶炼工人形象的诗篇。诗云：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这是一幅壮美的月夜炼铜图：月光之下，炼铜炉前；火焰飞蹿，红星乱舞；紫烟弥漫，映脸通红；寒夜歌声，山川飘荡。

在近代的洋务运动中，马格里（英国奥莱克人）于1863年4月，在淞江县创办了“上海洋炮局”。1863年底迁至苏州，改称“苏州洋炮局”。1865年夏又迁至江宁，扩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初有工人400余人，高峰时达1200人。1874年，辖有火药局、火箭分局和水雷局等，以生产的枪炮、弹药的种类多、品种全而闻名。⁽²⁰⁾

今日吴地，炉火更旺，已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仅长江下游沿岸从东至西就有宝钢、沙钢、南钢、马钢等四座特大型钢铁企业。上海宝钢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生产规模最大、品种规格最齐全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年产2000多万吨钢，“十一五”期间将成为中国的“钢铁总部基地”。张家港沙钢集团是1975年靠45万元自筹资金创办起来的，30多年来沙钢定位国际先进水平，坚持科技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企业走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系全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现有职工9500余名，占地10平方公里，总资产325亿元。拥有国际先进工艺装备水平的热轧卷板生产线、无扭控冷全连续高速线材生产线、全连续切分轧制带肋钢筋生产线、与韩国浦项合资的冷轧不锈钢板生产线和镀锌钢板生产线，具有年产铁1100万吨、钢1350万吨、材1300万吨、不锈钢板35万吨、镀锌钢板15万吨的生产能力，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电炉钢和优特钢材生产基地。

吴地不仅已是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也是创新基地。2006年，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城市（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扬州、泰州、南通、杭州、绍兴、宁波、台州、嘉兴、湖州和舟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526亿元，比2005年增加了5563亿元，上海继续名列第一，成为全国首个GDP突破万亿元大关的城市，江苏沿江8市实现GDP超过17000亿元，浙江7市也超过了11000亿元。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237元，比上年净增1982元。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密度（即每平方公里土地的总产出）超过3500万元，以全国1%的土地，创造了近1／5的GDP，已成为世界六大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英国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和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之一。仅苏州市2006年底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全市专利申请量突破1万件大关，达12874件，同比骤增89．9%，连续十年领跑全省；授权量也增至4855件，同比增长46．5%；发明专利申请量由988件上升至2002件，同比增长102．6%。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4016．7亿元，同比增长22．5%，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2%，已初步形成自己的脊梁产业。

最近，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鉴于资源有限，2007年6月，国电集团公司全资企业龙源电力集团公司100兆瓦风电特许权项目在如东环港外滩建成投产，总投资87562万元，历时18个月，结束了江苏省作为经济大省能源结构中没有风电的历史。聪明的上海人正在利用太阳辐射能，实施“十万屋顶计划”，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有着国际级的港口，有着中国最好的人才基地，产业门类齐全，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区。人们已经看到现在的长三角既保持着中国经济前沿的地位，又掀起了“总部经济”和现代高端服务业的热潮。更为可喜的是，长三角不仅是“经济长三角”，也是“文化长三角”。以前没有人说过文化基因，但它是一个客观存在。每个地域都有它的个性，它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特性，是能使一个民族千秋万代永远保持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个性。自从秦始皇兼并天下后，我国的国都基本上都在北方，江南的政治中心色彩越来越淡。这时，吴人就运用《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未战庙算”的智谋搞起经济来，直到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吴人充满智慧的商业头脑，做工精细、做事到位的传统习俗就显示出优势来，使吴越地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新时代经济建设方面的英雄。哲学家周国平说：“人有别动物无法想象的行为和嗜好，其中最特别的是货币和文字，这两样东西在养育他们的自然中一丁点儿根据也找不到，却使多少人迷恋一生。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货币，另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文字，”而吴地人是两样都热衷的，他们用货币经济铸造文字，又以文字赋予货币经济以新的历史生命。

【注释】

(1)杨立新，《皖南古代铜矿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2)郭沫若，《青铜器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

(3)张橙华，《吴地科技简史》，原载《吴文化史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4)裘士京，《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黄山书社，2004年，第20页。

(5)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5月，第415页。

(6)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4年5月，第29页。

(7)［唐］陆广微撰，曹林娣校注，《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第179页。

(8)［清］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第125页。

(9)［唐］陆广微撰，曹林娣校注，《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第175页。

(10)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5月，第612页。

(11)陈怀荃，《东南扬越之域的开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2)裘士京，《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黄山书社，2004年12月，第91～93页。

(13)同上。

(14)王维崇（江苏省泗阳县水利局），《古泗水下游河道及流向》，2002年12月20日，国际优秀论文网。

(15)陈清，陈淑玲译注，《诗经》，广州出版社，2004年5月，第199页。

(16)《句容茅山志》，黄山书社，1998年10月，第13页。

(17)张卫，刘平生（芜湖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安徽南陵西周硫化矿冶铜技术初探》，中国文物报，2005年10月17日。

(18)［汉］赵晔原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100页。

(19)叶文宪，《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文物出版社，2007年5月，第201～202页。

(20)许亚洲，《中国首位“洋厂长”马格里》，扬子晚报，2007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