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硫化铜镍矿第一张化验单的诞生

金川硫化铜镍矿第一张化验单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镍矿资源很少，镍矿被列为紧缺矿种，地质工作者都知道寻找镍矿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在进行区域地质普查找矿时，都注意研究工作地区是否有镍的成矿地质条件，希望能找到镍矿。5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经过大力寻找，发现并探明了吉林磐石红旗岭和四川力马河两个中型硫化镍矿。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展，镍资源不足的形势更趋严峻。1958年，在云南墨江找到了一个风化壳型大型硅酸镍矿，地质部于9月份在该地召开了全国普查镍矿的现场会议。

1958年6月，甘肃省地质局在白银公司召开了一次会议，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给各地质队追加了一批找矿储量任务。会后，局总工程师宋叔和同志到酒泉给祁连山地质队下达了追加的储量任务，其中的一项就是十万吨镍矿。当时，陈鑫是祁连山地质队的技术负责人。

陈鑫，1919年2月生于江苏省六合县。1944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学系。他学成于旧中国，服务于新中国，解放后短短几年，他奔波在内蒙大草原和大西北的秦岭、祁连山，开创性地领导了白云鄂博、镜铁山等大型、特大型铁矿的勘探，成绩斐然。他身体力行，指导和培育了一大批新一代的优秀的地质人才。他治学严谨，勇于实践，为事业呕心沥血的吃苦耐劳精神，执著的追求，刻苦的耕耘，求实的作风，科学的态度，令人信服和敬佩，给人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是一位深受尊敬和爱戴的专家和长者。

1955年10月，镜铁山铁矿发现后，为了迅速查明矿床的规模、品位，原西北地质局派陈鑫工程师前往镜铁山检查工作。10月下旬的祁连山天气已经寒冷，陈工和秦仕伟等同志，冒着严寒再度爬上了4000多米高的桦树沟，通过上下滚爬，仔细观察、研究，辨认出矿石中含有菱铁矿，从而进一步肯定了矿石中的矿物和品位；并根据地层产状和对地质构造的研究，认为矿层具有向东延伸的趋势。于是秦仕伟同志带领一位藏胞继续东追，结果发现了黑沟铁矿，进一步肯定了矿床规模，扩大了找矿远景。

634队（镜铁山）成立后，陈工负责找矿的技术工作，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与群众同甘共苦，工作认真负责，在镜铁山三年普查勘探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组织编写桦树沟地质勘探最终报告时，他夜以继日的工作，半年就完成了报告编写任务，受到同志们和当时在队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好评。1957年出席了省地质局第一次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1958年又代表省局出席了甘肃省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被评为全省的先进工作者。

陈鑫向宋总询问了下达十万吨镍矿找矿任务的依据，宋总说，据了解，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祁连山中发现有镍。陈鑫认为找矿的依据不足，而又承担如此大的储量任务，感到十分为难，任务也无法下达给分队，这项任务就只好暂时留在大队里了。队领导和陈工对这项任务一直挂在心间，不时思索，追踪寻觅。当时的祁连山地质队是一个带有钻探等工程手段的综合普查大队，队部在酒泉，设有十多个分队，地质人员有一百多人，工作地区包括乌鞘岭以西祁连山和走廊北山全部地区，大队还有一位苏联专家扎古敏聂依，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工作认真，待人谦和。

1958年，在全国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地质工作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除专业队伍外，广泛发动群众找矿、报矿。地质部、甘肃省政府还颁发了《群众报矿奖励条例》，印发了指导群众找矿的小册子，制作了帮助群众识别各种矿产的标本盒。省地质局规定，各野外地质队、分队每到一处，必须向当地政府汇报，请示工作。各级政府对找矿、报矿也极为重视。1958年，甘肃省河西地区既有地质、煤炭、冶金、建材、二机部等部门的地质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校等单位的地质人员，还有“全民找矿”口号号召起来的群众，形成了一个万马奔腾的找矿大军。

1958年冬，地质员王全仓（左）和邱会鸿同志在永昌县白家嘴子一带进行野外地质普查找矿

1958年10月7日，是镍都开拓史上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这一天，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队长汤中立和他带领的地质员王全仓、化验员邱会鸿、地方干部赵国良、汽车司机秦宗宽等5人从天祝返回永昌。这里是巡回检查的最后一站，也是一分队的基地一一永昌境内东大山铁矿所在地。汤中立一到永昌，在向县委书记王虎法汇报工作后，见到了煤田地质勘探局145队等单位和群众报来的许多“矿石”，其中一块核桃一样大小的矿石，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他凝视着这块小小的标本，极力从学过的见过的记忆中苦苦搜索，但怎么也不能恰当的对上号，他决定立即出发去现场观察。汤中立等人当天找到驻扎在宁远堡的145队的报矿人唐东福，请他带路。汤中立等人来到矿区，地质工作者的铁锤有史以来第一次敲响了这座巨大宝库的门扉。从此，它不再是不为人知的秘密，开始了它敞开胸怀造福于祖国和人民的历史。这锤声也敲碎了国际上敌对势力对年轻共和国打算长期进行镍金属封锁禁运的梦想，也预示着龙首戈壁这块贫困土地的复苏，并走向繁荣。

观察了不大一会儿，天渐渐暗下来，背光的山坳中已分不清颜色和细节，然而，见到十多米长的矿体和有远景的矿区轮廓，加上这让人眼花缭乱的很特别的矿化，美好的憧憬使汤中立等人很兴奋。天越来越暗，无法再看下去，他们把采集的标本和样品，尽其所能地手抓怀抱，告别了山峦，辞别了唐东福，满载而归，夜宿在宁远堡一个生产大队的队部。

这天晚上虽是粗茶淡饭，土炕布衾，条件远非舒适，但大家情绪极好，一向不苟言笑的汤中立竟不顾一天的劳累，提议玩扑克牌抓俘虏。他们几乎玩了个通宵，也不知谁输谁赢，最后，汤中立说今晚抓的都不算，快睡觉，明天上山抓个大俘虏——意指找矿。当听到晨鸣报晓时他们才和衣躺下，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晨，汤中立等人吃过早饭带了些干粮和水，又来到前一天看过的地方。这一天，汤中立、王全仓、邱会鸿、赵国良等4人，从一矿区东头进入，一直追索到西端，见到岩体掩盖在戈壁滩下才折回向东。边走边看，一步三回头，待从一矿区出来又进入二矿区到达二矿区的东端，当看不见超基性岩体时，却看到他们的汽车等候在现在18公里的公路边上，这是已是下午。汤中立开始布置工作：“这个矿点从此就是我们的了。大个子（王全仓），老赵，从明天起你们就搬到这边来住，加紧进行踏勘追索，搞清岩体出露范围尤其注意矿化，另外在外围再找一找还有没有类似的岩体出露，过几天调山地工来先进行地表揭露。”布置完工作后，汤中立带着采集的标本和样品到酒泉的祁连山地质队队部分别向苏联专家扎古敏聂依和工程师陈鑫进行了汇报。汤中立向专家汇报后，晚间来到陈鑫的宿舍兼办公室内，给他介绍情况，并告知陈鑫，专家听了汇报后说有时间要去看一看。汤中立汇报完工作后又返回到金川铜镍矿区。

从事地质工作多年，有强烈的事业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陈鑫，仔细研究了汤中立送来的矿石标本。但由于标本氧化很深，能看到的大部分为孔雀石，他想，孔雀石载体黑色岩石若要是基性超基性岩的话，这块标本就可能是铜镍矿了。当时的陈工急不可待，准备将标本送去切片进行镜下鉴定。正当他要送标本到磨片室去的时候，大队副队长霍德同志从野外回来，带回一块标本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涂光炽同志托他带来进行镍的分析的，这是一块含有很多细纹状绿色矿物的白云大理岩。陈鑫将准备送去切片室的标本和霍德同志带回的标本一同送到实验室交给周才柱同志进行铜、镍两项分析，要求尽快给出结果。陈鑫在送检化验时果断地嘱咐：“一定要增加镍的分析”。标本是上午送去的，下午周才柱同志就将结果送来。化验结果不是写在正式化验单上，而是写在一张纸片上，化验结果是：

　　　　　　　　　　Cu%　　　　　　　Ni%

民乐C₁　　　　　　　0.06　　　　　　　0.11

永昌C₂　　　　　　　16.05　　　　　　 0.90

民乐C₁就是霍德同志带去的标本，永昌C₂就是汤中立同志带回大队汇报的标本。这张化验单就是白家嘴子铜镍矿第一张化验单。测试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铜镍均达到工业品位，其中镍高达百分之零点九。这就是金川铜镍矿发现时的第一张化验单。就是这一张化验单奠定了金川铜镍矿的前景，就是这一张化验单引起了陈工的高度重视。

看到这个结果，陈鑫兴奋不已，心情激动，他深知镍的发现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重大意义。他如获至宝，好愿以偿，如释重负。这是一张沉甸甸的化验单，犹如无声的命令，使陈工心急如焚，刻不容缓，急上加急。立即向队部要了车，提前吃了晚饭，乘坐司机吴荣德同志开的车于下午5时离开队部出发了。车过张掖已是深夜，他们继续前进，至山丹附近，吴荣德同志已经十分疲劳，于是将车停在路旁，伏在方向盘上打了一会儿盹，又继续前进。黎明时到了永昌河西堡一分队驻地，找到汤中立同志一同前去现场。据汤中立回忆，陈鑫到达一分队驻地的时间是1958年10月14日。陈鑫见到了王全仓、赵国良，高兴地告诉他们矿石的分析结果。陈鑫说：“若是搞上3.5万吨铜，那不算啥，若能搞上3.5万吨镍，那可不一样了，在地质部都要挂上号。”王全仓等人听了只是笑了笑，认为这是领导鼓劲，会不会惊动地质部根本没想。当时王全仓、赵国良等人已带领工人挖了部分探槽，他们共同观察了探槽中揭露出的矿体氧化带。经过一番观察研究，为了揭露原生矿，在陈鑫的指导下，布置了第一个浅井（在I矿区8行附近）。回到住地，又一同研究如何加强地表检查评价，槽探浅井和系统采样工作的布置。这天，陈鑫、汤中立和司机同志留下吃饭，王全仓、赵国良和大食堂商量说，大队和分队的工程师来了，请食堂搞点菜。可是食堂什么也没有，勉为其难地炒了一盘土豆丝，这在当时当地就算很不容易了。

苏联专家扎古敏聂依闻讯后，也到了白家嘴子矿点现场。他是一位曾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老布尔什维克，也曾在苏联亲自设计和勘探过金属矿床，但他对铜镍矿的勘探也未经历过。在了解了情况和现场踏勘后，他提出了进一步工作的建议。他当时的态度并不十分乐观，认为从初步探明情况看，存在大岩体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成为矿床，规模也不会大。后来，出乎他的意料，槽探结果很好。

1959年夏，苏联专家扎古敏聂依和省地质局地矿处处长沙仑到金川矿区检查指导工作

陈鑫的这次行动是快节奏的，上午送标本化验，下午结果出来；晚上立刻动身，第二天清晨到达目的地。不顾劳累，奔赴矿点，当日就将初探的方法、步骤和要求研究部署就绪。这一阵子是他最忙、最开心，更是尽心竭力，收获最大的节骨眼。15天以后陈鑫又来到矿区，布置的第一口浅井已打到16米的深度，浅井打到7米一8米处已见到原生矿。傍晚时陈鑫来到浅井工地，跨着一根绳头结成绳卷的绳子，民工把他下放到井底，井的四壁都是海绵陨铁结构的富矿。至此已可确定这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铜镍矿工业矿床。从此，揭开了金川镍矿发现的序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标志着中国缺镍少钴的时代永远结束。大张旗鼓的勘查工作也就迅速展开。这时的陈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要集中精力解决一些重大疑难的技术问题。不久，陈鑫就调省地质局工作。

1958年12月底，甘肃省地质局局长丛健来到白家嘴子工地，他从汇报中得知，按当时工程控制判断，镍矿储量可达到大型矿床的规模时，及时报告甘肃省委。12月31日，他赶赴酒泉祁连山地质队大队部，乘大家欢度新年之际，看望了同志们。随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听取了全面工作汇报，研究了下一步加快矿区勘探的计划，决定：除迅速搬运钻机到白家嘴子继续向深部探查外，要求大队部由酒泉迁到白家嘴子进行现场指挥，全力以赴探找大矿床。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

1959年1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贺电，祝贺找矿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果。电文如下：

地质局丛健同志并祁连山地质队全体同志：

欣闻你们在永昌县白家嘴子找到一处大型的铜镍矿床，这对于加速我省工业建设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镍矿是我国工业建设中非常重要而又十分缺乏的矿床，对我国冶金和机械制造工业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喜讯，特向你们致电祝贺。

中共甘肃省委

1959年1月8日

1959年1月17日和25日，有两个钻孔相继开钻，3月初分别打到了厚层原生硫化铜镍矿体。1959年4月15日，大队部从酒泉迁到当时还是一片荒漠的金川，以便集中力量，加强现场指挥，确保矿床初步勘探任务的完成。到1974年，金川铜镍矿的勘探全部结束。

从1959年到1974年，整整15年，祁连山地质队艰苦创业，累计钻孔深度为18.3万米，相当于钻透了21.3座珠穆朗玛峰，向国家提交了一个世界排名第三的特大型多金属共生的硫化铜镍矿床。镍矿总储量相当于110个大型镍矿床，40个铂族矿床，24个钴矿床，与金、银、铬、硫等。15个春秋的成就是辉煌的，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一一中国的镍都耸立在中华大地上。祁连山地质队的丰功伟绩，永远被载入共和国的史册。1959年，祁连山地质队出席了第一次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的表彰和奖励，特别是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他一再说到“甘肃镍矿队是个好队”；1978年8月，该队被甘肃省命名为“大庆式”地质队；198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授予第六地质队“功勋单位”的光荣称号。地质部部长杨大光签发了“甘肃第六地质队在地质找矿工作中功勋卓著，特予嘉奖”的嘉奖令。

1986年，在全国地矿局长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肯定了地质工作者的卓越贡献，强调指出：“我国每一座矿山，每一项重大工程，每一座大中城市，都留下了地质战线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的业绩，他们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的实践活动和开拓精神，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付出了心血，洒下了汗水，党和国家感谢你们，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1986年6月12日，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为纪念甘肃省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队为发现和勘探金川铜镍矿做出的重大贡献，在金昌市金川公园隆重举行了“地质工作纪念碑”落成典礼大会。陈鑫、汤中立，这两个在金川铜镍矿发现和勘探史上永远闪光的名字，作为镍都开拓者的代表，被镌刻在金昌市地质工作纪念碑上。

碑面书：

献给

祖国镍都的开拓者

碑背全文是：

一九五八年，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质队（现甘肃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队）汤中立等同志，根据报矿材料，在工程师陈鑫同志的指导下，发现了金川镍矿。第六地质队全体职工当即在一矿区开始勘探工作。他们风餐露宿，艰苦创业，于一九六○年就为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的先期建设提供了设计依据。到一九七四年，又全面完成了二、三、四矿区的勘探任务，为我国探明了一处巨大的镍矿基地，一举改变了我国缺镍少铜的历史。

金川镍矿的勘探，凝聚着第六地质队全体职工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一九五九年，该队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第一次群英会，一九七八年又出席了甘肃省和全国群英会，一九八○年被地质部授予“功勋单位”的光荣称号。

在勘探过程中，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民群众给予了热忱指导和有力支持，为勘探工作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

镍都开拓者的实践证明，找矿立功光荣！献身地质事业光荣！艰苦奋斗光荣！

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和国务委员方毅也曾题词予以鼓励。

陈鑫在工作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再忙也不忘走访群众，了解当地情况，尤其是对地质勘探有关的方面，更是刨根问底。这个地区铜镍矿发现以后，受到全国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可是矿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一时间文件报表中矿区名称就乱了，有的叫它为永昌铜镍矿，有的叫它为河西堡铜镍矿，有时还以当地的村镇名称命名。为了统一名称，有一天晚上，陈鑫请了几位当地农民，询问他们矿区所在地的地名，他们都一致说叫白家嘴子。于是陈鑫等人就将矿区定名为“白家嘴子铜镍矿区”，从那以后，矿区的名称就统一了。隔不多久，陈鑫又遇见一位老农民，问他当地地名是不是叫白家嘴子，他说，没错，是叫白家嘴子，不过你们现在挖矿的地方还有一个名字叫“黑虎山”。这时陈鑫才恍然大悟，“白家嘴子”是指超基性岩的围岩白色大理岩形成的一个豁口，而赋存矿床的黑色超基性岩所在的地方是叫“黑虎山”，矿区本应叫做“黑虎山铜镍矿区”，却被叫做了“白家嘴子铜镍矿区”，黑白被颠倒，可是已不好改变了，以后地质勘探报告和地质文献中矿区、矿床的名称都是用的“白家嘴子铜镍矿”。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地质文献中也是用的这个名称。70年代末我国引进美国百万分之一的卫照图上就有“白家嘴子”这个地名。1960年10月，主管甘肃工业的省委书记何承华到金川巡视（已听取了矿区所处地域环境方面的汇报，特别是水源主要靠金川河流通过金川峡水库的来历），他摸着下巴和地质队的人商议说：“国际上都有名了，还叫‘白家嘴子’，是不是欠雅……好!好!就叫‘金川’，就叫‘金川’!”从此，“金川”得名，“金川镍矿”、“金川公司”、“金川镇”、“金川区”相继应运而生。

陈鑫离开金川后，并没有忘怀金川镍矿，在百忙中多次挤时间到地质队指导工作，研究预测整个矿床的潜在远景和外围的找矿方向，审阅队有关同志编写的铜镍矿研究报告。如任端进、薛增瑞、樊永增、季生宝等同志撰写的《白家咀子硫化铜镍矿床地质》获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地质队技术负责、副总工贾怀恩撰写的《金川硫化铜镍矿床成矿模式及成矿系列》等论文，就是经陈工等专家审阅而发表的。他在工作中非常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不但重于实践，也重于理论的研究。早在五十年代，对镜铁山铁矿“海相火山岩沉积铁矿”成因的论点，至今还有着在同类区类比和指导找矿的作用；为了研究类比硫化铜镍矿床的成因，不辞辛苦，万里迢迢地从加拿大萨德伯里（世界第二大型硫化铜镍矿）采回硫化铜镍矿矿石标本，并将其成果在援越（越南）的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论证，语惊四座，赞叹声完全压倒了高谈阔论的援越苏联专家。

陈鑫是一个身体魁伟、言语很少、平易近人的高级工程师。虽在找矿事业上功绩非凡，但他个人生活非常清苦，很不讲究，着衣朴素，到现场检查工作时常常被误认为是普通工人。出差时自备干粮，喜爱抽烟是陈工的嗜好，生活困难时曾用斯大林式的烟袋锅抽过茶叶。1981年的一天，陈鑫同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温家宝到第六地质队检查工作，金川公司的领导闻讯前来拜访，并邀他晚上在招待所吃饭下榻，但他婉言谢绝，与地质队的同志们一起住在了地质队的工作站——当年勘探时修配车间的工房。这是一个用土皮垒墙，废钻杆作梁，柴草搭顶，顶面糊泥的干打垒式的房子。与同志们同甘共苦，闲谈中讨商工作，多方听取意见，上下之间的关系很随和。

1998年，金昌电视台策划拍摄一部反映金川铜镍矿发现40周年的电视纪录片，在兰州采访完当年与陈鑫一起共事、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汤中立后，决定去北京采访陈鑫。当年深秋，金昌电视台的马维春等人到北京很顺利地找到了地矿部附近陈老住的小区。78岁的陈老，身材魁梧、满脸红光，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洪亮而富有磁性。也许是马维春已经有过几次电话沟通，抑或是马维春来自他奉献过青春年华的故土，所以一见面，彼此感到十分亲切。陈老住的房间非常小，尽管是四楼，但户外的树还是影响室内的光线。陈老拿出早已拟好的提纲征求马维春的意见。老前辈严谨而有条理的风格，给马维春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陈老拿出金川铜镍矿的第一张化验单时，马维春人等都非常兴奋。陈老几十年的奔波，无数次的搬家，这张化验单居然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陈老说，这是后来在整理书籍时无意中发现的。当年谁都不曾想到，正是这张化验单，竟然决定了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城市的诞生。提起40年前的往事，陈老沉浸在兴奋的回忆之中。

陈老小小的书房里，到处摆满了书。马维春发现，几乎所有的书全是文学方面的。马维春好奇的问，您不是学地质专业吗，怎么全是文学书籍。陈老笑着告诉马维春，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喜欢文学，走上地质专业完全是阴差阳错。陈老的夫人说，现在陈老因为腿脚不方便，一个星期只能下一次楼，读书是他退休后的全部生活。一个对中国地质工作有过杰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晚年生活竟是如此平凡。

陈老一边讲述，一边给马维春看当年的照片。突然他指着一张4寸的黑白照片问我：“您看这是谁？”马维春仔细端详半天后说：“这个好像是您？那个瘦一点是温家宝副总理吗？”因为照片的背景好像是甘肃酒泉的钟鼓楼。陈老笑着说：是温家宝。他们当时都是河西走廊地质普查组成员，陈老是组长，温家宝总理是副组长。

回到金昌，马维春在有金川公司经理杨金义和党委副书记、副经理吴长平参加的审片会上建议，希望派人到北京，把那张化验单征集过来，因为在金川公司的发展史上，那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资料。马维春把这一重要信息也告诉了金川公司档案馆馆长白普本。

1999年5月18日，金川公司档案馆馆长白普本专程到北京的陈鑫家中求取金川硫化铜镍矿的第一张化验单。说明来意后，陈鑫非常认真地写了此张化验单的情况说明后交给白普本（见右边照片）。白普本返回金川后向杨金义和吴长平等两名公司领导作了汇报。两位领导对陈鑫坦荡无私的崇高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评价，专门安排金川公司经理办公室副主任芮执绶和白普本两人于1999年6月份再次到陈鑫家中，给他颁发了为发现金川硫化铜镍矿而做出巨大贡献的荣誉证书（见96页照片）。金川硫化铜镍矿第一张化验单，陈鑫整整保存了41年，于1999年5月18日，在金川公司建厂40周年之际，他毫无条件地将它捐献给金川公司，现保存在金川公司档案馆。笔者认为，这也是金川发展史上乃至中国地质找矿勘探史上的一个奇迹吧！

1999年7月3日，金昌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几经修改，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播出前，马维春给远在北京的陈老打电话，告诉他播出的具体时间，希望他能够看一下，听得出来，陈老非常高兴，接着他问马维春：“小马，前不久，金川公司来人把那张化验单拿走了，他们是金川公司的人吗？”马维春立即说：“是的，是我向金川公司领导提供的这个信息”。

1980年，在全国地质系统建国三十周年地质找矿授奖大会上，陈鑫同志被地质矿产部授予“建国三十年地质找矿有重大贡献地质工作者”奖。2005年11月10日11时50分，陈鑫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2009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等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到兰州金川科技园视察，温总理说，我来金川公司的综合研发大楼，心里感慨万千，因为我对金川还是比较熟悉的，发现金川的、曾经立过功的，有的已经不在世了，有的已经年纪很大了。比如我的好朋友汤中立，他已经年近八十，其实汤中立最大的贡献就是二矿区，二矿区当初停钻的时候，他决心再打100米，也许我记得不对，再加深100米，这样就发现了新的矿藏。再有就是陈鑫，陈鑫原来是地矿部地矿司的总工程师。他也是大学毕业，他已经不在了。这些人都是默默无闻。陈鑫去世之前很多人都想，他应当被聘为院士，他确实够这个格，他不仅是在金川，还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做过很实在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没提出来。

陈鑫去世4年之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对他建立的丰功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笔者坚信，陈鑫这个名字，在镍都发展史上、在中国地质找矿勘探史上将会难以忘记、长久铭刻、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