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当代启示

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当代启示_西出阳关觅知音：新疆研究十四讲

第四讲　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当代启示

这一讲准备讲六个问题：

一、难忘的历史场景

二、剪不断的思乡情结

三、清政府对土尔扈特人的关注

四、土尔扈特人东归原由的追寻

五、东归的当代启示

六、弘扬东归精神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一、难忘的历史场景

乾隆三十六年（1771）夏秋之交，在远离大清帝国政治中心北京的伊犁河流域察林河畔和有夏都之称的承德，发生了两件轰动一时且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一件是东归的土尔扈特人在伊犁河流域与清军相遇，完成了艰难险阻的东归征程；另一件是在木兰围场，渥巴锡等土尔扈特东归首领觐见乾隆皇帝。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771年7月8日），东归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前锋部队在策伯克多尔济率领下，于西陲边地的伊犁河流域察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六月初五日（7月16日），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东归的主力部队和家属。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推向240年前的察林河畔。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人为了返回故土，经过长途跋涉，艰苦奋斗，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牲畜，当他们回到祖国怀抱时，很多人衣不遮体，靴鞋俱无。时虽夏季，但西陲晨夕的凉风依然袭人，形容枯槁、疲惫不堪的土尔扈特人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据清朝档案对回归到察林河畔土尔扈特人的描述：“其投来者，皆为老弱孤独，妇女幼儿甚众，摇晃行走而来。至其游牧处观之，则饥馑疲惫者甚多……频频叩首痛哭求乞。看来已是甚为窘迫。”^[1]而策伯克多尔济所率之近百人，“马驼混骑，驼上亦有双人骑者，马驼膘瘦，多露疲惫不堪之貌”^[2]。舒赫德在给乾隆帝的奏报中也说：“目睹其穷困情况，实堪悯恻。”^[3]“其幼孩有无一丝一寸缕者。”^[4]

但是，刚从异国他乡归来的土尔扈特首领与清朝官员初次会见时的情景是十分动人的。据伊昌阿和硕通在向清朝政府报告中描述：“渥巴锡派人来报，言已得暇。故我二人（指伊昌阿、硕通——引者）率领随从30余人，前往渥巴锡住地观看，北面一个蒙古包，前面支起凉棚，渥巴锡坐在正中，巴木巴尔坐在一旁，我等到近前下马之后，渥巴锡、巴木巴尔同时离坐而立，我等走进凉棚，伊等即跪下请大圣皇帝万安，继而便问将军大臣之安，我等走至跟前行抱见之礼，按其厄鲁特之例，坐于两边。”伊昌阿会见渥巴锡时提出：“观尔等到达之情，已真是疲惫穷困之极，大皇帝所居甚远，此地一切事宜，均由将军、参赞大臣承担办理，尔等若不将此等情由亲往乞述于将军、参赞大臣，我等岂有将尔等何项难处提出呈文，并将所报酌情办理之理乎？况且适才我将军、参赞大臣尚与我咨文前来，初三日与策伯克多尔济会面，暂且留下。俟尔等抵达商办，指定良牧居之，办理完毕，将自愿前往京师朝觐大圣皇帝之清明台吉头人，均返遣其游牧收拾启程，由此看来，若尔等越早前往，则对尔等之众越发裨益。”^[5]也就是说，希望渥巴锡早日到伊犁与参赞大臣舒赫德会见。渥巴锡在当天即派舍楞通知伊昌阿等，表示可以随时动身前往伊犁会见舒赫德。舍楞转述渥巴锡之言：“我等起程之时（指东返起义之日——引者），择吉日往此而来，沿途仍遭如此穷困，今我等之众均至这般极地，又择什么吉日？我等今日即刻起程前往，此去之时，巴木巴尔、舍楞与我等三人同往。”^[6]次日，即初六三人起程奔赴伊犁，十三日抵达伊犁会见舒赫德。在伊犁期间，舒赫德向渥巴锡反复申述了乾隆的旨意：“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抚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等均未出痘，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到彼处，即带领前来，否则俟明年临幸时，再来入觐。朕务于车凌乌巴什一例施恩。”^[7]舒赫德还将专门从北京“六百里加急驰递”的《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敕书》交给渥巴锡等。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日（1771年10月15日）傍晚，渥巴锡于当日抵承德后即赶赴木兰围场伊绵峪觐见乾隆帝，进献礼品，乾隆帝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在蒙古包里以茶食招待了他们。次日，即九月初九日，乾隆帝在伊绵峪围猎营地设盛宴，参加筵宴的大臣权贵、内外蒙古王公和卫拉特诸部首领有86人。渥巴锡等东归首领在苍山滴翠、枫林似火的伊绵峪参加规模盛大的一年一度的围猎，正好与先期来归的杜尔伯特部车凌乌巴什以围班扈跸行围，舍楞与车凌乌巴什是老相识，两人在围场相见，“握手欢语移时，誓世为天朝臣仆”^[8]。10天之后，乾隆帝又在承德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俗称“楠木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个别召见渥巴锡并与之长谈，渥巴锡向乾隆面述了悲壮的东归征程和祖辈的光荣历史。

东归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卫拉特四部之一，17世纪30年代，为开拓新的游牧地，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远徙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经历了七世八代的汗王统治^[9]，1771年1月在渥巴锡领导下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举族东归，离开了生活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游牧地，历尽艰辛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回到被他们称之为“太阳升起的地方”。这场横跨欧亚大陆、震撼中外的历史话剧在血与火的搏击中启开序幕，在理想与信念、生与死的冲突中落下帷幕，但是它却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索，令后人惊叹、深思。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指出的：“土尔扈特人的悲壮之举不是消失在历史上的传奇交界地区的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人类永恒地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范例，是值得我们传诵的一篇伟大的叙事史诗。”^[10]当我们在探究土尔扈特人伟大壮举的时刻，首先看到的是深深埋藏在这个漂泊异域民族中的思乡情结。

二、剪不断的思乡情结

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后，在长达14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虽远离家乡亲人，但与故土的联系却持续连绵，对清朝中央政府也“进贡请安，输诚已久”。^[11]

17世纪20年代以来，卫拉特蒙古诸部内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为了求得部族的安定生活，于明崇祯元年（1628）率领土尔扈特部以及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牧民约5万帐，远徙伏尔加河下游游牧。然而，千山万水割不断他们与卫拉特各部之间长期形成的民族情谊。和鄂尔勒克虽然远离了故土，但依然与卫拉特各部保持密切联系。明崇祯十三年（后金崇德五年，1640），和鄂尔勒克带领儿子书库尔岱青等长途跋涉返回塔尔巴哈台，参加了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主持召开的卫拉特、喀尔喀各部王公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部首领共同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调整了蒙古各部的关系。和鄂尔勒克还与准噶尔部建立起联姻关系，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巴图尔珲台吉为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土尔扈特部与其他卫拉特各部的政治联系。所以当顺治元年（1644）俄国使者克列皮可夫到巴图尔珲台吉处，劝诱巴图尔珲台吉出兵与俄国共同攻打土尔扈特部时，就遭到了巴图尔珲台吉的严词拒绝，挫败了俄国政府挑拨两部关系的阴谋。

和鄂尔勒克战死于阿斯特拉罕城下后，顺治元年，他的儿子书库尔岱青继任土尔扈特部首领。在书库尔岱青及其子朋楚克执政时期，由于新兴的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确立，国内政局渐趋稳定，为远离故土的土尔扈特部与祖国沟通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使土尔扈特部得以从多方面与祖国建立联系。

书库尔岱青执政初期，首先便与刚刚建立起全国统治的清朝建立了关系，承认清朝作为祖国当时合法的中央政府。顺治三年，书库尔岱青与其弟罗卜藏诺颜随青海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向清政府进表贡“附名以达”。顺治七年，书库尔岱青遣使“贡马”，清政府赐使者以“宴贲”。顺治八年，土尔扈特博地苏克等“贡马”，清廷赐他以银币等物。顺治十二年，书库尔岱青“遣使锡喇布鄂木布奉表贡”。翌年，和鄂尔勒克的另一个儿子伊勒登，也遣使锡喇尼和硕齐向清政府“入贡”。顺治十四年，罗卜藏诺颜及其子多尔济遣使沙克锡布特、达尔汉乌巴化、阿巴赖三人向清廷“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得到了清政府的同意。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土尔扈特与清政府的不断联系，不仅加强了双方关系，而且使这个远离祖国的游牧部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

土尔扈特的首领们还与西藏地方建立了联系。西藏是中国喇嘛教（藏传佛教）的圣地，到西藏“熬茶礼佛”是笃信喇嘛教的土尔扈特王公贵族最虔诚的愿望，同时也是取得喇嘛教神权对他们支持的机会。当土尔扈特与清政府建立政治联系后，便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与西藏地方建立了联系。清政府为照顾土尔扈特部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给土尔扈特王公进藏礼佛提供了种种方便。书库尔岱青曾进藏“熬茶礼佛，谒达赖喇嘛”，前后在西藏留居长达10年之久。

土尔扈特与准噶尔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双方虽然继续着通婚的关系，朋楚克娶巴图尔珲台吉之女为妻，且朋楚克之子阿玉奇自幼生活在准噶尔部，为巴图尔珲台吉所抚养。但双方时有冲突发生，顺治二年（1645）夏，书库尔岱青在进藏礼佛的归途中，遭到了准噶尔人的袭击。顺治十七年，书库尔岱青之弟罗卜藏诺颜在与准噶尔人的战争中战死。康熙元年（1662），书库尔岱青和朋楚克出兵袭击准噶尔人。在17世纪60年代，朋楚克曾同准噶尔人及和硕特人发生冲突。可见双方虽然继续维持着通婚关系，但却为不断发生的争端所干扰。

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中土尔扈特与祖国的联系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其关系的发展，除与准噶尔部有些纠葛外，总的来说是正常健康的。应该说，土尔扈特与清政府的这种多方面的联系，正是维系土尔扈特与祖国关系的重要纽带。

17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是阿玉奇汗统治土尔扈特部时期。

阿玉奇汗是土尔扈特蒙古历史上一个出色的人物，他一生活动的重要业绩之一，就是将其前辈与祖国建立起的多种渠道联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土尔扈特蒙古在伏尔加河下游所建立的封建汗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阿玉奇汗十分重视与卫拉特蒙古各部的关系，他执政时期继续奉行与卫拉特部联姻的方针。阿玉奇汗的妹妹多尔济喇布坦嫁给和硕特部著名首领鄂齐尔图汗。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乞婚阿玉奇，阿玉奇又以女妻之。阿玉奇还将另一女嫁于喀尔喀墨尔根汗额列克。

阿玉奇为了取得西藏喇嘛教神权的支持，继承其先辈与西藏地方联系的方针，与西藏达赖喇嘛进行交往。康熙二十九年（1690），达赖喇嘛赐给他汗的封号，“并送去了这一封号的大印”。^[12]康熙三十七年，阿玉奇侄子阿拉布珠尔陪同其母、姐妹一起率五千余人赴西藏谒达赖喇嘛，此举得到了清政府的准许，并受到了清政府的优待。

阿玉奇深知得到祖国中央政府支持的重要性，他为维持和发展与清政府的关系更是作了不懈的努力。据记载，阿玉奇汗执政后，土尔扈特蒙古对清政府“表贡不绝”，其贡道“皆由哈萨克经准噶尔地，达嘉峪关”后到达内地的。康熙三十五年，昭莫多战役后，清政府为防止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残余势力奔窜伊犁，康熙命策妄阿拉布坦在阿尔泰山一线防堵，而阿玉奇汗发兵一千，与策妄阿拉布坦的军队“会集于阿尔台（阿尔泰）以内土鲁图地方驻扎”。康熙三十六年，阿玉奇遣使和硕齐等随同策妄阿拉布坦贡使“入贡庆捷”，祝贺清朝平定噶尔丹割据势力的胜利。阿玉奇汗在维护国家统一，协助清政府击败噶尔丹割据势力的过程中，是有贡献的。康熙三十八年，阿玉奇又派遣使者额尔罕格素尔前往北京，受到康熙的亲切接待。

正当土尔扈特蒙古与清政府的关系顺利发展之时，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自恃势力强盛，对卫拉特蒙古其他各部推行同室操戈的政策，洗劫了自北京返回伏尔加河途经准噶尔地区的额尔罕格素尔使团，使者惨遭杀害。不久，阿玉奇汗与策妄阿拉布坦之间又发生了散札布事件，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并由此使阿拉布珠尔一行因“策妄阿拉布坦拦之，不得归”^[13]。由于策妄阿拉布坦割据准部，通道梗阻，土尔扈特蒙古遣使清廷的活动不得不被迫中断，正如后来阿玉奇汗的一位近侍对图理琛所说：“因南路不通，所以数年相隔，未曾遣使。”^[14]

但是，策妄阿拉布坦在新疆的割据，可以影响土尔扈特与清政府的交往于一时，终究减弱不了土尔扈特部长期形成的对祖国的向心力。18世纪以来，土尔扈特蒙古与清政府的关系不仅没有长期中断，相反，在阿玉奇汗与康熙帝的努力下有了较大的发展。萨穆坦出使清廷就是阿玉奇汗为冲破人为阻隔，恢复与祖国关系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18世纪20至50年代，即车凌端布多、敦罗布旺布、敦罗布喇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多渠道联系，出现了更多的困难。传统的南路通道由于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与清政府时战时和，仍处于梗阻状态，同时，在阿玉奇汗逝世后，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的控制日益加强，因而通过北路假道俄国的路途也受到阻挠。尽管如此，在土尔扈特与清政府的努力下，双方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仍保持与前一阶段一样的稳定状态。

雍正八年（1730），新任土尔扈特首领的车凌端布多遣“那木卡格龙（隆）、达尔罕格楚尔前来，向博格德汗（指清朝皇帝——引者）请安，呈递奏文及进献礼品”，并“往西藏谒见达赖喇嘛”^[15]。关于这次土尔扈特来使，因尚未见详细记载，难以说出具体情形。

雍正九年，阿玉奇汗的侄子乌巴什多尔济遣使阿尔巴尔图、沙喇布丹津等返国，“奏请往谒达赖喇嘛”，时值西藏阿尔布巴之乱初定，达赖喇嘛徙噶达，清政府为安全计，“诏守汛者，勿遣赴唐古特，以其臣噶达，优以粮糗”^[16]，使土尔扈特特使安全返归。

20多年后，敦罗布喇什继任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后，“欲遣使赴藏熬茶，行做善事”^[17]，派出以吹扎布为首的使团，假道俄国，克服重重困难，历时3年，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抵达北京，向清政府上表进贡。清政府根据吹扎布请求，特派麒麟保护送，于“七月初起程赴藏”，并谕麒麟保自藏返回时，“即带领土尔扈特使臣，由张家口外，前赴热河入觐”^[18]。九月间，乾隆在避暑山庄五次赐宴吹扎布。吹扎布向乾隆进献了敦罗布喇什的贡品^[19]。会见时，吹扎布向乾隆述说了布尔扈特蒙古早年西迁的原委，以及在伏尔加河游牧时受到沙皇俄国压迫的困境，他说：“俄罗斯尝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科（土耳其）战，土尔扈特以兵助之，厥后稍弱，俄罗斯因谓为其属”，说明土尔扈特是在力量削弱之后，才被沙皇俄国控制的。吹扎布说：土尔扈特对于沙皇俄国是“附之，非降之也”，说明土尔扈特并未完全臣服于沙皇俄国。他还特别强调：“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20]当吹扎布得知哈萨克阿布赉的贡使即将抵京的消息后，即向乾隆请求：“哈萨克为天朝臣仆，若谕令由所部纳贡，无行道虑。”也就是说，如果允许土尔扈特贡使经由哈萨克到内地进贡，那么，不仅道路方便，而且可以不再借道俄罗斯，以避免沙俄的刁难阻挠。为了让清政府更多地了解情况，吹扎布还将土尔扈特在伏尔加河流域“所属疆域”绘成图献给乾隆皇帝。吹扎布使团的来访，加强了土尔扈特蒙古与清政府的政治联系，双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在这次使团来访后的十五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当沙皇俄国妄图完全控制土尔扈特部的紧急时刻，土尔扈特首领及人民心中多年蕴藏的对故土的向往，顿时爆发出来，化作反抗强暴的巨大力量，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冲破沙俄阻拦与路途艰险，终于胜利地返回了自己的故乡。世界上任何事件的发生，其原因总是多方面的，土尔扈特人深沉的思乡情结如果没有当时清朝政府的积极反响，历史的进程也许又会是另一种模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土尔扈特人正确政策的深远影响，同样也是土尔扈特人回归故土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清政府对土尔扈特人的关注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朝中央政府始终视客居异乡的土尔扈特人为臣属，对来朝的土尔扈特使节优礼有加，对到故乡熬茶礼佛的土尔扈特贵族和普通百姓多方关照。为增进彼此关系，还多次派遣专使，远访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康熙时的图理琛使团和雍正时的满泰使团。

康熙四十八年（1709），阿玉奇汗派遣萨穆坦为使臣回国，萨穆坦一行八人，因南路断绝，取道西伯利亚，经喀尔喀蒙古库伦，一路历尽艰辛，经过两年多时间，于康熙五十六年六月才到达北京，向清廷“表贡方物”。康熙帝对萨穆坦使团来朝甚为欢迎，所谓“上嘉其诚”，对使团颇为优待，对萨穆坦等人更是“赏银两、绸缎、布匹、茶叶等”^[21]。萨穆坦使团的公开使命，据法国学者加恩说：“是要索回那个差不多成了囚犯的王子（即阿拉布珠尔——引者）”^[22]，也就是说，是为了同清政府商议阿拉布珠尔的返回问题。但在《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中有段文字颇引人思索。阿玉奇在奏书中写道：“所差遣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祖若有密旨，请赐口谕。”这是告诉康熙帝，萨穆坦是自己可以授以机密的亲信。显然，当时康熙帝与阿玉奇汗之间急于对话的不仅是阿拉布珠尔的遣返问题。对此，中外学者曾作过种种猜测，由于史料所限，至今仍未能得出明确的答案。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康熙帝与阿玉奇汗之间急于磋商的机密不外乎下述两个方面：第一，如何联合对付日益强大并威胁各自安全的策妄阿拉布坦的势力；第二，则是探求土尔扈特蒙古重返故土的可能性。如果上述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康熙帝于萨穆坦来朝的第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就破格地派出使团去土尔扈特部作了回访。

清政府派出的使团，由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内阁侍读图理琛及卫拉特人舒歌、米斯等5人组成，同行的有随从武官和22名仆役，以及阿拉布珠尔的4名人员，共34人，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图理琛使团”。^[23]

使团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二十四日由北京启程，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五月才渡过伏尔加河进入土尔扈特游牧地。六月一日到阿玉奇汗牙帐所在地马努托海附近。次日，阿玉奇汗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阿玉奇汗在会见使团、谈到与祖国联系中的困境时指出：“遣使往来人数众多，恐彼（指沙俄——引者）惮烦，断绝道途，我遂无路请安进贡矣。此等情由，烦天使留意奏闻。”这番话，一方面表现出他渴望与祖国建立联系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则对沙俄政府故意阻挠使团行程以致耽误时日的做法表示极大的不满。阿玉奇汗还十分关心与西藏的关系，他让使团询问：“达赖喇嘛可遣使来否？”又说：由于道路不通，不能去西藏，“一切药物，甚是难得”，他希望使团能留意转为奏闻，请求清政府给予支援。

图理琛一行被阿玉奇汗“留旬余，延宴不绝”^[24]。他们在阿玉奇汗处停留的14天中，除阿玉奇一再宴请外，阿玉奇的妹妹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的遗孀多尔济拉布坦、阿玉奇汗的长子沙克都尔扎布等土尔扈特王公贵族，都以盛宴招待来自祖国的亲人，并馈赠礼品。六月十四日，阿玉奇汗派属部各首领率兵护送使团渡过伏尔加河，才依依惜别。

应该看到，图理琛使团出访土尔扈特部，在清代前期的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给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带去了祖国的亲切慰问和关怀，进一步增强了清政府与土尔扈特的政治联系，同时也更加激起阿玉奇汗及其部众的思乡之情。法国学者加恩有段分析很是耐人寻味，他说：“后来事件的发展也提供了证明：中国浪子土尔扈特人的归来一事，最初提出于1714年，后来由于中国对厄鲁特人的征伐而拖延下来，直到18世纪中叶厄鲁特人被乾隆灭亡后才能真正实现，而这时距离提出这个问题已有60余年了。我们设想一下，土尔扈特若不是由于中国甘言许诺因而长久怀有重归故土的想法，怎么可能在1775年（应为1771年——引者）突然决定离开他们已经生活了一个多世纪的国土，同时又冒着旅途上的种种危险，而且前途未卜，就回到故土去呢？”^[25]加恩的这段论述虽说是分析推论，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派出以满泰为首的使团^[26]出访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进行慰问。满泰使团一行于雍正九年二月三日抵萨拉托夫。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之子车凌端布多派遣宰桑刚达什、扎布专程迎接来自祖国的亲人。同年五月七日，满泰一行到达土尔扈特游牧地。五月十一日，阿玉奇汗遗孀可敦达尔玛巴拉和车凌端布多举行盛典，会见满泰使团。俄国档案文献中记录了这次会见的具体情节：车凌端布多在自己的母亲达尔玛巴拉及尚固尔喇嘛（首要神职人员）伴同下，极其亲切和尊敬地接见了他们。汗本人和他母亲不止一次地不仅向使臣，而且向他们全体随员赠送了礼品。汗跪接博格德汗使臣交给他的谕旨^[27]。早在图理琛使团来土尔扈特部访问时，车凌端布多就参加了会见。据《异域录》卷下载：“阿玉奇季子车凌端布多奏曰：‘我年童墀恭请至圣大皇帝万安，进鸟枪一杆，鸟枪已交付我使团，我无言可奏，但愿如天大皇帝万万年，临御天下，我在此朝暮于佛前竭诚祷祝，烦天使奏闻。’”如果帕拉斯所记他生于1701年是实^[28]，那么，当时车凌端布多已是一个初识时务的贵胄少年了。从车凌端布多与图理琛使团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祖国的感情是何等真挚动人！他那远离祖国、寄人篱下，始终自认为清朝臣属的心情，溢于言表。在这次与清朝使团会见时，车凌端布多也向使团表示，愿为清朝统一边疆事业效力，他说：“使臣等所告准噶尔人自噶尔丹至策旺（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之所作所为，与我所闻相同，其事属实。博格德汗倘派大军进剿，我必获悉其信，倘有准噶尔人败北而窜入我处，我将收留之后，再行奏闻。”^[29]明确表示在与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斗争中站在清朝中央政府一边的立场。阿玉奇汗的未亡人达尔玛巴拉更是向使团表示“可蒙博格德汗之恩，趁老妪身死之前，亲往谒见达赖喇嘛”的意愿。满泰使团于五月二十四日启程回国。

四、土尔扈特人东归原由的追寻

任何一次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动因，1771年渥巴锡汗领导下的土尔扈特人举族东归，其直接原因是俄国沙皇政府的高压政策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朝政府对土尔扈特人的礼待，而深层原由则是根植于几代土尔扈特人内心的深深的乡情。

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蒙古迁牧于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后，一直认为“自己有权在草原上放牧，在河流中航行，因为土地和水是佛祖的”^[30]。他们虽然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生息繁衍，但始终保持着自己民族固有的政治体制，固有的经济、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些势必与俄国沙皇政府力图控制和奴役土尔扈特的图谋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在阿玉奇汗统治时期，土尔扈特势力强盛，沙皇彼得一世在军事上对阿玉奇汗有所倚重，但就在此时，控制与反控制、奴役与反奴役的斗争仍贯穿于双方关系全局之中。据加恩统计，1673年至1710年，俄国与阿玉奇汗“连续立了六个条约”，力图以一个又一个的条约迫使土尔扈特蒙古就范。但阿玉奇汗明确地向俄国政府宣告，“他是他们（指沙皇俄国——引者）的同盟者，而不是臣属”^[31]，并“公开声称厌恶俄国”。^[32]

阿玉奇汗逝世后，俄国沙皇政府通过承认车凌端多布汗王地位，“取得了任命汗王的权利”^[33]。自此以后，土尔扈特每次汗权更迭，都要征得俄国沙皇政府的确认。到18世纪40年代敦罗布喇什继位后，俄国沙皇政府更蛮横地要求敦罗布喇什交出自己儿子作人质，并决定以后的汗都要遵守这个制度。敦罗布喇什被迫交出其次子萨赖以充人质，而萨赖于乾隆九年（1744）在阿斯特拉罕死于幽禁之中。萨赖的悲惨遭遇，在敦罗布喇什家族中留下了深刻的仇恨，更构成土尔扈特与俄国关系的难以愈合的伤疤。20年后，当俄国沙皇当局要求萨赖之弟渥巴锡交出“一个儿子作人质，同时还决定把他们最高门第的三百个青年带走”^[34]时，新仇旧恨使渥巴锡再也无法忍受。而哥萨克移民的大量迁入和东正教的无孔不入的渗透，也使广大土尔扈特民众中流传着“土尔扈特人的末日到了”的哀叹！

在俄国政府不断加强对土尔扈特政治、经济控制和民族歧视的形势下，富有反抗传统的土尔扈特人不愿屈从于俄国政府的臣属地位而任其宰割，又难以抵制俄国政府控制而维持其原有的独立地位，他们只有拿起武器发动武装起义，然后返归自己的故土。这是当时条件下彻底摆脱俄国奴役的最为可行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是他们世代向往的共同愿望。

与沙皇俄国政府的高压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尔扈特人深切感受到自己祖辈故土统治者清朝政府的关切与礼待。

清朝作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其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治主要采取“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方针，即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割据势力与反清力量，实行武力镇压与军事统治，另一方面，对其上层人物则施之以怀柔、拉拢措施。这个方针是在清朝开国之初即已定下来的基本国策，早在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就采取了“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35]的政策，皇太极时也实行“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措施。到乾隆时，乾隆帝把这个政策说得非常明白：“天朝之于外藩，恭顺则爱育之，鸱张则剿灭之。”^[36]清政府正是利用这一民族统治政策，解决了与其北部和西部蒙古族的关系问题。皇太极时期臣服了漠南蒙古，康熙时收抚了喀尔喀蒙古，雍正、乾隆两朝与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割据势力进行了多次战争，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叛乱，安定了西北边陲的政局，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尽管清政府统治者执行这一政策时，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性质，但从当时国家日益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来说，无疑这一政策是符合时宜的，是取得成功的。应该看到，清政府在对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关系的处理上，正是其民族统治政策中的“恩”和“抚”方面的具体体现。如前所述，清政府对每次来朝的土尔扈特使者，无不热情接待，恩赏有加。特别是图理琛使团代表清政府远道去伏尔加河流域探望，带给了土尔扈特人民以祖国的关怀与温暖，这就不能不激起土尔扈特人民对祖国的向往和怀念。渥巴锡的率部返回祖国正是这一政策收效的结果，而这也并非当时清朝统治者主观上所能料到的。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弃俄罗斯，举属内附”，就感到“始念所不及”，因为在乾隆看来，土尔扈特并非“借招致而来”。他只好用封建观念加以解释说：“兹土尔扈特之归顺，实则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是期然者。”^[37]实际上，这是清政府民族政策吸引下，土尔扈特人民多年来向往故土的爱国主义行动的体现。

如果再进一步从土尔扈特人一个多世纪与祖辈故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多渠道交往中所表达出来的浓浓乡情，更有助于人们对东归深层原由的认识。

总观留居伏尔加河流域时期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关系，大体经历初创、发展和持续三个历史阶段。

当我们回顾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关系发展的历程之后，可以发现如下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土尔扈特西迁后，虽然远离故土，寄居异乡，但他们依然千方百计地与祖国各个方面进行接触，特别是与清朝政府建立起紧密的政治联系。这种联系如一条无形的但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纽带，紧紧地维系着双方，以至于最后使这个远离母亲的游子又重新投归祖国的怀抱。这种历史现象看来似乎有偶然性，但“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38]。也就是说，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联系的建立和发展，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土尔扈特蒙古作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他们与卫拉特蒙古各部以及其他民族在开拓祖国西北边疆的战斗中，早已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他们之间也发生过矛盾和冲突，但这并不是他们关系的主流。至于土尔扈特与祖国中央政府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从元、明时期起，包括土尔扈特在内的卫拉特蒙古各部早就归附于当时中央政府的管辖，并和中原地区的各族人民一起进行了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彼此的友好往来，日益形成了他们对祖国中央政府的亲和力和向心力。这种力量植根于土尔扈特人民心中，形成了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感情。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推动下，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后，不仅依然与祖国各方面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而且时时眷恋着故土与亲人。早在他们西迁不久，就几次想重返故土，只是由于路途遥远、旅程艰辛，而未能如愿。据俄国档案记载，阿玉奇汗曾“两次蓄意出走中国”，而他的后人“敦罗卜旺布和敦罗布喇什也有此意图”^[39]。所以，乾隆三十六年（1771），渥巴锡率其所部离开伏尔加河流域重返祖国，正是土尔扈特人民为反抗沙俄的压迫而采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行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土尔扈特蒙古与祖辈故土一个半世纪的交往联系，乃是我国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而土尔扈特重返祖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壮举，正是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清朝前期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关系的全面阐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构成紧密的整体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东归的当代启示

回顾土尔扈特蒙古与祖邦故土交往的历史，让今人感慨深思之细节甚多。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康熙皇帝派遣的图理琛使团到土尔扈特探望时，阿玉奇汗向使团询问故乡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表示出对故乡的极大关心，他向来自故土亲人倾诉：“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初必系同源”，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40]。这一席出自肺腑的言词，表露出土尔扈特人与祖邦故土息息相关的真挚情感，由此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重大命题，即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

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必然会持久地支配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同一民族通常都具有共同的精神结构、价值系统、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人们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文化认同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国家统一固然取决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文化认同却是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稳定性、深层次的战略要素。

文化认同在促进、推动国家认同上具有特殊的功能：

其一，标识民族特性，塑造认同心理。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基本特质和身份象征。在一定民族地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传统，塑造了该民族成员的共同个性、行为模式、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并表现为一定的民族心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基本依据，“崇尚统一”是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数千年来，国家统一一直被视为国家的最高政治目标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一切政治活动通常都以国家统一作为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这种民族心理沉积于中国社会和价值系统的最深部，主导着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生活方式和主流价值观念。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分有合，但不论是分裂时期还是统一时期，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意识，这就是国家统一的意识。中华文化这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为遏制分裂倾向、凝聚统一意志、消除政治歧见提供了最坚固的精神堤防。

其二，规范社会行为，培育统一意识。在社会通行的准则规范和行为模式中，通常总是潜隐着一整套价值观念体系，这一系统始终居于民族文化体系的核心部位，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每个民族成员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世代相传地承受着同一文化传统，个人的价值观念就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耳濡目染中构建起来的。不仅如此，人们在文化的内化过程中，还会把民族共同的价值观转化为自己的内在信念，从而使个体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中获得认同感和依赖感。“大一统”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意识之一，是中华世代相承的基本社会理念和普遍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追求统一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始终如一，从未导致文明断层的历史悲剧。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统一的文化理念主导着统一的实践，“大一统”的政治实践反过来又强化着人们追求统一的信念，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不高度重视“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巩固与维护，无不致力于探索天下分合聚散的规律与对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军事战略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维护国家统一，文化认同不仅为维护国家统一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而且为军事等物质力量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平台。

其三，凝聚民族精神，强化统一意识。中华文化的价值意识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内聚性、亲和性和排异性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一特性决定了每当国家存在、民族兴衰的关键时刻，都能够激发民众强大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正是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道德规范。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是国家认同心理的深层源泉，爱国主义就是这一精神的集中反映。中国之所以历经治乱分合而始终以统一为主流，正是得益于以国家统一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民族精神。数千年来，无论是高明的统治者，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人们普遍认为唯有实现“大一统”，国家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民族才能得到应有的尊严，天下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虽然多次出现过分裂局面，但是在古代典籍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主张分裂分治的学派，反而都把“天下一统”作为政治斗争的原则与旨归。尤其是每次统一战争爆发前，社会上总会出现一股势不可挡的统一潮流，每当国家遭受外族入侵的时刻，社会内部总会产生一种捐弃前嫌、同仇敌忾的强大意志。中华文化所拥有的这种统一意志，为维护国家统一奠定了坚韧无比的精神国防，离开了这种精神支撑，政治、军事上的统一是难以持久的。

文化认同的上述功能，在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文化认同始终是政治家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主题。《周易》早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知，南朝萧统提出过“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治国方略，龚自珍发出了“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的警告，都体现了中国政治注重“文化立国”的历史传统，正是这种以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基础的价值取向，为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统一奠定了坚实的信念和基础。纵观历史，当统一形成共识然而阻力重重之时，文化认同的力量更能显示出“硬实力”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总之，从土尔扈特蒙古人东归故土的历史案例中，可以深深体味到文化认同的深邃内涵，及其在促进、推动国家认同上具有的特殊功能。这也正是东归精神的可贵历史遗产。

六、弘扬东归精神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土尔扈特蒙古人东归壮举所反映的东归精神，其内涵简言之：

一是，对奴役的反抗、对自由的追求；

二是，以对祖邦故土朴素的爱为核心所积聚而成的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并升华为对中华故土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

东归精神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可贵的组成部分。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可以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显露，但在紧要关头、重大事件中，更容易瞬间爆发。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可以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逐步成长，但更能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熔炉中显现本色。一个民族的精神取向，可以从英雄人物、典型代表那里找到答案，但更应在广大群众的普遍行为和社会实践中得到张扬。

强化东归历史的研究与普及是弘扬东归精神的必要之举，在当前新疆历史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中的重要战场之一，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对新疆分裂、暴力恐怖势力在历史领域上的挑战，我们应在正确阐明新疆历史上打一场主动仗。为此，应以我为主，发掘有利于“五观”（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教育的生动历史素材，利用扎实的研究成果，展开有力的普及教育和宣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四个认同”教育，即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所谓以我为主，是指在新疆历史的研究和普及上抓住五大问题不放，即：（1）历朝历代对新疆的治理；（2）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家园；（3）多种宗教在新疆地区碰撞中并存；（4）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5）屯垦戍边的历史与现实证明其是治疆的有效之策。以此为重点，主动出击，先声夺人，深化研究，普及知识，教育群众。

所谓发掘生动历史素材，是指要将新疆历史上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灿烂文明的事和人充分研究、大力普及。其中新疆各族人民（包括上层贵族）为保卫新疆和开发新疆创立的丰功伟业、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均应成为研究和普及的重点。1771年土尔扈特蒙古举族东归祖邦故土的壮举，理所当然地成为今天研究和普及的一项重中之重的内容。

为此，我建言有三：

一是，继续下大力气发掘研究的新资料，有关土尔扈特蒙古的满文、藏文和俄文档案，应当是发掘的重点。

二是，开拓研究新视野，强化普及性历史读物的出版。就研究而言，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变迁仍应是研究重点，同时还应将研究视野扩大至19至20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的研究，除了政治史外，还应从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多角度对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就普及而言，应在充分依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组织力量编写通俗小册子、连环画册，以及电子读物。

三是，采取有力举措，让学术研究成果走向群众。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和政府，结合本地特点，弘扬土尔扈特人“东归”、察哈尔蒙古人“西迁”的爱国主义精神，创办“东归”节、“西迁”节是一项值得特别予以赞扬的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的好举措，应将此项活动持之以恒地办下去，办得更有声有色，并力争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真正成为群众的节日。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折。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折。

[3]《清高宗实录》卷889，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丁巳。

[4]《清高宗实录》卷889，乾隆三十六年七月辛酉。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折。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一日折，第8件。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折。

[8]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4。

[9]七世八代的汗王是：和鄂尔勒克（1630-1643年在位）、书库尔岱青（1643-1656年在位）、朋楚克（1657-1671年在位）、阿玉奇（1672-1724年在位）、车凌端布多（1725-1735年在位）、敦罗卜旺布（1736-1741年在位）、敦罗布喇什（1742-1761年在位）、渥巴锡（1761-1775年在位）。

[10]［美］芮弗：《土尔扈特》作者前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转引自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折》，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12]诺夫列托夫：《卡尔梅克人》，彼得堡1884年，第10页。

[13]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14]图理琛：《异域录》卷下。

[15]《满泰等奏奉派前往土尔扈特经过情形折》（雍正十年三月初五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241号，第557页。

[16]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1。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折。

[18]《清高宗实录》，卷517，乾隆二十一年七月戊子。

[19]贡品中有一件黑绒银花的弓袋和箭束至今仍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弓箭和箭袋上附有当年收藏时缮写的羊皮条，上写有“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布达什进撒袋一副”。

[20]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3。

[21]《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

[22]［法］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2页。

[23]按：图理琛，满族，姓阿颜觉罗斯。他并非使团首脑，因其出使回国后撰写《异域录》一书而驰名中外，故后人将这个使团称之为图理琛使团。

[24]均引自图理琛：《异域录》卷下。

[25]［法］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7页。

[26]满泰，时为副都统，清代史籍无传。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一书，据俄文记载转译为满达伊，并为一些著述和论文所沿用。

[27]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2页。

[28]帕拉斯：《蒙古民族历史资料集》，彼得堡1776年，第86页。

[29]《满泰等奏奉派前往土尔扈特经过情形折》（雍正十年三月初五日），载《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241号，第558页。

[30]帕里莫夫：《留居俄国境内时期的卡尔梅克民族史略》，阿斯特拉罕1922年，第7页。

[31]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伦敦版，第566页。

[32]内达金著，马汝珩译：《土尔扈特西迁及其重返祖国》，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33]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28-29页。

[34]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第575页。

[3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36]《清高宗实录》卷1023，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乙卯。

[37]乾隆：《土尔扈特渥巴锡等伊绵峪朝遇，诗以记事》，载彭元瑞：《高宗十全诗文集》卷9，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

[3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

[39]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0页。

[40]图理琛：《异域录》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