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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回归故土的故事

时间:2022-02-19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土尔扈特回归故土土尔扈特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也是其中力量最弱的一部。为了摆脱沙俄的残酷统治,土尔扈特部决定回归祖国。四部当中,土尔扈特部实力最弱,引起了准噶尔部的时刻觊觎。为此,康熙决定派遣一个使团,出访土尔扈特,以表达清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族的关怀与惦念。但土尔扈特部对沙俄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当沙俄迫使土尔扈特成为其附属国时,土尔扈特都予以坚决的抵制,明确表示其

土尔扈特回归故土

土尔扈特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也是其中力量最弱的一部。随着准噶尔势力日益强大,不甘受其欺凌的土尔扈特部决定举部迁移,避开准部的侵扰。

然而,背井离乡的土尔扈特人并没有因此过上安宁的生活,当他们辗转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后,又受到了沙俄的欺凌、剥削和歧视。为了摆脱沙俄的残酷统治,土尔扈特部决定回归祖国。

乾隆三十五年(1770)冬,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土尔扈特人举行了反抗沙俄统治的武装起义,开始了返回祖国的艰险历程。

心系故土

土尔扈特蒙古族,是明清时期居住在西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厄鲁特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在元代称翰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也称卫拉特、额鲁特。约在16世纪末叶,厄鲁特蒙古分为四大部落,即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其游牧地区大约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在这一大片地区之内,四个部落各有自己的牧地,其中土尔扈特部的牧地是在塔尔巴哈台所属的额什尔努拉(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乌尔贾尔一带)。

厄鲁特四部分牧而居,但皆以伊犁为其合宗处。四部各有首领,互不统属,但有时为了与其他蒙古部落斗争的需要,四部又会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叫做“丘尔干”的盟会,形成较为松散的联盟。这一时期,厄鲁特蒙古的游牧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准噶尔部,由于其牧地在伊犁一带,有着肥沃的牧场,又有较发达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经济发展最快,势力也逐步发展,成为厄鲁特最为强大的一部。准噶尔部到巴图尔浑台吉执政的时候,开始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向其他三个部落进行扩张活动,引起内部矛盾纷争不断。

四部当中,土尔扈特部实力最弱,引起了准噶尔部的时刻觊觎。此时,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为四部联盟的盟主,准噶尔部觉得让一个弱部首领当盟主,指挥处理内部事务,心中甚是不爽。巴图尔浑台吉早就想兼并土部,取代和鄂尔勒克的盟主地位。因此,他首先把扩张之手伸向了土尔扈特部,经常借种种理由挑起事端,使得两部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关系越来越紧张。

由于准部实力强大,土部不甘受其欺凌,又无力对抗,最后只好采取了避开的方式,于明崇祯元年(1628)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约有二十余万人的土尔扈特部开始举部西迁。他们自天山北路,经过雅米什要塞,顺着托波尔河往西,横穿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花了两年多时间的辗转迁移,最终到达了里海之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在这里开始了新的游牧生活。

土尔扈特部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以后,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拥有数十万牧民和八万军队的汗国。尽管远走他乡,其依然千方百计地与厄鲁特蒙古其他各部和远隔万里的祖国保持政治、经济、宗教等诸多方面的联系。明崇祯十三年(1640),为调解、缓和各部蒙古间的矛盾,蒙古各部在塔尔巴哈台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主持,土尔扈特部领袖鄂尔勒克也带着他的儿子从伏尔加河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参与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同时,土部还与其他三部保持通婚关系。顺治三年(1646),清王朝建立不久,鄂尔勒克的两个儿子书库尔岱青、罗卜藏诺颜,便随青海和硕特蒙古的顾实汗向清政府“进表贡”。土尔扈特人笃信喇嘛教,而西藏是喇嘛教的“圣地”,到西藏“熬茶礼佛”,是他们最虔诚的愿望。清政府为了照顾土尔扈特人的宗教信仰,允许他们到西藏熬茶,拜谒达赖喇嘛。顺治十二年(1655),书库尔岱青又派遣锡喇布鄂木布为使者,向清政府“奉表贡”。两年后,他又再派使臣向清政府“贡驼马二百余”,并携带千余马匹,请求在呼和浩特进行茶马互市贸易,也得到了清政府的许可。

康熙二十九年(1690),厄鲁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首领,依仗其控制天山南北的强大势力,在沙俄的支持、调唆下,悍然发动叛乱,率军逼近长城。在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坚决站在了清政府的一边,为了防止逃窜的噶尔丹残余势力重返其根据地伊犁,阿玉奇派兵协助清政府防守阿尔泰山,使噶尔丹走投无路,不久急病而死。平叛胜利后,阿玉奇又立刻派使臣向朝廷入贡庆捷,受到了康熙的优待和赏赐。康熙四十八年(1709),阿玉奇又派使臣萨穆坦向清政府纳贡。但这次纳贡,由于准噶尔新汗策旺阿拉布坦千方百计予以阻挠,只能绕道俄罗斯,经过两年多艰辛而漫长的路程,才到达北京。当千里迢迢、长途跋涉的使臣,代表阿玉奇和整个土尔扈特蒙古族向清朝称臣纳贡的时候,康熙帝也为之感动。为此,康熙决定派遣一个使团,出访土尔扈特,以表达清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族的关怀与惦念。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组成了由曾任内阁侍读图理琛领衔的三十余人的回访使团。当使团抵达土尔扈特牧地时,阿玉奇亲自带领众人,沿途陈设筵宴欢迎祖国亲人。图理琛向阿玉奇转达了康熙帝对土尔扈特蒙古族的问候,阿玉奇也向图理琛详细询问了祖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在谈到土尔扈特蒙古族与清王朝、沙皇俄国的关系时,阿玉奇认为土尔扈特与俄罗斯刚刚接触,双方在居住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同时也表达了他们与祖国之间息息相通的民族渊源及心向祖国的深厚情感。

阿玉奇逝世后,他的儿子东凌端多布、孙子敦罗布喇什相继继承土尔扈特汗位。虽然这一时期沙皇俄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土尔扈特的控制,但他们还是克服种种阻挠和路途险恶,与清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乾隆二十一年(1756),敦罗布喇什汗遣使吹札布与清政府联系,乾隆皇帝先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后又在北京接见了吹札布。吹札布明确地向乾隆皇帝表示:土尔扈特人绝不投降于沙皇俄国,对其依附也只是暂时的,也不会给沙俄当臣仆。

反抗沙俄

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在土尔扈特部到此之前,并没有人居住,沙皇俄国也没有把这片地区纳入其有效的统治范围之内,所以,土尔扈特人认为他们有权力在这块大草原上放牧居住。然而,早已对厄鲁特蒙古垂涎三尺的沙俄,见到土尔扈特部脱离了厄鲁特,立刻把魔爪伸向了土尔扈特。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沙俄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同土尔扈特订立了若干个条约,企图控制土尔扈特部,以使其完全臣服。但土尔扈特部对沙俄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当沙俄迫使土尔扈特成为其附属国时,土尔扈特都予以坚决的抵制,明确表示其只是沙俄的同盟者,而不是臣民。为达目的,沙俄还时常以武力相胁,和鄂尔勒克也在同沙俄的武装交战中牺牲,他的长子书库尔岱青继承汗位之后,依然坚持其父立场,坚决回击沙俄的无理要求,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书库尔岱青死后,其子阿玉奇继汗位。阿玉奇是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后的第四代首领,从他开始称汗。在其执政期间,一直向清政府“表贡不绝”,并把由他祖辈同清政府建立的友好交往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执政以后,在对沙皇俄国的关系上完全继承了他先辈的政策,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与独立。但在斗争的方法上,他采用了审时度势、灵活多变的策略。阿玉奇当政时,正值沙俄彼得一世在位,他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发动侵略,进行领土扩张,为争夺黑海与波罗的海水域控制权,同土耳其和瑞典等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另外,在顿河区、伏尔加河中游及乌拉尔区,与各游牧民族也进行着无休止的征战。土尔扈特作为一个游牧到伏尔加河下游历史不长的部族,便成了沙俄争取和利用的对象。大量的土尔扈特壮丁被沙俄征调到侵略战争的前线,充当先锋,为其打仗,十有八九未能生还,导致土尔扈特部青壮劳力锐减,部内动荡不安。但土尔扈特毕竟远离祖国和故乡,势单力薄,不能针锋相对地和沙俄抗争。在这种情况下,阿玉奇只好灵活以对。一方面,当土尔扈特遭到雅依克和顿河哥萨克侵袭、劫掠时,阿玉奇就主动向沙俄政府提出宣示臣服,以便借沙俄政府之力制止外族的骚扰。另一方面,康熙四十五年(1706),俄境内的阿斯特拉罕人民起义,俄政府要求阿玉奇出兵镇压,而阿玉奇看出此时的沙俄内部较为虚弱,反而联合巴什基尔人袭击俄统治下的奔萨斯卡亚和坦波夫斯亚等城镇,沉重地打击了沙俄在伏尔加河流域的统治。就这样,沙俄欲控制和奴役土尔扈特蒙古族的阴谋,一直没能得逞。

到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阿玉奇之孙、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去世,其子年仅十九岁的渥巴锡继承汗位。当时他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外部沙俄加紧了控制土尔扈特的步伐,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内部新的土尔扈特家族觊觎渥巴锡的汗位。所以,渥巴锡刚一继位,沙俄就想通过改组土尔扈特汗王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八位王公组成的扎尔固(部落会议),来限制新汗王的权力。在改组扎尔固的条例中规定,其成员不得由汗任命,其决议也不得由汗随意改动,必须都由俄国政府参与和批准,方为有效,以此来削弱和限制渥巴锡的政治权力,以完全控制土尔扈特部,使其所居住的地区成为俄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在对土尔扈特政治干预、胁迫的同时,沙俄还肆无忌惮地向土尔扈特人民推行压迫、奴役政策。此时的沙俄正处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时期,她掌权之后,仍继续推行彼得一世争夺世界霸权的扩张政策,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随着无休止的战争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兵员严重不足,便继续向土尔扈特大量征兵,七八万土尔扈特青壮年牺牲在沙俄侵略战争的战场上。而在内部,土尔扈特贵族敦杜克夫家族,在沙俄势力的扶植下正在逐渐扩大实力,准备与渥巴锡进行较量,欲取其汗位而代之。

面对沙俄的欺凌、剥削和百般的歧视,土尔扈特不得不又想到以逃亡作为反抗方式。同祖国千丝万缕的民族感情与文化联系,使他们决定再返回祖国。恰在此时,沙俄与土耳其发生战争,下令征调土尔扈特部十六岁以上的男子都去从军,引起民情激愤。作为部落首领,渥巴锡更是忧心忡忡,因为沙俄的征兵令已下,可是返回祖国的准备工作却尚未开始。为了稳住沙俄,使之不起疑心,他果断决定亲自率领数万名土尔扈特士兵征战土耳其,利用这一空隙,与部下策划返回祖国的行动。

然而,在俄土战争中,作战勇猛的土尔扈特人并没有得到沙俄应给予的酬劳,使得他们更加坚定了摆脱沙俄、返回祖国的决心。乾隆三十五年(1770)秋,渥巴锡率领赴土耳其作战的士兵归来,加紧了返回祖国的准备工作。经过缜密的筹划,渥巴锡决定趁伏尔加河冬天结冰的时候,让北岸的万余名土尔扈特人过河后,就立即举行反抗沙俄的武装统治,实行返回祖国的行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河水结冰,计划就能付诸行动了。不巧的是,这一年冬季气温较高,伏尔加河久不结冰,计划一延再延。夜长梦多,尽管土尔扈特人采取了保密措施,但关于武装起义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沙俄得知后,命令渥巴锡把自己的儿子送往彼得堡做人质,并下令征调土尔扈特部一万人加入俄国军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渥巴锡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行起义。十二月初一清晨,土尔扈特人袭击了沙俄兵营,举行武装起义,拉开了返回祖国艰险历程的序幕。

回归祖国

渥巴锡是一位年轻有为、坚毅果敢的首领。他为人正直、胸怀宽广,继承汗位之后深得土尔扈特人的拥戴。为了使土尔扈特蒙古族免受侵扰压迫,经过深思熟虑,他最后作出了脱离沙俄、返回祖国的决定。

反抗沙俄的起义举行后,渥巴锡把居住在伏尔加河南岸三万余户、十七万多人的土尔扈特蒙古族分为前中后三部分,以舍楞和巴木巴尔率领的精锐部队为先锋,妇孺老弱均在中间,两侧有士兵保护,渥巴锡亲自率兵殿后,阻击尾追的沙俄军队。土部三路军民全部离开牧地,浩浩荡荡地踏上了东返祖国的征途。

当沙俄政府得到土尔扈特蒙古已离开牧地的消息之后,立即命令奥伦堡总督莱英斯多尔普和军团指挥达维多夫少将出兵截击,又派特鲁本堡将军率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组成的骑兵在后面紧紧地追赶。为了应付俄军的围追堵截,渥巴锡把全副武装的骑兵排在整个队伍的四周,护卫着老弱妇孺乘坐的马车、牛车。舍楞率领一队精兵为开路先锋,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率两万骑兵走在大队人马的后面。他们且走且战,沿途攻破数处俄城池,很快通过了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大草原,甩掉了在后面紧追不舍的数万俄军,来到俄边境小城坑格勒图喇,再往南便是中国地界了。

为确保安全,他们继续前行,经过了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来到姆莫塔湖附近。附近居住的哈萨克部受沙俄唆使,组成几万人的联军把土尔扈特部团团围住。在这紧急关头,渥巴锡表现得非常镇定,他一方面迅速派出使者与哈萨克首领谈判,以拖延时间;一方面调整兵力,组织了五队骆驼兵,准备向哈萨克兵发动突袭。在被包围的第三天深夜,土部士兵从正面突然发动猛攻,策伯克多尔济率骑兵包抄后路,哈萨克军遭前后夹击,惨败而退。突出重围之后,他们向沙拉伯勒挺进,到达后又遇到布鲁特部十几万骑兵的堵截,渥巴锡被迫率众向戈壁滩行进。此时天气已开始暖和起来,人困马乏,饥渴难忍,只得取马牛之血而饮,杀死牲畜以充饥果腹,相当一部分人患上了瘟疫。十几天艰难的行程,死者无数,牲畜也仅存十之三四。当他们走出戈壁之后,布鲁特人已久候于戈壁之外,或前或后,或聚或散,日夜追击抢掠,土尔扈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然而,他们回归祖国的信念一直没有动摇。

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他们终于到达中国的边界,陆续进入境内。先是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先锋部队在伊犁河支流查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军(www.guayunfan.com)相遇,尔后,渥巴锡和舍楞率大队人马到达。伊犁将军伊勒图接见了渥巴锡等首领,渥巴锡也表达了投顺之意,并献玉器、自鸣时刻表等贡物及先祖所受明朝汉篆封爵玉印一颗,以表示土尔扈特蒙古族与祖国关系的历史渊源。伊勒图将土尔扈特部众妥善安置在伊犁,然后把土尔扈特归来的消息,报告中央政府。得知土尔扈特归顺一事,乾隆帝甚为高兴。针对土尔扈特东归途中损失惨重的情况,乾隆命令各方给土尔扈特人以支援,本着“口给以食,人授以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的原则,由张家口都统常青、陕甘总督吴达善等人,调拨牲畜、皮张、衣物、茶叶等物资运往伊犁,进行接济。一切安置就绪后,乾隆又命额附色布腾巴尔珠尔等赶赴伊犁,陪同渥巴锡等众首领到热河入觐。

九月初八,渥巴锡等人在木兰围场见到了乾隆帝,进献了弓箭、腰刀、自鸣钟等多件礼品。乾隆皇帝用蒙古语同渥巴锡进行了交谈,向他询问了土尔扈特的历史及由俄归来的情况,渥巴锡都一一作了回答。在热河木兰围场行围三天之后,渥巴锡又随同乾隆到避暑山庄,在这里的澹泊敬诚殿,乾隆再次接见了渥巴锡等人,赐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弼哩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希呼勒图郡王等,并设盛宴招待了渥巴锡一行。

此外,乾隆还对土尔扈特部进行了安置,渥巴锡所部称旧土尔扈特部,舍楞所率部众为新土尔扈特部。前者分南、北、东、西四盟,共十旗,分别置于喀喇沙尔、布克赛里、精河县、库尔喀乌苏;后者设二旗,置于科布多、阿勒泰地区。而随来的和硕特恭格部设四旗,置于博斯腾湖一带。

为了表彰土尔扈特蒙古族回归祖国的爱国行动,乾隆亲自在新落成的普陀宗乘之庙里撰写了《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土尔扈特蒙古族从明朝崇祯元年(1628)西迁,脱离厄鲁特蒙古,到清朝乾隆三十六年(1771)回归,在这一百五十年间,过着迁徙游牧、垦草开荒的动荡生活。他们一方面坚决抵抗沙皇俄国的奴役与控制,另一方面又怀着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克服艰难险阻,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渥巴锡的领导下,土尔扈特部终于投入到祖国的怀抱,这既是土尔扈特部热爱祖国的正义行动,又是大清帝国强盛的一个重要表现。土尔扈特人虽然为此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也为自己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清朝就完全统一了厄鲁特蒙古,也完全统一了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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