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佛教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以物赎经

如前所叙，西夏正式立国前，德明、元昊已各有向北宋以物赎经之事。其后，又有毅宗谅祚时向北宋以物赎经三次，惠宗秉常时向北宋以物赎经一次。

西夏毅宗谅祚福圣承道三年（1055），即北宋仁宗至和二年，习性好佛的毅宗谅祚的生母、太后没藏氏（曾出居戒坛寺为尼，号没藏大师），因感恩宋仁宗赵祯将投奔宋朝的绥州蕃族人阿讹等放归西夏，派遣使者入宋上贡，遂得仁宗赵祯所赐之大藏经⁽³⁾。

西夏毅宗谅祚拱化四年（1066），即北宋英宗治平三年，西夏经过四年的等待，并依照献马七十匹作为纸墨工值的旧制，才获得请赎之佛经大藏，以及签牌、经帙等。北宋统治者对西夏国主“喜观心于法境，愿绎经于秘文”，甚为满意。⁽⁵⁾

西夏惠宗秉常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即北宋神宗熙宁六年，西夏依照进马七十匹作为印制资费的旧例，获得请赎之释典一大藏，以及签牌、经帙、复帕（双层包裹围巾）等。神宗为此西夏乞经事，曾特别下诏，不仅要求印造“无至脱漏”，且做到“早赐”“宣给”，还特派专人直送宋夏边界之保安州（治今陕西延安附近，约为志丹）和宥州（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相接处界首交割，移牒给赐西夏官员手中。⁽⁶⁾

党项羌上层人物6次以外交方式向北宋以物赎经，前后历时达40余年（包括西夏立国前近10年及立国初30余年）。通过切实的以物赎经，直接创建了西夏佛教发展的必要前提。西夏通过“以物赎经”的方式，前后六次陆续从宋朝得到了官方认定的佛经，其数量应是不少的。

从赎经的实际情况考虑，西夏所得佛经，是当时北宋拥有的佛教典籍丛书（总汇）——汉文《大藏经》。

所谓“大”，是指佛典穷天地之极致，达无所而不包。所谓“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译词，原指藏物之箱笼，因古印度僧侣以其存藏贝叶经，遂以“藏”为佛经的代称或计算单位。所谓“经”，是梵文Sūtra的意译词，有“贯穿”的意思，古印度佛教徒认为，以丝线贯穿花瓣，花瓣便不会被风吹去，同理，释迦牟尼的说教汇集起来，也如同花瓣得以丝线贯穿，可以永远传存人间，故称之“经”。

“大藏经”，简称“藏经”，是汉语对佛经经典的称呼。“大藏经”的内容，主要是“三藏”，即“经（藏）”（弟子们追忆的释迦牟尼宣说的有关佛教教义的著作），“律（藏）”（弟子们追记的释迦牟尼宣说的有关佛教戒律的规定），“论（藏）”（弟子们所写的阐述佛教理论的著作）。“三藏”各分大小乘之“藏”，如大乘经（藏）、小乘经（藏）、大乘律（藏）、小乘律（藏）、大乘论（藏）、小乘论（藏）。“大藏经”一词，首见于隋朝僧人、天台五祖灌顶（561～632）所作之《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一文，此前的南北朝时期称之“一切经”。

汉文大藏经所含经典的数量，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称，共计1076部、5048卷。汉文《大藏经》，当时称《北宋官版大藏经》，俗称“开宝藏”（于北宋初期宋太祖开宝四年即971年开雕），或称“蜀版藏经”（刻版地点是今成都前身益州，该地处于古蜀国地，战国秦时置蜀郡，隋开皇初废，大业以后又改益州为蜀郡）。汉文《大藏经》，原称“一切经”，只有手工抄写的卷子，北宋始有木刻本出现。宦官张从信遵太祖诏命，主持此事12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得雕版13万块，运至开封太平兴国寺西侧之印经院印制成书。后，该书又于真宗咸平（998～1003）、天禧（1017～1021）、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重印。在这四次印制过程中，大藏经的内容不断得以扩充，从最初的480帙增为6620卷左右。由于《北宋官版大藏经》印制过程如此，所以西夏便多次地向宋朝以物赎经，目的是力求得到更为完备的版本。

西夏人的“以物赎经”，具有多重的文化意蕴，值得认真品鉴。

其一，西夏人的“以物赎经”，是付出了巨大的物质代价的，这对尚未进入繁荣时期的党项羌经济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沉重的负担。置此沉重负担于不顾，坚持赎得所需之经书，这足以说明对佛教怀有敬仰之心和崇拜之意。而这种对佛教的敬仰和崇拜，昭示了党项羌人对精神生活的重视，体现出完全有别于动物的人类智能，是“一种思考的智能”⁽⁷⁾。由此可以说，以物赎经是党项羌人摆脱野蛮而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二，西夏人的“以物赎经”，是以宋朝作为明确而稳定的文化采借对象的。这一采借行为的发生，说明夏宋二者的价值标准和判断领域，并不都是水火难容，不可沟通的。而从作为主动者的角度看，是西夏人在向宋朝人不断趋同。可以说，这是作为“部分”的文化，总是要向它所属的“全局”的文化认同的一个典型例证。这条文化发展的自然法则，本不受掌权者的或“自觉”或“不自觉”的主观态度的左右；但“自觉”的态度，却是可以有利于这一法则的有效运行的。向处于领先地位的，具有稳定、和谐、整体化模式的、实为中华文化标志的宋朝文化“认同”，预示着西夏文化必将获得由简单而复杂，由幼稚而成熟的远大发展前景。

其三，西夏人的“以物赎经”，既有其久远的历史生存根据，也有其迫切的现实生存根据。早期的党项羌先民们凭借泛神论和巫术的神秘力量，曾勇敢地挑战着危险、恐惧、疾病和死亡，使他们即使在无能为力的境遇中，还能得以不同程度的拯救，并且逐渐具有了渴望形成和依赖信仰的心理定势。而割据西北地区的党项羌人，所遇生存困难和发展障碍比比皆是，这使他们焦虑不安，忧心忡忡。他们坚守的传统的信仰心理，驱使他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原有的原始巫术，而要去寻找到更加有力量的新的信仰对象。于是，当他们与中原人交往之中，便与所遇之佛教一拍即合。佛教不仅包含并且提升了党项羌人原有信仰的境界，并促使他们对生存的前途信心倍增。西夏人憧憬着能过上宋朝人那样的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能够在自己的王国中便可自由地出入建筑宏丽的佛寺，诵读各种各样的佛经，享受到佛教赐予人的安全、吉祥、宁静和恒久。西夏人这种“以物赎经”，完全符合他们自己的历史生存与现实生存的信仰逻辑，是基于他们心灵里面的理智与情感的，而绝不是简单的感官直觉，更不是神经系统的随意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