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及其对青年生态科技认知的影响

三、城市发展及其对青年生态科技认知的影响

上海青年的科技观中既包含了新型的生态文明价值取向又具有传统的科技思维方式、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存在矛盾和张力的现象，除了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诸如城市发展理念、城市环境危机程度等宏观因素的影响。

（一）城市发展理念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世界结构的多重压力下，我国的发展战略始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追赶”思维的支配。改革开放以后，“优先发展经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的战略决策和切实追求。诚然，经济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增长潜力和能量，迅猛推进的市场化进程迅速打破了地域壁垒，让我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程。但这种时空压缩的发展路径导致了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高度尖锐化，而经济、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发展不均衡的“未预期后果”——市场逐渐“脱嵌”于社会——播下两极分化、环境衰退、矛盾加剧等各种恶果。^[16]同时，在“发展主义”的规训和“消费主义”的诱惑下，“优先发展经济”的观念也成为公众的自觉追求，因而，在不断恶化的环境危机面前，公众常表现出不应有的淡漠。中国的环境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从表象上看都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引起的，但改革中的国家体制及其内部矛盾和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失调才是我国环境危机持续恶化并陷入治理困境的重要渊薮。

近年来，随着诸如沙尘暴、雾霾、毒物污染等环境问题规模不断扩大，旨在遏制环境恶化对人类健康与福利的严重危害的集体行动不断增多，同时，中央层面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设立了“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这从政治、社会等多角度对“资本逻辑”、“经济至上”的城市发展理念造成了冲击，迫使地方政府改变单一向度的发展思路。但遗憾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在处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时，并未随着党中央发展思路的调整而有所改变，反而出现更多的背离。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面对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近来，上海明确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前提之一是发展理念转变的跟进。

为了测量上海的城市发展理念，进而检验其对青年生态科技观认同度的影响，本次调查中我们借鉴了CGSS2003调查中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设计了7个选项，要求受访者从中选出3项他所赞成的城市应予优先考虑的目标。这7项分别是：（1）保持社会秩序和安全；（2）政府作出重大决策时，应该更多地倾听人民的意见；（3）控制失业，确保经济持续增长；（4）保障言论自由；（5）确保后代人能够拥有美好环境和充足资源；（6）大力发展科学技术；（7）提高当代人的生活水平。选择上述2、4、5项者被看作是赞同城市的生态发展理念的。

从本次调查数据可见，62.4%的青年认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应该把“确保后代人能够拥有美好环境和充足资源”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59.6%的青年认为把“政府作出重大决策时，应该更多地倾听公众的意见”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而认为应该把“保障言论自由”作为优先考虑目标的为23.4%；同时，55.9%的青年提出“保持社会秩序和安全”为优先目标；36.3%的青年认为是“提高当代人的生活水平”，26.6%的青年认为是“控制失业，确保经济持续增长”，还有20.7%的青年认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优先目标。可见，上海青年的城市发展逻辑中，既有新型的生态发展理念，同时仍保留着“以经济增长解决问题”的传统思路。交叉分析后发现：城市发展理念与青年的生态科技观认同度确实存在相关关系；如表4.12所示，选择第2、4、5项的青年在生态科技观认同度得分高分区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大体上，青年认同的城市发展理念与其认同的科技观念具有同构性：持有城市生态发展理念的人更有可能认同生态科技观；青年的科技观念受城市发展理念的影响。

表4.12　不同城市发展理念的青年生态科技观认同度交叉分析（%）

当然，我们注意到，持传统城市发展理念的青年也可能倾向于认同环境中心主义的科技观。英格尔哈特对此的解释是，科技观念的更新是主观价值（“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客观问题相结合的产物；客观问题主要指的是环境问题，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当人们在城市生活过程中接触到了实实在在的环境问题时，即使他们处在传统的城市发展理念阶段，仍可能有较高的环境中心主义倾向。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也就这一假设作了检验。

（二）城市环境污染问题

我们将青年对上海生态环境的总体感受与其生态科技观连续变量作了方差分析，发现检验统计量F为74.729，显著性（Sig.）P＜0.001（P= 0.000），说明对环境问题的感知不同、生态科技观认同度也不同。将两者交叉分析后发现（详见表4.13）：认为周围生态环境有所改善的青年，生态科技观认同度得分相对较低；觉得周围生态环境更加恶化的青年，更倾向于认同生态科技观。

表4.13　环境问题感受不同的青年生态科技观认同度交叉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问题感知与科技观念倾向的关系，我们把青年对上海未来生态状况的判断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方差分析后得到检验统计量F为100.500，显著性（Sig.）P＜0.001（P= 0.000），说明对环境未来变化趋势的判断不同，生态科技观念认同度不同。交叉分析结果如表4.14所示：对上海城市生态环境改善持乐观态度的青年，大部分科技观念倾向于传统思维；认为上海城市生态环境会持续恶化的青年，生态科技观认同度一般较高。

表4.14　环境变化趋势判断不同的青年生态科技观认同度交叉分析（%）

综上研究表明，青年生态科技观的形成不仅随着个体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和政治取向等的变化而变化，同时还和个体所在城市的发展思路、环境污染程度等密切相关。

当然，我们对城市发展理念和城市环境问题的测量主要使用的是主观测量法，进一步研究时应该考虑更客观的指标数据，但这从另一方面更加强调了：客观的环境污染还存在着一个被感知、被体验的问题，如果环境污染超越了个体的直接体验和认知，那它不一定会引起公众的环境关心，正如我们在调查中询问青年最关心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什么时，71.8%的青年选择了环境污染，21.9%的青年选择了水污染，而土壤污染、噪音污染、光污染和其他污染均存在，可是选择的比例十分小，而调查时正值雾霾天气肆虐、长江死猪漂浮等环境事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时期。因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对环境问题的建构，也是影响青年科技观念革新的重要因素。

曾经，在“经济至上”的发展观念影响下，相应的信息控制和解释机制有意无意地回避或掩盖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客观实在常常在利益博弈失衡的前提下被弱化甚至虚化；现在，如果我们要切实推动青年，乃至全体公众科技观念的更新、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那么，城市政府的发展思路必须首先改变、对环境问题的“遮蔽”策略必须首先改变。当城市不再被“资本”绑架时，“自然之魅”才能真正得以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