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演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4.1.2　生态演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的人类生态学过程特征在“计划”中难以体现，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呈现了活力，群体与机构在空间流动中形成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化是在集聚与扩张、侵入与接替、分化与隔离的生态过程中完成的，其中集聚与扩张是城市居住分化过程的基础，侵入与接替是城市居住分化过程的核心，分化与隔离是城市居住分化过程的结果。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在转型时期呈现出一个大的转向，这种转向当然与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向结下不解之缘。从中国住宅面积的变动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中，人均及户均居住面积指标是国家用于控制住房面积标准的关键^[10]。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居住行为完全受制于政府的安排。19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加快了经济格局的重组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步伐，城市经济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郊区化、国家政策等众多影响因素，形成集聚与扩散两股力量，使城市空间结构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交互影响下不断影响，而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与此相同。今天的城市化已经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城市化已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城市化已成为一种生产手段^[11]。城市建设活动也不再只是一种消费，而更是一种生产手段，其产品是城市化的空间。城市化空间的变迁包括新城市空间“量”的增加和现有城市空间的“质”的提高（图4.1、图4.2）。

图4.1　南京城市地域空间变化过程示意图

城市居住空间作为城市化空间的“子空间”就其变迁形式，概而言之，可分为以下两种:

1）居住生态在中心区的复兴

城市主导功能的根本性转变、城市内部空间的重新组合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全面更新，是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质”的提高。

（1）城市功能转移强化了中心区的居住功能

中国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仍处于前工业化

图4.2　南京城市地域空间变化过程示意图

社会时期，所以以工业化为动力的城市化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普遍特色。但由于过分强调、突出城市的生产功能以及工业生产基地的作用，片面地重视生产性建设，城市用地中工业、仓储等生产性用地比重居高不下，而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缓慢，非生产性建设被忽视，城市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和住宅供应严重不足，道路交通、生活居住、绿化等非生产性用地比重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主导功能由生产向生活转移，城市中心区的居住功能逐渐得到了强化。一方面，在南京主城区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城市工业逐步外迁，原有工业用地大量转为第三产业用地，为房地产、金融保险、交通邮电等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为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南京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进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公园绿地，大大改善了城市的居住条件。

在南京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西方城市的“空心化”现象，即城市中心区内富裕的中产阶级从市中心迁出、低收入者和城市贫民集聚内城、城市财政入不敷出、商业衰退萧条的现象，而是主城区更加繁荣。这一现象与中国城市发展仍处在集聚发展阶段有关，主城区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依然是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

（2）城市更新推动了中心区的复兴

随着现代南京城市的发展，历史上的旧城区已经变为主城区中的历史街区，如门东、门西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性文化特色，经历了岁月风霜的洗礼，这一地区成为区域性的衰败、发展缓慢和机能不全的典型区——老龄化集中、贫困化集聚、年久失修的建筑濒临倒塌、居住环境质量低下、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备、道路与现代交通方式等存在冲突。由于传统空间在结构上存在着大量的物质性老化问题和由此引起的功能性老化和结构性衰退现象，南京城市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城市的更新改造。许多旧城区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该区域经济衰落、居民收入较低、以至于无法进行翻新建设，致使旧城区逐渐变成危房区和棚户区。

在改革开放之前，无论城市的大与小，由于受到“先生产，后生活”政策的影响，城市面向旧城改造缺乏长期、明确的发展计划，而且改造力度非常小，多为应急式的，旧城的改造仅仅停留在物质性改造和物质磨损的补偿。改革开放以后，旧城更新改造由政策驱动型向效益驱动型转变，旧城区成为现代城市空间中的一个空间“宝库”。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其一，中国城市面临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合适的空间；而中国旧城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处于城市地理的核心位置，是第三产业用地的首选地段，且升值潜力巨大，对开发商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成为投资开发的热点。其二，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推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需要相应的空间。迫于政府强调耕地保护政策，房地产开发只能将重点转向对旧城区低空间的优化。其三，随着经济长期持续而高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对改善旧城基础设施匮乏、居住拥挤、建筑破败等现象的要求日益强烈。而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兴建市政基础设施，提高居住水平等，也迫切需要改造旧城。其四，大规模的新区建设为旧城区更新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旧城区有可能重新进行功能定位，转移工业并疏散中心区过密的人口。目前，南京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像一把“剃头刀”，现代化的高楼屋宇取代了低矮破旧的房屋，宽阔笔直的道路取代了小街小巷。

2）居住生态走向郊区化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各类城市普遍和显著的外向型扩张和新城市的大量增加，成为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的“量”的增加的主要内容。居住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在城市各类用地的比重中，居住用地比重最大。在城市用地向外围空间侵入、扩展的过程中，居住空间结构性的外延和功能性的外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住宅的发展

以1979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将城市化抽象为一条被拉平的、三阶段划分的S型曲线为基础，中外学者普遍认为相对于城市化三阶段的进程而言，城市住宅的发展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2]:①初期阶段。随着工业在城市的集聚，城市的数量和城市人口规模逐步增加，由于此时的城市化增长速度有限，城市人口的基数低，城市住房的压力轻。与此同时，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物质基础，决定了大多数居民只能生活在状况较差的居住环境中，这就意味着初级阶段城市化进程中对应着初期的居住条件。②加速发展阶段。当城市化水平，即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达到30%之后，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已经在城市体系中打下一定基础，并产生向前发展的势头，即所谓发展的惯性，在这种推力下，城市化的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城市的数量和人口急剧增加，大城市人口骤然膨胀。对于突发其来的人口浪潮，城市的建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从而出现住房拥挤、住房短缺的状况。③后期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城市化水平超过70%之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趋缓，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向郊区扩散，出现所谓“郊区化”现象，工业对城市化推动的主导作用已被第三产业取代，此阶段的城市已具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很高的经济水平，住房的主要问题已由数量不足转化为居住质量问题。

（2）产业郊区化是居住空间变化的直接原因

现代城市的发展是以工业发展为标志的，笔者对南京产业结构及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做了专门的调查，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强调建设生产性城市，大量的企业集中在城区中，占用了大量的城市用地。进入1980年代，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使第三产业在现代城市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土地利用效率、土地价值的观念得到充分体现，为了提高城市土地的产出效率，在追求最大效益的前提下城市产业结构得到较大程度的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在空间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产业进园区的方式，形成产业郊区化现象。受到经济效益、土地供给、环境污染和第三产业强大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以往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工业企业在政府的行政参与下，逐渐向城市的边缘区搬迁，实现了城市中心用地的“退二进三”。

产业结构在空间上的调整，继而也引发了居住空间的变化。许多开发商利用郊区价格“洼地”的优势，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并建设了相应的生活配套设施。而随着工作场所由城市中心区转移到了边缘区，许多居民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居住空间进行了外迁。

（3）住房商品化推动城市住宅用地向郊区发展

住房的商品化使房价成了人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如在前面分析的，由于土地有偿制度的实施，城市土地呈现出“距离衰减”和“距离递增”规律:离城市中心越远，地价越低；相反，地价越高，则越集中在城市内部。尽管有分期付款和银行按揭的支持，主城区商品房的价位与一般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还是相差甚远，大部分居民仍只能望楼兴叹，高中心区房价制造了居住“高门槛”，导致大量的居民寻找房价相对低的郊区住房。如江宁、江北地价较低，商品房的售价也大大低于市区，部分楼盘甚至提出了让工薪阶层实现拥有别墅的梦想，这无疑推动了城市居住空间的区位由中心区向郊区演变的进程。

（4）郊区生活方式作为一种追求

一直以来，在南京市民的眼中，“城墙外”就是郊区，郊区是一个被城市生活排除的空间，是一个打上了“农村地域”标签的地方。但是随着南京城市的发展，“城市病”高发的地区集中在主城区，这里人口密度大、住房面积狭小、交通拥挤、环境质量差。但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改善居住条件的欲望对城市中居住用地不断增加、住房不断地兴建、住房条件不断改善产生极大的推力，这使得居住供给与居住需求成为现代城市发展中的一对矛盾。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经验和历程告诉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拥有郊区带庭院的独户住宅是城市居民的梦想和追求，郊区成为化解这一矛盾的出路。同时，以郊区生活方式为特色的美国居住文化^[13]，已形成一种氛围；在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眼中，美国版的中产阶级是其模仿的对象。在郊区，居民能实现住房宽敞、环境优良的梦想，且价位相对城区住房低很多。因此，在来自郊区的“拉力”与来自城区的“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居民由城区纷纷迁向居住条件相对好的郊区，推动了住宅郊区化的进程。

在主城区有限的居住用地与居高不下的房价构成的双重压力下，南京“城墙外”的郊区已不再是偏僻、荒凉的代名词，随着产业的外迁、交通的外延、特色休闲娱乐区的建设、生活配套服务机构的强化，已经成为南京城市居住现代化的象征。与此同时，旧城改造发展迅速，大量城市居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迁回原居住地。于是，在市场机制推动和政府行为的干预下，许多居民开始在郊区定居，逐渐形成规模不等、形式各异的居住社区，并在城市远郊地带形成“飞地型”居住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