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关后的丝路交通

第二节　建关后的丝路交通

关城贸易

一、明代

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军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建都南京，后迁都北京。明朝以南京、北京为中心建立水陆交通，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的先河，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盛兴。尽管如此，传统的丝路交通仍在通行。明代继承元代遗规维护边疆的稳定，完善驿运制度，保障丝路畅通，通过丝路同西域、中亚等地仍然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明史·西域》载：“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但是，同两汉、隋、唐、元代相比，丝路交通无论从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范围和广度，或是道路长度、沿路设施、通畅条件、运输量等方面，都大大缩减了。

所有这些都是丝路交通衰退和变迁的象征。明代中期后，丝路经过的西北边疆地区，时常发生边患，为了加强边防，修筑了长城，在长城西端丝路交通要冲嘉峪关增固关城、关楼，增加防御设施，根据形势之紧张或缓和，或开关弛禁，或闭关限制，人为地阻隔丝路交通、经贸往来的通畅。到明代后期，欧洲一些国家逐渐进入工业革命时期，航海和海上贸易进一步发展，而中国西北边疆由于政治纷争、军事行动，丝路交通环境进一步恶化，而国际商贸中心由地中海沿岸转向欧洲，故由亚欧丝路大通道进行的长途物资运输和商贸往来逐渐减少，陆上丝路交通进一步衰退。不过，地区间、民间的交往和局部的商贸交往仍绵延不断。

明代通往西域、中亚道路起点为北京。其走向为：从京师（今北京）出发，经河北保定、河南彰德（今安阳）到洛阳，再过函谷关、三门峡进入陕西，经潼关、临潼，到达西安府。再从西安府西行，分南北两线，北路从西安府出发，西行至兴平，折向咸阳北行经乾州、邠州（今彬县）、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到平凉府；然后，从平凉府出发西北行，再经隆德、静宁、会宁、安定（今定西）、金县（今榆中）至今兰州。从兰州西行又分南北二道：北道从兰州西北行，经庄浪卫（今永登）、古浪到达凉州卫。再循甘凉道至河西走廊的甘州、肃州，经嘉峪关西行经安西（今瓜州县）、星星峡等地进入新疆，再西行经哈密、吐鲁番等地至可失哈尔（今喀什）同南道相接，可达安集延、撒马尔罕等，南越葱岭，可通往伊朗或印度。此道中从平凉到兰州段要翻越六盘山，道路艰险且远，故从明宣宗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开始，从平凉府到固原南的开城向西北，经固原、干盐池至迭烈逊堡过黄河然后直达凉州。南路从西安府出发，经兴平、武功至凤翔府，然后折向宝鸡，经秦州（今天水）巩昌府（今陇西）、安定到达兰州。从兰州出发，南线经河州（今甘肃临夏市），由炳灵寺过黄河行经碾伯所（今青海省乐都县）、西宁卫、乌兰、香日德至格尔木，然后折向北行，到达今新疆的若羌，再经于阗（今和田）、莎车、喀什，越葱岭，可通往印度或伊朗等国。

明代，嘉峪关为西边极地，建关设防，凡商贸交流，使臣出入皆需经此关城。明朝在嘉峪关以西到新疆哈密之间建立关西七卫，授予当地少数民族头目指挥、都督等头衔统辖管理部落。关西七卫的设置，保障丝路交通畅通，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明初陈诚、李暹等出嘉峪关远使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撒马尔罕等中亚各地，证明了明代前期丝路的通畅情况，也为以后东、西丝路交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明代城北丝路古道（1999年冬拍摄）

修筑长城，设置亭障，沿长城就形成了一条交通线；河西至西域原来的游牧区开辟为新兴的农业区。这样就保证了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外商贾和使者的安全，提供了食宿等方便，确保了旅途所需物资、食品以及饮水的供应和补充；并且提供了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道路交通的长足发展，不仅为输送物资带来方便，而且还为传递文化、传播文明创造了条件。“丝绸之路”便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交通大道。在嘉峪关市境内新城乡魏晋墓彩绘砖壁中就有很多的采桑、缫丝工具、丝绸绢帛、丝束的画面，这是桑蚕生产的文明体现。桑蚕文化的西传，据说是汉代和阗王为得桑蚕，向东国求婚，并让东国的公主携带蚕种，王女将蚕种藏在帽中，躲过了玉石障、阳关等关防的检查，从此蚕种传入了西域的和阗等地，然后将丝绸传入印度。公元161年至公元180年中国丝绸传入罗马，其价值与黄金相等。

采桑

嘉峪关是明代丝路上的交通要冲。每年从西域来朝贡的方国、部族或商队有20～80个之多，都须入关进入中原。关西只有一条道路，出口经大草滩、惠回堡、赤金峡、哈密等进入西域。东去经安远寨、丁家坝到肃州，或经野麻湾堡、新城堡、果园到肃州两条道。

为了方便商旅和使臣及物资贡品运输，嘉峪关内外设有驿站嘉峪驿、肃州驿、双井驿。

明代前期，丝路沿线中西文化交流十分广泛，其地域跨及亚、欧、非三洲。大凡有自然科学、哲学、天文、历法、绘画、艺术、体育、音乐、造纸、印刷术等类，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补和发展。

明代与西域和中亚的“朝贡”关系，实际上是贸易交往的特殊形式。“朝贡”的使者一入嘉峪关后，一切食宿、路途费用，皆由官府供给。各国使团、商队、僧侣、游人等至嘉峪关，先向住守官员呈报名册和贡物名称、数量以及人数和行李携物。报完后，或让全许入境，或仅半数，或全不许入境。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八月二十六日，沙哈鲁之子弥儿柴贝桑格儿算端阿合马往北京任使节，到达嘉峪关。同日验证接待使节、商人全体共510人。可见这条贸易之道的繁荣。特别是甘州、肃州所产的大黄质量最优，每年被西方使节、商人经嘉峪关驮运而去。“哈密等处商民，由甘、肃私豫大黄五千余斤……运至新疆由回子布鲁特处转卖于俄罗斯”。清乾隆年间，经嘉峪关到喀什噶尔“每年茶叶私贩出卡者，竟有十余万及二三十万斤之多”。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至十六年(公元1751年)，准噶尔吹纳木克、图尔都、哈柳、额尔肯等商人，入嘉峪关在肃州进行贸易，一次率商队达数十人，牛羊、骆驼成千上万，成交白银多者一次88800两。

明代，沿丝路经济文化的交流虽然不断，但宗教使者和传教士却大大减少。但也有西方传教士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十二月，葡萄牙旅行家鄂本笃到达嘉峪关，因办理入关手续，在嘉峪驿住25天。鄂氏由于路途寒苦，备受艰辛，到肃州不久卧病不起，于公元1607年4月11日病逝于肃州，终年45岁。叶尔羌王代表身份持护照随商队于公元1605年10月17日到达哈密，在哈密停住一个多月，由哈密东行九日于十二月初到达嘉峪关，因等总督入关回音，在嘉峪关停留休息二十五日。得总督许入复音，动身，行一日抵肃州。

二、清代

清代的丝绸之路，是清朝在对西北用兵，完成统一全国，巩固西北边陲大业中广泛征用民众筑路修桥、修建车马行栈、完善驿运制度、改进运输工具、发展驿运事业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清朝定鼎北京后，在承继明朝的基础上，很快建立起以北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特别是道路交通畅通发达，驿道纵横，“官马大道”直通各行省。丝路干线成为北京连接西北和通往中亚部分地区的道路交通干线，并演变成“兰州官道”、“官马西道”或“陕甘新大驿道”等称谓。这条干线对中原同西北、清廷同中亚诸地的经济、文化交往，对维护中国沿边地区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以及对加强各民族的交往和团结都起了重要作用，也为近代公路交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官马西道”，是指北京通往山西、陕西、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干线道路。它由北京——太原、陕西——四川、四川——西藏、陕西——甘肃、甘肃——新疆、北京——伊犁台路等部分组成，其中陕西甘肃、甘肃新疆段是丝绸之路干道。

“官马西道”自北京起，南行经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到新疆伊犁，计经过140个驿站，行程10700里（见祁韵士《万里行程记》）。清代“官马西道”肃州段计有驿站肃州临水驿、肃州在城驿、嘉峪关驿、惠回堡驿四处。这段道路是清代中原同西北进行政治、经济和物资、文化交流以及商业贸易的主要道路，也是清廷统一西北边疆用兵、运粮的主要通道。此段道路设施和管理比较健全，通畅条件始终比较良好。嘉峪关西黑山湖设有军台。嘉峪关驿东至酒泉驿七十里，西至惠回堡驿九十里，专为往来使节、官员及文书传递者提供休息食宿。嘉峪关塘东至丁家坝塘四十里，西至双井子塘四十里，专为投递军事文书而设。同时又有嘉峪关至沙州的道路，共程八百八十五里；自野麻湾由阿拉克脑儿至巴里坤的道路，一千六百三十里；自嘉峪关，由布尔哈苏台至噶斯，一千二百六十五里；自嘉峪关，由沙州至噶斯，一千二百六十八里；自嘉峪关，由插汉冲吉至哈密，一千二百六十八里；自嘉峪关，由乌蓝托里木至哈密，一千二百四十五里；自嘉峪关，由昂吉尔兔至哈密，一千三百一十九里等通往噶斯、巴里坤、哈密的不同分路（《肃州新志》）。

清朝前期新疆北疆蒙古准噶尔部、南疆回部都未诚心归附，反清变乱时有发生。为了平定准噶尔、安定回疆，从康熙、雍正到乾隆都注意加强西部要隘嘉峪关的防务，极力将嘉峪关建成后勤保障有力的兵站。此时的嘉峪关当是丝路上最繁忙的交通要冲。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北疆、南疆先后平定，西陲大功告成。从此，嘉峪关成了名副其实的内地关隘。它在继续保持军事功能的同时，向着发挥商贸经济功能转变。

清代，嘉峪关曾经迎接过新疆漠南49部蒙古王公，天山北路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蒙古、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辉特部，天山南路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以及葱岭以北的柯尔克孜、哈萨克族和西藏班禅六世等，到北京和承德避暑山庄表贡、竭见皇帝等。

嘉峪关南20里

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清廷接受钦差大臣那彦成的奏请，在嘉峪关外及阿克苏设立茶务稽查局，稽查官商、私商售茶价格及应纳课税等。这样，嘉峪关也就担起了税关的责任。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为了沟通中原同西北的交通，保证清廷进军新疆的运输需要，曾动员沿路民众和官兵整修官马西道，即丝路东段和中段的部分线路。

嘉峪关西南眺望（1908年拍摄）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左宗棠出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因转运军火、军粮银饷等军需进新疆的急需，抓紧对官马西道甘肃境内平凉至兰州，兰州至平番（今永登），新疆境内哈密至巴里坤等处进行重点整修，使这条干线驿道的通行条件大大改善。又通过在官马西道沿线置驿设长，确保道路运输安全，并组织合理运输，采取分段运输，合理使用运输工具和官办民营，加强运输管理，发展了道路运输业。由于道路运输问题解决得好，粮足食丰，兵强马壮，士气高昂，清军在左宗棠率领下取得了进军新疆、收复失地、扫灭阿古柏政权的胜利。此时，左宗棠坐镇肃州大营，亲临嘉峪关视察，整饬营务，维修关城，规划交通，指挥各路大军顺利出关。

左宗棠抬棺进疆

清朝末期，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交通运输发展方面的新技术日新月异。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如火车、汽车、轮船等逐步进入各国，公路修筑的浪潮也在欧、美掀起。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使中国经济遭掠夺，中国更加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与此同时，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也陆续传入中国。

丝绸之路上通行汽车、兴修铁路是现代交通兴起的标志。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传统的丝路交通逐步成为历史陈迹。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意大利人西皮奥内·博尔盖亲王等三人，驾驶“伊塔拉”牌小汽车，由北京起始，沿“官马西道”经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省区，从新疆出境返意大利，这是沿丝绸之路最早通行的汽车，并在沿途的平凉、兰州、武威、酒泉、嘉峪关、哈密等地流下了历史遗迹。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从江苏连云港至甘肃兰州的陇海铁路开始修建，1945年才逐步通车到兰州，这是丝绸之路上最早兴建的铁路。

清末至民国初年，嘉峪关一度变成税卡关口。凡出入者必须纳税，方得通行。过往客商携带货物，则按货纳税，“洋货进口税、子口半税、子口单税等……正子税，进口各货应纳关税三分减一征收”。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每人出入关收税一百二十文，牲畜每头四百文”。“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中俄签订条约，俄商前往嘉峪关贸易货币至关而止，应得利益照天律一律办理”。关税一直延续至“民国23年(公元1934年)10月底，裁费存关，关务暂归特税局监办，监督亦由特税局长兼任”。

随着汽车的出现和铁路的始修，对西北各省、区现代交通的兴起有着启迪和推动作用。而清末左宗棠对丝路干道的整修则为西北各省、区国道、省道公路的最早兴修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现代交通兴起的过程中，丝路交通确实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1929年

驼伴嘉峪关